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的講，宋朝並沒有不堪一擊。從北宋滅亡後，南宋還是守住了半壁江山看，從這點上，明朝還不如宋朝。

宋與明二朝，重文輕武上，幾乎一模一樣。軍官世襲，明面上看著，物質待遇挺不錯。但沒有政治待遇，因為完完全全的推行文武分道、唯科舉入仕的制度。使得軍功階層不能出任地方官，這就使得官僚階級有了優越感，開始蔑視武臣。長期之後，武臣就有了天然的自卑。

所以，一個正統科舉出身的七品縣令，見了狄青這樣的軍人出的樞密使，也有底氣愛理不理。

如此，軍隊的榮譽感，可想而知了。而要指望失去了榮譽感的軍隊，要像漢唐軍隊般的，去威鎮諸胡、橫行絕域，哪就是絕無可能之事了！

不過，北宋時，好歹還有些帶著歷史慣性的唐風，有些五代雄兵的餘烈，西北將門世家，多少還稍有些獨立性。故而，北宋滅亡後，撐著守住了南方，又對峙了百幾十年。

而到了明朝中後期，軍隊的腐爛已深入骨髓，尤其衛所兵與家丁制二者，更是讓大明帳面上的百萬大軍，實是就如同一群拿了武器的農民。

絕大多數的明軍，如一個千人的指揮，真正能打的，就是百餘家丁。有的還只有數十個。其餘九百人，為了節省飯量，平時基本是不訓練的，只是個樣子貨。

打仗時，將軍領著家丁一衝，贏了，一晎而上，輸了全體頓作島獸散。

而所謂的家丁能打，武藝精熟。武藝也變質了，也是花架子多，能上陣的戰陣硬貨卻少了。（此事，戚繼光專門有論述。）

所以明軍雖然有了跨時代的火槍火炮，仍然也讓八旗兵揍得，最後，大多數明軍，打仗就成了躲在深溝堅壘後守城，野戰勇氣徹底就喪失了。也沒有了。

而必須注意的是，北宋末期的宋軍，尤其陝西宋軍，只是輸在機動性上。列陣野戰，卻是不怕的。

所以，明軍真的還不如宋軍。

導言：

明朝雖然在名義上承認繼承元朝，但同時朱元璋及其領導班子又對元朝那套馬上治理天下的套路嗤之以鼻，反而在制度上更多是產考唐、宋的利弊來制定的各項制度。

但是明朝又與宋朝有個基本點是剛好相反的。

那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是武力獲得天下的，因此在明初，在各項制度上與其說是“以文統武”，還不如說是文官只是輔助武官操控、掌握軍隊的輔助人員。比如武臣正一品左右都督很容易得到，然而文臣最高官六部尚書不過正二品。整個明初能封候的文臣沒有幾個。

這與宋太祖趙匡胤是陰謀奪權不同，因此兩者的一開局的基調就不一樣了。

明朝真正做到“以文統武”的時候，已經是第四代皇帝明仁宗時期了，再次之前的武將和文官，在朱八八和朱老四的教諭之下，已經形成對中樞的命令無條件認同了。

這差不多八十多年的時間裡，足夠明皇朝來思考前皇朝的各項制度是否符合當時明皇朝所需要的。

所以，明皇朝中後期雖然與唐宋一樣“以文統武”，可這時候，明仁宗及其領導班子已經制定了唐宋時期沒有的制度——兵備道！

明朝兵備道

通俗點說就是儲備文官於武勳系統裡。它的最大特點就是將兩榜進士中的文官，派遣到基層軍隊裡參贊軍務，同時又不同於文官、武官系統的晉升通道，它是天子門生到軍隊，因此兵備道——巡撫——總督。

洪熙年間（1425年），仁宗鑑於武臣疏於文墨，遂遣包括參政沈固、副使劉紹在內的文臣前往各地總兵官駐所整理軍機文書，為文臣參贊地方軍務之始

在這裡舉個例子：明末名將盧象升就是走這樣的道路

天啟二年（1622年），盧象升考中進士，初任戶部主事，升任員外郎，累遷為大名知府，到了崇禎三年（1630年），升任右參政兼副使，外出整頓大名、廣平、順德三府的兵備，號稱“天雄軍”，第二年，因政績、品行突出受到推舉，升任按察使。

