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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甘肅|敦煌的前世與今生今天的敦煌是一個非常有名的旅遊城市,也是學術界、藝術界眼中的聖地。從中國歷史與中西交通史的視角回溯,敦煌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就是中原經營西域的軍事重鎮,亦是文化、商貿的繁華之都。

隋裴矩在《西域圖記》序中說“發自敦煌,至於西海,凡為三道,各有襟帶……故知伊吾、高昌、鄯善,並西域之門戶也。總湊敦煌,是其咽喉之地。”當時通西域的主要幹道共三條,分別從伊吾(哈密)、高昌(吐魯番)、鄯善(若羌)向西出發,而這三條道路在進入河西時都必經敦煌。因此,敦煌成為中西交通重要的中繼站,併成為中原經營西域的戰略要地。

最早有文字記載的敦煌地名是三危山。《山海經》中有:“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三青鳥居之”。在遠古神話中,三隻青鳥為西王母侍者,青鳥棲息地為三危山。晉代詩人陶淵明有詩描繪“翩翩三青鳥,毛色奇可憐。朝為王母使,暮宿三危山”。

《史記》記載“三苗在江淮、荊州數為亂,於是舜歸言於帝,遷三苗於三危,以變西戎”。三苗為中國古老部族,數次叛亂。舜帝派大禹平定三苗之亂,部分三苗族人被遷徙到了三危山居住。這個地區的部落當時被稱為羌戎族,以遊牧為生。

《尚書》中有“導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又記載有“黑水、西河惟雍州……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敦煌屬古之雍州,此黑水即流經敦煌的黨河,為疏勒河最大支流;南海即黨河西支流所匯入的哈拉湖,此處是說大禹治水成功後,三苗人民安居在三危地區。

敦煌成為正式的地名是在漢武帝時。東漢學者應劭在《漢書》中註釋敦煌二字的意義“敦,大也。煌,盛也”;唐李吉甫在《元和郡縣圖志》中解釋“敦,大也,以其廣開西域,故以盛名”。其實敦煌之名的由來尚無定論,許多學者認為敦煌一詞是當地土著地名的音譯,有匈奴語、吐火羅語、羌語音譯等多種說法;此外有學者認為敦煌來源於希臘等外來語言。

春秋戰國時期,月氏、烏孫等遊牧民族活躍在這個地區。月氏人強大後吞併了羌戎,接著月氏驅走烏孫,獨佔了敦煌地區。秦末漢初,月氏為匈奴擊敗,大部遷徙到了伊犁河流域,被稱為大月氏。匈奴渾邪王駐敦煌一帶管理河西。烏孫王子獵驕靡,被匈奴收養長大後,帶領烏孫人與匈奴合擊大月氏,大月氏被迫再遷徙到蔥嶺西側。烏孫在西域復國後又和匈奴形成對峙。匈奴對中原的侵擾在秦時曾為大將蒙恬率領的大軍及長城所阻擋,此時又對中原帝國構成了威脅。

漢高祖劉邦親征匈奴,受白登之圍,只得用求和的方式換取暫時的安寧。到漢武帝時,國力大盛,開始反擊匈奴。張騫通西域的本意就是聯絡大月氏、烏孫,建立夾擊匈奴的同盟。漢軍經數次大戰擊敗匈奴,渾邪王奉河西降漢。漢廷在河西置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前111年),為加強對河西的統治,並從戰略上隔斷匈奴與西北羌族的聯絡,漢廷析武威郡地置張掖郡,析酒泉郡地置敦煌郡,並在敦煌城西建造玉門關、陽關,兩關之間築長城相連,史稱“列四郡,據兩關”。漢將趙破奴在今黨河西岸修築了最早的敦煌城塞。

漢廷在佔領匈奴故地後,設朔方郡以遮蔽河西走廊,在西域設西域都護府管理西域諸國,從而保證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從中原來的大量移民和戍卒在敦煌進行屯田,興修水利,使敦煌逐漸發展成為繁榮的農業區,併成為經略西域的兵馬糧草基地。

新莽亡後,竇融據河西擁兵自保。公元32年,竇融率敦煌等五郡歸順東漢劉秀。

公元74年,東漢恢復了西域都護府,在班超及其子班勇等的努力下,數度奪回了漢在西域的控制權。到公元107年,漢廷召回西域都護及屯田士兵,之後主管西域事務的護西域副校尉常駐敦煌,敦煌成為經營西域、抗擊北匈奴的前線。漢和北匈奴的勢力在西域此消彼長,西域各國往往成為牆頭草。這段東漢與北匈奴爭奪西域的歷史被稱為“三通三絕”。

