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重要，杜威訪華後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和觀點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和運用

1919年初，當美國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約翰·杜威（John Dewey）和夫人，利用學術休假到日本訪學時，其間的幾周，他只是計劃到中國觀光。

出乎意料，在其著名的中國學生的邀請和努力下，杜威戲劇般地在中國住了兩年多的時間，見證並參與到聲勢浩大的 “五四” 運動，發表200多場演講，他的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席卷了中國學界；他獲得崇高地位，孫中山先生登門拜訪，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稱他為“西方的孔子”。

在杜威訪華百年後，實用主義教育理論在中國仍受到追捧，如華東師範大學出版了38卷的《杜威全集》和《杜威在華學譜》，北京大學出版了《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國》等。但20世紀初，在美國教育的多種哲學理念中，杜威的實用主義理論只是其中一個，而且一直有相當爭議。

今天，在杜威提出並發展實用主義的兩所大學——芝加哥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看上去不那麼實用的經典人文教育是其大學本科的核心課程。

100年間，中美兩國學界對杜威實用主義哲學的評價大相徑庭，而同時代不同的理論和實踐，卻極少在中國學界被提及和討論。為什麼？

胡適是杜威在中國最著名的學生。20世紀上半葉，東南大學梅光迪教授和以他為代表的“學衡派”，曾針鋒相對批評胡適所倡導的文學革命和實用主義理論，但敗下陣來，並被塵封和遺忘。如胡適所言：

“今年（1922）南京出了一種《學衡》雜志，登出幾個留學生的反對論，也只能謾罵一場，說不出什麼理由來。如梅光迪說的：‘彼等非思想家，乃詭辯家也……’這種議論真是無的放矢。……《學衡》的議論，大概是反對文學革命的尾聲了。我可以大膽說，文學革命已過了議論的時期，反對黨已破產了。”

今天，在中國學術界倡導通才教育、反省功利教育問題之時，我從胡適與《新青年》、梅光迪與《學衡》兩條線索出發，追尋並反思杜威實用主義理論對百年中國教育的影響。

1920年，哥倫比亞大學教授John Erskine為本科生創立的榮譽文學課程——西方經典閱讀，今天發展為哥倫比亞大學本科生核心課程——偉大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