根據國家統計局年度社會和經濟發展公告，到2020年，中國城鎮化率是60%左右。但此次七普數據告訴我們，城鎮化率已經達到了64%。
從年度報告到普查數據，城鎮化提高了4個百分點。
之前社會各界的“反城鎮化”想法被重重打臉了。例如城鎮化會帶來社會風險、城鎮化會峰頂、城鎮化大概在60%左右就不會再進展了、城鎮化的動力都已經沒有了……現在看來，完全沒有擔心的必要。
真正遠超大家預期的結果是“人口流動規模”。
年度數據預告的流動人口規模是2.7億-2.8億，但七普數據之後，發現了人戶分離統計口徑的問題——只有當人戶分離出現在縣之間的時，才算作流動人口。實際流動人口的規模達到了3.7億。
換而言之，此次人口普查的數據比平常年度公佈的數據整整多出1個億，不能小看這1個億，中國才14個億。而且，去年10、11月人口普查的時候疫情的衝擊還沒有完全恢復，數據只會是低估的。
很多人認為城鎮化人口流動已經到頂了，甚至有人說出現“農民工的迴流”的情況，其實完全沒有必要擔心。從數據結果來看，跨省流動佔到流動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
也有很多人在幻想著中國的未來，沿海地區生產成本上升後，大量產業轉移到中國中西部以後，人口迴流了；鄉村振興運動以後，城鎮化進程停止了；戶籍制度改革不用改，改著改著他們也不來了。
但事實上這些仍是長期趨勢，我們要放棄幻想。首先，我們一同看一下十年間的人口流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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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和廣東的對比情況是，上海常住人口統計是2487萬，過去十年間增長了185萬。廣東人口是1.26億，十年間增加了2171萬。
另外，廣東大量人口流入就流入到珠三角，尤其是廣東和深圳的周圍，而廣東外圍卻出現人口負增長。
其次，我們再觀察一下城市發展。
傳統中國思維角度，上海是“一個城市”，城市達到2000多萬後，便採取控制人口的戰略。我們需要跳出傳統思維來重新思考，通過這兩個夜晚燈光圖回答兩個問題（參考圖1）。
圖1
上海到底是不是“一個城市”？
在國際比較的視野裡，中國地級市、直轄市的範圍基本包含著幾十個歐洲、美國、日本定義下的“市”。例如，日本第二大城市橫濱，橫濱與第一大城市東京的距離是35公里，從上海的視角，其實是人民廣場到松江距離。
但上海和周邊的城市都沒有連成片發展，在上海和江蘇中間還有一道黑黑的邊。
廣州和佛山是不是兩個城市？
理論上，廣州、佛山是兩個城市，但通過燈光圖，會發現廣州、深圳、佛山呈現出“連片發展”的現象。
單獨看廣州和佛山，廣州人口1800萬，佛山人口950萬，但廣州和佛山人口總和是2818萬，超過上海。廣州和佛山的關係可等同於上海浦東和浦西的關係。所以，上海如果真要控制人口很容易，讓浦東分出去。
再看深圳和東莞，分別是1000萬和1700多萬，人口總和是2800萬左右，也超過上海。雖然深圳和東莞的面積總和只有上海的三分之二，但是深圳和東莞之間也無自然邊界，完全是連接狀態。
通過這些比較，我們可以重新迴歸思考以上海為代表的“長三角發展”，並延伸至中國對其他大城市人口發展態勢的判斷。具體看一下上海的人口結構：
1. 上海60歲以上老齡化人口占比23.38%，15到59歲的數據上海佔66.8%。上海在人口出現老齡化的時候，勞動年齡人口占比卻高於全國平均值。換言之，大量年輕勞動力進入上海補充勞動力。上海勞動人口中超過一半是沒有戶籍的外來人口——“超過一半的外來人口”不包括已經拿到上海市戶籍的外地人。
2. 與此同時，上海0到14歲學齡人口占比僅9.8%，是全國唯一一個低於10%的地區，排在第二位的是北京。0到14歲的比重和15到59歲比重支架的差額反映什麼信息？這是什麼原因呢？
