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樹人評價過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等。

周樹人（即：魯迅）不僅會寫文章，而且他還很會罵人，在他看來，不論是文章，還是罵人，都是為了罵醒麻木不仁的華人，所以，民國許多大師都捱過他的罵。

說起來，魯迅和胡適也曾志同道合，有過蜜月期。1917年，胡適學成歸國後，在北大擔任哲學教授，當時的胡適不過26歲，正是意氣風發之時。正值新文化運動和文學革命的萌芽時期，胡適立刻投身其中，並提出了“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的主張。對於胡適的主張的觀點，魯迅深以為是，也緊隨其後，在《新青年》上發表了有史以來第一部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小說在當時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胡適更是給予了極高的評價和讚揚，同時還稱讚魯迅是“白話文學運動的健將”。兩人因文結識，又志同道合，因此成了好友。

不過，友誼的小船說翻就翻。1921年，胡適接到了溥儀的電話。原來，紫禁城裡新裝了電話。胡適由於推廣新文化運動，在當時很有名氣，因此溥儀很崇拜他。所以溥儀打的第一個電話就是給胡適，並且溥儀還在電話裡邀他到宮裡玩。胡適雖然喝了不少洋墨水，但他在骨子裡還是受儒家文化影響比較深，他認為溥儀這是要召見他，所以他很慎重地通過莊士敦見到了溥儀。

事情本來很簡單，可是“胡博士見皇帝”的新聞，卻還是在北京城裡傳得沸沸揚揚。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那些遺老遺少們認為胡適是共和後的“新思想人物”，他們擔心高貴的皇帝會因為胡適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是新思想人物們認為溥儀是舊時代的標誌，早就應該把他清理乾淨才對。所以他們覺得胡適作為知識分子，居然去拜見溥儀，這簡直是奴才的表現。

一時社會上說什麼的都有，不過傳得最多的，還是說胡適要做帝師了。

魯迅聽說後，不置可否，但態度上對胡適非常鄙夷。

此外，性格溫良的胡適在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中，他的思想也發生了變化。他認為應該通過改良來完成這一運動，但魯迅認為唯有革命，才能徹底的讓新文化蓬勃起來。

1924年，北京女師大事件，徹底讓魯迅和胡適反目。

魯迅把學生驅女校長楊蔭榆的運動，看作是正義和進步的行為，因此給予了極大的支持，他不僅在有限的條件下，幫助女學生們，同時他還在報刊上對楊蔭榆及章士釗口誅筆伐。

沒想到胡適也就此事發文表示“吶喊救不了中國”，學生還是應該回到研究室去，好好做學問，其意思自然是對學生運動的不贊成。

魯迅因此認為胡適也和北洋政府是一系的，所以他在罵楊蔭榆等人的時候，也多次對胡適不著名姓地譏諷。

對此，胡適不僅不惱，居然還給魯迅寫信，希望他能結束這場爭鬥。

胡適沒想到，他的信適得其反，竟然讓他和魯迅的關系徹底絕裂了。

1931年，胡適又得到了蔣中正的召見。消息在各大報刊登出來後，魯迅冷笑不已，于是他在《知難行難》中翻起了胡適的舊賬：中國向來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時候，總要和文人學士扳一下子相好。做牢靠的時候是“偃武修文”，粉飾粉飾；做倒霉的時候是又以為他們真有“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當“宣統皇帝”遜位遜到坐得無聊的時候，我們的胡適之博士曾經盡過這樣的任務。博士曰，“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

九·一八事變後，胡適在《申報·北平的通訊》中寫道：“僅僅用武力征服中國是不夠的，日本要想徹底征服中國，只有一個法子可行，這就是——征服中國民族的心。”

魯迅為此大為光火，立刻在《出賣靈魂的秘訣》中狠狠把胡適臭罵了一頓，並且還挖苦道：“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

在魯迅去世前，他對胡適的冷嘲熱諷還有不少。但是不管魯迅怎麼罵，胡適卻一直保持沉默。

周樹人嘲諷胡適說：將自己的魂靈梟首通衢，掛出了原想竭力隱瞞的醜態。醜態，我說倒還沒有什麼丟人，醜態而蒙著公正的皮，這才催人嘔吐。

周樹人還曾嘲笑胡適：胡適博士不愧為日本帝國主義的軍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