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稅收者聯盟

要到7個月後，世人才會知道庫克當時反常的原因。他們談的是一筆145億美元（約合1020億人民幣）的“大生意”，還事關蘋果未來是否需要向歐洲繳納更多稅款，影響利潤率。

業務遍及全球但僅存在於手機、電腦裡的服務，讓給按區域劃分的稅收規則失靈了。以蘋果為例，蘋果歐洲幾乎所有主要分支機構和資料中心都設立在愛爾蘭，就連一些美國本土的收入也計算在愛爾蘭公司名下。

愛爾蘭僅向企業徵收12.4%的所得稅，稅率為歐盟最低。在美國，這一數字為35%。對蘋果這樣的巨頭，愛爾蘭政府直接把稅率打折到了2%以內。這一政策吸引了谷歌、臉書、英特爾等其他美國巨頭，華為在愛爾蘭也擁有4個研發中心。

大多數科技公司都會利用這一規則“合理避稅”，儘可能將收入登記在愛爾蘭。蘋果與谷歌是其中佼佼者。

這一問題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另一個為人所熟知的“避稅天堂”——開曼群島上，註冊著超過包括蘋果、微軟、英特爾、騰訊、阿里巴巴在內的10萬家公司。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市場監管總局《關於平臺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見稿）》中，會強調VIE架構公司營業額的統計問題：營業額是判定公司體量的重要依據，而VIE架構的公司營業額很多統計在海外，監管機構難以追蹤。

2018年，財政部曾釋出公告稱，部分企業跨境轉移利潤、逃避繳納稅收等問題比較突出，小米、蘇寧易購、樂視等7家公司被點名。2020年6月，部分天貓商家收到稅務部門傳送的補繳近三年漏報稅款的通知，要求商家當場按支付寶進賬額度補稅，一夜之間，所有收入都變成“刷單”。

維斯塔格回到一個樸素的邏輯。她認為，蘋果行為對其他歐洲的公司並不公平，美國科技巨頭賺走了利潤，但是沒有付出與其他跨國、本土公司對等的稅收用於本地公共服務建設。其次，愛爾蘭政府的行為變相削弱了其他歐盟國家的招商競爭力，加劇了國家間的稅收競爭。

她要求蘋果向愛爾蘭補繳145億美元的稅款，相當於蘋果2016年利潤的32%。

庫克下一次面色凝重，要等到這一年的12月15日。

紐約街頭人來人往，曼哈頓第五大道上蘋果旗艦店人聲鼎沸，不時有遊客用手中的iPhone 7 自拍發到 Instagram 或臉書上。庫克和臉書二號人物謝麗爾·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都無心欣賞這番景象，他們步履沉重進入了那間位於紐約特朗普大廈的會場。

會議的主人是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他剛剛當選美利堅合眾國第45任總統，將在兩週後接管這個國家。過去一年，互相捅刀的科技巨頭形成統一戰線，旗幟鮮明反對特朗普。庫克甚至親自下場為特朗普競爭對手希拉里拉票。

大多數人認為，特朗普是個科技盲還是一個極端分子。未來4年他會數次向世人證明他是個極端分子，還會以一個意外的方式證明，他其實挺懂科技的。在參選時，特朗普就明確表示會要求美國科技企業要麼製造迴流，要麼就要繳納特別關稅，這對矽谷是晴天霹靂。

這是特朗普擺出的“和解會”，請到了幾乎所有的矽谷巨頭代表。會議進行約90分鐘。儘管特朗普表示未來會讓科技鉅子們更容易地進行跨過交易。但事後流出的照片中，庫克的眉頭幾乎沒有散開過。

會議舉辦1個月後，微軟一役後再沒找過矽谷麻煩的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FTC），主席換成了特朗普同黨派的共和黨人。這一機構在美國承擔著維斯塔格在歐盟的任務，2013年，民主黨人在任時，判定谷歌不構成反壟斷。

網際網路公司的好日子到頭了。

從阿爾穆尼亞到維斯塔格，都是在既有法規體系下，與網際網路公司進行肉身搏鬥。與他們不一樣，特朗普有簽訂法案的權利。

小孩子才做選擇，成年人什麼都要。2017年4月，特朗普換上了蘋果手機，庫克付出的代價是承諾5年內向美國本土投資3500億美元。

這不影響特朗普繼續加稅。特朗普稅改法案實施後，但企業必須為海外收益一次性支付15.5%的稅款，無論是否轉回美國。當時，蘋果在美國本土外的資金儲備是2500億美元，對應的380億美元稅款成為稅改法案通過後美國國庫最大一筆入賬。

