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因為學過文言文，你就誤認為古人平時講話講的就是文言文。文言文是古人的書面語言，而不是古人的口語，古人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流所使用的是口語，也就是我們講的大白話。一個沒有專門受過嚴格的系統教育訓練的人，是講不出文言文的，講出來普通受眾也聽不懂，因為普通受眾很多都沒受過教育訓練，聽了會不知所云。文言文只是古人在寫文章的時候才用，從商周一直到清朝，書面文章用的都是文言文。直到1919年五四新文化運動後才作為一項文化革命的內容逐漸廢除文言文，推廣白話文。

如果一個幾百年前或上千年前的人能活過來，站在我們的面前跟我們講話，他肯定講的是口語，而不是文言文，如果他講的是普通話音調的話，很多話我們都還是能聽懂的。當然有些話聽不懂了，因為口語也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的，隨著時間的變遷，有些字詞的語音語義都發生了變化，和現在的口語有了較大的差別。

明朝朱元璋當皇帝后，由於他年輕時家裡窮，沒受過教育，文化低，所以他下的聖旨都是用口語也就是大白話，嘴上怎樣講，聖旨上就怎樣寫。這裡摘錄一道聖旨以饗大家。

“奉天承運，皇帝昭曰，告訴百姓每（們），準備好刀子，這幫傢伙來了，殺了再說，欽此”

這是明朝時候，倭寇侵犯沿海某地時朱元璋下的聖旨。明朝過去已經六百多年了，看到了吧，他們的口語跟我們今天的差不多。

口語和書面語是兩套交流系統，古代人用的是古代人的白話。正如現在每年都有新的流行語，古代口語也在不停變化。書面語作為思想的承載主要作用是記錄，一般人交流不會像書面語那麼說。

直到民國時人們還一直學習文言，文言的用詞那麼難，古時候教育普及又很低，哪有那麼多人能掌握文言呢，所以日常生活中還是使用白話的，雖然和現在不同，但是大致都能懂的，例如明朝皇帝朱元璋，就是農民出身，沒上過學，所以寫的聖旨都是白話，即便放到現在也差不多能看懂的。

再就是文言文實在不適合進行口語交流，之所以用文言文是因為當時的文字載體為竹簡，刻字很辛苦，儲存和搬運也不方便，所以只能儘量減少用字，比如春秋戰國的文章用字都很簡練。後來紙的發明讓文字記錄方便多了，所以後來的文體字也相應的變多了。比如後來的散文，雜文等，再後來紙已經不算昂貴的文字載體了，所以現在的東西都可以寫的很長。尤其是小說等，以前有人寫十幾萬字已經很了不起了，現在動輒上百萬字。

那時除了貴族，讀書識字的人很少，你覺得大部分是用什麼交流呢？當然是大白話，而且是方言土話。文言文，是“文”言，是為寫文章而創造的話語，當然只用於寫作上，日常交流多是口語。至於電視劇和小說，編劇為了凸顯深厚的文化底蘊，而將文言直接寫入劇本，實際上是錯誤的，誤導了很多人。

大家看今天古書上的記載，留下的歷史，基本上都是文言文，不管是人物對話也好，還是事情的記載，都是文言文，那麼問題來了。古代人平時說話也是用文言文嗎？還是用白話文說話呢？

古代也是文白分開的！除了先秦時期，因為文言文就是那時的口語演變而來。換言之，古人說話是一套語言，寫文章是一套語言。說話用口語，寫作用文言。你會覺得這樣搞豈不是太麻煩？為什麼不合二為一，直接寫白話文呢？

古人早都想到了，之所以設計兩套語言是因為古人發現口語變化真的好快啊！而且不同地方人的口語差別也好大啊！那麼如何進行跨越時空交流呢？當然是設計一套固定不變，貫通古今的語言，專門用來寫作！這套語言一經形成，千年不變，於是後世的子孫只需加以學習，便暢讀祖先文章，明曉其意，簡直是跨越千年的溝通！這便是文言文的最重要作用！

君不見，2000年過去了，你還能讀懂司馬遷的《史記》，這就要歸功於文言文了。假使當年沒有文言文，全寫白話文，那司馬遷就等於是將口述歷史記錄下來，然後就成一本書。那我們現在拿到手裡，啥也讀不懂了！因為2000年過去了，口語變化實在太大了！不異於雞同鴨講啊！不信你回憶下，中學時代，讀魯迅的文章是不是感覺很佶屈聱牙啊？ 沒錯！誰讓他們那批人搞白話文運動，淨寫白話呢！這就是白話的壞處，須知魯迅距今才百年而已。

