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地區打得熱鬧，伊朗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卻相安無事。

當亞美尼亞與亞塞拜然在納卡地區陷入血腥戰鬥時，毗鄰兩國的伊朗東亞塞拜然省的居民隔著阿拉斯界河看熱鬧的場景，讓我想起了6年前在伊朗亞塞拜然地區旅行的日子。

那時，我在德黑蘭大學旁一條小巷內的公寓居住，巷口一排水果攤、小賣部和甜點店，開門比我起床早、關門比我睡覺晚。對我來說，這裡跟中國大城市的24小時便利店也沒啥兩樣。

一天我來到甜點店買夜宵，店長正跟店員用我聽不懂的語言交流，我便好奇地問他們是哪國人。他們立刻切換成波斯語，告訴我是亞塞拜然族人，說的是土耳其語，然後跟我吹噓起他們家鄉——伊朗西北部的大不里士是何等的“上檔次”。

“上檔次”的大不里士

“上檔次”這詞在波斯語裡的意思很複雜，從詞根判斷有“上層階級成分”之意，類似法語的“Chic”，大抵是那些很少出國接觸西方事物的伊朗中產人士，對西方文化品位的一種膜拜和幻想。比如在德黑蘭人眼裡，用香奈兒、穿阿瑪尼就是一種“上檔次”。

愛家鄉是人之常情，不過，這兩位常年在高大上伊朗帝都生活的人，還是認為西北邊陲的家鄉省城更勝一籌，這讓我略感驚詫。於是第二天我翹了課，扛個大旅行包，在大巴上搖搖晃晃了9個小時，來到了東亞塞拜然省首府大不里士，看看這座城市是怎麼個上檔次。

奢華的波斯地毯

進城公路上，先是出現了一個巨大的鞋子塑像。我問坐在旁邊的當地人，得知大不里士的皮製品質優價廉，其中又以訂製皮鞋最為著名。

不一會兒，又出現了一個巨大的拖拉機塑像，其中的典故我倒是知道：大不里士一家大型拖拉機制造廠，注資冠名了當地足球隊“大不里士拖拉機隊”。這球隊球風彪悍，球迷更彪悍，成功打造了伊朗聯賽魔鬼主場。雖然球隊到現在還沒奪過冠，但爭冠球隊在這“翻車”是家常便飯。

當地足球隊“大不里士拖拉機隊”的隊徽，其圖案亦為拖拉機

車到站後，我拿了本免費發放的旅遊宣傳小冊子研究了片刻，發現伊朗亞塞拜然地區的主要景點都在大不里士周邊數百里之遙的地方，城內除了號稱收藏規模僅次於伊朗國博的亞塞拜然博物館和旁邊的帖木兒時代清真寺，也沒啥引人入勝的地方。不過，既然酒店訂在大不里士，我就索性在城裡轉了轉。

大不里士老城區，最出名的地方恐怕就是“巴扎”了。這是唯一一個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伊朗巴扎。迷宮般的小路間，熙攘的購物者和店家的運貨手推車接踵而過；有的店主手拿念珠跟隔壁店的店主交談，時不時用眼睛瞄著過客；有的跟買家討價還價，一切都低聲細語，乍一看跟伊朗別處的巴扎沒什麼區別。

直到推開一道破舊的木扇門，我才明白這巴扎別有洞天。高高吊起的石磚穹頂遮蔽著巨大的廣場，四周鱗次櫛比的大開間拱門店中，展示著一張張顏色豔麗的地毯——這是“巴扎裡的巴扎”，大不里士地毯市場。

大不里士地毯市場

薩菲王朝時，阿巴斯大帝為了增加國家收入，組織位於國家西陲靠近歐洲的大不里士織工，生產符合西方宮廷審美花色的地毯。大不里士由此以波斯地毯產地的身份聞名全球，儘管其地毯花色設計本質上是西方的。大不里士（而不是伊朗其他地方）的巴扎入選世界文化遺產，很大程度上是沾了地毯這個文化IP的光。

地毯巴扎裡的店主們倒是很矜持，看我這樣的外國人進店時，最多抬頭看我一眼，連招呼也不打一聲，更不會出現像北京秀水街那樣大過道上吆喝攬客的怪景。我感覺逛的不是商店而是畫廊，而掛著的地毯就是一件件藝術品。當然，東西的價格也很“藝術品”，讓我敢看不敢買。

其實，伊朗手工地毯（純絲的除外）成本價並不高，不過外國買家大多沒心思也沒門路專門跑到鄉間家庭作坊去收，這就給了巴扎商人暴利的空間；再加上外國中間商二手加價倒賣，波斯地毯的奢侈品幻象就被營造了出來。

波斯地毯

我專門比較了下，在花色、密度以及羊毛品質等地毯質量指標相同的情況下，大不里士巴扎的地毯價格大概是周邊鄉下作坊同款的3倍甚至更多；而到了巴黎、倫敦這樣的西方終端市場，價格基本就翻10倍了。

