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10號，我開始了已經準備了4個月的北歐之行。在最冷的季節，去被稱為“世界盡頭”的冰島，看看另一種地球。

在哥本哈根待了兩天後，13號冰島第一天。因為冬天的冰島路面都是厚厚的積雪和冰，每天只有大約6個小時的天亮時間，不適合遊客自駕，於是我們只能報旅遊團。

13號那天我們的行程是藍湖溫泉，裹著浴巾在室內休息的時候，突然收到旅行社的郵件，冰島明天將遇極端天氣，所有行程緊急取消。

和客服確認後，明天整個冰島的旅行社都不提供外出服務，我們問極端天氣有多極端，客服說曾經一輛大巴在路上開，直接被風吹翻了。

那天晚上，即使房子隔音很好，但依舊能感覺到風從各個縫隙裡發出的嘶吼。窗外的樹影不停搖晃，那麼一瞬間，總覺得自己在某個恐怖片的劇情裡。

14號天亮後，已經是冰島時間上午11點，帶來的速食我們早就吃完，為了預防第二天依舊不能出門，我們還是決定去最近的超市買點存貨。

沒有下雪，但地上的積雪厚的地方已經到我小腿肚，過天橋時感覺到的風力，就像有十幾個人在推著你跑，相機拿在手上會有吹掉的風險。

我甚至懷疑90斤以下的人會直接被吹倒，路上遇到當地人，被好心提醒趕緊回到室內，風很大地很滑非常危險。

買完儲備糧之後我們就趕緊回到住的地方，每半個小時重新整理一次郵件，沒有被通知明天的行程被取消，也就是說極端天氣終於過去了。

冰島時間1月16日的午夜，當我正準備看會兒視訊睡覺時，那會兒應該是北京時間早上8點多，有朋友發來資訊猛的問我還在不在冰島，我回在，他立刻又問及我的安全，我一臉疑惑，他隨後發來一條微博。

“兩名中國遊客在冰島意外身亡”，在微博上刷了會兒新聞，短暫地上了熱搜。冰島警方給出的資訊是：排除他殺可能，事發不尋常，年齡均為20歲左右。

翻看網友評論，兩人出事的地點是無人管理的“飛機殘骸”景點，因為恰好是一男一女，加上年齡很小，於是很多人猜測是不是聽了《北歐是我們的死亡終站》這首歌，選擇在這殉情，自殺。

但我一看時間，和兩個人出事的地點，聯想到前天的極端天氣，更認為這是一場意外的悲劇。

突然想起被通知行程取消的那晚，我還意外告知了其他兩個中國遊客，因為他們沒有檢查郵件。

我們大概推理出了出事兩個人的過程，兩人沒在意極端天氣警告或也沒有檢查郵件，那天依舊選擇自駕出行，可能是想去追一場極光。

“飛機殘骸”景點只能徒步走過去，從停車場到景點大概有4公里左右遠，四周一望無際沒有任何標識，遇到極端天氣，兩人無法回到停車場，最後只能凍死在尋找車的路上。

正因為考慮“飛機殘骸”景點風險很大，所以我們這次行程中沒有安排。國內的網友一部分在惋惜，一部分帶著有錢沒處花的意思槓，一部分給死亡新增浪漫色彩。

當時在冰島的我，只覺得幸運。有一趟行程中，因為我們坐後排下車時沒有聽清司機的話，只聽到他要去加油，當我們要回程時，車遲遲不來，當時已經天黑，旁邊是懸崖和大海，除了我們幾個中國遊客外，還有一個徒步來的義大利男人，正坐著煮麵。

前一天大家還在紛紛討論兩名遊客在冰島意外身亡的新聞，今天就感覺自己離意外很近。天黑的很快，正當我們準備讓義大利男人幫我們打電話聯絡大使館的時候，車終於回來了，原來司機在路的另一段等我們，這個資訊我們所有人都沒聽到，司機在另一端提心吊膽，我們在這邊六神無主。

冬天的冰島更顯得像白色的絕境，高聳的雪山和峭壁，望不到邊的平原，人口稀少，每三公里才有一個人。人類在這樣的自然景觀下，就像一隻螞蟻，生命對於山石大海來說，太過渺小。

