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最重要的是善良，誠實，守信，做不做藝術都會應該這樣。當然有些藝術也表現出人的品質。他的藝術作品裡面表現出他的人生觀價值觀。

不管做什麼行業做人是第一步的，古往今來的真正藝術家都是正能量的人，只有好的人品才能創造好的藝術作品。比如梅蘭芳，魯迅等等，他們不僅有愛國奉獻精神更有高尚的人品素養。

文化藝術，作為一種精神領域的東西，它的價值是非常重要的。我們的社會不能沒有文化藝術，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不能沒有精神。文化藝術是人的精神的支柱，它沒有了，人就變成了沒有靈魂的軀殼。所以說人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腦子裡的那些東西（上層建築）。在我的心中，文化藝術，是我生命靈魂的一個寄託，它支撐著我的生活走得更加遙遠。舉個例子，現在市場上的文藝或書法作品，雖然經濟價值炒作得特別高，但是它的藝術價值和文化底蘊是不是具備呢？我們現在有一個不好的現象是：太看著一個藝術家的名氣，而不是仔細研究他們的藝術作品到底好不好。這也是值得我們這個時代去思考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在我看來，無論幹哪一行，做人很重要，人品很重要。對藝術這一行來說，更為重要。從事藝術行業的，基本上都是公眾人物，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備受關注的，你做人充滿了大愛、守信、有道德、有素質等，你傳遞的是正能量，你會受到社會的重視與民眾的支援，有助於成就事業！反之，你會受到社會的鄙視，無助於事業成功。象成龍大哥為什麼能夠取得藝術上的巨大成功，除了他自身的努力奮鬥，與他的為人有很大關係，他是一名極具大愛的愛國者，充滿著愛國情懷，這是他獨特的魅力所在，我們留意他近幾年的公眾活動，就會看到，在祖國七十大慶、春晚會等大型的活動中，都有他一展歌喉謳歌偉大祖國的歌聲與演出，滿滿的正能量！我為之很感動，我相信，成龍大哥的為人一定會讓他永葆藝術青春的！

做藝做做人，做人先立德。德……優良品德，善良的人。

行為，人常說（人在做天在看）很多行為老天看得到你也做的很好。但是沒有人的地方你也做的很好，很到位才行。

善良的人，你對別人說話的時候善良了嗎？你對別人做事善良了嗎？你對工作對家人對同事對陌生人等等都善良了嗎？

對自己的藝術作品做到不剽竊了嗎？對自己從師尊師了嗎？不欺師滅祖了嗎？

我覺得尊師最重要了，一個人連自己的老師都不尊重，其他的就別談了，不管是學哪門藝術，從小到大都有自己的老師和師父。

很多行業叫的是（師傅）學手藝，學做活，學吃飯的本事。

還有的叫（師父）……師也父也，老師象父親一樣，學師父的本事，學師父的做人的品德。

藝術之於人類的意義是對生活熱愛的批判與反思，在我們人類的思想在某一時段被禁錮的時候，衝破阻隔給予我們方向的明燈，偉大的藝術家無一不是這樣，達芬奇，梵高，杜尚……所以，只有內心純淨，旁無雜念，才能表達出正向的對我們人類有意義的藝術作品，拋開批判和反思的更高維度不說，最基本的得有一雙發現美的眼睛，表達美，這是做藝做人的根本。

不光做藝先做人，無論做什麼，人品首位，才華橫溢，本領蓋世，如果他德不配位，那麼有誰去遵敬這樣的人呢，有誰去欣賞他的才華於成就呢[呲牙]