三國時敦煌在曹魏治下,沒有受到中原戰亂影響。幾任太守尹奉、倉慈、皇甫隆頗有賢能,治理地方井井有條,胡漢和睦,農業得以繼續發展。

東晉後的十六國時期(公元304-439年),敦煌先後歸屬前涼、前秦、後涼、西涼和北涼等政權。莫高窟的開鑿也發源於此動盪時代。東漢初,佛教東漸,途經敦煌,但佛教的發展稍晚於中原。西晉時月氏人竺法護在敦煌佈道講經,被稱為“敦煌菩薩”,敦煌地區開始流行佛教。

據敦煌《李君莫高窟佛龕碑》:“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門樂僔,戒行清虛,執心恬靜,嘗杖錫林野。行至此山,忽見金光,狀有千佛。遂架空鑿險,造窟一龕。次有法良禪師,從東屆此,又於僔師窟側,更即營建。伽藍之起,濫觴於二僧”。此碑立於武周聖曆元年(698年),所說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樂僔和尚在鳴沙山開鑿了莫高窟第一個佛窟;法良禪師在旁邊又開鑿一窟,這是莫高窟起源最早的文字記載。

公元444年,北魏設敦煌鎮作為抗擊柔然的前沿軍塞。孝文帝后升敦煌鎮將為都大將,敦煌再次升格為河西的軍政中心。孝明帝時,敦煌鎮改為瓜州,領敦煌、酒泉等五郡,治所在敦煌,宗室東陽王元榮任瓜州刺史。北魏分裂後,元榮與其子、婿前後任西魏瓜州刺史。北周時,建平公於義為瓜州刺史。公元564年,改敦煌縣為鳴沙縣,屬敦煌郡。

目前存留魏時期石窟,大都是信奉佛教的東陽王元榮開鑿的。北周時建平公於義也在敦煌開石窟、興佛事。在《李君莫高窟佛龕碑》中有“樂僔、法良發其宗,建平、東陽弘其跡”,表明元榮、於義對敦煌的佛窟營建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魏書·釋老志》中有一段描述:“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舊式村塢相屬,多有塔寺。”魏時的敦煌石窟已經從僧侶修行窟轉為功德窟,壁畫內容也開始融入了更多的中原元素,中原南朝的“秀骨清像、褒衣博帶”風格也在壁畫和塑像中得到體現。

隋統一南北朝之後,鳴沙縣改回敦煌縣。隋王室崇信佛教,立國僅三十七年,但莫高窟存隋代洞窟近百,隋代壁畫非常精緻,注重神韻併兼顧寫實。隋軍進發西域,控制了絲綢之路南北兩道的入口伊吾與鄯善。唐廷延續了隋經營西域的規劃,進佔高昌,經敦煌通西域的三條道路終於打通。

唐廷在敦煌置瓜州,後改瓜州為西沙州、沙州,州治在敦煌,下轄二縣十三鄉。唐廷銳意開拓西域,敦煌依然是軍用物資和兵源的重要供應基地。唐時敦煌又進行了大規模的水利建設,農耕面積得以擴大。

在貿易交流的同時,各種不同的文化在這裡匯聚,使得敦煌成為“華戎所交,一大都會”(樑劉昭語)。石窟建造也進入全盛時期,唐代壁畫、塑像內容豐富多彩,人物形象飽滿傳神,青綠山水線描細膩,飛天有“吳帶當風”之靈動。

安史之亂爆發,唐西北邊軍被召回平叛,吐蕃乘虛而入,隴右、涼、甘、肅、瓜諸地陷落。沙州成為一座孤城,抵抗超過十年,最後在得到沙州居民不會被外遷的承諾後歸降吐蕃。

吐蕃統治期間,敦煌仍稱沙州,隸屬瓜州軍鎮。唐制被廢除,強制推行吐蕃本土各項制度。吐蕃人亦崇信佛教,視敦煌為佛教聖城,敦煌寺院數量及規模得到極大發展,吐蕃統治末期的都教授(最高僧官)出自大族吳姓。

公元842年吐蕃內亂,公元848年,大族張議潮率各族聯軍起兵,推翻了吐蕃統治,佔據沙、瓜。張議潮的報捷使者在公元851年輾轉抵達長安,唐廷遂在沙州設歸義軍節度,授張議潮節度使等職位。歸義軍陸續攻佔了肅、甘、伊、涼等州,勢力達於極盛。唐廷視歸義軍為地方割據的藩鎮,張議潮之兄張議潭攜版圖戶籍入朝為質,張議潭去世後張議潮接著入長安為質。

歸義軍在轄區內恢復唐制,對轄區內的少數民族採取聯合政策。僧團在起義兵中出力甚多,佛教在敦煌繼續得到發展。

張議潮入朝之後,歸義軍內亂不止。先是張淮深(張議譚長子)被張淮鼎(張議潮之子)殺害,張淮鼎續任節度使。張淮鼎卒後,大族索勳自任為節度使。之後張議潮第十四女(大族李明振之妻)與李氏家族殺索勳而掌權。公元896年張淮鼎之子張承奉奪回實權。

