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3日，阿聯酋與以色列宣佈實現關係正常化。9月11日，巴林與以色列建交。這兩個國家都是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據美國及以色列釋放出的資訊，接下來還會有海灣地區阿拉伯國家及伊斯蘭國家與以色列建交。這在很多人的慣性思維中，幾乎是“難以置信”的事件。然而，它偏偏就發生了。而其中，美國與特朗普所扮演的角色“顯而易見”。

在中東地區，存在著“三大矛盾”。分別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的矛盾，遜尼派和什葉派的矛盾，庫爾德人建國訴求與相關四國的矛盾。而遜尼派與什葉派的矛盾雖然也根深蒂固，但畢竟屬於教派的“內部矛盾”。庫爾德人雖然有建國夢想，但因為其自身力量太弱，又面臨著兩伊及土耳其,敘利亞四國的聯合打壓，很難形成對峙局面。相比較來說，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間的矛盾“最難調和”。

其實，若以血緣而論，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實則“一脈相承”的“同父異母”兄弟。基因測試也證明了一點，在所有種族中，也只有他們的基因重合度最高。所以說，每當看到有評論說以色列和阿拉伯國家是一對不共戴天的仇敵，特別是埋怨阿拉伯人不團結一致對付以色列時，總感覺不辯證。其實，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的仇恨也只是二戰後才結下的。在以色列建國前，他們之間本無矛盾。

其實，現在的巴勒斯坦地區原來就是猶太人祖先待過的地方。只是在公元前1世紀的時候，羅馬帝國佔領和統治了該地區。由於猶太人不願屈從，所以，羅馬帝國燒燬了耶路撒冷，驅逐猶太人，才導致了猶太人被迫流浪到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國家也徹底消失了。

公元637年，阿拉伯人攻陷了耶路撒冷，並遷居到了巴勒斯坦地區。所以，兩千多年來，巴勒斯坦也早已成為了阿拉伯人心目中的家園。而這兩千多年的時間裡，猶太人一直如“浮萍”在世界各地飄蕩。然而，在猶太人的心中一直有著一個“不滅”的信念，那就是回到祖先待過的地方建國。

在二戰前後，其實已經有一部分猶太人人從世界各地陸續回到了巴勒斯坦地區生活。由於那時的巴勒斯坦地區並沒有國家存在，所以，猶太人與阿拉伯人實際上是“混居”在巴勒斯坦這片土地上，彼此之間也並沒有明顯的互相不容。但是，相處是一回事，而如果建國的話，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彼此之間的結仇也就是從以色列1948年建國開始的。

基於二戰期間猶太人被納粹主義者迫害所導致的普遍同情，以及猶太人建國的渴望，再加之猶太人大財團在美國的地位等因素，1947年11月，聯合國通過了第181號決議，將巴勒斯坦地區一分為二，允許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同時在這片土地上建國。以色列人自然是雷厲風行的為建國籌備著。而巴勒斯坦地區的阿拉伯人卻是得過且過，並沒有建國的緊迫感。實際上就是一種“優越感”的體現。然而，當猶太人真的建國了，他們反而“受不了”了。於是，這對“同父異母”的兄弟徹底“翻臉”了！

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國。然而，第二天，由埃及,約旦,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家組成的阿拉伯聯軍就打上門了。於是，第一次中東戰爭爆發。在美國的支援下，加之世界各地猶太人的“傾囊”支援，本來處於劣勢的以色列卻逐漸佔據了優勢。此後的幾十年時間裡，大規模的戰爭共打了五次，小規模的衝突更是“數不勝數”。打著打著，埃及退出了，約旦也偃旗息鼓了。而此後，以色列是越打越強。及至近幾年，除了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及巴基斯坦外，其實已經沒有其他阿拉伯國家再與以色列死磕了。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反以也只不過是僅僅體現在口頭上而已。中東地區的伊朗和土耳其雖然也反對以色列，但這兩個國家卻並不屬於阿拉伯國家。

