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山賊海盜，都是官匪結合的產物，倭寇也不例外。

有意思的是，倭寇是對日本海盜的一種稱呼，但大多數倭寇都是華人。

明朝嘉靖年間的抗倭名將朱紈被自家人捅刀後，悲憤的吼出：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

所以硬要說，明朝時的倭寇屢屢犯境，主要原因在朱元璋也沒錯。

所謂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倭寇產生的緣由，從根本上來說，是一種利益輸送關係。

明洪武三年，朱元璋為了加強大明海防與禁絕海盜滋擾而制定了海禁政策，甚至規定“寸板不許下海”。海禁政策，嚴重限制了海內外的民間貿易，損害了大量以海為生的商民等人員的利益，為了生計，他們要麼選擇走私，要麼選擇出海為盜。

無論在任何時代，走私與暴利基本劃上等號。民間走私行為只是小打小鬧，真正的走私大團夥，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黑白兩道都能行得通。常言道，最容易賺錢的方法都記錄在刑法裡面，所以明朝海禁政策，蘊含了豐富的“商機”。於是部分官員與日本倭寇暗中勾結，參與物品走私，牟取暴利。

這時，抗擊倭寇的官員成為了他們的絆腳石。為了保住自身利益，這些官員一方面給倭寇通風報信，出錢出力壯大“倭寇”的實力，另一方面，他們還對抗擊倭寇的官員百般刁難，暗中陷害。

這種官匪結合發展到了嘉靖中期，竟然在中國的海島建立起了走私基地，這就是著名的雙嶼島，它不但有森嚴的堡壘，還是一個貿易基地，倭寇們燒傷搶掠的財物，大多在此地交易。

嘉靖二十七年，“倭寇剋星”朱紈下定決心割除這顆毒瘤，在他的的帶領下，發生了著名的“雙嶼島之戰”。朱紈親自衝在第一線，摧枯拉朽般地將這個中國沿海倭寇巢穴徹底摧毀，大批倭寇、葡萄牙強盜等都成了明軍的刀下亡魂。隨後朱紈又陸續摧毀了多處沿海倭寇的藏身地，大批著名的倭寇頭領被誅殺。

眼看在明朝霸道橫行的倭寇就要被朱紈一網打盡，倭寇背後的“中國盜”出手了，他們誣告朱紈說其濫殺無辜、殃及百姓。在這批人的狂轟亂炸之下，不明真相的嘉靖皇帝，做出了懲治朱紈的決定。朱紈含冤自盡，留下了一句悲憤警句：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

現在不少人把明朝時期的倭寇作亂現象理解為，朱元璋實行海禁，導致東南沿海和周邊各國無法自由貿易，從而產生了倭亂。這種說法是本末倒置的。

歷史史實是：先有倭寇、海盜等在沿海作亂，對東南地區老百姓正常生活造成嚴重威脅，為了杜絕這類現象，最終才導致朱元璋實行海禁的決策。“海禁”當然會對社會發展和老百姓生活造成一定負面影響，但兩害權衡取其輕，明朝初年，戰亂後急需休養生息的王朝當然是選擇穩定國內發展生產。

倭寇之亂是貫穿明朝始終的一件大事，倭亂的肇始是開始於元朝，而且和中原王朝的興衰本無直接關係，其直接原因是日本的內亂。元末日本分裂為南北朝，雙方戰亂不斷。在戰爭中失敗的封建主、武士和浪人為了謀生和求財，就組織成武裝團伙，和海盜商人一起到中國沿海地區進行武裝走私和搶劫等罪惡行為，因為主力是來自日本，因此被當時人稱為倭寇。

明朝建立後，在朱元璋統一江山過程中，他的一系列手下敗將，比如張士誠、方國珍等人的部下不願意投降，於是也逃跑到了沿海島嶼，他們選擇和倭寇海盜等團伙合作勾結，結果對明王朝的海防造成了嚴重的威脅。