認為無論你事業也好，做藝術也好，首先你的三觀要正一個品德敗壞，無視八端的人是不可能把一件事情做好的，更何況藝術，連欣賞的能力都不具備。

文藝的普朗克。

文藝源於生活，高於生活。這個說法打小我們就耳熟能詳了，許多人也深以為然。

然而隨著時代的發展，當今中國人對文藝的觀察有所加深，也有人提出了質疑，主要是質疑後者——藝術真的高於生活嗎？

一、原話出自哪裡？

出處在哪兒，原典是什麼，這很重要。事實經驗告訴我們，很多文字所承載的觀點，若脫離其發語的土壤，常常會被誤讀。

最常見的例子比如當今許多人對清朝詞人納蘭容若的判斷，多言其“北宋以來，一人而已”。這樣看來，納蘭性德的詞史地位，在王國維那兒，宋之後，自是風頭無倆。

可我們再來看看王國維《人間詞話》的原文：

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漢人風氣，故能真切如此。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若結合全文，便可知“北宋以來，一人而已”是王國維對前文的總結。在王國維看來納蘭容若“以自然之眼觀物”，“未染漢人風氣”，“真切如此”等等特點綜合起來的特殊性，是北宋以來，一人而已。

質言之，王國維對納蘭的評判，主要是對納蘭寫詞發心，詞人特性的總結，指出的是納蘭的特殊性，而非在給納蘭論資排輩。倒是今天許多人丟了前文，只言其“一人而已”，抬高其文學史地位了。

初在網上查證，有說是車爾尼雪夫斯基的，然而，熟悉車爾尼雪夫斯基的都曉得，車爾尼雪夫斯基相當強調文藝的工具性，且其理論是在批判沙俄貴族文藝的形式化的基礎上論述的生活/藝術關係，不可能認為藝術高於生活。

後來我的好友，北京師範大學文藝學碩士 @杜連殳 幫了一個忙，查了查新中國文藝理論建設的一批文獻，原句沒查到，倒有了眉目，弄清了大概的發端：

人類的社會生活雖是文學藝術的唯一源泉，雖是較之後者有不可比擬的生動豐富的內容，但是人民還是不滿足於前者而要求後者。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1942年

二、文藝是什麼？

搞清楚了發端，我們再來對文藝源於生活，高於生活，逐詞進行分析詮釋。

那麼在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中的講話》裡，文藝是什麼呢？

原文裡給出了這樣的解釋：

作為觀念形態的文藝作品，都是一定的社會生活在人類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革命的文藝，則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

這樣的觀念，其實我相信已為大家所熟，馬克思唯物主義，甚至之前的費爾巴哈所影響的一批文藝理論家都有類似的思想。不僅是關於文學，關於宗教等事物的本體論解釋，也多采用類似的觀點。

那麼我們來發散來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文藝是什麼？這個問題被稱之為本體論，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

這個問題，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確定性。在費爾巴哈之後的唯物主義者，馬克思主義者，可以認為文藝是在頭腦中反映，這是一種說法。

然而關於文藝，也有各種不同的說法。比如赫拉克利特所倡導的模仿說，認為文藝是模仿自然；達芬奇的映象說，認為文藝追求逼真性與幻覺；反映論，則是毛澤東所代表的觀點，喬治·盧卡奇也持類似觀點；而阿爾都塞，則認為文藝是一種意識形態。

車爾尼雪夫斯基的說法，應該屬於再現論的一種，反而我個人認為，再現論和反映論，有一定的重疊，當然，在側重點上是有差異的。

眾說紛紜，誰是對的，誰是錯的？倒還真沒有是非之分，人類總想去追問一些終極的問題，人是什麼，自然是什麼，宇宙是什麼，上帝是什麼。

然而人類的能力是有限的，我們的言說，只能是人的言說，人的言說是有邊界的。那些已然超脫了人類言說邊界的事物，我們只能言說，卻永遠言說不完，我們無法用“一”簡單的概括“無限”。

因此，我個人的經驗是，在遇到文藝本體論的時候，或者任一本體論的時候，多思辨，多批判，兼收幷蓄，並不應該強求那個“概括了無限的一”。

三、文藝是否源於生活？

就如人是什麼，人從哪來，到哪兒去（哲學意義上的），這也是一個形而上的問題。

然而發散來看，文藝也可以不來自於生活。

有這樣一個文藝實驗，一個猴子在電腦鍵盤上隨意打字，打出了一篇詩，或者AI所作之詩，可以說文藝來自於生活嗎？

這個問題值得思考，但也不能說毛澤東不對，毛澤東的理論，有很強的革命基礎，現實基礎，時代基礎，自然也有其侷限性。

關於文藝是什麼，源自於什麼的探討，在無限的將來，我相信還將有無限的探討。

四、文藝高於生活嗎？

首先我們要弄清楚，“高”這個詞是什麼意思。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見到高這個詞，往往會產生“相對”的意識，高有一個相對，最常見的例子就是高矮，高下。