隨後鎮壓李自成的闖軍有功，在崇禎八年（1635年）五月，盧象升升任右副都御史，接替唐暉前往巡撫湖廣，後來又調回兵部任兵部兵部侍郎，總理山西、陝西軍務，崇禎賜尚方寶劍，允其便宜行事。

崇禎十年時，與招撫派產生矛盾，被排擠，雖然明朝給予其宣府、大同、山西三位總兵的部隊歸盧象升指揮，但實質只有2萬兵馬，還受到楊嗣昌、高起的排擠，最終在崇禎十一年時在鉅鹿與入關劫掠的清軍決戰，最終戰死沙場。

《明史 ·職官》的敘述

根據《明史 ·職官》的敘述，早期的兵備道是屬於臨時工性質，還沒有形成定製，是從明憲宗朱見深開啟，逐漸擴大化，最終形成定製，併成為明朝管理地方兵務、以及統領軍隊鎮壓起義或者是對抗異族的儲備軍官系統。為什麼說逐漸擴大化？主要是兵備道並非僅僅到衛、所，或是一線部隊裡，而是隻要涉及到軍隊的部分，都可以去。如在《明實錄》中提及的天啟時期，常備的兵備道官員就有一百多個職位。

其中有：整飭濟寧、沂州、青州、海道、九江、嚴兵、潼關分巡華州等處，等等關卡要地的衛所兵備道。

另外還有兵備道兼任其他職位的，這些兼任的職務中五花八門，有的兼職馬政的、也有的負責漕運、鹽政、糧餉，甚至是直接參與地方政府的、或是到負責地方學校兵備的。

如整飭武德、開原等兵備兼屯田馬政副使；分巡遼海道兼管廣寧等處屯田兵備參政；分巡汝陽道兼整飭撫民兵備按察使；整飭威清兵巡道管貴陽鎮永普廣泗雲南江寧州參政；整飭松潘撫治羌夷兼理糧餉兵備參議；整飭海南道兼攝瓊州學校兵備參政……

二、兵備道的職能

根據上述的兼職來看，兵備道的職能有：

（1）軍事職能：

兵備道官員又成為兵憲、兵備副使、兵備僉事，多由按察司副使或僉事充任，主要軍事職能就是配合衛所操練軍隊及民兵，緝捕盜賊鎮壓民亂，管理衛所兵馬、錢糧和屯田，巡視江湖防禦等。

（2）監察司法職權

糾察、監督衛所官兵，參與地方司法、糾正、禁革奸弊。

（3）其他作用

參與地方文教、水利工程、修築城牆、管理鹽政馬政驛傳等等

總述

“以文統武”，在後世的今天，依舊是主流。宋朝時期並未建立其有效的制度來規範“文、武”之間的矛盾衝突。雖然明朝的兵備道制度在今天看來依舊還有瑕疵、有漏洞，但明朝中後期，文人統軍已經成為了有效避免軍閥出現的必要手段。

清朝入關之後，依舊延續了這項制度，乾隆年間，全國共有八十多個兵備道，這也是為什麼曾國藩等漢臣，能快速統兵的原因之一。

要知道，明清的官員，三年一考優者上，等到巡撫這一位置時，已經十多年了，完全可以讓一個白面書生在基層軍隊中混成黑麵書生了。【據說進士出身的盧象升，練功時的大刀有68公斤、3.13米長】

宋朝過得太過安逸，北邊遼國給他抵擋了所有的外敵。皇上都當了書法家了。太安逸了！也不用打架，將無用出，升官只有讀書一條路。明朝就不一樣了！雖然皇上不太看中武將，但是武將們卻不能閒著，援兵北韓，久戰後元，驅打倭寇，震懾遠洋。可以說明朝的將領們一天也沒閒著，中國古書兵法共計10本其中2本就出自明朝，而卻明朝發明的武器更是到時橫行天下。