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抵禦倭寇入侵，以及清除海患，應該說投入了巨大的成本進行海防建設。他曾經派遣了一系列開國名將或功臣，比如湯和、廖永忠、周德興、吳傑等人擔任巡海主將抵禦倭寇，同時還對東起遼東、南到廣東的萬里海疆設定了備倭行都司、衛所，管轄海兵二三十萬，對海域進行巡邏，並防備海盜倭寇。應該說這種大規模的軍事威懾對抵禦倭寇是有很大作用的。

朱元璋為了永絕海患，實行了海禁政策，禁止老百姓私自出海貿易。不過朱元璋並沒有完全斷絕中外交流，他還是設定了由官方壟斷的市舶貿易，有浙江寧波、福建泉州和廣東廣州三處。不過倭寇當然不會死心，他們繼續侵犯中國海疆，到了永樂年間，明王朝取得了望海堝大捷，從此海疆平定了將近一百多年。

應該說，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倆的海防建設還是很有成效的，有力地維繫了明王朝的和平穩定。而海禁政策也讓倭寇之亂平息了百多年，直到嘉靖年間，由於日本國內形勢的變化，再度導致了倭亂爆發。但這和朱元璋的海禁政策並無必然聯絡。

引言：

高麗高宗十年（1222年，日本貞應二年），這是有記載的第一次倭寇在高麗的“行動”記錄。此後連年“被襲”一次到數次不等，“最甚”為高麗辛禑王三年（1377年，日本永和三年），高達29次的“官方記錄”。

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日本應安二年），倭寇“第一次”在山東、江南（江北）、浙江、廣東等地“行動”，共計八次，此後終其洪武一朝，幾乎每年都遭倭寇“行動”數次，直至萬曆年間才漸緩。

首先，倭寇一詞，常見於中國與高麗（北韓）文獻中記載，原本的意義指日本賊寇，也是早在1222年襲擊高麗的“倭寇”的代稱，但襲擊明朝的倭寇，泛指東南沿海的“海民集團”，組成人員有日本人、北韓人、華人和歐洲人等。

而這個時期，一衣帶水的“鄰居”們，李氏北韓王朝取代了存續四百餘年的高麗王朝，而在琉球列島，新興的中山王朝統一了沖繩本島，日本從鎌倉時代，開始進入“混亂”的南北朝時代。（朱元璋在位的洪武年，大致對應日本的南北朝時期。）

由此，先說結論，無論從內部主觀原因還是外部客觀因素來說，明朝時的倭寇屢屢犯境，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於朱元璋實施的“忌憚偏見”與由政策形成“國策”的“海禁”政令所致。

首先，元朝時期，雖然與日本國交戰數次，但元朝對外國的貿易政策是十分寬鬆的，即使身為“敵國”也是如此，於是，正是這個較早，較“平穩”的日本鎌倉時期，逐漸擴大了日本的貿易利潤，尤其是以寺社營造為目的的貿易船，連年增多。

但好景不長，隨著元朝對日政策的轉變，開始縮小並嚴查日本貿易船，間接截斷了日本各地大名及寺社方面的鉅額利潤，加之後續進入南北朝，內亂頻發，遂而那些“失敗”的地方武士，及貧困的農民，形成“倭寇”集團，開始尋求外部“生存”。

俗話說“柿子撿軟地捏。”於是倭寇開始入侵高麗，等到把高麗的諸多“油水”搜刮乾淨，“只得”借鑑往日的操作，想著推翻元朝，建立明朝的“官方”，是否能如以往一般，接納外國貿易來往。

不料，許是洪武帝朱元璋本人，出於當時“對手”對沿海的熟悉，而認為有必要設防的軍事考量，加之其原始“累積”，在沿海的控制力不夠。

最重要的是，洪武帝朱元璋對於外國貿易的“輕視”，（一個“農民”政權，是接觸不到暴利的海外貿易的，更加不會知道其“內幕”。）認為明朝不需要依靠海外貿易的利潤，何況國內連年征戰，需要休養生息，應該大力發展國內“經濟”，安撫民生，為自己的統治“加固”。