這是沒錯的，但高又往往並不只是簡單的高下之分。

說文裡言，高，崇也。

高在大量的例項中，有更廣泛的運用。往往帶有“相對更……”的屬性。

比如高亢，聲音之響，更或含糖量高，其實就是含糖量濃的意思。

我在這兒並不只是做簡單的對比，而是想說明一個事實，“高”這個詞雖然有“相對”的屬性，但並不自帶褒貶的屬性。

中文有一個特徵，就是一個詞，由於詞義的廣泛，往往會讓使用者和接受者產生多層聯想。比如文藝高於生活，許多人會理解為文藝比生活高明，比生活高尚，生活比文藝“矮”，比文藝“下”——那麼往往就得出了文藝比生活“好”的觀點。

文藝高於生活，的確在很多情況下，為文藝的高尚化、神聖化提供了說辭。

然而事實並不是如此，從詞意本源來說，人的身高高矮，含糖量的高低，聲音是否高亢，自然不具有“高矮、高下之分”，也就是說，沒有誰更高明，誰更好的分別。

而我們再來看《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中的講話》裡的原文：

因為雖然兩者都是美，但是文藝作品中反映出來的生活卻可以而且應該比普通的實際生活更高，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帶普遍性。

原文裡的“更高”，應該代指的後面的內容——更強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毛澤東並沒有把文藝抬得比生活“高（高明）”。

相反，毛澤東作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社會主義者，革命家，反而十分注重人民的生活。

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中的講話中》，有“立場問題”、“工作問題”、“工作物件”、“文藝服務”、“如何服務”等篇章，毛澤東的文藝理論觀，重心反而不在文藝，而在人民，在人民的生活。

而在車爾尼雪夫斯基的《文藝與現實的審美關係》一書中，倒是認為文藝低於生活：

藝術創作低於現實中的美的事物,不只因為現實所引起的印象比藝術創作所引起的印象更生動,從美學的觀點來看,藝術創作也低於現實中的美的事物。

其實文藝是否高於生活，有很強的建構性，也有鮮明的立場性，每個人文藝體驗不同，經驗不同，所得出的結論也應該是不同的，不僅是高與低。

五、綜述

在連殳所查到的，類似話語在新中國文藝理論建設的文獻中，最晚出自於周揚1960年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會檔案》中：

現實生活是文藝的源泉,但文藝應當比現實更高。

這樣的論調的提出，我們追根溯源，有很強的歷史環境因素。

新中國的文藝理論深受蘇聯文藝理論，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所影響，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藝理論。

人民在理論中的地位崇高，文藝源於生活，高於生活這樣的論調，看似是在抬高文藝，其實是把人民放在中心，文學是要為生活服務的，是要能對生活有所益處的。

正如我又搬出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所言的藝術有社會作用，要能為生活下判斷，要成為生活的替代品，要提出生活所不能提出的現象，解決生活所不能解決的問題。

顯然，在這樣的語境下，文藝帶有很強的工具性。

這也跟歷史環境有關，在那個學科分化，科技發展遠遠低於當今——雖然距今為止不過百年左右——的時代，文藝的功能性地位的確十分超然。就如周敦頤所言：“文以載道”，韓愈所言的：“文藝明道”。

而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家，也的確善於使用“文”，動員軍民，統合人民思想。然而在追求德先生和福先生的今天，“文藝”的地位，早已是空中樓閣，其神聖的根基早已被消解。

