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但凡在地形圖上仔細觀察過中國西北邊境的朋友，都注意到過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中、蒙邊境並沒有依照一般的劃界原則，劃定在阿爾泰山的分水嶺上。如果按照分水嶺原則來看，很明顯的是中國在這一區域吃了“虧”。事實上，也並不能完全說，中蒙兩國的西部邊境沒有按分水嶺原則來走。在最西段也就是阿爾泰山脈的最高、最寬處，分水嶺原則得到了它應有的尊重，只不過當邊境線向東延伸到三塘湖盆地的西北點時，平滑的曲線出現了變化，開始向中國方向明顯的發生了彎曲。這個似乎是從中國領土上挖去的一塊肉，就是我們下面所要解讀的“阿爾泰——北塔山盆地”。　　阿爾泰——北塔山盆地，並不算是一個正式的命名。因為在現有的地緣政治結構下，相關地理、地質結構的研究者，更多標註的是國境線以內的區域。至於這個位於阿爾泰山主脈與北塔山之間的地理單元，則鮮有人關注了。不過按照一般的地理命名原則來看，阿爾泰——北塔山盆地之名，足以清晰表明這個地理單元的組成結構了。　　總的來說，阿爾泰——北塔山盆地和東疆盆地區的結構類似，是由山脈向外所延伸的支脈、山體，與主脈共同合圍出的山間盆地。在高大山脈覆蓋之處，類似的山間盆地是非常常見，並且經常成為各方爭奪焦點的。從地理形態來看，北塔山其實算不上山“脈”，而是一個呈點狀的山體。這樣一個雖然有高度，但無縱深的山體，並沒有機會單獨與主脈合圍出一個盆地的。事實上，在北塔山東、西兩側還斷續存在明顯與之呈線性排列的其他山體，其中東側山體海拔較高，獲得了獨立命名的機會（包括有大哈浦提克山、呼雷德洪山）。這些山體最終也和北塔山一樣，成為中蒙劃界的分割點。也就是說，我們基本可以認定，現在我們所看到的中蒙邊境，是劃在阿爾泰——北塔山盆地南線的分水嶺上。這也意味著，中國失去了這個，從結構上看應該屬於中國的地理單元。　　關於中國在與鄰國，尤其是北方鄰國劃界“丟失”領土的責任，應該由誰來承擔，長久以來一直是網上熱衷爭吵的話題之一。在此，我們並沒有舉去參與這類口水戰，而是僅從地緣結構的角度，來分析為什麼會形成這樣的現狀。記得在分析蒙古高原西部地緣結構時，我們就曾經分析過。蒙古高原西側的遊牧基礎與中、東部相比存在著質的不同。在蒙古高原中、東部（戈壁以北），相對充裕的水資源，使得我們在東亞大陸所形成的慣性思維才以繼續適用。即低地總能獲得充足的水資源，並形成大面積的草場。在這種結構下，山地草場只是遊牧生產的補充，被用來躲避冬日嚴寒的。然而在蒙古高原西部，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了，山地（山前）草場開始成為了主要的遊牧區。穿行於山谷之中，在各種海拔的高山牧場中轉場，成為了遊牧生活的主要內容。這樣的生活方式，使得來自蒙古高原“大湖盆地”的遊牧部落，很容易滲透到阿爾泰山西南面，並將勢力範圍延伸到山前草原帶。　　正是因為這個原因，使得匈奴人即使是在與漢帝國爭奪天山南北控制權的博弈中落敗，也依然可以保有整個阿爾泰山南北的領地。而漢帝國以及後世的唐帝國，卻始終沒有可能將整個準噶爾盆地變身為自己的勢力範圍。這種基於地理結構而形成的地緣歸屬感，一直延續到了古典時期結束時。我們並不需要為這種地緣結構的穩定性感到驚訝，畢竟在20世紀之前，整個亞洲的生存方式都沒有什麼變化。大部分的土地，在清朝時所適應的生產方式，和二千多年前的漢朝並沒有區別。這種地緣結構反正在行政區劃上，就是在清帝國乃至民國初年的行政結構中，阿爾泰山南麓都是隸屬於外蒙古板塊的（清之“烏里雅蘇臺將軍”）。　　在整個阿爾泰山南麓，都被認定為外蒙古板塊部落遊牧地的情況下，再想尋找一條分水嶺，來為西域板塊與外蒙板塊做分割線是不現實的。退而求其次的方案，是以河流作為分割線。最終，阿爾泰山脈南麓的烏倫古河、額爾齊斯河成為了西域與外蒙古板塊的行政分割線。