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創作原則實際上和《詩經》“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的原則一脈相承，因而必然繼承《詩經》現實主義的創作傳統，具有很高的思想意義。

有些詩揭露了當時嚴重對立的階級狀況，揭露了戰爭和勞役給人民帶來的深重苦難。

有的甚至直接寫出了貧苦百姓被逼無奈而不得不鋌而走險、犯上作亂的情景：“盎中無鬥米儲，還視架上無懸衣。

拔劍東門去，……白發時下難久居！”(《東門行》)。

有些詩寫傳統的愛情婚姻。如《上邪》一連氣用五種不可能發生的事來發誓，說只有到那時“乃敢與君絕！”

熱烈地歌頌了對愛情的忠貞。

漢樂府情懷表達方面主要是男女愛情方面。

兩漢樂府詩主要是民歌，而民歌中又主要是愛情婚姻題材作品占有較大比重。

在表達婚戀方面的愛與恨時，都顯得大膽潑辣、毫不掩飾。鼓吹曲辭收錄的《上邪》系鐃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詞：“上邪！我欲與君相 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 這首詩用語奇警，別開生面。

李白的詩歌對文壇、詩壇有很大的貢獻，看看這位網友的分析吧：

　　李白有感於“大雅久不作，吾衰競誰陳”，對“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的詩壇狀況提出批評。因此，繼承漢魏樂府感於哀樂、緣事而發的優良傳統和詩歌風骨，就成為他振起詩道的革新手段，這主要體現在他大力擬作古樂府的創作實踐中。

　　李白的樂府詩大量地沿用樂府古題，或用其本意，或翻案另出新意，能曲盡擬佔之妙。其創新之處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借古題寫現事，具有鮮明的時代精神。如《出自薊北門行》、《俠客行》等，均屬於緣事而發之作，表達的J士作者對現實生活的感受，具有深刻的寓意和寄託。再一方面，則是用古題寫己懷，因舊題樂府蘊含的主題和曲名本事，在某一點引發了作者的感觸和聯想，用它來抒寫自己的情懷。

　　李白用古題寫己懷的樂府詩，因偏重於主觀抒情，更能體現李白詩歌創作發必無端、氣勢壯大的個性特色，其妙處常在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既可以說它有寄託，也可以說它只是抒寫感慨，想落天外，奇之又奇。如《蜀道難》的古辭寓有功業難成之意，這觸動了李白初入長安追求功業末成時的悲憤，于是他用這一古題抒發自己的感慨，再三嗟嘆“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再如《將進酒》，此詩的樂府舊題，含有以飲酒放歌為言之意，李白由此引發，抒發“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壯氣概，具有大河奔流的氣勢和力量，不僅把原曲的主題發揮到淋漓盡致，還充分展示出詩人狂放自信的人格風采。

　　李白的這一類樂府詩，雖說是擬古，卻處處有“我”在，呈現出他人無法摹似的個性特色。如《行路難》，從語調到氣勢，都是李白式的，以第一人稱的抒懷和議論表達主觀感受，完全打破了傳統樂府用賦體敘事的寫法。詩人在選擇樂府舊題抒寫己懷時，常根據這個題目在古辭中的寓意和情感傾向，進行創造性的生發和聯想，運用大膽的誇張和巧妙的比喻突出主觀感受，以縱橫恣肆的文筆形成磅礴的氣勢。李白將自己的浪漫氣質帶進樂府，從而使古題樂府獲得了新的生命，把樂府詩創作推向了無與倫比的高峰。

　　李白把自己的個性氣質融入樂府詩的創作中，便形成了行雲流水的抒情方式，有一種奔騰回旋的動感。這種動感，見諸於字句音節時，常表現為句式的參差錯落和韻律的跌宕舒展，在雜言體的樂府中尤為明顯。李白樂府的代表作，如《蜀道難》、《將進酒》、《梁甫吟》等，大都是以五、七言為主的雜言體。這種雜言體樂府，在體製和格調方面，與唐代盛行的歌行體幾乎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差別。李門的樂府詩創作，實已完成了從漢魏古體到唐體的根本性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