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七星崗，一般的印象是通遠門老城牆、是千年亂葬崗。

蓮花池是七星崗周邊的小地方，是渝中母城裡不起眼的一隅，是沒有多少遊客問津的市井街區。但很少人知道，七星崗蓮花池，是南韓遊客遊覽重慶的必經之地。

從民生路轉進一小支路向下行，經過老舊的渝海大廈與其混亂的停車場，就來到了一幢筆挺的青灰色磚砌樓群前。在那裡側耳傾聽，你聽不到普通話，更聽不到重慶話。在這間韓文標識比中文更大的院牆裡，四處都回響著清脆的韓語。

連本地人都不熟悉的蓮花池38號，為何對於南韓人有如此重大的意義？

很少人知道，重慶曾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所在地。

而蓮花池38號，就是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辦公舊址。這裡是臨時政府遷至重慶後所使用的最後一個辦公場所，也是目前國內規模最大、儲存最完好的南韓獨立運動遺址基地。

在臨時政府內遷至重慶的1940年至1945年間，山城就成了南韓的“首都”。

不過南韓人為何將政府遷至重慶？此事就要從1910年開始講起。

1910年，在日俄戰爭中取得勝利的日本攫取了控制整個南韓的力量。同年，日韓便籤訂了《日韓合併條約》，令北韓半島事實上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1940年南韓光復軍於嘉陵賓館前

1910至1919的9年間，日本在朝施行殖民主義政策：掠奪資源，改換國語，限制北韓民族勢力的興起，以“日韓同祖”的說辭試圖抹去“北韓人”的本土意識。

但仍有北韓人不被柔懷政策打動，仍以趕走日本人，恢復國家主權完整為己任。

轉機發生於1919年。那一年，德壽宮太王李希（北韓高宗）暴斃，民間一時議論紛紛。街頭巷尾有傳言，說高宗之死並非因為腦溢血，而是由於企圖派代表到巴黎和會而遭到了日本人的毒殺。

半島一時間反日情緒高漲。

1919年3月1日，南韓國民以哀悼高宗的名義走上街頭，很快，悼念活動就變成向日本要獨立的示威。儆新學校的畢業生鄭在鎔在塔洞公園的六角亭上，面朝群眾，宣讀了《己未獨立宣言》。

這一史詩被稱作三一運動。

三一運動精神可嘉，但卻沒有給日本人的在朝統治造成實質性的威脅，反抗運動才剛剛開始，便立刻遭到殘酷鎮壓。

三一運動之後，韓愛國志士只得流亡海外，繼續試圖完成自己民族復興的使命。他們“定都”於1919年在“混而不亂”的上海法租界寶昌路，成立了第一個大韓民國臨時政府。

1926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遷址馬當路306弄，一直到1932年離開時，南韓臨時政府總共在上海呆了11年。

南韓獨立政府為何要在1932年離開上海？這就要從一名英勇敢的南韓青年“尹奉吉”來說明了。

因在淞滬戰爭中嚐到勝利的滋味，日本人決定上海虹口公園慶祝“天長節”（即天皇生日），有日本駐華使節、軍部高階將領出席。

在“祝捷大會”上，一位名叫尹奉吉的南韓年輕人潛入了會場，在檢閱臺響徹日本國歌《君之代》之時引爆了炸彈。日本將領白川義則在此次刺殺中死去，日本駐華公使的一條腿也被炸斷。

刺殺雖告成功，政府卻遭到日本追殺，無法繼續其在上海的活動。南韓的有識之士們只得輾轉杭州長沙等地，並於1940年隨國民政府內遷至重慶。

臨時政府歸國前攝於蓮花池

1940年，剛剛來到山城的南韓人在李子壩成立漢國光復軍。光復軍領受中國的軍械、裝備與口糧，也受中國政府調遣指揮。他們配合中國軍隊完成了潛伏、翻譯、情報蒐集以及策反的任務。部分人還曾在“哈兒師長”範紹增的指揮下衝鋒陷陣。

1945年，日本無條件投降，南韓臨時政府在蓮花池迎來了光復的訊息。

在離開重慶歸國之前，臨時政府的主要人士在簽名布上紛紛留下自己的感懷，留言大多為漢字格言，有諸如：“大器晚成”、“建國必成”、“有志必成”、“和平建國”、“有志者事竟成”等等。

流亡重慶的南韓人都有自己的山城回憶。

1939年，大韓民國臨時政府隨當時的國民政府內遷重慶，先是安置在綦江的沱灣鎮，後來又遷入南岸的土橋、大佛寺、孫家花園、彈子石一帶。

1938年至1943年，日本人對重慶發動空襲，扔下的燃燒彈也令南韓臨時政府狼狽不堪。臨時政府的領導人們先後在石板街、楊柳街、吳師爺巷內辦公，最後，在“蔣先生的補助下”，才得以在蓮花池38號，這間”有房屋70多間，租金一年40萬法幣”的灰色樓群裡落腳。 （摘自金九回憶錄）

蓮花池的辦公舊址佔地1770平方米，場館內共有5幢建築。1號樓做歷史陳列，2號樓至5號樓為復原陳列。

20年代的重慶，背靠和平路的蓮花池在重慶是無可置疑的鬧市區。

在戰火流離、居無定所，中國最知名的文人們也只能住在用竹篾紮成的“國難房”裡的時代，中國政府對南韓流亡政府予以承認，給予資助，讓其可以寓居於如此風雅體面的院落內，甚至連掃地汲水都有專人代勞。

南韓臨時政府軍醫處處長劉振東在中國接受教育，主修內科與肺病，後與中國女性結婚，兩人住在臨江門的一棟小樓裡。

南韓遊客與金九主席銅像

臨時政府的成員金星淑，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也有陪伴孩子的時間。他帶著自己的孩子去長江泅泳，在岸上放風箏，在彈子石的茶館裡等輪船。

1939年，三位臨時政府官員的子女還入學育才學校，這是由教育家陶行知在重慶合川募辦的學校。

南韓的流亡者們之所以可以免除生活上的困難，專心進行情報蒐集、反日復國的運動，這一切都與中國政府的支援分不開。能在戰亂的年代過上如此有序的生活，許多獨立運動人士都對中國懷抱著感激 。

蓮花池38號，是中韓友誼無可置疑的見證。

大韓民國臨時政府曾經戰鬥過的地方，現在變作臨時政府歷史的陳列館，已成了南韓遊客來渝最愛的觀光地。

所到之處盡是韓語的解說之聲，觀光者們在一旁靜靜地聽著，解散後便各自在場館內參觀、拍照。

正在階梯上拍照的南韓遊客

但對於沒有嚮導，也對南韓歷史不甚了解的中國遊客來說，這裡就不是個周到友善的景點了。館內歷史資料的展板總是語焉不詳，所記載的事件也因缺乏“細節”而讓人難以理解與接近。

誠然，作為臨時政府最後的辦公地，蓮花池38號對於南韓國民的意義之重大，中國國民應該無法感同身受。

但蓮花池38號也是中國與南韓友誼的見證者，場館的運營與維護方何不在館內適當增添一些說明，將南韓復國的歷史介紹給前來參觀的中國參觀者呢？

這不僅是對人文資源的合理利用，也有利於減少中韓兩國國民之間因缺乏了解而造成的隔閡與輕蔑，增進兩國之間的理解與交流。

怎麼樣，要去南韓人過去的”首都“，蓮花池38號看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