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前歷經原始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社會以及奴奴隸社會，歷學家比較一致的看法，封建經濟形態(即封建社會制度)，從秦統一六國開始開起了封建社會的元年。在中國長達二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一直沒有得到實質性的發展，史書上講，到了明代鼎盛時期，江南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這個萌芽一直沒有成氣候。歸根結底，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封建土地私有制，封建社會一旦承平日久，農業經濟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出現土地兼併，一但出現大量土地兼併，失地農民便必然形成遊民群體，社會不安定因素便出現。當這種不安定因素形成氣候的時候，離改朝換代也就不遠啦。整個封建社會就是這樣迴圈往復的。我從來不贊成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提法，歸根結底，中國封建社會一直是自耕自足農業經濟，自耕自足的農業經濟，也有商品交換，不然歷朝歷代發行貨幣就沒有意義，當然商品交換和以物易物一直是同時並存的，中國商品經濟一直髮展不起來，是中國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決定的，不是重農抑商的結果，如果說是重農輕商或許有一定意義，如果大地主階級把大量貨幣，象英國那樣去圈地發展養殖業養羊，用羊毛織布，再用布匹換成貨幣，再用貨幣圈地、構置機器，進一步發展紡織業，僱用失地農民去當紡織工，這樣發展商品經濟，也就是英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這只是一種假設，或許明朝鼎盛時期，南方的絲織業具有類似英國紡織業的初級形態，只是又被明末的戰亂所扼殺。

其實，商品交換自古有之。我記得舜學習做陶瓷，很有天賦，有分工就得交換。商人也是有的，例如戰國時范蠡，後來做了大商人，叫陶朱公。但是，古人認為，商人不創造財富，只是把東西搬來倒去，賺人錢財而已。商人多了，種田的人眼紅，爭去做商人，種田的人就會越來越少，影響財富增長。基於這種偏見，商人不招人待見。古人以“耕讀傳家”，引以為豪。以前還有個詞叫“投機倒把”，其實也是重農抑商，現在商人太多了，沒多少人種田了，說明重農抑商還是有點道理的。

歷史上中國就是農業大國，是以農耕文化而傳承的炎黃文明歷史，農耕文明造就了中國幾千年的文明歷史，產生了中國幾千年領先世界的長盛不衰的封建王國和燦爛的華夏文明，所以重視農業是中國幾千年的優良傳統。民以食為天，農業能夠保證老百姓豐衣足食、安居樂業。古代中國創造了很多農業發明，促進了古代中國農業的發展。比如：《文心雕龍》裡面記載的各種農業發明是很多的，與農業有關的水利建設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如四川都江堰最為著名。正統的中國歷史都是主張以農業為主，商業是入不了主流的，都是批判和鄙視的物件。商人言利！從這點看，以儒家倡導的君子不愛財的道德法則是格格不入的，儒家也是認為商人經商會敗壞國家風氣、擾亂民風。商人經商與取之不道是連線在一起的，商人會透過很多不正常手段獲得利益，所以就出現了盜、偷、搶、騙、拐等等惡劣行徑，可想古代正統皇權都會把這些汙穢的東西套在商人的頭上。杜甫的《琵琶行》裡寫道“商人重利輕離別，前月浮樑賣茶去”，可見商人為了利，連夫妻感情都不要了。李白的《江夏行》“誰知嫁商賈，令人卻愁苦”、“悔作商人婦，青春長別離。”說出了商人的無情和商人妻子的悔恨。商人不顧道德底線去賺錢和經商，違背了當時的人倫和道德觀，與當時社會倡導的仁義治國、還情於民的主流是不相符的，是要批判的。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也揭露了資本的罪惡和賺錢的本質，是不擇手段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是剝削工人！也揭露了資本家的罪惡嘴臉和道德敗壞，提出資本是造成國家腐敗和人民貧困根本原因，從這個角度看，馬克思分析的資本主義的資本本質其實也就是經商的一個縮影，是一種超前的認識經商會導致社會動盪和帝國主義滅亡的必然原因。

作為封建統治階級而言 讓老百姓種地交租是最為安全的。最不喜歡的就是藏富於民，一旦商人掌握了太多的財務就容易動搖統治根基！

放掉經商並沒有，重農抑商才是真。

以中國的地理環境與體量，古代中國必須重農抑商。

戰國時期，秦國重農，齊國重商，誰勝誰負，一目瞭然，成為後世治國的指南。

中國北邊是蒙古高原，西部是沙漠戈壁與青藏高原，西南是原始森林，南面與東面是大海，古代航海不發達，明朝以前航海九死一生，如何貿易？又跟誰貿易？

中國的體量太大，經常佔世界經濟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美洲與大洋洲都是未開化的野人，沒有什麼可貿易的。日本朝鮮東南亞，皆地貧民瘠，屬於半開化，難以大規模貿易交換，外貿封鎖，反而可以阻止他們向我們學習。

歐洲與非洲又太過遙遠，印度雖然體量大，且文明程度高，但明以前去印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古代對外貿易行不通，國內貿易也受到抑制。因為商人見多識廣、精打細算、頭腦靈活且四處亂跑，不容易被愚弄和控制，還喜歡囤積居奇，擾亂市場與社會秩序，喜歡造遙生事甚至起義，是統治者最討厭的群體，抑商也就在所難免。

中國人口眾多，難以透過外貿來解決吃飯問題，所以中國人的飯碗必須透過中國人自己耕種出來，全體耕種尚不得溫飽，一遇災荒便餓殍遍地，若都跑去經商，將會導致更多人餓死。百姓變流民，流民變流寇，是統治者最擔心的事，因此，重農抑商成為中國古代的主流。

綜上，古代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社會和物質基礎無法支撐起整個國家的農副業損耗，商業如果過於發達，將會加據貧富差距與土地集中，會導致民變四起，因此中國古代必須要重農抑商。但是，從大航海時代開啟之後，這種情況逐漸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