如此，顯而易見：

一方面，日本倭寇需要“生存”，而官方渠道打不開，高麗“油水”又差不多刮幹了，自然轉向明朝沿海肆虐；

據《高麗史》記載，忠定王二年（1350年），倭船百餘艘入侵北韓半島南部，掠奪多地漕船。（漕船就是官府稅糧的船隻。）

此時，正好對應日本南朝正平五年，北朝觀應元年，這一年足利氏內部兄弟自相殘殺，開啟日本南北的“大斗亂”時期。

日本國內的不穩定，促使大批武士與貧困的農民開始成為“倭寇”，尋求“向外”的發展，加之此時的高麗，以被蒙古軍隊入侵達二十餘年，至元朝時期，依舊戰爭不斷，於是給了倭寇入侵有趁之機，陸續肆虐達四十餘年，至李氏王朝被明朝冊封為北韓國才略止。

由此，看似為外部客觀因素，使得倭寇入侵明朝，但實際上，也在洪武年初期，朱元璋的種種“錯誤”對日行為，尤其以“先禮後兵”為下策。

雖沒有官方記錄，說明倭寇肆虐高麗的記錄有多兇猛，但至少流傳到元朝，朱元璋起義時期，應該有所聽聞。（比如對日戰爭的徵兵等等。）那麼在最開始使用懷柔政策，先後幾次，試圖“招安”日本，納入從前的“朝貢制度”範圍，是否過於異想天開。

雖後期，因為“胡惟庸案”中“林賢事件”的爆發，而使洪武帝朱元璋徹底放棄“招安”日本，但也促使明朝的報復“偏見”日盛，於是才一舉施行最為嚴苛的“海禁”政策。

其實之所以明朝時的倭寇屢屢犯境，最主要的原因，就在於朱元璋從最先為軍事及鞏固統治，而制定的“海禁”政策，隨著時間的推移，以及他最“忌憚”的“胡惟庸案”的連鎖反應，而令“海禁”成為日後明朝歷代的“祖宗國策”。

如此，連帶“禍害”明朝後續數代倭寇連年入侵的亂局。

史料記錄參考：《中世日朝貿易研究》、《明代倭寇考略》。

明朝的倭患絕對不是朱元璋的原因。

1、我們先來看一下倭患的背景：

《明史·日本傳》裡就說：“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嘉靖實錄》裡也說：“蓋江南海警，倭居十三，而中國叛逆居十七也。明朝抗倭專業書籍《籌海圖編》中，更是列出了十四股倭寇的頭目，這些頭目全都是明朝人。現代學者陳懋恆的《明代倭寇考略》，更是彙集了數十種史料和地方誌，對倭寇的成分進行了全面的分析，而在本書中，倭寇的頭目依然主要是明朝人。可見，倭寇的主要成分是明朝人已是各代學者的共識，明朝中期的倭寇主要是日本人的說法根本就是無稽之談。

1336年（元至元二年），足利尊氏發動叛亂，日本分裂為南朝和北朝，進入了南北朝戰爭時期，南北兩大陣營的領主名保其主，實則趁火打劫，就連北朝內部也同室操戈。這種混亂局面持續五十多年，直到1392年（明洪武二十五年）北朝吞併南朝才得結束。在南北混戰過程中，各封建主為了擴大自己的勢力，以及面臨解決在戰爭中的財源問題，便組織一些“浪人”、商人，支援並利用他們對富庶的中國大陸進行“走私”貿易和劫掠。據日本學者臼井信義在《足利義滿》一書中寫道：“義滿鼎盛期的北山時代最主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實際就是和明王朝的貿易。”而在日本南朝已被北朝合併後，大量南朝的武士、政客、浪人多流落海上，勾結海盜商人，不時對中國沿海進行侵襲。

