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在敘述銀杏的產生和移植時，能見人們之所未見，發人們之所未發。作者調動豐富的知識庫存，告訴大家銀杏是“有花植物中最古的先進”，是“完全由人力保存了下來的奇珍”，堪稱“華人文的有生命的紀念塔”。千萬不要以為這些敘述無足輕重，不，它們是全文展開論述的骨架，是使習焉不察的人們一新耳目的有力依據。作者正是由此出發，才進而作出了鮮明的判斷：銀杏應該稱為“中國的國樹”，“東方的聖者”。散文原來就有啟人心智、長人見聞的作用，何況這些文字又是用來為揭示主旨服務的，自然不宜輕易放過。

二是在描繪銀杏的姿態外觀時運用了大量別開生面的比喻。作者不說銀杏有良好的遮陰作用，而形容它為廟宇戴上了“巍峨的雲冠”，為窮苦人撐出了“清涼的華蓋”；不說銀杏到了秋天一樣要落葉，而是說銀杏的“碧葉要翻成金黃”，“又會飛出滿園的蝴蝶”。更出人意料的是作者竟把銀杏比喻成為魔術師和高僧……真是奇妙無比，具有很高的審美價值和聯想效果。

三是在面對現實發言時，行文有主次正側之分。作者寄希望於人民大眾，在文章最後一而再、再而三地發出“不要忘記銀杏”的呼喚，而對於重慶統治當局，則只用“陪都”、“首善之區”、“洋槐”、“幽加里樹”等不多的語句加以隱指和諷刺，這樣做，既是出於衝破反動當局厲行文化封鎖的考慮，也是為了不要扯得太遠，以致背離了《銀杏》作為“美文”的藝術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