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蒙古語意為“青城”，其中“呼和”為青色，“浩特”為城郭，因為其城址北依大青山，故而得名。

這座城市在今天是內蒙古自治區首府、也是內蒙古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所在，而呼和浩特所在的土默川平原就是我們熟知的那個“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敕勒川大草原。

土默川平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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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黑色對信仰薩滿教的蒙古人而言是王氣與權威的聖色。呼和浩特這座青黑色之城據說就是明朝後期蒙古族的傑出首領俺答汗召集巧工名匠，為了模仿故元朝大都，在哈剌兀那（大青山）之陽、哈屯河（今天呼市西北的五里沙河）之濱建立的蒙古王城（因為該城的興建與俺答汗之妻三娘子關系密切，所以該城也叫三娘子城）。

俺答汗（藏傳佛教稱為阿拉坦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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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瞰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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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個擁有八座樓和琉璃金銀殿的內蒙古王城及其周邊地帶，在明朝以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卻長期歸屬於長城以南的山西省所管轄。這個奇特的行政區劃分界一直存在數百年之久，直到今天，我們仍然能夠在呼市的尋常巷陌找到關於山西的斑斑印記。

大清的蒙古重鎮

其實，俺答汗建立呼和浩特城與明朝嘉靖皇帝冊封其為順義王，開放邊境互市有著直接的關係（隆慶和議）。意在招撫蒙古部落的大明朝廷將該城賜名為“歸化城”。然而，明王朝的歸化大業未竟，來自東北的女真部落就從白山黑水之間席捲而來。

當時的滿州八旗雖勢頭正猛，但是在明督師袁崇煥設立的寧錦防線之前屢屢碰壁，甚至把老首領努爾哈赤的命也折在了寧遠城下。於是，深謀遠慮的皇太極將眼光放在了遼西走廊之外，意圖通過漠南蒙古的地盤從正北與西北方向實現對明朝的戰略包圍。

天聰六年（1632），皇太極在大勝末代黃金家族首領林丹汗之後佔領歸化（呼和浩特），將這片水草豐美的大草原連地帶人收入了滿洲的囊中。這片土默特部落（俺答汗直系後裔）的牧地以土默川平原為中心，北逾陰山可以深入漠北，南越長城可以進入山西大同一帶，處於外喀爾喀蒙古與明朝的中間地帶。

1635年(天聰九年)八月，皇太極借土默特部落首領鄂木布意圖謀反的事件將土默特俺答汗後裔的扎薩克地位（內蒙古領主自治）徹底廢除，駐守歸化城的清朝貝勒分土默特壯丁三千三百七十名為十隊,每隊以官二員主之,授以條約。”三年之後，清王朝又開始以京員擔任土默特兩旗都統，以呼和浩特為中心的土默川平原逐漸成為了清王朝直轄的蒙古旗地。

邊塞的晉商之城

早在明萬曆年間，呼和浩特所在的土默川平原就成為漠北與明之間重要的貿易通道。明朝時期，政府為了保證邊境地區的駐軍糧草，從而實行開中法，即鹽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糧倉,向政府換取鹽引，再到各大官營鹽場支取鹽來販賣。

隨著隆慶和議之後河套地區的相對穩定，這些來到宣大、大同等邊鎮運糧的商人（以晉商為主）立馬捕捉到了商機，開始小規模地進入臨近大同的歸化城進行中間貿易，甚至深入漠北與蒙古部落進行鐵騎、茶葉與馬匹的遠途貿易。

位於晉中市的晉商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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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金佔據歸化城之後，在歸化城地區借土默特的名義與明朝的晉商在殺虎口（今天山西朔縣的西口）展開了貿易活動。滿清征服中原之後，由於之前晉商與後金在歸化城的良好商貿關係，山西商人在蒙古地區尤其是歸化城附近的商業特權得以延續，也為後來山西民眾的大量湧入開了先河。

殺虎口（原名殺胡口，清朝入關後避諱改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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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中葉，中國人口逐漸突破歷史峰值。乾隆年間，全國在籍人口已經突破三億大關，這就使人地矛盾日益加劇。在這樣的背景下，向來耕地少、人口多的山西在此時已經瀕臨人口與資源矛盾爆發的峰值。於是，在清政府的默許之下，成千上萬的山西老百姓逐漸湧入歸化城（呼和浩特）及周邊的土默特、察哈爾和鄂爾多斯等蒙古部落聚集地謀生並移民定居。

在這些進入內蒙的移民中，晉商起初是在當地設立貨棧經營山西對內外蒙古的貿易，後來逐漸在以歸化為核心的城鎮中鎮安家落戶，自主經營。而遷徙過去的一般農民則直接在草原進行墾荒種植，清朝時期高產的馬鈴薯等耐旱作物就此這一時期在內蒙中西部紮根。