簡而言之，倭寇的出現是因為日本當時處於戰亂局面，日本稱之為“戰國時代”，沒有強有力的統治者，導致一些失勢的日本武士，流落海外，以搶劫衛生。

2、明朝實行的海禁和國防中心在北方，導致南方海防鬆弛，軍備薄弱。

洪武三年(1370),明政府“罷太倉黃渡市舶司”(《明太祖實錄》卷49)。洪武七年(1374),明政府下令撤銷自唐朝以來就存在的,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市舶司,中國對外貿易遂告斷絕。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明太祖實錄》卷139)。自此,連與明朝素好的東南亞各國也不能來華進行貿易和文化交流了。洪武二十三年(1390),朱元璋再次釋出“禁外藩交通令”。洪武二十七年(1394),為徹底取締海外貿易,又一律禁止民間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洪武三十年(1397),再次釋出命令,禁止華人下海通番。

海禁帶來的後果是海防鬆弛和軍備薄弱。明朝的國防中心放在打擊北元朝廷和後來的蒙古部落，韃靼、瓦剌，所以放鬆對南方海洋防線的戒備。加之，中國農耕文明，自古沒有海權意識，所以南方衛所和駐軍，軍紀渙散，戰備不足，軍隊空額嚴重，軍隊將領甚至和倭寇勾結，從中牟利，出現過幾十個倭寇，就敢攻佔縣城。也正是這些倭寇在這裡比較容易得手，所以招致更多的倭寇，包括中國海盜、葡萄牙海盜、北韓海盜都朝這裡湧來，最終形成大範圍的倭患。

3、航海技術的發展和中國海岸線太長的客觀因素。

14、15世紀，中西方航海技術的發展，無疑為海盜的出現提供了技術保障。

明代《海道經》中儲存了一卷據元人底稿而繪成的《海道指南圖》，這是迄今所能見到的中國當代航海圖中最早的一幅。到了明初，鄭和七下西洋是中國古代先進航海科學技術之集大成。鄭和航海術，主要記錄在《鄭和航海圖》中。該圖原名《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是中國流傳至今的一部最早的遠洋航用航圖。其中圖文記載反映了當時處於世界先進水平的中國地文航海和天文航海科學技術。據航海史學者研究表明，鄭和船隊中的大型海船叫“寶船”，其“大者長四十四丈四尺（約151.8米），闊一十八丈（約61.6米）”；有九桅，張十二帆；其“篷、帆、錨、舵、非二三百人莫能舉動”。而哥倫布船隊中最大的帆船長僅五丈七尺，僅及寶船的八分之一，足見中國明代造船業的強盛。

同理，當時西方葡萄牙的航海技術更先進，隨著西班牙、葡萄牙海盜在中國周邊海域的出沒，更帶動了東南亞海盜航海技術的發展，

而且中國海岸線有20000多公里，人口眾多，物產富饒，自然是海盜們的黃金樂園，這也是明倭患猖獗的重要原因。

倭寇問題，非明代獨有的問題，早在元代就已然有之。據《湖南憲副趙公神道碑》所載，至元年間，監察御史趙天綱就曾上奏元惠宗：“山東傍海諸郡，奸盜潛通島夷，叵測上下，數千裡無防察之備，請置萬戶府益都，出甲兵、樓櫓以制其要害，凡七十二處”，至元時期，就出現山東沿海的奸盜之人與倭寇相勾結，襲擾山東瀕海之地的事情。

此後，倭寇襲擾沿海地區的記載在元代的史書上開始頻繁出現，至正十八年（1358年），倭寇襲擾遼東金復州等地，紐的該奏請元廷派人“往賞賚而撫安之”；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倭寇襲擾山東蓬州，蓬州守將劉暹奮勇禦敵，大敗倭寇；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山南道廉訪使月魯不花、中順大夫秘書少監揭汯等人在渤海灣鐵山附近被倭寇全殲。

因此，若是說明代倭寇屢屢犯境，是朱元璋造成的，這到未免真的是有失公允。畢竟，早在元代，倭寇就已經是經常性的襲擾沿海地區，而在那時，朱元璋可還沒有建立明朝，掌權可依然是元代的惠宗皇帝。