很多時候，烏倫古河都會被誤認為是額爾齊斯河的源頭之一，但事實上這是一條獨立的河流，最終注入的是額爾齊斯河上游南部兩個斷陷盆地：吉利湖（較小的那個）、烏倫古湖。不過我們現在倒也可以將額爾齊斯河上游與烏倫古湖視為同一水系了。在失去額爾齊斯河上游中續湖——齋桑泊的控制權後，中央之國的統治者就考慮依照“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則”，將額爾齊斯河上游的河水，引入阿爾泰山南麓的另一個天然水庫——烏倫古湖了。當然，這樣的想法勢必會引發額爾齊斯河下游的那個紅色帝國的不滿。在兩國尚處於蜜月期時，這樣的舉動顯然是不合時宜的。不過蜜月總是短暫的，利益才是永恆的。當紅色中國與曾經的老大哥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切割之後，這種顧忌就不復存在了。1969年，橫亙於額爾齊斯河與烏倫古河之間，體量很小的分水嶺被打通了。烏倫古河從此額外得到了將近2億立方米的淡水補給。換句話說，這些珍貴的河水，被留在了中國境內。　　對於額爾齊斯河上游掌握在中國手中的現狀，那些強大而又對地緣政治有很深研究的強鄰，顯然早有不滿。也可以說，他們從地緣政治的角度，早就意識到了這其中的風險。而為了解決這個風險，俄華人也的確進行過一系列動作，並差一點成功。至於這些現在仍屬敏感主題的動作，具體有什麼樣的地緣背景，我們以後會分析到的。回到額爾齊斯河——烏倫古河被作為行政分割線的問題上來。從地緣結構上看，其實這樣的劃分算不上合理。畢竟河流在低地的地緣分割作用並不強。遊牧於河流兩岸的部落仍然應當屬於同一文化體系，不過一定要有明確的行政分割線的話，河流卻又總是比分水嶺，更容易被政治家所看到的。　　當然，即使認為河流適合承擔行政分割的作用，這兩條河流所能分割的也僅僅是北塔山以西部分。由於這部分包括阿爾泰山分水嶺以南，直至烏倫古河——額爾齊斯河流域的區域，在清帝國時遊牧的部落叫作“阿勒泰烏梁海”。我們可以將這一地區稱之為 “阿勒泰”。只不過這個地緣標籤，在作為行政標籤時，所涵蓋的內容會根據地緣政治作些許調整罷了。在我們現在的行政版圖中，“阿勒泰地區”包括阿爾泰山分水嶺以南，北塔山以西的整個烏倫古河——額爾齊斯河南北（國境線以內）。從地緣結構與行政結構統一的角度看，算得上是吻合度很高的劃定了。　　在阿勒泰地區，以烏倫古河——額爾齊斯河為界，歸入蒙古高原行政結構時，北塔山以東部分卻並沒有東西向的大河承擔這項使命。而在這個方向，分水嶺原則重新又得到了運用。現在矗立於北塔山——大哈浦提克山——呼雷德洪山之上的國境線，大致也就是當年的地緣政治分割線。這也就是說，最起碼在中央之國需要考慮外蒙古將要從領土中分裂出去這個問題之前。來自蒙古高原的遊牧部落，最起碼可以合法的依據地緣傳統，遊牧於整個阿爾泰山南麓的山前低地帶。　　如果整個蒙古高原，能夠一直如清帝國所搭建的架構那樣，留在中央之國體系之中的話。那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新疆也許就不會相對完整的領有整個準噶爾盆地了。問題是在辛亥革命之後，蒙古高原從中央之國分裂出去的趨勢就已經很明顯了。再將阿勒泰地區歸入隨時有可能，在紅色帝國支持下分裂出去的“外蒙古”，就變得十分危險了。任何一個有基本常識的政治、軍事家，都可以看出站上高大山脈的分水嶺，對於國土安全是多少大的保障。正是在這種危機意識指導下，1919年，阿勒泰地區被正式的劃入了中央集權體系的“新疆省”。　　現在來看，當時政治家的這種危機意識是非常到位的。僅僅是在5年之後，外蒙古就事實獨立了。如果在其有獨立之時，阿勒泰地區仍然循舊例留在蒙古高原行政結構中的話（具體大湖盆地的科布多所轄），在地緣政治上會造成什麼樣的麻煩就可想而知了。既然北塔山以西的阿勒泰地區，已經在外蒙獨立之前，通過內部行政結構調整，歸避了未來有可能出現的法律問題，那麼同樣位於阿爾泰山分水嶺以南的“阿爾泰——北塔山”盆地呢？這個問題我們再接著解讀。

