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發展與產業結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研究為金融發展與產業發展的關係提供了研究源泉。金融的“功能觀”和“結構觀”也為梳理二者的研究成果提供了思路。

從金融功能角度考察，金融發展影響產業調整的文獻主要在於研究金融如何為產業進化提供服務，如何在產業進化過程中發揮這些功能。早期的McKinnon、Shaw、Stiglitz、Levin等對此進行過研究，基本表明金融發展對產業變動和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

Rajan和Zingales研究表明，由於金融發展能夠降低企業對信息獲取、處理成本和監督成本，在金融發展水平高的國家，那些高度依賴外部融資的產業發展速度更快。Beck利用56個國家的36個產業的研究也得出了相似結論。

Wurgle分析了不同國家的資源配置的產業特徵，發現那些金融市場化程度較高的國家，成長性產業的資本投入較多，同時金融市場資本配置效率也高。

PeterL.Rousseau對美國工業化與金融體系之間的關係概括起來講，高儲蓄率所導致儲蓄(動員儲蓄)、公司利潤再投資的高回報率(資本配置效率)和外國資本流入所產生的豐裕資本支持了美國的工業化，金融體系為貿易和資本在國內流動，以及美國與歐洲之間流動提供了穩定的結構。

從結構觀來看，現有研究集中在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相互影響方面。Goldsmith提出“金融領域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金融結構及其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宏觀角度來看，根據某種融資契約金融系統中的相對重要性，金融結構可以劃分為銀行主導型與市場主導型，之後，學者們就對金融結構與產業發展、經濟增長的關係進行大量研究，但是對金融結構在其中的作用發生有爭議。

許多學者的研究表明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演變具有一定的契合性。(1)金融結構會影響產業結構的變化。Goldsmith最早從動態視角上闡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產業結構之間相互促進的關係。Greenwood和Jovanovic研究表明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互為因果，但產生因果關係的條件是由於產業結構變遷引起的經濟增長。

Carlyn和Mayor分析了OECD國家的數據後發現當金融市場的發展跨過一定門檻後，金融結構才可以影響其產業結構。Ani-zoulatos、Apergis和Tsoumas,分析了29個國家的28個產業部門的數據，發現金融結構與產業結構之間具有穩定關係。Levine認為不同的金融結構會影響不同工業部門的增長。

但是他還認為金融結構差異對於技術創新和產業增長的促進作用是第二位的，最為重要的問題是金融體系必須具有改善信息披露和降低交易成本的核心能力。Beck、Demirgtig-Kunt和Levine的研究發現金融發展對那些由小企業構成的產業增長更為有利。

Binh,Park和Shin研究了26個OECD國家的26個產業後發現，在市場主導型的國家，那些有較高研發強度、經營風險和資本的產業普遍比銀行主導型國家的同類產業發展更快。

(2)許多學者的研究發現產業發展會影響金融結構。Demirguc-Kunt等認為，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同金融市場對經濟增長的邊際貢獻會表現出不一樣的變動趨勢，而且產業結構的升級對銀行、金融市場邊際需求也存在較大差異。

Allenetal的研究說明，隨著經濟的發展，實體經濟對金融體系和金融服務的需求拉動作用明顯增強，金融發展和結構變動更多基於微觀主體和產業結構的需求。學者們還更進一步地分析了產業結構對金融結構的傾向性。這一影響機制是，金融結構的關鍵因素是實體經濟的構成，而後者又由各國要素稟賦狀況所決定。

由於各國要素稟賦的差異，內生決定了與其相適應的產業結構，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又會在銀行主導型和市場主導型的金融結構中表現出各自的傾向性。

這方面研究具有不同的視角，如在不同經濟體的選擇方面，那些產業結構優化中具有高度發達金融部門的國家，更適合“市場主導型”，而欠發達國家選擇"銀行主導型"更有助於經濟騰飛。

Demirgti-Kunt和Levine在進行跨國金融結構樣本的比較分析時也發現較高收入國家更傾向選擇市場主導型，較低收入國家更偏向於銀行主導型金融結構。還有在不同的產業之間，有學者認為，物質密集型的產業更傾向於從銀行機構進行外部融資，而知識和無形資本密集型的產業則更傾向於從證券市場進行外部融資。