冰島遊客的新聞很快就淡去，1月18日的時候，我開始關注到國內的疫情，和同行的夥伴商量回國的時候要買點口罩。因為網際網路工作的慣性，即使在國外，我依舊有很多時間在網上衝浪，對疫情的關注度越來越高。

把資訊分享給同行的夥伴，一開始她們還只覺得我過度恐慌，直到我們準備回國的時候，1月22日開始，她們在自己的資訊圈裡也感受到了疫情的嚴重性，再也不覺得我是過度敏感。

我們在挪威奧斯陸機場，到處尋找買口罩的地方，唯一一家藥店裡的口罩已經賣光，店員還特意說都是被中國遊客買光的。沒有口罩的不安全感讓我坐立難安，離登機還有3個小時，我選擇坐車去城區買口罩。

當手上拿到口罩的時候，我才安心一點，整個飛行過程中，我們都一直戴著口罩，即使是十幾個小時的長途飛行。

從莫斯科到上海這一程的飛機上幾乎都是中國人，飛機上誰咳嗽兩聲我們心都一緊。到浦東機場後，機場已經開始體溫測量，大部分人都戴上了口罩，但小小的免稅店依舊擠滿了人。

我的行程是先到上海朋友家，隔天我們再開車一起回老家。那時候疫情已經開始爆發，23號武漢開始封城。

上海那天天氣陰沉，出門下著小雨，當我們開出上海的時候，高速上下起暴雨，一刷疫情實況又增加了十幾例，朋友的爸爸打電話來說傳染病太嚴重了，我們要不就不要回來。

雨越下越大，車尾甩起的水霧從後面看就像大劑量的消毒噴霧，整個城市陷入一種末日感，我們都在說，要不掉頭回上海吧，即使有事上海醫療條件也比家裡好，說完大家都陷入沉默，恐懼和團聚兩種心情交錯複雜，沉默的片刻感覺大家都要哭出來。

即使我們坐在車裡，依舊覺得死亡離我們很近，手機裡不斷上升的數字，即使隔著螢幕，也能感受到數字背後，一個生命的消失，一個家庭的絕望，有人不停在死這件事，不斷牽扯著我們的神經。

開了11個小時，我們終於都回到了自己老家。小地方資訊傳遞的慢，直到大年初一，政府下通知取消所有的酒席和禁止串門時，所有的親戚才明白那幾天為什麼我一直在強調這件事的嚴重性。

不出門的那幾天，不知道哭了多少次，不記得是看到大哭的醫生，一張印滿手印的請戰書，妻子要去一線哭著在車外說“我愛你”的男人，把自己所有存款捐掉的老人，還是見不了最後一面只能對著殯儀車哭喊媽媽的女兒...

感動，憤怒，同情，悲傷情緒在網際網路上翻湧成大海，一浪翻過一浪，混雜交錯。我還是在靠運氣活著嗎？這時候已經不是了，我還活著，是因為很多好人被交付出去，作為代價，保全了剩下來的人們。

“我們要付出多大代價”，同一個問題，新聞週刊非典時期已經問過，17年後，我們依舊再問，“我們要付出多大代價”，為什麼在這個社會裡，做一個好人的代價這麼高？

我不知道這一秒，又有多少人被宣告死亡，多少人拿到確診書，多少人正為一張空床位四處求救，他們對於我來說是陌生人，他們的痛苦我無法完全體會，但同樣是人，他們又憑什麼要遭受這些，我又憑什麼可以健康地坐在桌前表達我的個人情緒。

我們都是極其平凡的普通人，如果頭上有光環，那也只是因為是個善良的人。我到底可以做什麼呢？從一開始我不斷問自己這個問題，我沒有學醫，沒有錢，沒有資源。

李文亮醫生病逝後，凌晨1點我出門在小區裡走了走，我能做什麼呢？我只能逼迫自己永遠記得2020開年的這幾個月，要一直說真話，要記住今夜拽緊拳頭的感覺，要做一個正當的公民，做一個善良的人。

插圖 / 阿飄&網路

頭圖 / Aaren阿仁

「今晚22:22的報時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