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更詳細地分析我國能源碳排放的變動情況，按照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提出的八大綜合經濟區，將中國劃分為東北、大西北、南部沿海、北部沿海、西南、東部沿海、長江中游和黃河中游八大經濟區。與傳統的三大或四大地區相比，八大經濟區的劃分能夠較為精準地反映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性和規律性。

各經濟區能源碳排放量表現為不斷上升的趨勢，具體而言，2000-2018年黃河中游和北部沿海碳排放量直線增加；東北地區、長江中游等其他六大區域在2000-2011年碳排放量呈平穩緩慢增長；而在2011年之後，只有大西北地區碳排放量保持平穩緩慢增長，東北、長江中游、東部沿海、西南和南部沿海五大區域碳排放量則基本保持穩定不變。

通過比較2000-2018年各經濟區能源碳排放的變化情況，明顯發現研究期內黃河中游的能源碳排放量最大，北部沿海則位居第二；2000-2012年，大西北地區的能源碳排放最小，而2012-2018年，大西北地區的能源碳排放開始超過並大於南部沿海地區，南部沿海的能源碳排放量保持最小。以上情況表明，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節能減排的形式仍然十分嚴峻。

2000-2018年整體上各地區的能源碳排放強度呈現明顯降低趨勢，表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與能源碳排放的關聯性逐漸減小。但各個區域碳排放強度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大西北地區碳排放強度水平除在2006年略低於黃河中游水平外，其餘年份均高於黃河中游水平，且一直處於八大經濟區中最高水平。2000-2018年西南地區以7.77%的最高年降低率，從0.66萬噸標準煤/億元降低至0.16萬噸標準煤/億元，大西北地區以3.17%的最低年降低率從1.23萬噸標準煤/億元降低至0.69萬噸標準煤/億元；

2018年南部沿海等四個地區能源碳排放強度均低於0.2萬噸標準煤/億元，大西北地區能源碳排放強度最高，為0.69萬噸標準煤/億元，但約為其峰值的百分之五十，2002年大西北地區能源碳排放強度達峰，峰值為1.35萬噸標準煤/億元，這充分說明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朝著低碳化、可持續性方向轉變，實現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脫鉤指日可待。

結合2000-2018年八大綜合經濟區能源碳排放量與碳排放強度的變動趨勢，將八大綜合經濟區能源碳排放特徵進行詳細劃分，可以看出，各區域碳排放呈現不同的特徵：大西北地區能源碳排放量處於各經濟區中的較低水平，但碳排放強度較高，表明大西北地區碳排放呈現“低排放-高強度”特徵；黃河中游能源碳排放強度同樣呈現較高水平，除2006年略高於大西北地區外，其餘年份均位居各經濟區第二，而碳排放量也位於較高水平，表現為“高排放-高強度”特徵；

南部沿海地區碳排放強度水平在八大經濟區中始終保持最低，且碳排放量相對較低，呈現“低排放-低強度”特徵。為了進一步探究我國能源碳排放現狀，運用泰爾指數定量分析我國能源碳排放量的區域差異大小及其差異原因。泰爾指數最初用來表示地區收入水平的區域差異，其中泰爾指數越大表明差異越大，反之差異越小。構建八大綜合經濟區碳排放量區域差異的泰爾指數，並將總體差異分解為八大綜合經濟區區域間的差異和區域內部不同省域之間的差異。

其中，八大綜合經濟區用i來表示，八大綜合經濟區內各省市用j來表示；TC、TCi和TCij分別表示八大綜合經濟區能源碳排放量、第i個綜合經濟區碳排放量和第i綜合經濟區中j省碳排放量；Y、Yi和Yij分別表示八大綜合經濟區生產總值、第i個綜合經濟區生產總值和第i綜合經濟區中j省的生產總值。

為對造成碳排放區域差異的原因進一步分析，通過八大綜合經濟區碳排放的區域間貢獻率和區域內貢獻率來研究對總體差異的貢獻度；通過八大綜合經濟區的泰爾指數來分析八大綜合經濟區區域內差異的貢獻度。基於泰爾指數分析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碳排放的總體區域差異，可以發現，總體泰爾指數和區域內泰爾指數整體均呈現“上升-下降-上升”趨勢，區域間泰爾指數呈現由幾乎不變到逐漸上升的態勢。

具體來講，2000年到2002年，總體泰爾指數由0.1687上升到0.1872，這說明此時總體區域差異在變大；2003年到2010年，總體泰爾指數波動下降為0.1353，此時區域差異為歷年最小；2011年開始，總體泰爾指數逐年增加，2018年達到最大值0.2904，此時，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碳排放的總體區域差異最明顯。