英語也有類似的問題，英語沒有文言文，寫的都是白話，所以莎士比亞戲劇臺詞中的一些微妙之處，現代英國人已無法準確體會了。沒辦法，口語變了，不明白當時啥情況了！古人說話就是說的口語，但是是當時那個時代的口語，不是我們現在的口語。

他們是不可能說文言的，因為文言是寫作語言，用在筆頭，不用在口頭上。而且只有讀書人學習以後才能掌握，一般老百姓不可能滿嘴之乎者也，他們不會！至於讀書人嘛，肯定說的也是白話，但是文言寫多了，難免有些詞彙、句子從嘴裡蹦出來。於是，讀書人的口語中可能會夾雜一些之乎者也。這也很正常，就像你現在碰見個文化人，會感覺他說話文縐縐的一樣。

白話的問題要追溯到漢語的發展史，我是學中文的，這個問題可以給你講一講　　漢語的發展史告訴我們：先秦文學的書面語與其時代的口語是基本一致的，因此論語雖在我們現在看來很難理解，但在那個時候卻是口語，因為這本身就是一本語錄，不可能用太多書面語，而實際上當時書面語和口語並沒有真正分開，人們還沒有什麼書面語的意識　　為什麼後來出現了書面語和口語的分野，關鍵在於後來人對先秦文章的崇拜，秦漢以後的人們由於這種崇拜紛紛模仿先秦語言，在書面上仿照先秦樣式，然而在實際生活中口語卻發生了重大的變化，詞彙和語法的變化都很多，可熟面上卻被人們刻意的保持下來，一直沒有多大變化　　當然古人對先秦漢語的模仿並不到家，他們只能摹仿一些固定成語，如未之有也、何如、如之何、何有、……之謂也等等，在一些細微的詞彙上卻經常露出馬腳，而這些就是我們研究各個時代書面漢語不同之處的依據　　例如：尚書裡的禹貢一篇，表面上說寫的是夏禹留下來的文字，但其中的詞彙完全是戰國時代的語言特點，因此我們斷定其為偽作　　另一方面的原因在於知識分子越來越成為社會的棟樑，加之古代中國的教育並不普及，因此文人為了顯示自己的地位就更喜歡把文章寫的生澀難懂，漸漸與當時的口語分離　　這種現象一直到二十世紀的新文化運動時才得以停止　　可是同時我們還要注意：白話文學並沒有因為古文的生澀難懂而停止下來，從南北朝到明清都有表現，以明清的章回小說為例，最開始的三國演義還比較保守，並沒有用白話，而是淺顯的文言，水滸傳開始就已經用白話文寫作了，這些白話文作品體現了當時的口語，可謂別具一格　　白居易的詩雖然老嫗能夠看懂，但絕不是平白的白話，否則便不能稱作詩，詩歌是需要詩人的藝術加工的，豐富的修辭，生動的意象都是詩歌必不可少的要素，白居易的詩歌語言雖然老嫗能解，但也不可能是完全的白話　　中國近代的著名詩人黃遵憲講究我手寫我口，講究形式上的淺顯易懂，可以說是白居易第二　　關於白話文學請參考胡適的著作《白話文學史》　　現在說口語的變遷　　其實從上面的論述中您也許已經發現，口語的變化是很難受人為控制的，因此在理論上口語既然是流行於大眾之中的語言，就不可能太多的受文人的影響，所以他的變化應該是比較大的，而歷朝歷代的古文實際上都是由於文人刻意追求和先秦白話相似而產生的，所以韓愈的語言和先秦很相近（雖然我們可以在細微處發現韓愈的漏洞）　　口語的變化最大的是語音，我們現在即使能夠回到孔子的時代，但孔子和他的弟子講學時說的話我們肯定一句話也聽不懂，因為上古漢語的語音和現在的差別實在是太大了　　到唐宋時口語發音和現在的廣東話和福建話就很相似了，所以日語發音和廣東話總有點契合（當然，日語也在發展）　　在詞彙上有詞義的變化和新詞的產生　　例如停車坐愛楓林晚中的坐在中古和近古有因為的意思，在上古卻沒有　　在語法上的變化最小，有些古代漢語的語法特徵隨著成語保留了下來，比如賓語前置，我們現在說的唯某人馬首是瞻，唯某人是問都是這樣形成的　　下面是我們現代漢語課筆記中的相關內容：　　2.2.1. 現代漢語的概念和定義　　（1） 古漢和現漢分期的不同說法：五四、鴉片戰爭、清末小說。　　（2） 現漢的含義：　　廣義：包括普通話和各種方言。　　狹義：專指普通話。　　（3） 普通話是如何形成的——共同語形成的兩個途徑：　　a. 自然形成，非強制性：　　上海華和廣東話對普通話的影響是非強制性的，是自然形成的。　　