鑑於漢朝以強亡，唐朝以藩鎮亡的教訓，宋元明清四朝其實都在一定程度加強對武官的控制，提升文官的地位，可不同的是，宋朝在外戰爭中不能說是節節敗退，可至少也是沒佔到絲毫的便宜，到了還不得已“花錢買和平”。

而同樣“重文輕武”的大明，雖然後期也轉入了被動防禦之中，可在洪武、永樂兩朝，其對外卻是一連串的順風順水，甚至把橫跨歐亞的蒙古人都趕回沙漠放羊了。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或許還得從兩朝之初的軍事制度說起。

一、對於有著決定國運前途的決勝局，朱元璋打贏了，而趙光義打敗了

幾乎每個大一統的帝國，在他們統一的路上都會有這麼一場足以決定國運的大戰：

漢朝霍去病封狼居胥，解決了長久以來威脅著漢朝北疆的匈奴，成就了“匈奴遠遁，漠北無王庭”的大好局面；唐朝李靖、尉遲恭六路大軍大敗東突厥，“自永徽已後，殆三十年，北鄙無事”，懸在大唐頭上的達摩克里斯之劍就此解除；大明猛將常遇春、徐達收服元大都（今北京），所謂“天下形勝入我掌握”，為大明打開了北疆戰線，給永樂朝追亡逐北奠定了基礎。

當然，在北宋建國之初，也有過這樣一場決定國運的大戰，那就是公元979年，與遼朝之間爆發的幽州大戰。

這一戰趙光義的目標是在五代時期被遼朝乘虛奪取的幽雲十六州，所謂幽雲十六州，就是指自幽州（今北京）一直延綿到雲州（今山西大同地區）的十六個州郡，地理位置極度重要，是中原地區能否有效防禦北方遊牧民族的關鍵所在。

而當時北宋是佔據了不小優勢的：

武器方面有著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武器裝備，投石機、床子弩、神臂弓，以及遼朝人都沒過的火藥；當時距離北宋開國還不到二十年，國勢正處於蒸蒸日上的時候，曹彬、潘美等猛將雲集，十萬大軍士氣高昂，戰力強勁；之前不久已經滅亡了北漢，北疆漢民思歸心切，趙光義有著足夠的信心。

可是趙光義急功近利，在滅亡北漢略微休整後就北上和遼朝爭鋒，並且一打就打最難啃的幽州地區，以疲憊之師對抗以逸待勞的遼軍，饒是宋軍士氣高漲，可也耐不住長期作戰，加上趙光義御駕親征，陣圖鉗制各路將士，而遼朝猛將耶律休哥、韓德讓等又非北漢將領可比，最後宋軍在高粱河慘敗，自己坐著驢車灰溜溜地回國了。

之後七年，趙光義又發動了三十萬大軍進行雍熙北伐，可就如陷入魔咒一般，在韓德讓等人的抵抗下，宋軍連幽州的影子都沒見到都戰敗了，還把老將楊業給搭了進去。雍熙北伐的主要負責人雖說是曹彬，可究其根本還是在於幽州大戰之時，趙光義首戰不成，數年後又貿然出兵，早已經沒了各種優勢，而失去了幽雲十六州的北宋，同時也是失去了產馬地和戰略防線，從此以後一直處在遼朝騎兵的威脅之下，處於被動防禦之下。

二、同樣是重文輕武，可宋朝卻矯枉過正了，而大明則吸取了宋朝的教訓，對武將還是網開一面的

宋太祖趙匡胤鑑於五代藩鎮之禍，對宋初掌握了軍事大權的武將們做了不少制衡手段：

最為人所知的莫過於“杯酒釋兵權”了，趙匡胤收中央禁軍，給錢給地把將領們養起來；對於地方軍隊，則以文官管理州郡軍隊，位於武官之上，負責鉗制地方武將；設立樞密院和三衙兩大軍事體系，分管調兵權和握兵權，而統兵權則被保留在了皇帝手裡，戰時由皇帝親自任命的官員（帥臣）出征，戰後歸還虎符於樞密院，歸還軍隊於三衙。