而關於文藝源於生活，高於生活這句話，我們可見的是，在傳播層面上，有以訛傳訛的情況。這樣口號似的觀點，最容易被人們所記住，但也最容易被誤讀、誤用。

許多非文藝工作者，至今也深受這樣觀點的影響。

一方面，文藝源於生活將生活中心化，使生活成為文藝的重中之重。

這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只是一種文藝觀罷了。然而其弊缺也顯現無疑，它為處於生活中的人民強奪文藝話語權提供了又一種說辭；它使讀者和作者的視野狹窄，太過於聚焦於生活，而忽略生活之外的事物——比如文藝形式本身，這點，在高行健的小說《靈山》中也有見批判。

另一方面，文藝高於生活，將文藝神聖化了。

聽起來很矛盾，一方面使“生活”成為重中之重，另一方面又將“文藝”神聖化。但其實不矛盾，只是形成了一種二元但不對立的情況。

將文藝神聖化，使得人們在面對文藝，思考文藝的時候，將思路侷限起來，先就有了立場，難免先入為主。

在面對文藝時，我們應該用更廣博的態度去思辨他，而不是任信於一個觀點。

應該切記，文藝的觀點往往不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確定性——但一定也要知道，這也不代表文藝的觀點張口能言，言之必為有理。

古語說得好:相由心生，所謂“相”不僅是外貌，還有你的審美標準，言行舉止，對事物的評判準則等，都是由內心來決定的、一個人品不好的人絕對做不好藝術的！ 何為藝術！藝術不僅是一首歌、一幅畫、 一件雕塑 、鳥的叫聲和蟬鳴 傳說龍飛鳳舞等抽象的東西，甚至服飾搭配，物品的擺放合不合理等，能夠感知人們的內心，讓人產生精神的愉悅和美的追求一切美好事物都是藝術！它存在與每個角落，那麼它跟做人有什麼關係呢？

藝品如人品，一人的作品好與壞，跟他的修養有著一定的關係，正因為藝術來源於生活，所以對身邊的美好事物要有正確的理解和發現，要發現吸收藝術的精髓和本質，才能創造出好的作品！積極修行自己的審美能力，多行善事，才能用慧眼去發現身邊的‘美”！正能量的磁場越多發現美的事物越多！好的作品一定能傳遞正能量磁場！

藝品如人品，做事先做人！

這句出自梨園古訓:“學藝先學德，做戲先做人。”

藝術的前提，就是能夠被所有人接受。接受的底線，那就是道德。

當然我不是說這個說法的最早出處是在北京人藝，早在清代，各大梨園團體裡面就有一句老話叫做學藝先學德,做戲先做人。只不過這句老話在北京人藝中真正被髮揚光大罷了。

北京人藝的劇團文化，和其他地方多有不同之處，面對娛樂業的發展大潮，或許也可以說多有不符合潮流之處，這些不同，很難透過語言來表達出來，我只能說，很不同。非要我說的話，大概他們都堅信，人藝這個團體的成員，做戲，當為翹楚；做人，當為楷模。

我說一點我對這一課的理解，一家之言：其一，舞臺演出是多工種配合的藝術作品，這句話不僅是教給演員的，也教給所有的導演、編劇、舞美、燈光、音響、造型乃至場工。在這些藝術家們進行配合的過程中，守時、守諾、包容、精誠、主動、拼命，這些專業精神，都是最終完成一件出色的藝術品的必要條件。而演員，作為舞臺演出最為核心的藝術表現渠道，更須用心、努力、好學，臺下十年功。惟有此，才有好作品，才有老人藝的金字招牌。這，是為做戲。

其二，戲子在古代被視為“下九流”的職業，但戲子自己要有自己的尊嚴。面對藝術，盡心盡力；面對觀眾與老闆，有節有操。若是自己都看不起自己，那誰又能看重你呢？文人有傲氣和傲骨，戲劇人也有。尤其是：貧賤不能移，既然決意一生奉獻舞臺，那麼再窮再苦，也有所為；威武不能屈，不管面對哪種強勢，都保持一個藝術家的基本操守，有所不為。另一方面，老人藝的文化氛圍，是中國傳統的那一套：尊師重道，同窗友愛，同心同德。這文化，是從現代化的文化企業中所看不到的。每一個從人藝出來的人，或者是我這樣被其氛圍感染過的人，都會把曾經觸動我們的那些，感恩在心，也向同道和後輩們傳揚。這，是為做人。