從宗教層面來說，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都是從猶太教中派生的。而在巴勒斯坦地區的耶路撒冷，體現的尤為明顯。耶路撒冷也因此被稱之為“三教聖地”。而這個“三教聖地”亦成為了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之間矛盾不可調和的一個因素。直白的說，那就是誰都不願放棄。另外，在中東地區還摻雜著另一個矛盾體，那就是伊斯蘭國家中的遜尼派和什葉派之爭。沙特是中東地區公認的遜尼派“老大”，而伊朗則是什葉派中的“頭”。同時，沙特和伊朗之間還有著中東地區的“老大”之爭。漸漸的，以沙特為首的遜尼派國家，特別是海灣地區的遜尼派國家不再將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之爭看作是主要矛盾了！而是將伊朗為首的什葉派之弧看作是最大威脅了。這也為阿聯酋,巴林等海灣國家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奠定了基礎。

二戰前，美國在中東事務上的參與度並不高。但是在二戰後，美國逐漸成為了西方國家中介入中東事務最深的一個。美國之所以深度介入中東，主要源於三個因素。一是石油。二是以色列。三是地緣政治。因為以色列，美國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哪怕是得罪整個中東地區其他國家。而因為石油這個世界經濟之“血”，美國又必須理順與沙特等國的關係。所以，美國一度很為難。然而，自從1979年霍梅尼發動伊朗伊斯蘭革命後，特別是出現大使館人質危機後，美國與伊朗關係急轉直下的同時，也使美國在中東地區找到了新的“著力點”。而這個著力點就是伊朗為首的什葉派與沙特為老大的遜尼派的“格格不入”。

什葉派想往遜尼派的地盤滲透，而遜尼派自然不答應。於是，互相之間的滲透和反滲透便成為了“常態化”。它們之間的矛盾自然也在不斷加深。恰恰也就成為了美國利用的一個“平臺”。因此，美國提出了一箇中東平衡戰略。其戰略目的就是要控制中東地區。

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東戰爭爆發。這次戰爭也引發了一場二戰後最大的石油危機。基於對西方國家支援以色列的憤怒，歐佩克石油組織對歐美國家進行了石油減產和禁運，使歐美國家遭受了重大損失。再加之佈雷頓森林體系廢除後，美元需要與石油捆綁。鑑於此，美國意識到了沙特的重要性。於是，美國逐漸和沙特形成了穩定的盟友關係。此外，美國透過斡旋，使埃及和以色列在1978年簽署了“戴維營協議”，解決了以色列與埃及的領土爭端。埃及退出了與以色列之間的中東戰爭，也使以色列減輕了安全壓力。

在解決了埃及與以色列的問題後，美國又開始對巴以之間的關係進行斡旋。並且在克林頓任上著手解決以色列與巴勒斯坦之間的問題。1994年，巴勒斯坦與以色列舉行了首次面對面談判。並在美國簽署了“和平協議”（奧斯陸協議的美國版），對加沙和傑里科地區的自治問題達成了共識。“和平協議”的簽署，使很多人認為中東和平有望了。然後，因為哈馬斯的反對，特別是兩年後以色列總理拉賓的遇刺，使巴以和平“功虧一簣”。此後，便沒有更進一步的和平協議產生了。巴以也進入了頻繁的衝突模式。此後的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也都沒有能夠有效的推進巴以和平程序。

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儘管特朗普沒有從政經歷，儘管被普遍認為“不靠譜”。但特朗普也有自己的特點。比如“無知者無畏”，比如為了“利益”可以不顧一切。比如他想做出和其他美國總統不一樣的成績。從特朗普上任後的中東政策來看。特朗普顯然是想“一勞永逸”的解決巴以衝突問題。