這種三權分立的制度，雖然消弭了自唐安史之亂以來的兵禍，對社會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可是兵權劃分過於繁瑣，將領掌握軍隊卻無法排程部隊，文官們有調兵權卻無法帶兵出征，帥臣們只能在戰時帶兵，事前沒有溝通，事後無法訓練，兵不識將，將不識兵，三方互相掣肘，效率極度低下。後來在對西夏作戰的范仲淹，對此是深惡痛絕，氣得直罵娘，北宋矯枉過正，使得宋軍空有數量而無質量，遇戰即逃，遇難即降，戰力就越來越低下了。

而明朝則吸取了宋朝的教訓，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武將的兵權，但卻不像宋朝一樣鉗制得滴水不漏：

仿造樞密院制度，建立大都督府，後發展為前後左右中五大都督府，稱為五軍都督府，和兵部一起執掌兵權，“兵部有出兵之權，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權”，少了一個環節的鉗制；地方軍隊的統兵權由都指揮使掌握，但戰時由皇帝所派的官員或藩王為總兵統領，打完戰了再還給地方都指揮使，可是後來邊境多事，這些中央官員就逐漸留在了當地，和都指揮使分掌地方軍權，雖然後面有文臣、太監負責監軍，可畢竟都是一個地方的人，溝通起來也方便，不像宋朝那樣，排程個軍隊還得彙報中央，等樞密院那些文官下令才能排程，效率自然提高不少；宋、明對兵權的鉗制，都很大程度壓制住了地方軍隊的戰鬥力，可明朝更善變通，在軍隊戰力不行的時候，就逐步將權力下放，讓當地將領招募私兵，糧草和軍餉則由朝廷提供，比如抗倭時期的戚家軍、俞家軍，抗金時的李家軍等等，可是宋朝對武將過於謹慎，不願權力下放，除了在靖康之恥時有過岳家軍、韓家軍爆發過驚人戰鬥力外，在金兵一退就立刻收回兵權，為此還殺了忠肝義膽的岳飛元帥。

而且宋朝皇帝還很喜歡對前線戰事指手畫腳，即所謂的“陣圖鉗制”，像宋太宗趙光義就設立了一個以步兵為主，騎兵為輔的“平戎萬全陣”，併成為”祖宗家法”，後世帝王不得違背，結果就是出征的武將們被牢牢地鉗制在這陣中，綁手束腳，拘泥於形式，戰力自然高不到哪去。

鹹平、景德中，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屢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自立異效。兩宋時期對於文官的待遇極高，結果就是養出一大批空口白話論武事的文官，而武人低賤，人皆不願從武而投文

由於唐、五代的教訓，北宋對於文官採取恩養制度，光以一個最低等級的從九品官員來說，只要熬得住，幾十年後也可以慢慢熬到宰相，而且還有各種補貼、田地，高階一點的還有食邑分封，毫不誇張地說：宋朝官員的待遇是歷朝歷代最好的，可能連現在也比不過。

唯其給賜優裕，故入仕者不復以身價為慮，各自勉其治行，給賜過優，使宋朝財政困厄，此宋制之不可為法者也。

對待官員的優待政策，讓很多人衝破頭都要爭取個一官半職，自宋真宗開放科舉制度後，更是營造了一條通往發財致富的康莊大道，到了仁宗時期，甚至到了“五人一進士”的程度。

這一點比起明朝那千軍萬馬爭先的情況來說，宋朝的官員實在是很容易做，也很有做的價值，雖然這樣確實讓兩宋沒了兵事之禍，可隨著而來的卻是官員機構的臃腫，往往一件小事就得有好幾個人共同負責，這也是王安石變法中最重要的一環，可惜最後還是失敗了。

畢竟北宋皇帝親自把官員給養肥、養懶了，要讓他們再變瘦、變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自然會遇到利益受損的文官的抵制，而偏偏趙匡胤又下了“不殺士大夫”的鐵規，更讓拿錢不做事計程車大夫們心安理得，有恃無恐了。所謂“祖宗之法不可違”云云，不過是一個藉口而已，要是宋朝又幾個像漢武帝、朱元璋、雍正這樣的鐵血皇帝，或許還能再救一救。

