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馬爾地夫,以旅遊勝地的形象為世人所熟知。偶爾也會登上環保新聞頁面,充當全球變暖與海平面上升現象的受害者。除此之外,就很難被輿論所關注,近乎為被世界所遺忘的邊緣角落。
事實上,這樣的情況可謂是自古以來。由於和南亞次大陸的位置過於靠近,讓整個群島的發展空間都會受到嚴重限制。所有處於鼎盛時期的帝國勢力,都懶得為這片世外桃源花費多少力氣。唯有當新勢力介入印度洋海區,馬爾地夫的名字才會浮現於歷史典籍。
主流貿易線路的遺孤傳統的馬爾地夫民居 以容易腐爛的木質結構為主
由於身處靠近赤道的溼潤海域,早期馬爾地夫的人類生活遺蹟大都難以長期留存。儘管史前先民就有駕舟傍海的遷徙模式,卻很難將物產較少的群島視為理想歸宿。特別是在12000年前的冰河期結束後,上浮的海平面讓原有的土地面積大幅萎縮,從而製造出這塊在地理上呈半隔絕狀態的小世界。
公元前5世紀,一批來自錫蘭島的僧伽羅流亡者,浮海漂流到馬爾地夫。他們對原先就生活在當地的土著形成完全壓制,徹底改變了流行於諸島之間的通用語。受此影響,本應和次大陸南部更為親近的馬爾地夫,反而在後來的歷史沿革中與錫蘭相輔相成。
最早的馬爾地夫歷史 來自登上群島的僧伽羅流亡者
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作為歷史悠久的東西方海上貿易生力軍,南印度的泰米爾商船開始抵達馬爾地夫。他們的這個舉動,無疑是伴隨著印度洋航線的悄然興起。在此之前,北方歐亞大陸上的絲綢之路已出具規模,成功將遠東的河套地區與中歐的匈牙利盆地相連。至於習慣走水路的原始海商,還只能在東地中海和波斯灣等有限海區活躍。但在馬其頓帝國的亞歷山大遠征過後,分封各頭的希臘化君主們都開始培植能為自己所掌控的新線路。這才有了吃下游紅利的泰米爾文化崛起,以及更邊緣位置的馬爾地夫被無意發覺。
當然,泰米爾時代的馬爾地夫還僅限於個別大型島礁。餘下的土著繼續維持著某種母系社會風俗,在各自的小島上自成一體系,並被偶爾造訪的外來者看做是女王治國。但因為群島上盛產可以充當造船材料的椰子,所以總能吸引來買家的定期惠顧。隨後又出現了自帶倉儲和金融儲蓄功能的佛教寺廟,讓馬爾地夫再也無法同外面的世界保持隔離。
更善於航海的泰米爾人 讓馬爾地夫徹底告別了孤立時代
無論次大陸北方是屬於阿育王的孔雀帝國、米南德的印度-希臘還是迦膩色伽的貴霜帝國,都無法對南印度沿海實施長臂管轄。這就給部分藝高人膽大的商團,留出了規避帝國稅吏的活動空間。也讓那些從紅海遠道而來的羅馬人,可以直接觸及到漢朝治下的北部灣水域。馬爾地夫雖不是繞道前行的必經之路,卻可以為闖關者們提供更多穩妥的備選,從而迅速向東抵達錫蘭。所以在公元4世紀,定居馬爾地夫的商賈向羅馬帝國派出代表團,拜見了最後的異教徒皇帝尤里安。
公元6世紀,薩珊波斯人的強勢介入,開始讓馬爾地夫同西方世界的交流趨於中斷。但這些乘坐大船而來的拜火教徒,實際上扮演著和基督徒羅馬人一樣的角色。那就是利用群島的獨特位置,將其變成紅海-波斯灣到錫蘭-馬來亞之間的中轉站。在無形中削弱北印度笈多帝國的壟斷能力,成為那個時代的印度洋帝國秩序挑戰者。哪怕群島本身的自然稟賦不夠出彩,依然是別無二選的最佳平臺。
古代佛教階段的馬爾地夫宮殿復原
穆斯林時代的內部紛爭穆斯林勢力崛起後 迅速佔據了環印度洋世界
公元7-8世紀,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擴張改變了世界格局與歷史程序。由於很早就涉足東西方貿易,他們自然對如何順著商路擴張是熟門熟路。尤其是在非軍事征伐的區域,影響經濟命脈的商人就成為伊斯蘭教擴張的中流砥柱。
但與很多後世讀者所理解的不同,日益擴大的穆斯林陣營內部也存在大量利益糾紛。尤其當不同地區的商人都皈依了真主,他們彼此間的競爭關係就容易被外人所忽略。因此,馬爾地夫的價值雖沒有顯著提升,卻也不可能隨地緣形勢的變化而出現下滑。譬如當居於優勢的遜尼派控制了波斯灣、阿曼和坎貝半島,並在印度教王公的南部城市內建立商業壟斷,那麼什葉派就需要走紅海、東非與馬爾地夫,才能避免自己的財路為教派衝突所截斷。