西漢“準噶爾盆地”地緣結構圖如果希望探究中蒙邊境，在阿爾泰山一線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們就必須先了解一下，中央之國對於邊緣地區的統治方法了。就古典時期中央之國對邊疆地區的統治形態來說，一直遵循的是“因俗而治”的思維。即在邊緣民族承認中原政權的統治權基礎上，儘量尊重並保有其原有的政治、社會結構。就這種控制方式而言，歷史上有一個專有名詞來定義——羈縻。說起來這種羈縻之法，倒是與20世紀初，由美國提出的“民族自決”原則有些類似，表面上看都是“以人為本”理念的體現。不過透過表面看本質的話，這些尊重土著民族意願的做法，其實都是對自己控制力不自信的一種表示。或者說，在自己無力直接控制某一板塊時，試圖以的一種妥協方式將對方納入自己的體系。　　從中央之國的角度而言，如果某一區域與核心農耕區緊密相連，技術上又適合進行大規模農業開發的話，那中原王朝一定會試圖將之直接納入中央集權體系。反過來，在那些與中央之國地緣關係並不緊密，又無法進行大規模農業開發的區域，羈縻就會成為性價比最高的選擇。在張騫通西域之後，漢帝國對於西域的經營，其實就是建立在羈縻當地部族的基礎上的。這種尊重土著民族原有生存狀態的做法，加上絲綢之路為之帶來的獲得額外利益，使得漢帝國可以較少的使用耗費巨大的軍事手段，而更多使用政治、外交手段來維持在西域的統治。　　當然，從更長的歷史時間段來看，類似羈縻、民族自治一類的做法，所面臨的地緣風險也是很大的。這意味著邊緣地區，在面臨更大誘惑時，會更有力量從中央之國分裂出去。回想民國初年，執政新疆的楊增新將軍，敏銳的預感的將來有可能出現的領土風險，將阿勒泰地區直接併入中央集權體系的“新疆省”的做法，的確是非常有政治遠見的做法（糾正上一節一個錯誤，阿勒泰地區併入新疆，是在1919年。二年後也就是1921年，外蒙古已自行宣佈獨立。1924年是外蒙紅色政權上位的年份）。不過我們也必須承認一點，法律層面上的行政調整，只能規避的是法律風險。但這種行政調解，要是沒有相關的地緣基礎，最終能否如調整者所願就很難說了。這裡所說的地緣基礎，包括地理距離、當地居民的民族屬性、民心所向等因素。　　比如說清帝國在控制蒙古諸部時，就並沒有把在地緣上難以直接施政的蒙古高原，完全用羈縻的方式加以控制。為了切斷漠北蒙古與西伯利亞以及西域、中亞板塊的聯繫，唐努烏梁海盆地，以及包括部分蒙古高原“大湖盆地”，準噶爾盆地北緣的阿爾泰山南北。被劃定成為了兩個有別於蒙古高原其它板塊的行政區。前者定位為“內屬蒙古”，諸旗官員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而後者則由中央政府委任的“科布多參贊大臣”治理。　　其實類似“唐努烏梁海”、“科布多”的設計，在蒙古高原東北部的呼倫貝爾也做了。帝國將遊牧於大興安嶺西麓的諸多部落，編成“巴爾虎”諸旗，以“內屬蒙古”的形式，歸屬於大興安嶺東側的“黑龍江將軍”管轄（更不用說陰山——燕山一線的蒙古部落了）。也就是說，儘管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土地，被羈縻給了史稱“喀爾喀四部”的扎克圖汗部、三音諾顏部、土謝汗部、車臣汗部，但實際上清帝國在板塊的邊緣都設立直屬中央政府的控制點，以保證帝國結構的完整。　　上述設計，從地緣政治的角度來看是很完美的。然而當蒙古高原整體出現分離傾向時，決定諸邊緣板塊命運的主要因素，就不是這些行政上的設計了。與中央之國核心區，沒有任何直接地緣聯繫的唐努烏梁海，並沒有因為它內屬蒙古的法律地位，就當然的成為現在的中國領土。不過這一連接西西伯利亞的關鍵板塊，也並沒有成為獨立後的“外蒙古”的一部分。而是被俄華人巧妙的利用了它曾經有別於外蒙諸部的法律地位分離了出來，並最終成為了俄國的一部分。對於試圖控制整個蒙古高原的喀爾喀蒙古來說，讓俄華人從蒙古高原切走一個完整的地理單元，也是他們必須付出的代價。因為如果沒有俄華人的支持，蒙古高原並沒有借中央之國出現政權更迭之機，脫離中央之國的控制。