至於明朝，雖然也重用文官，可卻不在俸祿上重用，而是在權力上重用，只有你做多了事才能拿到更多的待遇，想著宋朝那樣不做事還能拿錢的，不好意思了，回家、流放、下獄三條路自己選吧！這一點也使得那些在地方擔任軍隊指揮的文官們，不得不跨界兼職，要不戰事有什麼差錯，自己隨時就是殺身之禍，像明朝中後期最能打的幾個武將：袁崇煥、熊廷弼、盧象升等，其實都是文官出身的。

總結：宋明雖然一樣都是重文輕武，但宋朝過於嚴格，而明朝吸收了宋朝的教訓，避免了矯枉過正的情況，這是宋朝的不幸，也是明朝的幸運

在兩宋時期，做官是一件很舒服的事，相反對國家有死生之地的武將，卻成為了一個很難做、很不好做的職位，打仗武官來，黑鍋也得他們背，而宋朝又是一個經濟文化高度發達的時代，百姓的出路多了，也就不願去做那吃力不討好的武將職位，到最後還發展到了好漢不當差的境地。

當然在這眾人皆醉中，也還是有清醒的人，像北宋時期的狄青，南宋時期的辛棄疾：

前者大戰西夏，二十五戰未嘗一敗，結果被朝廷裡那些自稱“忠君愛國”的文官們背後捅刀，比起岳飛那“莫須有”的罪名，彈劾狄青的罪名則顯得更加可笑，巨儒歐陽修竟然說他和五行犯衝，以後勢必會威脅到國家的安定，把他下放了。

而辛棄疾更是被稱為“文人中最能打的”，五十多人就敢衝入敵軍大營，生擒敵將回國，可結果還是在那些“鐵骨錚錚”的文官的彈劾下，黯然下放，終一生報國無門，鬱結而終了。

等到宋徽宗任用蔡京大力恢復王安石時期的變法，罷免臃腫的文官，宋欽宗開“皇帝殺士大夫”的先例，宋朝軍事也曾經有過一絲曙光：童貫坐鎮西北，數戰下來使得西夏稱臣，這一點可是連手握四十萬大軍的范仲淹都沒達到的成就，李綱主持開封保衛戰，多次擊敗金兵，金兵已隱約有退兵之意。

可惜勢重難返，此時金國早已完成北宋攻略，十萬大軍南下開封，攻破開封，俘獲了徽、欽二帝，更讓後面的南宋“畏金如虎”，也讓士大夫們有了藉口，再也不敢隨便出兵，而一直處在捱打防禦之下，宋朝自保有餘，但主攻不足，“忘戰必亡”的教訓，不可不謂沉重。

△中國古代的王朝可謂是血雨腥風，幾千年來的王朝歷史可謂是血淚斑斑的。在歷史的變遷和研究中很多人都是知道宋元明清這四個朝代就數宋明這兩個朝代最為薄弱，元清兩個朝代的國力是超級強的，特別元朝的中國疆域更達到了橫跨三大洲的局面。

明朝的打壓武道這一方式主要是在明朝後期，閹黨宦官們手中都掌握旁落的皇權，導致了皇權的無力。就拿明朝的萬曆皇帝來說，萬曆皇帝在登寶位的期間更是達到了長達二十二年不上朝。在此其間的皇權旁落也導致了閹黨宦官勢力的大部分增強，當時有了閹黨的東西廠可以隨意招募明間的習武之人，以便收為己用。但是對於一些高風亮節的武術之人來說，也就不甘淪為閹黨的走狗了，也是引發了對這些人的打壓。在明朝建國之初朱元璋就頒佈十分嚴格的制度，比如在對付習武之人該用什麼刑法，對貪官又是什麼刑法，導致民間人人自危而不敢習武。明末的時候崇禎也對民間的習武之人進行打壓。由此可知，不管是明朝還是宋朝，最終的目的只有一個，那麼就是加強皇帝實權的最高集中。