稅改提醒了歐洲人。

歐盟跟各成員國算了一筆賬，歐盟國家於2013年到2015年間，在谷歌和臉書兩家公司身上損失的稅收達54億歐元。緊跟著賬單出現的是兩項新的徵稅提案：最直接的被稱為數字服務稅（DST），媒體也直接把這項稅務稱為“谷歌稅”，它要求科技公司按照總收入繳稅，且在歐盟各成員國採用3%的統一稅率。

10年時間，蘋果市值翻了20多倍，臉書市值翻了10倍，谷歌市值翻了6倍。美國五大科技公司市值總和超過5萬億美元。在歐洲的影響力有增無減，以英國為例，2019年，谷歌、臉書共同佔據了英國數字廣告市場68.5%的份額。

科技巨頭們已經大到不可思議，他們繳納的稅款又那麼的微不足道。

2020年7月，歐洲高等法院判決了維斯塔格的案子，蘋果勝訴，不用向愛爾蘭補繳稅款。但結果已經不那麼重要了————面對日進斗金的矽谷“守法公民”，各國的政府終於意識到該修訂法律了。

2020年10月，數字服務稅先在英國落地。

這股風潮正在呈現全球化的趨勢。2020年7月，印尼宣佈向亞馬遜、谷歌、Netflix、Spotify徵收10%的增值稅。之後TikTok、京東印尼、微軟愛爾蘭等十二家公司也加入名單。

與此同時，國家間也在尋求消除稅率差給科技公司帶來的空子。G20框架下，經合組織（OECD）正推進一項名為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BEPS）的國際稅改專案。其中跨國數字企業“在哪裡繳稅”以及“繳稅比例”是新規則談判的重點。

第五部分 數字新世界的血色思考題

矽谷忙著補稅的時候，中國網際網路公司正忙著搞創新。

2010年，重慶人民迎來了黃市長。黃市長是浙江人，到重慶之前一直在上海工作。外界對他的評價是：“沒有直接領導證券工作的經歷，但對資本運作卻經驗豐富”。

黃市長是想做事、明事理的人，2013年各地P2P爆雷，他說：“絕不要因為有P2P就把科技金融否了，倒髒水把小孩倒了。”

科技金融到底怎麼搞？黃市長跑到馬雲辦公室找馬雲，兩人一起吃麵。他問馬雲，你還有什麼事想做沒做成？馬雲說，想搞兩個網貸公司。黃市長設定了5個條件，第一條就是要求用企業自有資本金放貸。

公司3天時間就辦下來了，很快借唄與花唄上線。7年後螞蟻金服將上市。招股書顯示，黃市長跟馬雲吃的這碗麵，2020年上半年就賺了285.86億元，佔螞蟻金服收入39.4%。

當年的五個條件後來怎麼商量的，外界不得而知。靠著30億元本金，加上套娃式的ABS加槓桿，螞蟻金服放出了3000億元的生意。——雖然聽起來怪怪的，但是法律沒規定不讓這麼做。

中國年輕人爭著做“寶唄青年”的時候，一家名為蛋殼公寓的長租服務公司獲得了7000萬美元的融資。蛋殼模式的精髓在於，利用房客付款與合作房東收租的時間差，富裕的資金可用於房源擴張。納斯達克鐘聲敲響的時候，現場所有人都很開心。

年輕人會源源不斷的交租的，他們買不起房，又想住好一點，用身份證就能貸出幾十萬。誰能想到疫情這種事情呢？

2020年冬，蛋殼公寓資金鍊斷裂，收不到房租的房東只能上門趕人。交了錢沒有房子住的羸弱租客，只能提起刀保證自己不被趕出門。還有剛到廣州的年輕人因為房租來自貸款，本人也還沒找到工作，從樓上一躍而下。

2018年5月5日，中國空姐李某珠透過滴滴平臺約乘司機劉某華駕駛的順風車趕往鄭州火車站。中途，李某珠被劉某華殺害。事後，劉振華跳河自殺。一時間，網民的怒火燒到了滴滴平臺身上。

