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難》是中國唐代偉大詩人李白的代表作品。全詩二百九十四字，以山川之險言蜀道之難，給人以回腸蕩氣之感，充分顯示了詩人的浪漫氣質和熱愛祖國河山的感情。

詩中諸多的畫面此隱彼現，無論是山之高，水之急，河山之改觀，林木之荒寂，連峰絕壁之險，皆有逼人之勢，其氣象之宏偉，其境界之闊大，確非他人可及。

正如清代詩評家沈德潛所盛稱：“筆勢縱橫，如虯飛蠖動，起雷霆於指顧之間。”本文目前收錄在人教版《語文（必修三）》第四課。

對《蜀道難》的寫作背景，從唐代開始人們就多有猜測，主要有四種說法：甲、此詩係為房琯、杜甫二人擔憂，希望他們早日離開四川，免遭劍南節度使嚴武的毒手；

乙、此詩是為躲避安史之亂逃亡至蜀的唐玄宗李隆基而作，勸喻他歸返長安，以免受四川地方軍閥挾制，丙、此詩旨在諷刺當時蜀地長官章仇兼瓊想憑險割據，不聽朝廷節制：丁，此詩純粹歌詠山水風光，並無寓意。

這首詩最早見錄於唐人殷璠所編的《河嶽英靈集》，該書編成於唐玄宗天寶十二年（753年），由此可知李白這首詩的寫作年代最遲也應該在《河嶽英靈集》編成之前。

而那時，安史之亂尚未發生，唐玄宗安居長安，房（琯）、杜甫也都還未入川，所以，甲、乙兩說顯然錯誤。

至於諷刺章仇兼瓊的說法，從一些史書的有關記載來看，也缺乏依據。章仇兼瓊鎮蜀時一直理想去長安做官。相對而言，還是最後一種說法比較客觀，接近於作品實際。

一般認為，這首詩很可能是李白於公元742年至744年（天寶一年至天寶三年）身在長安時為送友人王炎入蜀而寫的，目的是規勸王炎不要羈留蜀地，早日回歸長安，避免遭到嫉妒小人不測之手。

李白有感於“大雅久不作，吾衰競誰陳”，對“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的詩壇狀況提出批評。因此，繼承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優良傳統和詩歌風骨，就成為他振起詩道的革新手段，這主要體現在他大力擬作古樂府的創作實踐中。

　　李白的樂府詩大量地沿用樂府古題，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能曲盡擬佔之妙。其創新之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題寫現事，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如《出自薊北門行》、《俠客行》等，均屬於緣事而發之作，表達的J士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託。再一方面，則是用古題寫己懷，因舊題樂府蘊含的主題和曲名本事，在某一點引發了作者的感觸和聯想，用它來抒寫自己的情懷。

　　李白用古題寫己懷的樂府詩，因偏重於主觀抒情，更能體現李白詩歌創作發必無端、氣勢壯大的個性特色，其妙處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既可以說它有寄託，也可以說它只是抒寫感慨，想落天外，奇之又奇。如《蜀道難》的古辭寓有功業難成之意，這觸動了李白初入長安追求功業末成時的悲憤，于是他用這一古題抒發自己的感慨，再三嗟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再如《將進酒》，此詩的樂府舊題，含有以飲酒放歌為言之意，李白由此引發，抒發“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壯氣概，具有大河奔流的氣勢和力量，不僅把原曲的主題發揮到淋漓盡致，還充分展示出詩人狂放自信的人格風采。

　　李白的這一類樂府詩，雖說是擬古，卻處處有“我”在，呈現出他人無法摹似的個性特色。如《行路難》，從語調到氣勢，都是李白式的，以第一人稱的抒懷和議論表達主觀感受，完全打破了傳統樂府用賦體敘事的寫法。詩人在選擇樂府舊題抒寫己懷時，常根據這個題目在古辭中的寓意和情感傾向，進行創造性的生發和聯想，運用大膽的誇張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觀感受，以縱橫恣肆的文筆形成磅礴的氣勢。李白將自己的浪漫氣質帶進樂府，從而使古題樂府獲得了新的生命，把樂府詩創作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

　　李白把自己的個性氣質融入樂府詩的創作中，便形成了行雲流水的抒情方式，有一種奔騰回旋的動感。這種動感，見諸於字句音節時，常表現為句式的參差錯落和韻律的跌宕舒展，在雜言體的樂府中尤為明顯。李白樂府的代表作，如《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等，大都是以五、七言為主的雜言體。這種雜言體樂府，在體製和格調方面，與唐代盛行的歌行體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差別。李門的樂府詩創作，實已完成了從漢魏古體到唐體的根本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