明朝幾乎都是延續了宋朝的崇文抑武制度，為什麼戰力竟然會比宋朝強大。有人說那宋朝文人掌握兵權，那明朝也是啊。比如袁崇煥就是一個以前進士出身的人，熊廷弼也是文人出身。但是為什麼戰力比宋朝長。有這三個因素存在於其中，一是明朝實行貿易上的禁運，導致了邊遠地區的遊牧民族不能輕易隨便的就獲得支援的物資。二是明朝在統治中都在不斷的修建長城，加強祖國的兵力和防禦性。因為有讀過書的我們都知道，長城很多都是在明朝那段歷史中重修的。三是士兵兵器和甲冑的打造都是最頂級的，看看後來的關寧鐵騎就號稱天下無敵了，可以看出明朝計程車兵不想和宋朝的一樣，只是穿一些厚布做成的戰衣就上戰場了。由此可見明朝的兵力確實遠勝於宋朝。

明朝的天下是打出來的，不管是起義軍內部的戰爭，還是對統治者元朝的戰爭，朱元璋建國的每一步都是明朝軍事力量的不斷強大，所以即使後來明朝文官當政，也只有武官才能得到爵位，文官沒有軍功，是怎麼也得不到爵位的，這種制度很好地保護了明朝軍事力量的可持續發展。反觀宋朝，是透過“陳橋兵變”的黃袍加身得來的，並沒有經過艱苦的戰爭，得之雖易，然而根基也不牢靠，可能是因為心虛，後來還有了杯酒釋兵權的事情，此舉雖然用溫和的手段達到了削弱下屬軍事權的目的，然而整體上也是對國家軍事力量的削弱，這也導致了宋朝建國之初，其軍事實力就先天不足

面對北方遊牧民族的侵略，宋朝是使用和親、進貢等等退讓的手段求取和平。而明朝，則直接把自己的首都搬到了邊境，天子守國門，遊牧民族隨時來隨時打，絲毫沒有妥協的意思。即使後來邊境被一再蠶食，明朝的作風也是戰鬥到底，到了明末亡國之際，明朝內憂外患，四處起火，國家財政入不敷出，但崇禎依然寧死不降。 ….明朝有精銳的騎兵。中原地區的軍馬大致在兩個方向，一個是東北，也就是幽雲十六州和遼東一帶，一個是西北，隴右河套河西走廊一帶。但是宋朝先是因為後晉石敬塘割讓了幽雲十六州，後來因為李元昊建立了西夏丟失了河套地區，徹底喪失了馬場，甚至連買馬都成問題。導致宋朝始終無法建立一支與遊牧民族抗衡的騎兵。明朝對騎兵這一兵種是極其重視的，在建國初期太祖、成祖時期有強大的騎兵部隊，特別是蒙古人組成的朵顏三衛更是其中精銳。即使到了明朝末期，騎兵隊伍大幅萎縮，仍然有能與滿清八旗鐵騎爭鋒的關寧鐵騎。

明朝文官軍事素養高。宋朝與明朝有個共同點，就是都是以文制武。但是宋朝除了范仲淹等寥寥幾個文臣有著極高的軍事素養，其他均是碌碌之輩，誤國誤軍。而明朝很多文官都有這極高的均是素養，比如北京保衛戰的于謙，平定倭寇的譚綸，比如，鎮守遼東的熊延弼、孫承宗、袁崇煥等都是文臣，但他們在軍事上又都一番成就。如果一人兩人可能偶然為之，但如果朝代各個階段，大批出現就要考慮其中的規律、制度了。明朝有個完備的文官軍事選拔培養制度，比如弘治年間統兵兩廣，平定叛亂的劉大夏，曾經在兵部職方司幹了十年，職方司就相當於現在的總參謀部。譚綸最初任南京兵部郎中，後來因為受命募兵，抗倭有功，成為台州知州，仍然負責抗倭募兵，後來，譚綸又做到福建巡撫、兩廣總督，哪裡有倭寇就去哪裡做官，倭寇掃清了，後來改任薊遼總督，仍然是軍事一線。所以，正是在這樣的培養體制下，明朝的文官們在軍事戰鬥的錘鍊中成長成了出色的指戰員。這也是明朝軍事勝於宋朝的一個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