區域內泰爾指數TWR可以進一步揭示我國八大綜合經濟區域能源碳排放的差異，區域內泰爾指數TWR在2010年以前呈現先上升後波動下降的趨勢，與總體泰爾指數T的變化趨勢基本一致，此時區域內的差異在逐年縮小，2010年達到最小值0.0477；2011-2018年，區域內泰爾指數TWR保持持續增長趨勢，並且在2017年實現最高速增長，2018年區域內泰爾指數達到最大值0.1168，此時區域內碳排放差異最大。

同時，對八大綜合經濟區泰爾指數的分解可知，黃河中游泰爾指數明顯高於其他區域，說明黃河中游地區的碳排放區域內差異最大；西南地區和北部地區的泰爾指數次之，2000-2006年，西南地區能源碳排放區域差異明顯高於北部地區，2007年開始北部地區則明顯高於西南地區；大西北地區能源碳排放的泰爾指數較小，2000-2018年泰爾指數均值為0.0042，區域內差異較小；而東北、長江中游、東部沿海和南部沿海的能源碳排放泰爾指數均小於0.005，區域內碳排放幾乎不存在差異。

為進一步分析造成八大綜合經濟區碳排放差異的原因，計算2000-2018年八大綜合經濟區碳排放泰爾指數的區域間貢獻率和區域內貢獻率，並對區域內泰爾指數貢獻率進行分解。可以發現，2000-2018年能源碳排放泰爾指數區域內差異的平均貢獻率為38.17%，區域間差異的平均貢獻率為61.83%，區域內差異的貢獻率明顯小於區域間差異的貢獻率，說明造成我國能源碳排放區域差異的原因主要根源於區域間差異。

對泰爾指數區域內總體差異的分解可以發現，2000-2018年黃河中游地區碳排放泰爾指數區域內差異的貢獻率持續保持最高，其平均貢獻率為18.67%，說明黃河中游地區的區域差異是導致我國能源排放區域內差異的首要因素。基於一次能源消耗數據測算2000-2018年我國能源碳排放量，並從國家和八大綜合經濟區視角對我國能源碳排放現狀進行分析，得到以下結論：

(1)二十一世紀以來我國能源碳排放量總體呈現上升趨勢，碳排放強度逐年降低，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關聯性逐漸減弱。長江中游、西南地區、南部沿海、東部沿海能源碳排放呈現“低排放-低強度”特徵，東北地區、大西北地區能源碳排放呈現“低排放-高強度”特徵，北部沿海、黃河中游能源碳排放呈現“高排放-高強度”特徵。

(2)我國能源碳排放存在明顯的區域差異，泰爾指數和區域內的泰爾指數均呈現“上升-下降-上升”趨勢，區域間泰爾指數呈現由幾乎不變到逐漸上升的態勢。同時，區域間差異是造成我國能源碳排放區域差異的主要原因。基於前文對能源碳排放現狀的分析，首先從經濟、人口和技術三個角度梳理我國能源碳排放的影響機制。

其次，依據Kaya恆等式，採用LMDI分解法對我國能源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分解。最後，通過構建STIRPAT能源碳排放模型，運用嶺迴歸方法對我國能源碳排放預測模型進行實證分析。基於學者對碳排放影響因素的研究，將從經濟、人口和技術三個角度對能源碳排放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經濟增長與能源碳排放在社會發展初期，資源消耗和環境壓力往往會伴隨著經濟快速增長而不斷加大，而當這種負外部性逐漸凸顯，人類就需要採取一定的方法進行補救，無論是技術創新還是施壓，經濟穩步發展既要減少資源消耗，又要減輕環境壓力，根據脫鉤理論，整體上我國能源碳排放與經濟增長處於弱脫鉤狀態，即經濟增長與碳排放量增加依然同時存在，只不過碳排放量增長速度低於經濟增長速度。在短期內我國能源碳排放無法實現強脫鉤，經濟增長仍然會促進能源碳排放的增加。

產業結構與能源碳排放產業結構是衡量一國經濟水平的重要因素，產業結構通過直接地決定碳排放量和間接地促進資源配置來對能源碳排放構成影響。一方面，不同產業直接造成的碳排放量存在差異。根據配第-克拉克定律，提高人均國民收入，就業人口將逐漸從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再向第三產業轉移，而就業人口會影響三大產業的佔比。

在三大產業體系中，以農業為主的第一產業對能源需求較少，並且農業、林業等通過植物光合作用也會吸收二氧化碳，例如我國近年來建設的生態碳匯林業園區，明顯降低了第一產業的能源碳排放。第二產業作為我國能源消耗最大的產業，工業、製造業等對一次能源的依賴大，加之能源使用的低效率，第二產業成為我國能源排放最大的行業。而我國正處於工業化發展階段，這必然會造成我國能源碳排放的持續增長。

此外，隨著第三產業佔比不斷提高，交通運輸業、金融業、旅遊業等行業的碳排放不容忽視。因此，產業結構的優化可以減少部門能源消耗，進而降低能源碳排放，合理調控三大產業佔比將會對我國能源碳排放產生直接影響。另一方面，產業結構的優化意味著不同產業間要素流動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