背後反映的是“少子化”問題。大量打工者在上海打工，但上海沒有接納他們的孩子在上海接受教育。這也是當前中國面臨的非常嚴重的社會問題，“留守兒童”問題。根據測算，中國留守兒童的20%，其父母在一線城市工作。
這是非常明顯的衝突，一方面，人口老齡化需要大量外來勞動力補充；另一方面，對外來人口的子女公共服務、教育不足。
主持人剛剛提到“中國家庭規模降到了3億以上“，很大程度上便與人口大規模流動有關，人口流動以後導致了家庭的分居，尤其是年輕一代和父母分居。
總之，發展一定會帶來爭議，爭議也是讓大家對未來人口流動的趨勢做出有分歧的判斷。
二、人口流動=區域發展不平衡？
提到人口流動，我們不可避免地會聯想到背後的原因，最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區域發展不平衡。但人口流動就意味著區域發展不平衡嗎？我們關注地區間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到底在關注地是總量不平衡還是人均不平衡？
我們口頭上談論區域發展不平衡是指“總量”，如果換“人均”角度，我們觀察地結果會完全不一樣。
首先，最明顯地便是南北差距，2020下半年中國還掀起了一場關於“南北差距”的討論，坊間一種說法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是“南宋地區”，這種視角仍是關注經濟增長的總量差別。南宋地區是中國經濟條件最好的地方、市場化程度最高的地方，增長速度快完全是意料之中。
圖2
然後，我們再看人均數據（參考圖2紅線）——中國北方城市的人均GDP除以南方城市的人均GDP。改革開放的起點比值在1.5%左右。回到40年前，主要因為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北方城市重工業的發展，人均發展水平大幅領先於南方。經過40年發展，90年代中期時，南北方基本是“1”，完全是平衡的狀態。所以，從人均角度來看，南北差距基本不存在。
我認為所謂的“南北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地理問題。中國南方擁有大江大河，尤其是長江，我把長江武漢以東的沿江港口+舟山+寧波+珠三角地區的大港口從南方樣本里拿掉，當我把港口樣本拿掉以後，南北差距又回到1的水平（參考圖2綠線）。
通過亞洲船舶地理位置分佈衛星圖（參考圖3），不難看出：長江的力量導致中國經濟發展區域格局非常重要的因素，長江經濟帶佔中國GDP的40%。這依舊是未來中國區域發展、人口流動空間佈局的決定性因素。
圖3
三、未來中國發展，在聚集中走向平衡
關於中國未來的發展走向，我們可以通過中國、美國、日本的比較，先看美國（參考圖4）：
藍線是美國城市和城市之間GDP規模的差距，數據非常高。說明美國GDP集中在少數地方。
紅線是美國城市和城市之間人口規模差距，也很高。說明美華人口也是集中在少數地方，這也是“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的問題。
黃線是美國城市和城市之間人均GDP差距，非常低，在人均意義上幾乎是平衡發展的，雖然高度集聚。
圖4
我們可以思考一個問題，當人口和經濟都高度集中在少數地區的時，人均會怎麼樣？這是華人思考問題時很大的盲點。
日本與美國相似，藍線是日本城市和城市之間的GDP總量差距，雖然不如美國高，但也很高。紅線是人口規模差距，與美國一樣也很高，這兩條線捱得很近，所以日本的城市和城市間的人均GDP差距和美國一樣，非常低。
我將此稱之為“集聚中走向人均意義上的平衡”。
