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常看到這樣的劇本，“在XX領域倒查XX年”，然後少則幾天多則幾個月，就會出現“首案”，再往後，就是大規模的“塌方”。問題是，以目前的標準去要求幾十年前的行為，真的合理嗎，有意義嗎？至少在法律上，不符合追訴時效的規定，更打不到確實充分的證據要求，還容易滋生不受法律監督的某些機關的新一輪的逼供誘供。大腿上原來已經捱過刀，現在結了痂，非要再連皮帶肉揭起來，甚至把整條腿砍掉。

例如，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信用證制度還不完善、刑法還沒規定信用證詐騙時，某國有企業的信用證出了問題，現在要追究當時的經辦人信用證詐騙的刑事責任，證據哪裡找，法律依據哪裡找？

又如，在二十世紀初，法院審理案件經常也有XX專項行動的情況，在一個特定的時間階段內必須要把幾百上千件甚至上萬件案件審結，不然就是不講ZZ。好吧，時效性滿足了，但是質量根本無從保證，現在反過頭來追究當時完成任務的法官的責任。

再如，很久以前，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沒法找到刑事案件的真兇，或者要花費大量的警力和成本才有可能抓到兇手，但以現在的技術條件那是小菜一碟。現在居然要認定之前的辦案民警翫忽職守？

上面種種操作，我只能說，除了找一群替罪羊，沒有任何意義，因為以後還會發生同樣的事情。

說到底，某些人還是沒有區分“當責”和“苛責”這兩個概念。所謂“當責”（accountability），不侷限於最後的懲處，而是面向整體制度的合理性，它要求權責配置背後的理性，具有可說明性、客棧實行，還要求制度運行可以實現其目標。“苛責”則是側重於違法的後果，更加強調懲罰。如果沒有一套完備的整體制度讓當事人能夠“當責”，而不顧因果關係，“苛責”當事人對最終的損失或損害承擔不利後果，顯然是不講理的行為。

單純的“苛責”，毫無道理，充其量只是一種虛張聲勢的治理模式。我們判斷它是否合理，除了要求具備“當責”的前提之外，還要看它到底是起到了“勸誡作用”還是“嚇退作用”。如果採用了某些“苛責”的做法之後，人們不願再去積極作為，而是但求無過，甚至某些行業出現了辭職潮，就能反映“嚇退作用”佔了優勢，最終可能出現的結果就是“劣幣驅逐良幣”，甚至整個行業都會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