b. 強制形成，人為規範：　　在自然形成的基礎上推廣、規範。　　（4） 共同語的表現形式：　　a. 書面語b. 口語　　二者形成的速度、過程不同，普通話有書面語和口語，且有各自不同的形成過程。　　2.2.2. 現漢白話文的形成　　白話文也是現漢中的書面語。　　（1） 遠古的白話文：　　甲骨卜辭證明3000多年前與現在相似。　　秦漢出現跨地域語言——雅言，即當時洛陽一帶的語言，就是夏言。　　書面語反映口語情況不一。《詩經》中的“風”忠實記錄口語，具有民間口語色彩。《論語》記錄孔子口語，反映當時的口語，而實際上先秦的人們也確實就是這麼說，記錄的一定是口語。　　（2） 文白分離過程中的白話文：　　漢魏以後，口語發生變化，當時的文人有意模仿先秦表達，形成與口語相去甚遠的文言，文言的形成使漢語書面脫離了口語，文言在幾千年間也一直佔據了書面語的統治地位。　　與文言書面語相對的是白話文書面語。南朝《世說新語》，遺留下來很多當時口語的痕跡，有很多口語的詞彙、句子。六朝譯佛經，在傳播佛教教義的過程中需要向老百姓講白話。唐五代後出現“變文”，屬於一種說唱文學。古代佛教禪宗著作，在寺廟中講經用，宣傳佛教故事等，寫的人文化水平不高，白話文痕跡很重，如《禪宗語錄》、《祖堂集》等保留了很多的口語記載。宋朝朱子理學，講學風盛行，《朱熹語錄》極近口語。宋末元初，白話文成風，南宋末的話本（評書劇本）大部分通篇白話，而雜居散曲中保留很多口語。元末明初的長篇小說也不是文言，而是古白話，雖然頗具地方色彩，但都用北方話寫，以北方口語作書面語的趨勢產生，共同語書面語日趨完善，白話基本成型。　　（3） 近代的“白話文運動”：　　五四時期，陳獨秀《新青年》發出口號：廢除文言文，提倡白話文。最早刊登白話文《狂人日記》《傷逝》等，是為“白話文運動”。　　1920年，民國教育部規定學校停止使用文言文教材，白話文終於取得文學語言（民族正統書面語）的統治地位，取代了文言文。　　2.2.3. 現漢口語的形成　　口語共同語的形成難以確定具體年代，但是一定比書面語晚。　　在漢語史上，北方話在口語共同語上佔優勢地位。　　（1） 雅言：　　春秋戰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人民言語不通，孔子講學必須使用共同口語——雅言。　　（2） 通語：　　西漢楊雄《方言》記載周、漢各地口語、方言，書中也記錄了一種“通語”，可見當時已有口頭共同語的萌芽。　　（3） 北京話對口頭共同語形成的作用：　　在口頭共同語形成過程中北方話一直佔優勢地位，特別是1153年金定都北京以來，北京話逐漸成為最有影響的方言口語。　　《中原音韻》記載古代都說北京話，“中原之音”為“天下通語”。　　元末兩本書《老左大》、《撲通事》是教外國人漢語的教材，採用的就是北京話。　　北京話很快取得官話地位。官話不一定只有官吏才用。明朝科舉規定都要說官話。　　北京話向南方方言滲透，表現在：南方方言中出現一字兩讀、文白異讀，白讀指本地土話，文讀指北京話。如：上海話中“大人”中的“大”白讀，而“大學”中的“大”則文讀。　　（4） 清朝官話的推廣：　　清軍南下將官話帶到南方。在福建南平形成“官話島”。　　1728年雍正下令：官吏必須要掌握官話。雍正在閩、粵設正音書院。夾雜方言的官話稱為“藍青官話”。　　（5） 清末，文字改革、口語統一、言文一致的要求迫切，有人開始搞拼音。　　（6） 民國時期的“國語運動”：　　民國時，蔡元培釋出“注音字母”，審定讀音，當時還有關於採用京音還是國音（上海話）的爭論，吳語中保留古漢語中入聲和濁聲母，若採用京音則要捨棄古語國粹。　　注音字母、審定讀音、國音爭論和推廣北京話，史稱“國語運動”。　　“白話文運動”和“國語運動”形成了普通話，臺灣稱之為“國語”，新加坡稱之為“華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