中國城市和地區之間的地理條件差異比日本要大，甚至超過美國。真正的問題不是GDP高度集中，而是紅線所代表的人口集中程度遠低於GDP的集中程度，這就導致地區間人均GDP的差距。
人自然會往收入高的地方流動，雖然華人均GDP差距遠遠高於日本和美國，但是黃線在慢慢下降。什麼原因導致的呢？
因為紅色的線在慢慢上升。換而言之，人口流動過程中，當人口向少數地區集中的時候，人均GDP規模在縮小，這就是“集聚中走向平衡”的發展趨勢。而且會是長期現象。
在再一下美國和中國的對比（參考圖5），藍色柱子是美國每個州佔GDP中的份額，高度集中在少數地區，前三個州佔有美國GDP的30%。
紅線是美國每個州在全美人口中所佔的份額，是高度集中的，並且每個州的人口份額和GDP份額幾乎是一致的。並且美國會出現區域中高度分工，人多的地方發展現代製造業、服務業，人少的地方做大農場、旅遊業、自然資源型的產業，區域之間實現協調發展。
圖5
以美國作為對比，中國出現的情況卻是藍色柱子和紅線的不一致（參考圖6）。最近人口普查數據公佈後，我的合作者用最近七普數據做了圖，與目前的圖進行對比，趨勢表明線已經慢慢向柱子靠攏，每個省份的人均GDP慢慢趨於均等化。
圖6
目前為止國家還未公佈全國範圍內完整每個市、每個縣的人口數據，所以沒有辦法做圖。我們通過2015年的小普查，觀察一下華人口流動方向，紅色表示是人口流入，藍色是表示人口流出。人口流入的地方就是沿海地區、東南沿海地區，主要是長三角、珠三角。
中國中西部周圍，紅色地方大量集中的主要是省會城市，以及少數經濟發達但不是省會城市，比如大連。越是遠離沿海、遠離中心城市外圍，人口流出越多，人口是負增長的。
展望未來，我的做了預測（參考圖8）。假設到2035中國可以實現勞動力的自由流動，未來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人口會是中國的集聚點，越是遠離中心城市，人口相對較少。華人口在中西部圍繞著國家級中心城市和大城市佈局，圈較小的區域會成為人口負增長的地區。
這是不是區域發展不平衡？
根據預測，當未來華人口分佈達到這樣狀態時，中國城市間的人均GDP差距將縮小到日本和美國的水平，中國會成為了現代化國家——效率和區間協調發展兼具，人均GDP水平幾乎一樣。
圖8（暫未包括領土港、澳、臺地區，圈越大意味著的人口越多）
四、應對人口空間佈局變化
面向中國未來人口空間佈局大變化，我們首先還是需要放棄幻想，下定改革決心。今天所看到的趨勢不是短暫的，也不要再認為未來城市化會逆轉、農村迴流等等。今天的制度要為人口的長期流動而準備，而不是做好要回流的準備。
應對目前的人口空間佈局，我的幾個想法與大家簡單分享一下。
深化戶籍制度改革
2020年，在深化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的指導意見裡，明確提出要推動超大和特大城市調整和完善積分落戶制度，探索在長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建立起戶籍准入年限的同城化累計互認。
接下來，在城市群內部可能發生的情況是：
以珠三角為例，在其他地方待了五年，又在廣州待了三年，在廣州申請積分落戶的時候可以累計為八年，意味著在城市群內部可以逐漸實現積分落戶的同城化，方便人口自由流動。
未來的中國將試行以經常居住地登記戶籍制度，中央明確提出要推動公共服務資源按照常住人口進行配置。
面對“七普數據所體現出來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問題，跨地區城鄉間的人口流動可為製造業、服務業源源不斷地補充勞動力。在總量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情況下，人口流動所帶來的空間佈局變化，可以延長製造業和服務業的人口紅利。