從現行法律層面上看，滴滴已經審查了劉某華的駕駛資質，還確認了劉某華身上沒有犯罪記錄。事後的法院判決書也證實了這點，法院判決劉某華父母賠償李某珠父母62.66萬元。而滴滴向李某珠賠款的10萬元，被明確“具有精神慰籍性質”。

三個月後，浙江樂清女孩趙某乘坐滴滴順風車前往永嘉途中，慘遭司機姦殺。

人類是命運共同體，我們天涯成比鄰。

一頭褐色的捲髮，高挺的鼻樑，開闊亮堂的額頭，藍色的眼睛，還有對學術與計算機科學的敏感。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跟臉書的創始人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有非常多相似點。

▲科根（左）與扎克伯格（右）

2018年3月的一天，科根一如往常走入歷史悠久的校園，發現自己一夜成名。遠在大洋彼岸的社交網路巨頭，指責他以不正當的形式偷竊了臉書的資料。如果科根上B站，那麼他會大呼自己“一臉懵逼”，東西就大大方方的擺在那裡給人看，你說我是小偷？

如果說之前的網際網路公司是在反壟斷與稅法的灰色地帶反覆蹦迪。這樁案子就像是外太空的地皮爭奪戰——地球上的法律都失靈了。那2.7萬人的資料，儘管沒有授權，是他們自己提供給科根的，而另外5000萬人的資料，也不是臉書蓄意洩露。罪魁禍首劍橋分析倒閉了，但不是因為被罰，而是媒體報道後失去了客戶。

此時，距離這個星球上網際網路個人資料的第一部明文法規生效，還有2個月。

頗有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華爾街無人負責的意味。

這些更像一個關於道德的爭論。

30億貸出3000億，將房租挪作他用，顯然會有極大的系統性風險，螞蟻金服、蛋殼公寓有沒有義務避免出現這樣的風險？順風車空間隱秘，滴滴有沒有義務增加更多的安全措施？使用者使用臉書並在臉書產生了資料，臉書有沒有義務保護好這些資料，保證這些資料不會被以不正當的方式使用？

法律是道德的底線。這些問題都能抽象為同一個問題：網際網路公司在法律框架內，有沒有義務履行法律沒有的規定的、約定俗成的公共責任？

第六部分 網際網路公司能管好自己嗎？

相比傳統行業，網際網路公司“Be Evil”帶來的影響更大。隨著網際網路在普通人衣食住行生活的滲透率上升，問答清楚這個問題迫切且必要。

全世界的答案都是有義務。

螞蟻金服全球最大IPO被叫停，蛋殼公寓負責人被控制。劍橋分析事件中，扎克伯格公開道歉。臉書被美國貿易委員會處以50億美元的罰單。滴滴出行董事長兼CEO程維和滴滴出行總裁柳青以聯合署名文章的形式向公眾道歉，並宣佈無限期下線順風車服務。

立法也在跟進。以個人隱私為例，2018年5月25日，歐盟《一般資料保護條例》（GDPR）正式生效。在全世界範圍內第一次規定使用者對自己的資料用途有知情權、訪問權、反對權、可攜帶權、被遺忘權等多項權利。一年後，中國版 GDPR《資料安全管理辦法（徵求意見稿）》，美國版 GDPR《國家安全與個人資料保護法（提案）》陸續出臺。

星辰大海，剛剛開始。

在中國，資料已經與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一同被認定為生產要素。既然是生產要素，那也意味著要素有主人。

三地GDPR都還沒來得及說清楚：使用者資料算誰的財產？正如土地產權與用途明確了，人們才好做房地產、開農家樂，當化工廠建在居民區，土地上有個主人去維權。這個問題說清楚了，數字新世界才可能真正有法可依。

螞蟻、蛋殼、臉書、滴滴們把阿爾穆尼亞與維斯塔格之爭再次擺上桌面：網際網路的監管，要靠網際網路公司自覺，還是靠執法機構監督？

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還要從餓了麼騎手朱大鶴的經歷說起。

“朱大鶴清晰的記得，那是2019年10月的某一天，當他看到一則訂單的系統送達時間時，握著車把的手出汗了，2公里，30分鐘內送達——他在北京跑外賣兩年，此前，相同距離最短的配送時間是32分鐘，但從那一天起，那兩分鐘不見了。”