如果能夠解決巴以衝突問題，美國起碼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好處：（一）可以使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之間的關係緩解，也就減輕了以色列的安全壓力。而如果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建交了，也就減輕了美國在中東地區問題上的政治壓力了。比如說，就不會出現關於以色列問題，美國需要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屢屢行使“否決權”了。（二）如果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實現關係正常化，美國不僅可以節約在中東和平問題上的資金投入，還能夠與阿拉伯國家敞開來做生意。這也符合特朗普奉行的“成本論”。（三）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建交了，就有了聯合起來對付伊朗的“基礎”。這同樣可以間接起到幫助美國實現地緣政治目標，即遏制和打壓伊朗。（四）對於特朗普個人來說，無疑也是他的一項外交成就，自然有利於特朗普的連任。

如果以色列真的能夠緩和與阿拉伯國家的關係，對美國來說，對特朗普來說，顯然都是“利好”。可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阿拉伯與猶太人之間的矛盾，巴以之間的衝突都似乎是“不可調和”的，美國多少任總統都未能解決，其難度也就可想而知。直白的說，如果使用常規手段的話，那就只能“碰壁”。顯然，特朗普也意識到這個問題。於是，他開始以他的商人思維，以他“無知者無畏”的勁頭開始佈局和實施他的中東問題方案了。

特朗普的女婿庫什納（伊萬卡的丈夫）是猶太人。但特朗普卻不顧人們對他“任人唯親”的詬病，任命庫什納為中東新計劃的負責人，制定了“世紀計劃”的實施方案。此外，特朗普還以他“漫天要價,坐地還錢”的商人“談判方式”，唬住巴勒斯坦及相關的阿拉伯國家。比如，特朗普“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宣佈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首都。宣佈承認戈蘭高地屬於以色列，單方面宣佈中東和平“世紀計劃”，預設以色列發出的欲吞併約旦河西岸領土的威脅。這其實就是典型的“霸道”談判方式。也就是在告訴這些相關國家：談，還可以讓步。不談，那就這樣做了。目的自然是逼迫他們坐上談判桌。以色列與阿聯酋的建交就有這方面的因素。

在以色列與阿聯酋的關係正常化原因中，就有一條描述的很直白。有一句描述是這樣的：阿聯酋與以色列實現關係正常化，以色列則停止對巴勒斯坦領土的吞併。顯然，以色列此前作出的“吞併”姿態，其實是為了增加與阿聯酋等阿拉伯國家建交的“談判籌碼”，同時，也給了阿聯酋向其他阿拉伯國家解釋為什麼與以色列建交的“理由”。由此可見，美國和特朗普可謂是“挖空心思”。

特朗普女婿庫什納主持制定的新中東和平計劃公佈後，反應並不熱烈，效果也不好。首先，巴勒斯坦給予了明確拒絕，其他阿拉伯國家要麼反對，要麼保持沉默。而此時，因為疫情和反種族歧視抗議活動對美國的衝擊和撕裂，導致特朗普的支援率嚴重下滑，一度被拜登甩下了十幾個百分點，可以說是選情告急。如果想扭轉落後的選情，除了在國內問題甩鍋和不顧疫情拼經濟外，特朗普如果能在外交問題上製造看點和轟動效應的話，自然可以有助於特朗普提升民意支援率。於是，特朗普“退而求其次”的竭力斡旋了海灣地區的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建交。也就有了阿聯酋和巴林先後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的事件。

從以色列與阿聯酋及巴林關係正常化的協議來看，顯然有美國“威逼利誘”的因素。直白的說就是“經濟開道，政治脅迫”。不過，換個角度來說，起碼從表面上看，特朗普的“漫天要價，坐地還錢”的商人談判模式“得逞”了！最主要是趕在美國大選投票前實現了。不出意外的話，在11月3日“投票日”前，還會有其他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簽署關係正常化協議。這樣一來，特朗普個人能得到兩個好處。一是有助於他的連任，二是特朗普還因此獲得了諾貝爾和平獎提名。總之，對於特朗普來說，凡事他都是“無利不起早”的。

巴林，阿聯酋，卡達的敵人是誰？只有一個國家就是伊朗。以色列的敵人是誰？還是伊朗，古話說的好，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所以建交很正常，而且直接繞過了巴勒斯坦，沒有中間商賺差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