更進一步的，產業中的微觀企業主體在所有制結構、平均規模和風險偏好類型的差異又會導致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需求存在系統性差異，進而決定了金融市場中直接融資和間接融資、大型銀行和中小型銀行的分佈結構。近年來，林毅夫等的系列研究試圖明晰要素稟賦決定產業結構再決定金融結構的邏輯關係。

他認為，處於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差異決定了各具特點的最優產業結構，而產業中的企業在平均規模、風險特性和信息特徵的區別，決定了其融資需求的差異，進而從需求方影響著金融結構的演變。這與Allenetal.和Demirguc-Kuntetal的觀點不謀而合。

上述的文獻顯示了不同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影響相應的金融結構的選擇，經濟發展階段是決定兩種金融結構優劣的關鍵因素林毅夫等。但從實踐效果看，金融服務的供給要比金融結構類型的選擇或取捨更為重要，畢竟金融服務的數量和質量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更為直接和重要。

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關於中國金融發展的問題，在2000年之前，國內學者更多是研究我國金融發展中的“金融抑制”現象和促進“金融深化”的問題。2000年後，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的研究掀起新的高潮。

從二者的關係來看，有的文獻認為銀行規模與經濟增長呈負相關關係。張偉靜、曾豔萍認為金融發展效率與經濟增長之間負相關；有文獻認為二者之間存在正相關關係。陳黎敏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具有較強的正相關，較高的金融發展水平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就越強；

有文獻認為二者存在雙向關係，是相互促進和影響的關係。但有些研究認為金融發展對中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並不顯著,甚至僅流於表面。有的學者認為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關係具有階段性和條件性。

周德才、陸曉勇通過構建金融發展指數證明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在不同週期上都存在複雜的因果關係。楊揚認為只有適合經濟需求的金融發展才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張金清、陳卉認為只有適度和超前的金融發展水平才能給中國經濟提供有效支持。

考慮到區域經濟發展和資源稟賦的差異性，許多學者進行了區域性研究。孫林、楊俊認為東部金融發展有助於經濟增長，而且東部地區經濟增長能促進銀行業發展，西部地區是銀行業發展能促進經濟增長原立勳。

但是閆麗瑞、田祥宇分析發現中部地區金融發展對其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最大，東部次之，西部地區最小。李潔茹通過人均存、貸款額和金融相關比率指標，發現增加貸款額能促進東部地區經濟發展；加強金融深化程度能促進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加大信貸額度能促進我國中部地區經濟增長。

周好文指出，金融中介機構的貸款規模的擴張促進了三大地區的經濟增長。然而，李康認為中部地區金融深化程度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不顯著。除了二者的因果關係的考察外，許多學者也研究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的非線性關係。

趙勇，姜春研究發現二者關係中存在明顯的“門檻效應”和“時滯效應”。翟文傑，佔華麗發現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係顯著，並且會隨著二元經濟結構強度的不同而呈現出顯著的區間效應，目前我國還沒有達到經濟增長極限。

章振華則認為中國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存在突變性，因此具有多重均衡現象，並對其經濟轉型階段敏感。李樹研究發現金融發展顯著加速了勞動與資本的積累，但其卻阻礙了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的改善。YaolingWen認為在我國的中部地區應加強金融中介的改革以促進經濟增長。

許多學者對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研究的結論進行了解釋。從已有的文獻來看，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有限的原因，學者們將其歸納為以下幾類：一是銀行“隱形契約”的存在。即國家對銀行進行隱形的擔保，結果造成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二是金融機構產權方面。

由於國有產權的壟斷，政府更為動機干預國有銀行的行為。許多經驗證據證明了這一點。三是壟斷市場和所有制歧視。我國的金融機構格局是國有大型商業銀行佔據主導地位，而他們的信貸行為存在所有制歧視（潘文卿，鄭志剛等）。而在資本市場上也存在類似現象。四是實體經濟自身效率低下。

結語

總體上看，最新金融發展的研究轉向了金融結構和金融功能。同時對將金融中介和市場發展的指標加入了金融發展衡量標準。但是研究結論並沒有達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