在一個理想主義者的眼裡，藝術與商業應該如何並存，我的基本觀點是：好萊塢的商業模式正在逐步摧毀藝術的節操。看客們多有異見，一些會說“XXX、XXX等商業作品難道就沒有藝術性可言了麼？”，另一些會說“現代電影作品包含多人團隊和大量成本不可能做到不商業化。”確實，我並沒有建設性地提出，如何在藝術節操與商業利益之間來進行平衡的一個好的模式 ，今天借這個答案，我想我可以至少拿出一個例子：老藝人，做的就是有節操的藝術。

或許，藝術如何面對商業，其解決之道，也在這六字真言中。

學藝先做人，德厚藝才高。只有學為人師，才能行為世範。如傑出的人物畫家蔣兆和，他在抗戰中畫了有名的長卷《流民圖》，人態各異，悲愴動人。他畫了大量的難民速寫，才創作出來。如果他沒有對侵略者憤恨，對受苦受難百姓的深切同情，就不可能創作出動人心魄的佳作。

我覺得首先，學任何知識我們都要先學會做人，這是我們第一堂課也是最重要的一堂課

其次，藝術也是一個人品格性格的體現，如果品行不端正，那麼他的作品當然也會顯現出來

最後，現在社會要求越來越多，正能量也越來越滿，我們喜歡藝術的，也要適應社會發展趨勢，藝術在某些方面也是社會文化的一種體現，如果我們學會做人，那麼我們就會用藝術來豐富社會文化，從而為社會作出貢獻，所以我覺得“做藝先做人”

做事先做人，無論藝術還是別的領域，都要以人為本，做人成，則事業可成。藝術也是如此，因為一切書道，都是遵循著一條道路，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從自然中悟道，悟天道，悟人道，悟書道。另外書法的本身，和書法所表現的文字內容，也是為社會為大眾服務，要是文章有不為人所齒的內容老百姓也不會喜歡，所以文章也應該是百姓喜聞樂見的真善美才行，另外本身也應該表達自己對書法的理解，美的理解。不符合大眾審美要求的，自然沒人喜歡欣賞。另外，書寫者本身也要是大家認可的德高望重的人才可能會流傳百世。那些坑國害民的奸臣寫的再好也會被人民唾棄，比如古代的秦檜，和蔡襄，都是書法名家，但是最後因為誤國誤民，殘害忠良，導致民怨沸騰，他們以前寫的作品被人都遺棄焚燒，唯恐避禍不及。因為這些大奸臣都成了邪惡不詳之物，留之恐有禍端。所以學藝術當先學做人，做一個憂國憂民，造福百姓的名人，比如鄭板橋的“一枝一葉總關情”，鄭板橋做一個縣令，當地百姓關懷備至，所以才能書品，人品都得到廣泛流傳。

古時候有個故事，一個平民，好不容易中舉當了官，從此風光無限。只是沒想到兩年之後，便被革了職。他大為不解，於是問起提拔自己的人，對方只是揚了揚衣袖說了句，不孝母者，誅心。一個人能力強的時候，只能證明他有能力，但是至於有能力並且品行端正的人，才能被人重用。畢竟你連父母都不愛的時候，怎麼可能忠誠於別人，怎麼可能還有做人的底線。所謂做人不說兩面話，人前不討兩面光。在原則問題上人與人之處事是排在第一，因此想要在藝術道路上有所作為，先要學好做人的基本道理。

舉例：1: 隨著社會發展，親戚關係正在逐漸淡化，人們的關係從血緣紐帶轉向利益、事業、價值觀，情感和倡導的人倫價值卻是實實在在的。從更深層次說，它還寄託著親人間的相互牽掛，呼喚的是中華民族不可消弭的傳統美德 。

舉例：2想要釣到魚，就一定要事先撒好魚餌，做任何事情，事前有準備就可以成功，沒有準備就要失敗。說話先有準備，就不會詞窮理屈站不住腳；行事前計劃先有定奪，說話要人前人後都一樣，不能口是心非，兩面倒，沒有主心骨；處事要有基本原則，不能為了兩面都不得罪而放基本的處事原則和做人信條！