什葉派的法蒂瑪王朝出現 短暫提升了馬爾地夫的國際地位
公元10-11世紀,當信奉什葉派伊斯蘭教的法蒂瑪王朝佔據埃及。其影響力涉足亞丁,並與設拉子等南伊朗地區形成聯動。於是,大體上以遜尼派為主的索馬利亞海岸城市,就必須為自己另謀出路。一時間,馬爾地夫就成為東非商人經常光顧的中轉站,也造成了原有佛寺的統治地位崩塌。因此在不久後的12世紀末,原本還信奉佛教的國王多維米便選擇改宗伊斯蘭,並開始成為阿朱蘭蘇丹國的附庸。但在法蒂瑪埃及很快被突厥軍閥薩拉丁顛覆,遜尼派再次從受打壓位置變為多數派,馬爾地夫的應急避險功能也就迅速消退。
在之後的300年內,歐亞大陸上的頻繁戰爭與民族遷徙,讓國際貿易中的海洋佔比逐步提升。但整個印度洋世界大體上為遜尼派穆斯林所控制,很少出現大的波瀾和變數。加之馬爾地夫本身的“硬體”設施比較欠缺,無法支撐大型港口或交易市場的運作,自然就只能乖乖回到最初原點。幸好還有知名旅行家伊本-白圖泰的造訪,才讓群島間的這段歷史不至於徹底泯滅。作為鬆散宗主的索馬利亞人,也樂於在某些時候途徑那裡,維持著最基本的貿易站點功能。
在旅行途中經過馬爾地夫的 伊本-白圖泰
大航海時代的短暫衝擊大航海時代的開啟 再次讓馬爾地夫獲得機會
公元16世紀,由歐洲人發起的大航海時代,開始不可阻擋的影響整個印度洋地區。儘管馬爾地夫在一開始對此毫無感覺,卻很快就體會到因禍得福的五味雜全。
在葡萄牙海船縱橫東方的前20年裡,次大陸南部的印度港口被逐個點名征服,讓穆斯林商團必須為自己尋求出路。由於大部分人不願意向新來的基督徒購買營業執照,就開始將正大光明的行商改為偷偷摸摸的走私。他們紛紛駕船從麥加或東非出航,再透過馬爾地夫直達錫蘭,最後沿著老路去往馬六甲。雖然會錯過印度本土港口的貿易機會,卻還是能用南洋進口的高淨值貨物來抵消損失。於是,原本的偏遠角落,如今就因時局變動而不再冷清。
對控制印度海岸的葡萄牙人來說 馬爾地夫價值非常有限
當然,具有軍事優勢的葡萄牙人也很快得知了這個情況。但因為馬爾地夫自身的戰略價值較為低下,所以很難被決策層排進征服清單的前列。於是,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去攻打馬六甲城,並向錫蘭島上的科倫坡派出商業代表團。結果,穆斯林海商又做出應急調整,將馬爾地夫航線的終點調整到蘇門答臘島西北的亞齊。因此,葡萄牙巡邏船還是要定期兵臨群島,在有限範圍內搜尋可能的漏網之魚。儘管總能在小規模戰鬥中獲勝,卻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一旦自己因兵力匱乏而無暇顧及,又會有穆斯林商船在下一個航海季如期抵達。同時,還有許多征服埃及的奧斯曼冒險家加入進來,將大量的歐洲武器技術傳播至南洋。
這迫使葡萄牙人在1558年派兵登陸馬爾地夫,在今日的首都馬累附近建立起小型設防商站。不僅是要干擾西部穆斯林艦船的安全通航,也期望能阻止群島上的椰子製品能繼續為南印度海盜所用。原本信奉伊斯蘭教的國王阿里六世,也就成為改宗基督教的傀儡君主。
葡萄牙人設在馬累的小型武裝商站
然而,此舉無疑重傷了大量靠穆斯林國際貿易為生的馬爾地夫土著利益。著名的塔庫魯法努三兄弟便組織人手、打造艦船,開始對力量不穩的葡萄牙人展開游擊戰。他們經常在夜間活動,攻打那些選擇服從的島嶼居民,然後在敵軍的追兵抵達前就上船走人。透過數年的不懈鬥爭,最終在1573年獲得成功,將少數常駐群島的殖民者全部殺死。
諷刺的是,這種對抗本身恰恰對馬爾地夫更為有利。因為只有讓葡萄牙人長期留在南印度和錫蘭,才能使偏遠群島的價值得到凸顯。倘若這樣的平衡出現偏差,那麼滋養走私經濟的環境便不復存在。
荷蘭東印度公司的成功 讓馬爾地夫再次回到原點
公元17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大舉東進,迅速瓦解了葡屬印度的壟斷地位。過去讓馬爾地夫咬牙切齒的初代征服者,首先在錫蘭島的爭霸戰爭中落敗,繼而又被奪走了馬六甲城控制權。最後連老基地科欽與奎隆所在的馬拉巴爾海岸,也被來自西北歐的第二代殖民者所鯨吞。至此,除商船頻繁開出的東非和阿拉伯半島,馬爾地夫的所有對口夥伴們都深陷荷蘭影響。即便保持相當獨立的南洋大國亞齊,也很早就與荷蘭人確定了合作關係。