“十四五”期間國家明確，要重點推進在城市常住人口500萬以上的特大和超大城市的戶籍制度改革，大幅度提高積分落戶標準里社保繳納年限和長期居住年限在積分落戶中的權限。慢慢調低教育標準，為農民工群體在城市落戶創造條件。
“地隨人走”成為趨勢，超大城市需擺脫“開發強度”桎梏
當人口逐漸自由流動，並且出現流動趨勢的時，土地制度也會發生變化。
去年，中共中央發佈的《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指導意見》中提出要完善土地計劃管理，增強土地管理靈活性，為優勢地區提供發展空間。
這意味著在人口流入的地方可以獲得更多的居住土地供應。
這已得到了中央層面的重視，是多年呼籲產生的政策變化。從去年的12月，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今年兩會期間，都單獨提到“要在土地和住房政策要一城一策，應對特大城市的住房供應問題”。
在人口持續流入和房價高的城市增加建設用地供應，加強低效利用的工業和商服用地轉化為住宅用地的靈活性。上海正在研究和制定未來允許閒置的商服用地向居住用地轉換。
建設更多的商品房和公租房，也已轉化為中央政策，在大城市裡要增大住房租賃房的供應，並且在用地的供應商傾向於租賃房。適度放鬆容積率管治，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住房。在保障安全的情況下，對類似的城中村等低城市居住形態增加包容度，使得低收入的群體在城市裡落腳找到合適的發展空間。
加強流動人口子女的教育投資
中國面臨老齡化和少子化問題的時，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便是戶籍制度帶來的“人口流動更加自由”，著眼長遠，還是要靠教育。
根據OECD國家數據顯示，人均受教育年限在13-14年，而此次人口普查的數據顯示，勞動年齡以上的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是10年左右，距離高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大概低了3到4年。
補足差距還需要回歸於高中階段教育，大量農民工群體接受的是初中以下的義務階段教育。
中國如果要提高人力資源水平，邁上人力資源大國，非常重要的工作是要提高農村戶籍孩子的教育投入。因為哪怕沒有義務教育十二年，城裡人的孩子肯定要讀高中，至少是職業教育高中。
但大量農民工群體的孩子教育是放在老家好，還是放在父母所在的城市？
農民工群體用自己的選擇告訴我們答案，在長三角地區打工的農村戶籍的父母，即使不能把孩子放在所在城市接受教育，也會削減腦袋把孩子送進老家所在的縣城地級市、省城讀書。如果接下來再不順應這樣的需求增加教育的投入，就不利於把下一代人力資本進行提高，建設人力資源大國。
很多朋友不太同意我的話，在農村地區加大投入可以提高公平。這也是對的。農村地區依然存在孩子的時候要進行教育，提高教育公平性。
但是當大量人口已向大城市集中時，同樣的投入藉助於城市規模經濟效應可以提高教育質量和回報。
研究發現進城時間越早就對城市的融入越好，就有越高的概率進入到現代服務業工作，就有越高的概率進行企業的創業，收入就更高。
農民工進城問題以及對子女教育的問題不止是教育的問題，而是順應中國未來現代化發展，讓農二代、農三代儘早進城融入城市的問題。否則我們耽誤的不僅是教育，耽誤的是農民工進城對社會的融入，以及對未來中國現代化成果的分享。
由此一來會出現對教育的需求，超大城市一定要結合政府、市場、社會三方力量，加大投入。在人口流入大城市會出現大量建學校的需求，尤其是高中，今天的高中階段教育仍然不向著外地人孩子進行開放的。
最為痛苦的一種情況是有很多來人口孩子出生在上海或北京，如果學習成績差就算了，讀讀技校甚至不讀了，初中畢業直接工作，但是如果孩子學習成績很好，回到老家當地教育不對接，留在大城市，體制卻不能接納這樣優秀的農二代讀高中，進入大學教育的。