當然，不可否認的是，到了明代，倭寇之禍非但沒有得到有效的解決，反而是愈演愈烈，直至演變成“倭寇攻破大金、定海二千戶所，福州羅源等縣。殺傷軍民，劫掠人口及軍器糧儲”、“漳、泉海賊勾引倭奴萬餘人，駕船千餘艘……殺虜居民無數”，倭寇不再是單純的襲擾沿海地區，而是有了可以直接攻佔沿海城市的兵力和實力，是一個動輒就能出動數千戰船，數萬士兵的龐大武裝勢力。

但是，造成這種局面的就真的是朱元璋？

的確，明代的倭寇之亂會愈演愈烈，這與朱元璋確是脫不了干係的。

明初，鑑於元末天下大亂時，有居住在泉州一帶的外國商團曾暗中協助過張士誠、方國珍等人與朱元璋爭奪天下，這讓朱元璋對於海外國家產生了一絲的厭惡。同時朱元璋在消滅張、方勢力之時，部分仍忠於張、方的地主豪強，多亡命於海外，竊居海島，而為東山再起，“張士誠、方國珍餘黨導倭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貨財，北自遼海、山東，南抵閩、浙、東粵，濱海之區，無歲不被其害”這些殘部多勾結倭寇，時常襲擾中國沿海地區，焚民居，掠貨財，明朝百姓是深受其害。

因此朱元璋建國後，為防止沿海居民與海外反明勢力，及海外反明勢力與北方的蒙古人相勾結，行反抗明廷一事，於是在洪武四年（1371年）下詔：“禁瀕海民不得私出海”，始開海禁。此後，朱元璋又曾數次頒佈禁海令，加強海禁的力度，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下令撤銷負責海外貿易的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廣東廣州三，將市舶司的權力交由沿海地區的地方長官掌握，自此私人海外貿易被禁止。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以倭寇仍不稍斂足跡”為由，又“下令禁瀕海民私通海外諸國”，由此海外各國皆不能再來華進行貿易。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朱元璋再次下旨：“敢有私下諸番互市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貨皆不許販鬻，其現有者限以三月銷盡” ，重申不得與海外各國進行貿易的禁令（今後凡有商民船隻私自下海，不論官民，俱奏聞處斬），並規定民間一律不得使用及買賣舶來的番香、番貨等，如有則限三月內銷燬。

可以說，“海禁”雖自古有之，但像明朝這般“寸板不許下海”的政策，恐怕除了清朝以外，是絕無僅有的。固然朱元璋實施海禁的初衷是為了維護明朝的沿海國防，畢竟在明初，朱元璋所面對的是一個經濟殘破，社會動盪的天下，此時天下尚未真正的平定，是北有蒙古虎視眈眈，欲捲土重來，南有張士誠、方國珍等餘部，勾結倭寇，為禍沿海，同時沿海地區還接二連三發生反明起義，如泉州陳同起義、高州羅子仁起義、 潮州朱得原起義、潮州江志賢起義、海陽饒陸海起義等。

因此，此時實施海禁，斷絕這些反明勢力的相互來往，這顯然有利於朱元璋對於天下的鞏固。但是，朱元璋卻似乎忽略了一個問題，那就是實行嚴苛的海禁政策，這固然有助於鞏固明朝的統治，但是卻也會嚴重影響到沿海地區百姓的生計。東南沿海地區因地勢地形的關係，呈現出的是一種“地少人多”的狀態，其可耕種的土地完全無法滿足於東南沿海百姓的需求。因此，如若讓他們完全依靠從事農業生產來維持日常生活所需，這是完全不可能的是事情，所以，歷代沿海百姓為了生計多出海謀生，依靠捕撈、對外貿易等來獲得日常所需。