人是藝術的靈魂，是根本，一切藝術源於人心，心善則藝術善，心惡則藝術惡。蘇東坡和禪師一同坐禪，東坡問禪師，我這禪做的怎麼樣，帥不帥？禪師說：施主坐禪如同佛祖。蘇軾心裡特別高興，回到家，他便把這個事講給了夫人，還說了句：我看法師坐禪的樣子真醜，像大便。夫人告訴他：法師看你像佛，是因為法師心中只有佛，你心裡有什麼呢？

藝術是一個人其真性情的抒發，書法和美術裡都有這種說法， 字如其人 、畫如其人。藝術都是相通的，一個人的人品，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確立，和其藝術追求是一致的或是對其藝術追求產生極大的影響。人品的好壞也決定了其藝術道路的長短

藝術品是人類的審美活動的客體。藝術家在創作時雖然看似超然世外，陶醉沉浸在藝術世界裡。然而，不管藝術品還是藝術家，都不可能凌空蹈虛，脫離生活的大地。

藝術家在創作時進入“忘我”狀態，忘了紫陌紅塵，忘了自身存在，全神貫注，將思緒情感投注到創作之中。可是，追溯一下思的緣起、情的生髮，都源於長期的生活體驗，而非空穴來風空中樓閣。

因此，一般來說，你在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或多或少或隱或現，都會投射到創作過程中，給作品打上印記。

“文如其人”“字如其人”，說得就是這一點。

難以設想，一個人品猥瑣趣味低下的人，能創作出高潔高雅的東西。所以，從藝先做好人，才能搞出真正的藝術。

近代畫家，學貫中西的徐悲鴻先生17歲獨闖上海，人微言輕，遭盡世間白眼。在流落街頭，走投無路時，他鼓起勇氣，拜會宜興同鄉、大蠶絲商黃震之，得接濟，並引見旅滬嶺南畫派高劍父、高奇峰兄弟。後來黃因賭博一夜破產，悲鴻再陷絕境——學藝者想要成功，首先得吃苦。

黃震之憐惜小老鄉天資，讓悲鴻懷揣他的一紙書信北漂。天無絕人之路，憑此信徐得以結識京派畫家陳師曾(衡恪)，進而有幸拜會陳父陳三立（字散原，晚清詩壇“同光派”領袖，陳師曾是其長子，三子即陳寅恪）。散原老人以其大胸懷慧眼識珠，致信北洋政府教育部，徐終獲官費留學法國。悲鴻先生晚年回憶說:“一個人走到山窮水盡的地步還能夠自拔，才不算懦弱啊！”在走到山窮水盡之時還能自拔，是學藝和做人不可缺少的品質——毅力。

學成歸來，悲鴻無數次看望陳散原老人。於是他的畫集裡出現的最多的人物肖像畫，且都是精品——畫的就是散原老人。無論藝術家還是普通人，這是做人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感恩。

民間有種說法，字如其人，也有說，畫如其人的。

它反映出的正是一個人的“行為”與他本人的道德品質間呈現出的關聯性。

當一個人，成為了一個“公眾式”的“名人”時，

人們的關注點很自然的就會聚焦他的“為人”。

而一個人的道德品質決定著他的“被認可度”。

為什麼我們的藝術類行業獎項中有“德藝雙馨”一說呢？

可見人們對“人品”的重視程度。

人類引以為驕傲和自豪的就是“自身”的“高智商”，

而一個社會的和諧穩定，

常常取決於它的“文明”程度 。

科學和藝術的高速發展，

推動著一個社會進步的步伐。

這一切的進步和發展都由“人”主導著。

因此，人的“品質”至關重要，

如果把科學和藝術比做一列動車，

社會中的法制就是鐵軌。

而道德品質，

就扮演著“智慧”的角色，

走多遠，

到哪裡去，

都由“智慧”所決策。

“做藝先做人”，

就是一種告誡和警醒，

千萬別出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