同樣在這一時期出現分享傾向的青藏高原南部地區，就是因為缺少這種外力的強力支撐，而留在了中央之國的體系內。　　上述演變告訴我們，很多時候決定一塊土地歸屬權的，並非是自上而下的行政決定，而是取決於它本身的地緣屬性，以及與相關板塊的地緣關係。當然，在強有力的行政控制力之下，不考慮土著居民感受的行政分割本身，也會促進地緣結構的重新洗牌。就好像俄華人在歐亞大陸鯨吞大片領土之後，試圖通過民族遷徙等手段來“優化”帝國內部的地緣結構一樣。問題是這種自上而下的變化，是需要很長時間來消化，並不如那種“潤物細無聲”的，通過改變基本地緣要素而引發的自然變化來得有力。這些可能最終反應到行政結構上地緣變化，有很多種：比如因利益或人口壓力而產生的自然遷徙、通過技術提升改變土著人口的生產、生活方式等等（中央之國對東北地區的消化，就是很典型的案例）。而地緣基礎不穩，過多依靠上層的行政控制力來穩定的行政架構，一旦中央政權的行政控制力出現問題，就很容易功虧一簣了（特別是又有外力影響的情況下）。上世紀初中央之國在蒙古高原遇到的麻煩，以及蘇聯最後的解體都是前車之鑑。　　回到阿勒泰地區最終成功留在中央之國，而“阿爾泰——北塔山盆地”卻成為了一個遺憾缺失的問題上來。這兩個同屬阿爾泰山分水嶺之南的亞板塊，最終分屬不同的國家，根本原因並在於自上而下的行政調整。而是在於，早在清帝國晚期阿勒泰地區的地緣結構，就已經發生了顯著變化。這一變化直接導致了喀爾喀四部，在越過阿爾泰山分水嶺，佔據了絕大部分“阿爾泰——北塔山”盆地之後，沒有足夠的信心與中央之國爭奪“阿勒泰地區”。說到這裡，我們要解釋一下“阿爾泰”和“阿勒泰”兩個地緣標籤之間的區別。一般情況下阿爾泰山分水嶺以南，戈壁以西，包括齋桑泊盆地、額爾齊斯河上游、烏倫古河流域，以及 “阿爾泰——北塔山盆地”的區域，被稱之為“阿爾泰”。問題是，在清帝國晚期，以及上世紀上半葉，阿爾泰地區的東西兩端，也就是絕大部分的齋桑泊盆地、阿爾泰——北塔山盆地，被俄、蒙兩國所瓜分。這就使得“阿爾泰”這個地緣概念的使用上出現了混亂（俄、蒙兩國內部的行政區，也有阿爾泰）。為了避免出現認知上的混亂，最終在中央之國的版圖上，“阿勒泰”之名取代了“阿爾泰”。也就是說，在我們的行文中，如果出現的是“阿勒泰”，那麼指向的就是中國所控制的阿爾泰山南麓地區（基本也就是現在行政架構中的“阿勒泰地區”）。如果是阿爾泰，那麼所指的就是無國界的阿爾泰山南麓地區了。　　從地理位置來看，阿爾泰地區並不是中央之國與遊牧部落博弈的焦點板塊。通常情況下，中原王朝與遊牧政權在西域的博弈焦點，是在東天山南北的“博格達地緣圈”。至於阿爾泰地區，則是屬於遊牧體系內部博弈的樞紐地區。參與這場博弈的，則是核心區在準噶爾盆地以西的，中亞遊牧民族，與阿爾泰山以東的蒙古高原遊牧民族。誰能夠真正控制阿爾泰地區，甚至滲透到對方腹地，取決於誰內部整合的更好，力量更強。在歷史上，可以說每一個階段都有不同的部族，代表兩大遊牧體系爭奪阿爾泰地區的控制權。在匈奴崛起的時代，來自蒙古高原的力量顯然佔優。匈奴人在越過阿爾泰山之後，征服了原來遊牧於阿爾泰地區的“呼揭”人，並將之納入自己的遊牧帝國。　　呼揭人到底是先期從蒙古高原遊牧而來的部落，還是從準噶爾盆地西南北上的中亞遊牧部落，我們就很難知道了。不過我們可以明確的一點是，匈奴人再想繼續南下時，就將遇到了立足天山北麓的中亞遊牧部落的阻擊了。至於場博弈的終極對手到底是誰，雙方的平衡線又在哪裡，我們在解讀完中蒙西部邊境的形成之後，很快就會解讀到的。　　當歷史推進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時。阿爾泰地區的地緣結構開始出現了一個複雜的變化。在中、俄兩國的博弈縫隙中，代表中亞遊牧體系的哈薩克人，與代表蒙古高原遊牧體系的蒙古人，在阿勒泰地區展開了激烈碰撞，並最終影響到了這片土地的國家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