從巴扎出來，路邊指示牌自上而下依次寫著“度量衡博物館”XX米、“樂器博物館”XX米、“鐘錶博物館”XX米和“立憲革命博物館”XX米，指向老城其他的去處。如果前三個博物館的奇葩收藏，以及伊爾古麗公園湖中央的傳統建築風格餐館，還流露著大不里士城市精英刻意附庸風雅的癖好，那麼立憲革命博物館就讓我一下子明白了大不里士人傲慢的深層原因。

大不里士一家餐館的飲食

作為伊朗邊陲與西方和奧斯曼帝國做貿易的口岸，大不里士往來的貨物除了波斯地毯和西方奢侈品，更多的是西方現代思想文化。

流亡西歐和奧斯曼帝國的伊朗知識分子，透過大不里士向伊朗“走私”限制君權教權、鼓吹公民權利的小冊子。其中一些人覺得文鬥不過癮，甚至親自從這裡潛入伊朗開展政治活動，結果開啟伊朗現代化程序的立憲革命就在這裡爆發。這些小冊子和革命者的照片，如今靜靜地躺在立憲博物館的展覽櫥窗裡。

大不里士立憲博物館

20世紀大多數時間裡，大不里士一直扮演著境外新文化、新思想的前哨站，德黑蘭只是靠人口和行政資源把大不里士引入的文化發揚光大而已。

隨著1970年代波斯灣航運業的興起，南部的阿巴斯港漸漸取代了大不里士的貿易口岸位置；隨著收音機、電視的興起，大不里士對文化口岸的壟斷又被終結。但給大不里士命運棺材板釘上最後一顆釘子的，恰恰是1990年代初以來亞美尼亞和亞塞拜然兩國間斷斷續續的“納卡衝突”。

解開納卡謎題的鑰匙

來到大不里士第二天，我搭了輛小巴，前往大不里士西北200公里東亞塞拜然省焦耳法市外的亞美尼亞斯蒂芬修道院。

沿途公路旁，窄窄的鐵軌時隱時現，這就是當年伊朗向土耳其和西方出口商品的貨運鐵路。在伊朗和納希切萬地區間（亞塞拜然領土，由亞美尼亞實際控制）的界河阿拉斯河前，鐵路因亞、阿衝突中斷，終結了大不里士作為伊朗國際貿易中心的地位。

大不里士火車站

當時正值夏初，從大不里士到焦耳法，一路上翠綠的高山草甸幾乎與藍天白雲貼在了一起，酷似國內的內蒙古草原和新疆伊犁外景，只是遠處冰雪覆蓋的高山提醒我身在高加索地區。

也許正是因為這樣的氣候環境，13世紀末成吉思汗的孫子成立西亞地區的權力分支伊爾汗國時，才把首都定在了水草豐美、適合遊牧生活的大不里士。這也是大不里士歷史上唯一一次在波斯大地上扮演首都的角色。

到了焦耳法後，高聳的紅石峽谷和棕褐色的阿拉斯河，在翠綠藍天之外，添了一道赤色。斯蒂芬修道院就是用這紅土燒製的紅磚搭建而成的。

大不里士西北200公里外的斯蒂芬修道院

修道院位於阿拉斯河旁不遠的一片山谷裡，圍牆中的眾多修士早已湮沒於歷史，留下的只有他們當年用過的宿舍和一個希臘十字風格的教堂。教堂外牆裝飾細膩，八角形的穹頂上有亞美尼亞特色的十字架浮雕及精靈神獸。大門和內部裝飾則相對簡約，融合了伊朗伊斯蘭建築風格，顯露出宗主國的影響。

伊朗亞塞拜然族聚居區中，這座擁有400年曆史之久的教堂，似乎是解開當今亞、阿間納卡謎題的鑰匙。

亞美尼亞人自古以來就定居在包括納卡在內阿拉斯河兩岸的地區，他們是傑出的手工匠人和商人，斯蒂芬修道院就是他們定居於此和精湛技藝的見證。

17世紀初，伊朗薩菲王朝與奧斯曼帝國交戰，阿巴斯大帝採取“堅壁清野”政策，將納卡以及焦耳法附近的亞美尼亞人作為戰略資源，遷到了都城伊斯法罕（位於伊朗中部）。伊斯法罕城內建立的亞美尼亞聚居區“焦耳法”儲存至今。

在亞美尼亞匠人的加持下，伊斯法罕從此發展成為伊朗手工業重鎮，銀器、琺琅器遠近聞名；而在伊斯法罕周邊村鎮，亞美尼亞人編織的民族風格地毯因設計風格誇張妖嬈，成為20世紀美國中產階級家庭裝飾的必備品。

民族風格地毯

戰爭的另一邊，奧斯曼帝國沒撈到好處，只能撤軍了事。不過，阿拉斯河兩岸的人口結構卻因此改變：操突厥語的亞塞拜然人和土庫曼牧民，填補了亞美尼亞人離去留下的空間，納卡地區的亞美尼亞人成為少數族群。

雖然亞、阿兩方今年在納卡殺紅了眼，17世紀時卻是彼此照應的好鄰居。沒有隨阿巴斯大帝撤走的亞美尼亞人，積極參與當地亞塞拜然統治者的宮廷生活，發揮自身的工匠本領，在舒沙為亞塞拜然領主修了宮殿，甚至扮演起禁衛軍的角色，幫助領主抵抗伊朗中央政權的軍事攻擊。