這是《外賣騎手，困在系統裡》的開頭，這篇文章獲得上千萬的閱讀量。文中指出，由於外賣平臺的剝削，外賣員遭遇交通事故的數量急劇上升。同時，外賣騎手與平臺關係極不平等，存在無故被罰款、路線不合理等困境。

全球同涼熱。2018年7月，前美國司法部助理部長斯科特·斯古爾斯(Scott Schools)入職美國優步（Uber），成為首席合規官。相當於中國司法部三把手入職滴滴。如此高配置的合規官，與優步的業務密切相關。

沒有人位元朗普更懂新冠，也沒有人比優步更懂官司。

自成立起，優步最強悍的部門就是法務。從美國到全球，優步的業務開到哪裡，官司就打到哪裡。主要議題有兩個方向，第一是網約車這件事合不合法？第二是網約車司機算不算優步的員工？優步有沒有給到這些司機應有的待遇？

最新一起案子裡，被優步演算法解僱的4名司機，要求優步公開演算法機制。優步演算法監測到他“對Uber平臺持續不當的使用”，於是驅逐了他們。但具體原因並沒有細說。一直以來，誰能接單？賺多少錢？這些都是優步演算法說了算。

司機們的疑慮也是監管部門、公眾好奇的重點。

谷歌壟斷案中，黑盒式的規則影響生態參與者與競爭對手。到了線上線下連通的服務時代，這種黑盒式生態直接影響了勞工權益。同樣的方式，會影響使用者在網上會看到什麼樣的內容、接觸到什麼樣的廣告。

規則透明非常重要，但沒人說得清楚。

一味依靠監管部門，顯然並不現實。網際網路公司自己也要參與到監管中來。當年阿爾穆尼亞考慮到了這點，但缺乏法律的強制性。2018年後，這一強制性將會得到加強。

歐盟最新法規草案，也要求臉書和亞馬遜等大型科技公司必須承擔更多的網際網路監管責任，並與監管機構和研究人員共享資料，否則將面臨鉅額罰款，罰款金額或高達營業額的6%。

在中國，2020年3月1日起，《網路資訊內容生態治理規定》正式施行。明確作為網路資訊內容服務平臺的網際網路公司，有審查的責任。這則規定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監管者不用管黑盒子裡是什麼，只用規定一個共識的要求；要求的解釋大家可以討論，最終決定在法官；當黑盒子輸送不符合要求的內容，網際網路公司就需要負責任。

尾聲 秩序化的數字新世界

第一次踏上美洲土地，哥倫布在他的日誌裡寫道，“本地人沒有進步的武器和戰術，僅用50人就可以征服，他們沒有信仰，命運全憑我處置。”

按照規定，航海家們謀殺教徒或者某個國家的公民，將被追究法律責任。顯然美洲大陸的原住民並不屬於其中任何一種。此時的哥倫布和日後所有踏上美洲大陸的歐洲人一樣，可以憑藉進步的技術為所欲為。

印第安人在19世紀才開始得到法律保護。上世紀末，曾有美國學者統計，原先在美洲大陸上生存的3000萬印第安人，如今只剩80萬人。

這段歷史，幾乎是所有人類憑藉新技術來到新領域的縮影。法律只存在於人類認知所到之處。當新技術探索出了超越法律認知的邊界，將會出現一個監管的真空地帶。例如在萊特兄弟發明飛機之前，君主們考慮領土權，但從未考慮過領空權。

谷歌的座右銘是“不作惡（Don’t Be Evil）”，而眼下谷歌是這個星球上最多反壟斷案件的公司。當一位受過良好教育的紳士，來到沒有規則，殺人也不需要負責任的新大陸，在對土地的痴迷和渴望中，他能夠憑良知堅守自己多久呢？

一個沒有明確規則的世界，結果是誰都沒有安全感。戰爭年代，槍桿子是通貨；網際網路年代，使用者與流量是通貨。奪下山頭的人，總是擔心下一秒被人用槍抵著額頭，擔心有個APP殺出來搶走使用者與流量。

這是原始年代的囚徒困境。

法律、文化、契約將人類從蠻荒時代帶到了全球一體化的商業年代。2020年，反壟斷之劍揮向網際網路寡頭，或許更深遠的意義在於警示：按規則行事的時代已經到來，寡頭式無節制的擴張與爭奪他人生存資源的年代，已經過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