基於葡萄牙人留下的亞洲情況報告,荷蘭東印度公司便很自然的不願對馬爾地夫本身進行干涉。加之他們與許多本地王公的關係更為和諧,便成功葬送了這片群島作為走私天堂和臨時中轉站的大部分價值。即便荷蘭在18世紀因牽涉拿破崙戰爭,被迫將錫蘭和南印度都交由英國人管轄,馬爾地夫的邊緣地位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英屬印度時代 馬爾地夫更加無人問津
由二戰引發的紛紛擾擾曾在馬爾地夫水域巡航的 利拉德號輕巡洋艦
1941年,1艘由厄利垂亞出逃的義大利輔助巡洋艦,企圖從馬爾地夫水域逃亡日本。雖然很快被皇家紐西蘭海軍的利拉德號輕巡洋艦擊沉,確也預示著傳統印度洋秩序正在遭受二戰影響的衝擊。由於長期的經濟蕭條與軍備縮減政策,英國人的絕對優勢正飽受新興法西斯軸心的挑戰。
第二年5月,作為印度洋東部門戶的新加坡陷落。南雲忠一的日本航母編隊也順利衝過馬六甲海峽,對錫蘭島上的軍民目標發起大規模壓制性進攻。已深陷大西洋和北非鏖戰的皇家海軍,只能從地中海湊出編隊予以支援,並開始挖掘注馬爾地夫群島的軍事價值。
至今任是馬爾地夫國際機場所在地的 阿杜環礁
當時的他們,已經在群島最南端的阿杜環礁建立了秘密基地,包括大型艦艇的加油裝置和足以起降大型軍艦的跑道設施。倘若日本人執意要繼續向西發起進一步攻擊,那麼馬爾地夫就將成為皇家海軍的前線反擊支點。
當然,由於日軍的重心始終是在太平洋戰區,對馬六甲以西的攻略便止步在預防性空襲。苦苦支援的英國航母編隊,也就在阿杜環礁補充燃料後撤到了東非海岸。整個日不落帝國的斜陽,也就在這一刻開始從印度洋上徐徐消退。
日軍的印度洋攻勢 一度讓馬爾地夫成為戰爭前沿
特別是在1947年的印巴分治過後,依附於冷戰大背景的第三世界民族自決成為不可逆趨勢。而英國所代表的舊殖民主義勢力,在很短時間內就成為了少數非主流。在這個青黃不接的動盪期內,以阿杜環礁為首的南部三島,還期望能從整個馬爾地夫分離出去。但在缺乏國際力量支援的情況下,這樣的微弱掙扎也很快為炮艇和警察部隊所驅散。
1967年,隨著英國駐軍徹底從阿杜環礁撤退,馬爾地夫再次為世界輿論所忽略。在幾十年的冷戰高峰期,美蘇兩國都在阿拉伯世界與非洲扶持起更多的代理人政權。彼此間的分佈犬牙交錯,在經濟上也不太有小型緩衝區的生產空間。
1967年 撤離阿杜環礁的英國駐軍
於是,馬爾地夫只能在經濟上倒向國際旅遊業,又在軍事安全領域依靠不結盟運動的最大實體--印度。後者作為英帝國印度洋權益的部分天然繼承人,自然也接過了對這片群島的保護義務。當有部分商業集團在1988年策動政變,正是印度海空和傘兵部隊將盤踞馬爾地夫的僱傭軍擊敗。
在更大的領域範圍內,執掌世界海權的美國海軍,填補了英帝國離去後的另外半邊秩序。常駐英屬迪戈加西亞島的轟炸機基地、管轄中東中央司令部。第五艦隊和新加坡的樟宜海軍基地,構成了其人勢力難以輕易衝破的壓倒性屏障。
冷戰後的馬爾地夫 完全處在印度海軍的力量投射範圍內
直到2004年的印度洋大海嘯突然降臨,讓群島上的經濟遭受重創,也間接開啟了馬爾地夫政局的持續動盪。當美國因2008年的金融危機而不得不選擇暫時性後撤,印度也由於巴基斯坦的牽制而無力分心,馬爾地夫的內政便無可避免的再次出現紊亂。高舉伊斯蘭主義和反西方大旗的政客,開始長期把持總統寶座,也不斷向遠方的吃光群眾們暗示有第三股勢力正在滲入印度洋地區。
但平心而論,馬爾地夫的天然地理限制,決定了這片群島的戰略價值永遠是非常有限。任何縱橫東非海岸到馬六甲海峽之間的國際性海軍,都能輕易割裂當地與外部世界的有機聯絡。所有穩坐南洋次大陸的區域勢力,也都能輕鬆向島嶼輸送壓制性兵力。因此,馬爾地夫始終是隻能在特殊的混亂中間期,扮演某一方勢力的過度平臺,而無法撐起霸權槓桿的關鍵性支點。倘若對群島施加過度的投資與期許,反而說明了自身力量的不足和戰略選擇的狹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