如此，明朝實行如此徹底的海禁政策，這無疑就是掐斷了大多數沿海百姓的主要謀生出路，而一旦沒有了這個謀生出路，他們連生存都將會是一個問題。由此，也就出現了“一旦戒嚴不得下水，斷其生活，若輩悉健有力，勢不肯縛手困窮，於是所在連線為亂”的問題，這些被斷了謀生出路的百姓，為了生存，在只懂得出海這麼一門技術的情況下，他們只能是鋌而走險不得已走上了海盜這條道路。

而後，這些入海為盜的沿海百姓為了更好的在海上生存，也就出現了與倭寇合流，然後一起襲擾沿海地區的現象，史載：“近年，海禁大嚴，謀利不遂，故勾引島夷為寇者”。因此，說實在的，明朝日後會發展成倭寇動輒就能出兵數萬進攻明朝沿海地區的現象，與朱元璋所實施的海禁政策是有很大關係的，因為其實在這些數量龐大的所謂“倭寇”中，近乎一半就是那些被海禁逼迫的只能入海為盜的東南沿海百姓們。

因此，明中後期倭寇會越來越猖獗，朱元璋的確是需要負上一些責任的。

但是，話說回來，明朝會出現倭寇屢屢犯境的問題，這與朱元璋又沒有多大關係。因為，明初，朱元璋在實施“海禁”的過程中，他也同時在積極的進行著海防的建設，當時朱元璋就深知單純的實施海禁政策，這隻能是阻止明朝的百姓出海，卻不能阻止敵人進入沿海地區，因此若想保證明朝沿海地區的絕對安全，還需“文武兼備”，由此朱元璋自建國後，就開始在遼東至廣東的萬里海岸線上進行著十分嚴密的防禦部署。

首先，朱元璋在沿海地區是眾建衛所，廣修城池，史載：明太祖“命朱亮祖鎮廣東，置諸衛，分佈要害 。洪武三年，曹國公李文忠奏置浙江七衛，是後迭有增置。十七年，遣信國公湯和巡海 上，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五十九城……二十年，江夏侯周德興築福建瀕海十六城， 增巡檢司四十五，置福建沿海五衛。二十五年，置萊州八總寨，寧海衛五總寨，以備倭 。至於墩堡烽堠之增設，歲不絕書”。

據歷史學家陳懋恆先生統計，明初，遼東沿海建有八個衛，山東沿海建有十一個衛，江南北沿海建有九個衛，浙江沿海建有十一個衛，福建沿海建有六個衛，廣東沿海建有九個衛， 共計有靈山衛、樂安衛、鰲山衛、雄崖衛、定海衛、磐石衛、金鄉衛、海門衛、等五十四個衛。而以《明史》：“大率五千六百人為衛”，一衛有約5600人來計算，保守估計，明初明廷布置在沿海的正規軍大概有302400萬人。想想看，沿海地區排除地方武裝，關關正規軍就有三十餘萬人鎮守，這等防護雖不算是鐵桶一般，但也算是嚴密啦。

此外，朱元璋不但積極進行沿海地區防禦工事的修建，還積極的建造了大量可用於主動出擊的戰船。如洪武五年（1372年），朱元璋命“浙江、福建瀕海九衛造海舟六百六十艘，以御倭寇”；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命“滎陽侯鄭遇春、東川侯胡海督金吾等衛造海舟一百八十艘”。據保守估計，至洪武十七年，在朱元璋的大力推動下，時沿海各衛所每千戶可分得戰船十艘。

與此同時，朱元璋在大造戰船的同時，為防止倭寇襲擾沿海地區，藉助著充足的戰船，朱元璋還積極進行沿海巡防。當時，因倭寇多在春夏之季襲擾沿海，因此朱元璋就下令沿海各都指揮使司：“每至春則發舟師出海……防禦倭夷，迨秋乃還”，每到春天就發戰船出海巡防，直到秋天方可返回，以此來主動進攻倭寇，防止其對沿海地區進行襲擾。

