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主要是尊奉孔孟之道，尊儒思想，敬忠君愛民的賢臣良將。對叛逆者討伐筆誅，因此，羅貫中以尊劉抑曹為正統。

筆墨著重描寫蜀國的主要人物，劉關張，趙雲諸葛亮，而魏國中除了曹操描寫詳細，其他文臣武將都是一筆帶過，東吳除了孫堅孫策周瑜描寫較多，其他也是匆匆而過。也是作者尊劉抑曹的一個表現。

　　這個問題涉及到《三國演義》人物刻畫的手法，有關的詳解如下；　　首先是人物的對立，在中國古代小說中時時刻刻都充滿了對立，就拿三國中四十四回到到五十六回這些回目來說，對立可謂是無孔不入。大到不同集團勢力：如正統劉派和自立派的對立，魏軍與吳蜀聯軍的對立。小到統一集團勢力：如主戰派和主和派的不同勢力內部對立，周瑜和諸葛妖人的對立，趙雲和張飛的對立。　　可以說對立是貫穿小說的，因此在刻畫人物中對立也是必不可少的。三國這個回目中雖然人物眾多，但顯然周瑜，諸葛作為這些回目中的主要人物所佔的篇幅更為多一些，而這兩個人很明顯就是極大的對立，每一次周瑜用計都必想到諸葛，也都比百餘諸葛，周瑜的嫉妒和諸葛近乎妖化的機智構成了強烈的對比。在描寫出兩人的機智抗敵過程中，雖然給了周瑜更對的篇幅，但諸葛的每次出場都更加強化了周瑜強化了的嫉妒心理，也讓讀者產生出了一種對周瑜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可以說文章中的對立作用很明顯，即互襯出兩人的不同性格。周瑜的嫉妒襯托出諸葛的妖智，趙雲的請戰襯托出了張飛的魯莽，曹操的詭詐更體現出闞澤的臨危不懼和隨機應變，孫夫人的果敢更顯出了劉皇叔的儒諾本性。可以說每一個對立都是為人物性格刻畫服務的。　　其次要說的是描寫，既然要刻畫人物，描寫就必不可少，而小說作為一種供廣大老百姓閱讀的文學體裁自然少不了設和民眾的描寫方法——那就是語言描寫，也就是說話。可以說說話是一門學問，從一個人的言談舉止便可將一個人看個八九不離十。而小說中用語言描寫則更為有特點，即簡單易讀，有話則書無話則短。　　僅以第四十六回草船借箭來說——瑜曰：“十日之內可完成否?”孔明曰：“操軍即日將至，若候十日，必誤大事。”瑜曰：“先生料幾日可完辦?”孔明曰：“只消三日，便可拜納十萬支箭。”這裡周瑜與諸葛交流造箭之事，按理說必定有客套語，必定應該叫到各自想法。然而中國小說偏偏無任何脩飾，每句話都如篩過千萬遍，無一個字多，無一字少，恰能交代事件又體現出二人各自想法可謂妙哉，並且句句上口緊湊讓人行雲流水般讀下去，可見其功力。當然對人物的描寫還有心理描寫，肖像描寫，雖然所佔篇幅更少，卻缺一不可。如在四十五回蔣幹中計中殺完蔡瑁張允後對曹操的描寫——操雖心知中計，卻不肯認錯，乃謂眾將將曰。隨短短一句話卻充分體現出曹操的詭詐及狹窄心胸，充分利用字裡行間給讀者曹操不是東西的感覺;再如四十七回中開頭對闞澤的描寫——卻說闞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家貧好學，與人傭工，嘗借人書來看，看過一遍，更不遺忘;口才辨給，少有有膽氣。開遍這樣短短一句話讓讀者馬上了解了這個剛剛出場的人物，迅速交代了人物性格，使故事更有連貫性，同時也為下文為什麼闞澤敢於在曹操看出破綻要殺他時臨危不懼，果敢機智巧舌如簧作了交代。　　再有就是人物性格，中國古代小說對人物的刻畫，其實最主要的就是人物性格的刻畫，可以說如果你認識一個人，你可以從他的外貌認出他來，但對讀者來說就算你描寫了這個人物的外貌，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遇見了小說中的人物也未必能認出來，那靠什麼來塑造一個人物的鮮明特徵呢?那就是性格，一個突出之極的性格，這因此也就造就了中國古代小說人物性格單一性的特點，每個人物的出現就在於這一種單一性格的出現。提到諸葛亮就想到妖智，提到周瑜就想到嫉妒，提到關羽就想到大義，提到魯肅就想到迂腐書生總之這就是小說塑造的人物，鮮明而簡單。但是，現實中的認識不可能由單一化的性格的，因此小說中的人物就顯得性格缺失，然而小說中人物眾多，過多過於複雜化的性格只會使讀者茫然倒不如單一化來的自然，我想這大概就是單一化的緣故。　　最後一點想說的就是文人化，中國古代小說無一例外是有文人寫作而成的，就算是三國水滸其中武夫眾多，也無法脫離文人化和封建思想的束縛。張飛，關羽，都是一介武夫，卻堅信劉皇室正統派思想;張遼，徐晃也是武夫，卻堅信曹氏正統思想，這些武夫或忠肝義膽或魯莽暴躁卻始終只是書生心中的武將。作為一個描寫戰爭的書，三國不完全把故事點放在氣勢磅礴的戰場上，而放在了人物上，不管作者描寫的多大氣，在武將中也依舊能夠看到文生的影子，在文人中也能看到時代的影子和封建思想的影子，而這大概就是為什麼叫他演繹的緣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