直到19世紀伊朗愷加王朝與沙俄交戰，割讓了高加索地區，大量伊斯法罕的亞美尼亞人才慢慢回到故土納卡；而不甘於東正教沙俄統治的亞塞拜然穆斯林則紛紛遷走，納卡地區的人口結構再次發生改變。斯大林時期有意製造少數民族內鬥的政策，也給納卡衝突埋下了禍根。

伊斯法罕的琺琅器

高加索地區打得熱鬧，伊朗境內的亞美尼亞人和亞塞拜然人卻相安無事。我旅行時對亞、阿間的過節已經有所瞭解，曾問周圍的亞塞拜然人怎麼看亞美尼亞人，他們坦承，在亞、阿衝突中同情自己的族人，但對伊朗境內的亞美尼亞人沒有偏見，“大家都是伊朗人”。

亞塞拜然人的身份認同危機

來到大不里士的第三天，我搭車向東，來到了號稱“亞塞拜然人靈魂中心”的保巴克城堡。

7世紀阿拉伯入侵時，亞塞拜然拜火教徒在這裡抵抗了兩個世紀，最後因叛徒出賣，城堡才被攻破，多數人被殺，少數人改信伊斯蘭教得以倖免。

城堡距離大不里士的直線距離不遠，但山路崎嶇，早上出發，中午才到。遠遠望去，城堡宛如用刀尖挑起的蛋糕，矗立在筆直的峭壁上，讓人望而卻步。

保巴克城堡

到了城堡周邊，還要再搭乘當地的越野吉普，在佈滿大石塊的山坡上顛簸20分鐘，才能來到城堡山腳下。一路上，吉普車司機不停絮叨自己從不載阿拉伯人前往城堡，絕不允許“歷史屈辱重現”，話語間那偏執的眼神宛如刺向虛空幻象的利劍。

通往城堡的路，沿著陡峭的山壁拾階而上，旁邊沒有任何護欄，對我這個恐高症患者來說很不友好。最後，還是吉普車司機拖行李般把我拉了上去。城堡只剩斷壁殘垣，放眼望去，崇山峻嶺盡收眼底。

從城堡下來後，我繼續向東前行，來到旅行的最後一站阿爾達比勒，去看薩菲王朝創始人謝赫蘇菲墓園中陳列的幾百件明代青花瓷。墓園裡古樹參天，玫瑰花的芬芳間，麻雀、喜鵲一群群嘰嘰喳喳個不停。穆斯林心目中的人間天堂，宛如降臨人世。

參觀墓園的人不多，售票員便跟我搭訕，說自己下個月就要去亞塞拜然國的首都巴庫找工作了。我問他在伊朗的日子真就那麼難麼？他說作為亞塞拜然族人，有權利在最優越的亞塞拜然人聚居地生活。在他眼裡，巴庫富庶摩登，是亞塞拜然人的未來。

謝赫蘇菲墓園

從伊朗亞塞拜然族聚居區一路走來，亞塞拜然人給我的最大感受就是身份認同危機。

在伊朗人面前講突厥語顯示自己與波斯迥異的身份，在亞美尼亞基督徒或非穆斯林面前強調自己的穆斯林身份，在阿拉伯和伊斯蘭文化面前強調自己的拜火教歷史，他們一直努力展示自己不是什麼，卻沒有一個穩定的核心身份。

這也許和歷史上他們的種族、語言不停變化有關。公元12世紀之前的亞塞拜然人是雅利安種，金髮白膚，說的是伊朗語系下的一種方言；在阿拉伯入侵前，他們應該是非常虔誠的拜火教徒，薩珊王朝三大拜火教祭壇之一就設在今天伊朗西亞塞拜然省的蘇萊曼王座，亞塞拜然一詞的詞根就是波斯語的“火焰”。

西甲球隊馬德里競技2014-2015賽季的球衣，胸前廣告為亞塞拜然的形象宣傳。其標誌下方寫著“Land of fire（火焰之國）”

那時，整個亞塞拜然地區的官方語言應該是波斯語。11世紀出生在亞塞拜然國甘扎的詩人內扎米，用波斯語寫下了《西琳和霍思魯》這樣的愛情詩傳世名篇（可如今亞塞拜然國卻將內扎米歸為自己的文化遺產）。

12世紀起，通古斯突厥、蒙古人和土庫曼人先後大舉遷入，與當地亞塞拜然人混合，結果部分亞塞拜然人變得面板黝黑、臉龐寬闊，而他們的語言也由伊朗語變成了通古斯突厥語。由於被薩菲王朝統治，他們的宗教信仰也變成了伊斯蘭教什葉派。

如今的亞塞拜然人佔伊朗人口的1/4，在國家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精神領袖哈梅內伊的母親也是亞塞拜然族人。然而，在變幻的世事中，他們依然在努力尋找自己的身份，而有時，戰爭就成了探尋自我的手段，正如我們在納卡所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