歸義軍對所聯合的內外各族勢力控制漸弱,與西州回鶻交惡,甘州回鶻自立,肅州龍家(焉耆王族後裔)也不再聽命,涼州被嗢末族群(由原吐蕃軍中多民族奴戶聚集而成)控制,歸義軍實際控制的地區僅剩瓜沙二州。

公元910年,張承奉自立為白衣天子,建號“西漢金山國”。張承奉出征甘州回鶻失敗,被迫認回鶻可汗為父,成為甘州回鶻的附庸。

公元914年金山國亡,大族曹議金自立為節度使,恢復了歸義軍稱號。曹氏籠絡當地望族,恢復生產,通過聯姻等辦法穩定與周邊民族關係。公元925年曹議金親征甘州回鶻並取得勝利。次年,新立甘州回鶻可汗娶曹議金女為妻。曹議金之後,歸義軍政權歷經曹氏幾代執政,始終在名義上奉中原王朝為正朔,進貢並接受封號。末代節度使曹賢順遣使入宋朝貢的最後一次記錄為公元1023年,之後歸義軍政權為崛起的沙州回鶻所吞併。

1068年左右,西夏徹底控制瓜沙二州。西夏與北宋、西域回鶻長期處於戰爭狀態,敦煌再度成為邊防要塞。此時海上絲綢之路已興起,敦煌不可避免開始走向衰落。西夏也篤信佛教,在敦煌地區大量改建前朝石窟做供養之用。

1227年蒙古軍克沙州。元前期敦煌為交通要地,保障三大汗國與大都的聯絡。後元遷瓜、沙居民入肅州,敦煌再次衰敗。元統治者也崇信佛教,莫高窟的營造尚有少量延續。

1372年明軍在瓜沙一帶擊敗元軍殘部,在肅州西築嘉峪關為國門,敦煌被廢棄。後為安置當地的蒙古部落,明廷先後在敦煌設沙州衛、罕東左衛。1516年信奉伊斯蘭教的吐魯番佔據敦煌,佛教在敦煌終歸絕跡,莫高窟“佛像屢遭毀壞,龕亦為沙所埋(敦煌縣誌)”。

清康熙後期,清軍收復了嘉峪關外的廣大地區。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開始在敦煌建制,前後為沙州所、沙州衛、敦煌縣。同治年間經過清軍與回民的戰爭,敦煌更加衰敗。

光緒年間道士王圓籙來到莫高窟,居住在破敗的下寺。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5月26日,王道士所僱的夥計在清除第16窟甬道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今17窟),裡面堆滿了佛經等各種物品,數量超過5萬件。藏經洞的封閉原因和時間目前還沒有定論。王道士將其中一些精美的經卷贈送給各級官員,但沒有引起重視,官府無人過問。訊息傳出後,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接踵而至,日、俄、美等國的探險隊也緊隨其後,他們以極低的代價將藏經洞中的大批文物席捲而去。直到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中國學者羅振玉等出示所攜的敦煌經卷,才引起了社會關注。羅振玉奏請清政府將藏經洞剩下的八千卷經卷購買並送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

國內外學者對散落世界各地的敦煌遺書及文物進行整理和研究,並逐漸形成了一門新的綜合學科——敦煌學。敦煌學的興起又引起了各界對敦煌莫高窟的重視。1944年成立了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擔負起了保護、研究敦煌石窟的職責。新中國成立後,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文物研究所,1984年敦煌研究院建立。敦煌學依託敦煌遺書、石窟藝術以及當地的考古發現,在歷史、地理、經濟、宗教、建築、語言、書法、民俗、樂舞、科技等諸多領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今天的敦煌已不再狼煙四起、戰馬嘶鳴,也沒有了絡繹不絕的商隊。但從古至今敦煌一直是一個具有極強包容性的移民城市,從最初的遊牧部落發展到今天,各民族不斷融合。漢武帝時數次從內地移民,到漢平帝元始年間敦煌郡人口已經超過三萬八千人,漢人成為在此地生活的主要民族。前秦苻堅遷江漢百姓一萬戶、中原百姓七千餘戶到敦煌。盛唐天寶時沙州有人口三萬二千多。敦煌歷史上也有大量以經商為業的粟特人在此定居,西晉時即有百家之多;唐十三鄉之一的從化鄉,為粟特人組成;歸義軍時期包括曹議金家族在內,有大量的粟特人後裔。歸義軍後期人口近四萬五千,包括了漢、粟特、吐蕃、回鶻等諸多民族。明朝時敦煌成為蒙古後裔的牧區,後為吐魯番佔據,人口急劇下降。一直到雍正四年(1726年),清廷從甘肅五十六州縣遷移二千四百餘戶百姓到敦煌屯田。當時以州、縣名建村安置移民,如果你在敦煌看到漳縣村、靖遠村、肅州鎮這樣的地名就不奇怪了。(朱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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