如果不重視，將來大城市可能會沒有學校用地。
例如，深圳對外地人非常開放，前些年戶籍制度相對比較寬鬆，但深圳突然發現他想去接納外地人的時候，造學校的地沒有了。怎麼辦呢？可以想辦法讓閒置的商務樓轉化為學校，教育部門說操場建在哪裡？深圳說可以學香港的經驗，把操場造在樓頂，但教育部不許。
不止於北京、上海，也包括蘇州、崑山這樣的地區，如果不進行公共服務的投入，等到哪一天要進行公共服務投入的時候，建學校的用地可能都會沒有。醫院可以改商務樓建醫院，但學校很難。
這也是為什麼最近深圳“改革倒退“，把戶籍申請落戶的門檻提高了。
收縮城市和農村減量規劃
一個地方人口增長，便會帶來另外一個地方的人口流出。人口流出的地一類是農村，另一類是收縮城市。收縮城市是指如果地區連續幾年人口負增長。
很多人想著在人口流出地加大投資，認為未來要回流。我勸你早早放棄幻想，人是可以流動的，當你在老家投資的時候，中國還有其他發展的更好的地方，創造的就業機會更多、收入水平更高、服務質量在提高、環境在改善。
根據我們的估測，今年人口負增長的地區未來基本全是負增長，一部分人口持平的地方也會逐漸轉為負增長。
收縮城市和農村未來的發展就要有準備
特別是在大城市周圍的都市圈逐漸城市化，比如像上海的周邊、長三角逐漸城鎮化，特別是靠近大城市的地方，要落實集體經營性建設，提高農村發展的機會，同時增加住房供應，緩解住房短缺的問題。
法律上已經允許做了，但是在政策層面還存在保守勢力，目前還沒有全面推開，處在試點狀況。我相信一件事情寫在法律裡，並且符合城市化未來發展趨勢的話，大家不用太擔心，只是時間問題。
人口淨流出的地方需要做好幾點準備
如果這個地方是遠離大城市周圍的，相對邊緣的地理條件不太好的地方怎麼辦？
1. 建設用地可用來跨地區交易，全國層面將建立《全國建設用地指標》和農村建設用地復耕為農業建設用地所產生的指標交易平臺，如果欠發達地區有些指標用不完或者農村經營建設用地復耕為農業用地產生了一些指標，指標可進行跨地區流轉。
2. 減量供應基礎設施。欠發達地區造了很多路，造好了以後沒車跑成了欠發達地區地方政府債務的來源。如果不做減量發展，路還要繼續投入、繼續維護。做減量發展的話，路可以省錢了，減少支出壓力。當道路變窄的時，建設用地恢復成農業用地、生態用地。
3. 注重公共服務投入的公平性和效率。農村地區人會越來越少，有的甚至只剩一位老人，是否有必要在那裡建養老院。國家層面需要思考的問題是人口流出地的公共服務要向中心城區集中，提高公共服務提供的質量及效率，在效率和平等之間達到更好的平衡。
4. 深化改革農村土地，今天仍有很多想法都在為農民工回到農村做準備。要放棄幻想，農二代、農三代，農三代對農村基本缺乏概念，從小生活在城市裡，絕對不會回去，我們為他們留在城市做好準備。
他們離開後，農村怎麼辦？其實不是特別需要擔心的問題。
農業用地已經可以在既有的產權安排下進行流轉、轉包、規模化經營。重點是宅基地，今天所實行的改革是所有權、承保權、經營權三權分離的農業土地改革，接下來改革要思考的問題是宅基地的屬性和權利是否變成讓農民分享交易和受益權。
迄今為止，農村宅基地僅僅允許在同村的村民進行交易，在貧困或極度貧困地區允許即將倒塌的閒置的宅基地轉為農業用地，把宅基地所對應的指標進行整理，進行跨地區、跨省的流轉。
相信隨著農村人口進一步城鎮化、進一步負增長，接下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宅基地出現閒置，閒置的宅基地如何轉化為指標進行跨地區的配置？一方面讓人口流出地（特別是農民）享受城鎮化分享的收益；另一方面讓人口流入地有更多的建設用地進行產業發展，容納更多的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