現在內蒙古中部的農作物分佈（淡黃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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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譽為“一個大盛魁，半個歸化城”的晉商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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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場被稱為走西口的移民活動從明清更迭之際持續到清朝滅亡，長達兩個半世紀之久，上百萬的山西人在這個過程中定居內蒙古，徹底改變了以呼和浩特為核心的內蒙中西部地區的社會結構、經濟結構和生活方式。在移民之中佔比例極高的山西移民，在移民的過程成為了文化傳播的載體，將晉文化流播到內蒙古中西部的大片地區，使當地（尤其是歸化城一帶）形成富有濃郁山西本土特色的移民文化。

電視劇《走西口》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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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晉控蒙之塞

在征服漠南蒙古部落之後，清政府設定了一套八旗軍事駐防體系，控制內蒙古地區各個盟旗。清政府在內蒙古地區駐紮八旗軍隊之後，各盟旗便必須受所在地區或附近的駐防將軍節制，從而實現了進行嚴密的軍事管制。

內蒙古地區設定的駐防八旗，自西向東有綏遠城將軍、察哈爾都統、呼倫貝爾副都統。其中，綏遠將軍的軍事管轄區就是今天以呼和浩特為中心的河套地區（包括巴彥淖爾一帶的前套與土默特平原一帶的後套）。

清朝八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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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時期的歸化城與土默特地區“當關外之衝，扼隴西之隘”，也被稱為“北門鎖鑰”。在這個區域保持強大的軍事存在對清王朝治理內蒙古地區至關重要。在清政府與準噶爾汗國長達百年的拉鋸戰中，清政府深感直隸與山西地區距離漠北的戰爭中心太過遙遠，征討大軍在長城之內集結再奔赴前線的運輸成本過大，因而需要在更接近前線的地方集結軍隊，供給糧食、馬匹等軍用物資。

長城內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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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面對大元后裔諸強部歸化城土默特、察哈爾及漠北喀爾喀等，清政府也需要選擇一個適宜的地點築城屯兵，予以鎮撫的同時保證出現緊急狀態時做出快速反應。

於是，從雍正時代開始，清帝國就籌劃在歸化城附近進行築城屯兵。當時的歸化城因為在地緣上處於漠北與山西的中間戰略位置，且具備一定的農業基礎（大量農業人口的屯田），因而受到了清朝政府的青睞。乾隆帝即位之後，清政府即於1739年（乾隆四年）在歸化城東北五里處正式營建了一個軍事用途的新城——後來的綏遠城。

綏遠城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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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駐守在山西右衛（位於山西朔州右玉縣，緊鄰著名的殺虎口）的建威將軍王常從山西北部邊境移駐歸化城新城,成為第一任的綏遠將軍。為了加強綏遠將軍的軍事權力，又命“添副都統二員,其右衛之副都統仍留原處,亦歸併將軍管轄。綏遠城將軍的管轄範圍不僅有歸化城土默特二旗，還擁有統馭烏蘭察布和伊克昭兩盟的權力，是清政府控制方蒙古地區以及西北邊疆的重要軍政機構。

雖然綏遠將軍在軍事方面具有較大的自主權，但是其在職權層面依舊是一個護衛山西北部安全的衛戍機構，其向北管轄區域的增大應該看作是山西北部軍事防禦體系的縱向延伸（因為綏遠將軍依舊管理著山西北部的防務，甚至一度監管山西提督之職）。

位於呼和浩特的綏遠將軍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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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六年(1741)，清政府設定歸綏道（囊括歸化城附近13個廳），全稱“山西總理旗民蒙古事物分巡歸綏道兼管歸化城等處稅”，其最高官員為道臺，駐歸化城（呼和浩特市舊城），二十七年（1762）移駐綏遠城（呼和浩特新城）。至此，整個河套地區在行政與軍事層面就全方位納入了大山西的軍政管轄之中。這種晉綏統一的行政狀態終清朝一世都未改變。

民國建立之後（1913），新任綏遠省將軍張紹（北洋軍閥人物）為了“維持行政統一”，召集歸綏觀察使公署（歸綏道）所屬12縣、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及土默特總管旗等各方面代表，組成烏伊歸綏聯合會，上書中華民國政府，要求實行晉綏分治。

民國時期的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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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7月6日，中華民國政府下令成立綏遠特別區域（1928年建立綏遠省）。自此，這以呼和浩特為核心的河套區域正式脫離山西管轄。

1954年，綏遠省併入內蒙古自治區，重新歸入了內蒙古大家庭的懷抱。

從明末清初至民國時期，內蒙古中西部地區與山西已經建立了十分緊密的經濟文化聯絡。晉綏兩地血脈相連、文化相通，甚至形成了一體化的經濟模組與文化體系，這就為呼和浩特所在的綏遠地區長期受到山西管轄奠定了牢固的根基。從另一個角度看，山西與內蒙古中西部地區在地緣上十分接近，而山西的人地矛盾則必然促使濃稠的人口密度向北部草原地區尋求稀釋，也最終造就了“歸化南北皆晉語”的盛景。

今天的呼和浩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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