可以說，洪武時期，明代的海防措施是十分嚴細精密的。而這種由內到外的海防建設，也的確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洪武一朝雖也有倭寇之亂，但遠遠沒有明中期那樣的猖獗，最多就是小打小鬧，甚至有些地區都很少再出現倭寇，如福建的倭寇劫掠就漸趨消弭。

由此 ，可以看出，明代倭寇會屢屢犯境，與朱元璋雖有關係，但關係真不大。首先，倭寇之亂並非是在洪武朝開始有的，早在元代就已然有之，因此並非是朱元璋所引起的。而朱元璋所實施的海禁，雖然的確讓明中後期倭寇的數量是越來越多，但是，說實在的，對於明代而言，朱元璋所實施的海禁政策並沒有錯，它對於維護明代的統治的確是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再者，對於倭寇的襲擾，朱元璋早已制定出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應對措施，比如廣置衛所、大造戰船等等，因此只要後來的皇帝能夠繼續遵循，並加以改善，倭寇是絕不會成為明中後期那樣的大患的。

只得說，明中後期的倭寇會成為明廷的大患，這與朱元璋真的沒有多大的關係。明中後期，倭寇會越來越猖獗，屢屢襲擾，甚至是攻克沿海地區的城池，主要原因是因自朱元璋之後，明諸帝施政出現了嚴重的錯誤，這才促成了明中後期那樣的倭寇大患。

自明永樂之後，因明朝皇帝逐漸腐朽起來，他們不喜政務，甚至是懈怠政務，致使是宦官亂政，黨爭四起，整個政治環境是腐敗不堪，如此，作為明朝堂上的一員，遍佈沿海地區，防禦倭寇入侵主要力量，衛所自然也是不能倖免的被腐敗的環境所汙染。

因宦官亂政，奸臣當道，明初朱元璋所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一套沿海防禦倭寇的舉措被破壞的是淋漓盡致，保護沿海地區不被倭寇入侵的衛所，其不但兵源不足，裝備更是大多損壞，而作為御倭的主要裝備，戰船更是早已破爛不堪，別說是置換，連整修都是個問題。

與此同時，因明中後期，王振、汪直、劉瑾等宦官專權，嚴嵩、嚴世蕃等奸臣當道，致使沿海防禦倭寇最前線的那些衛所真正懂打戰的，不趨炎附勢的悍將，或被殺，或被逼辭官，如抗倭名將張經就因得罪右副都御史趙文華被殺。而那些溜鬚拍馬、貪生怕死之徒，直知阿諛奉承的貪官卻是掌控著防禦倭寇前線部隊的指揮權。由此，想想看，沿海地區的兵權都被這些貪生怕死的貪官掌控，而那些真正會打戰的卻一個個或被殺，或被打壓，你說倭寇怎麼能不猖獗呢？

而事實上也的確如此，自中後期，明廷布置在沿海防禦倭寇最前線的部隊多被貪官所控後，明軍對倭寇的戰爭是鬧出一系列讓人“忍俊不禁”的笑話，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寇侵佔崇明島，明軍屯集於海口，圍之數月，此時按照正常情況，明軍應該是繼續圍困，並想盡辦法將之全殲。可是，讓人歎為觀止的事情卻發生了，這時明軍將領眼見久攻不下，他不想被上級責罰，就想出了一條愚蠢的計策，他居然命令讓兵士在西南方向讓出一路，讓倭寇出走。此後，因這位將領的愚蠢，倭寇得以逃之夭夭，並趁機轉向嘉定、上海進行掠奪。

再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四月，福建港兵士因不滿福建港總指揮姜旦剋扣其軍餉，是公然譁變，然後投降倭寇，引其入內地劫掠。

想想看，這是何等的滑稽，為了不被責罰就放走倭寇，因為剋扣軍餉，逼的手下兵士投降倭寇，由官變賊。試問，明中後期就是這樣的一個大環境，倭寇豈能不猖獗，又豈能不屢屢犯境呢？如若明朝諸帝能跟朱元璋一樣重視吏治，重視海防，大明又怎麼會被倭寇之亂困擾的如此之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