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

我始終認為，相較於感性的日本，理性的德國更讓人欽佩！與其像日本一樣遮遮掩掩，淡化歷史，德國能夠聯手歐洲各國，共同出版真正有教育警示意義的歷史教科書的做法，才更令人欽佩！

歷史教科書肩負有塑造國家與民族之回憶文化的職責。德國曆史教科書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敘述經歷了多種變化，這些變化歷程也反映了二戰後德國政治文化的變遷程序。德國當代歷史教科書著眼於培養年輕一代的罪責意識，透過集體罪責的分層化、消融化、當下化和立體化，試圖建構年輕一代健康的歷史意識。“歷史意識”已經成為德國當代歷史教學中的核心理念。

對於兩次發起世界大戰的德國，它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就二戰而言，德國曆史敘述大致經歷過三次重大變化。

第一次發生在20世紀50年代，二戰歷史敘述頗為模糊，目的在於減輕民眾的罪責感。此前旗幟鮮明的反思教學消融在兩種趨勢中：一方面，大多數歷史課程結束於一戰或魏瑪共和國，即便涉及二戰，也主要侷限於教師的個人戰爭經歷或軍事史視野下的納粹主義；另一方面，納粹主義被捲入當時方興未艾的極權主義理論中，藉以諷喻共產主義對手完成“融人西方”的政治教育目標。1953年12月，文化部長會議通過了新的《歷史課程標準》，建議把納粹主義作為“獨裁與二戰”中的一部分，而不應視為一種獨特的政治體制。

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這時期的歷史教科書通常只用20頁左右的篇幅來描述二戰，其中既把所有罪責推到希特勒一人身上，又對德軍的各種惡行避而不談或儘量少談。例如1957年出版的《歷史課程》（Geschichtliches Unterrichtswerk）一方面明確評論說“希特勒承認失敗的責任”；另一方面又用極為模稜兩可的話告訴學生們，“在紐倫堡審判中一個後來是美國法官的人這樣說過：‘有計劃的大規模屠殺之事表明，其中有很大可能是超過上百人參與的事件。’”相反，一些歷史教科書更願意描述蘇聯士兵的“冷酷無情”。

圖為排隊前往集中營的猶太人

當時的德國指責蘇聯人“發動了可怕的復仇行動他們侵入德國領土，這一切埋沒了另一方面對民族之間達成諒解的希望”。與此同時，戰後超過100萬德華人被驅逐的歷史還成為凸顯德華人作為受害者角色的重要內容。更有甚者宣稱在德國兩千年充滿苦難艱辛的歷史上，德華人民從未遭受過像1945年那樣的苦難，這次苦難無論是對於敵人復仇行動中的逃難者還是對於留下的人都無法忍受。”

第二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初，二戰歷史敘述再次得到重視，但僅僅被視作政治任務而缺乏明晰的歷史教育目標。1959—1960年，德國各地發生了塗抹納粹標誌和破壞猶太教堂的新納粹主義事件。一些歷史教師開始主動討論德華人的罪責問題。在此影響下，1960年2月，文化部長會議透過決議，要求“在歷史課與社會文化課上教授當代史”，其中討論納粹主義成為政治教育的主要任務，1962年7月，文化部長會議又建議為“當代史編修教科書”，以統合歷史認識與政治行動。3天后，《課堂中教授極權主義的原則》得到透過。儘管如此，根據1964年對青年人歷史觀的調査卻發現，許多青年人仍然沒有關於“第三帝國”的確切知識。新版的歷史教科書繼續把責任推到希特勒個人身上，希特勒與黨衛軍的惡魔般行徑被揭露，而關於猶太大屠殺的恐怖場面卻仍然成為歷史課的禁忌。

第三次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中期後，二戰歷史敘述變得更具批判性。這種轉變來源於兩種動力：其一是1963—1965年奧斯維辛審判哲學家阿多諾（Theodor W. Adono）特意作了極富感染力的廣播談話《奧斯維辛之後的教育》（Erziehung nach Auschwitz），“杜絕奧斯維辛”再次成為歷史教育的主要目標；其二，1968年的學生運動強化了代際爭議，年輕一代的歷史教育者“有意識地從反面同納粹主義劃清界限”，更為批判性地看待所謂的“道德腫塊”。1978年4月文化部長會議順應時勢，要求“課堂中的納粹主義教學”讓學生們獲得政治判斷的能力，並充分展示第三帝國的獨裁、大屠殺和非人性的一面。次年，聯邦德國與以色列召開聯合教科書會議，屠猶問題被重點提出。由此，聯邦德國的歷史教科書進入到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正式歷史是一個慘痛的過程，尤其是像德國這種近現代史上充滿惡行與崎嶇的國家，民眾被少數人矇蔽了雙眼，多數人為少數人的惡行買單，真有真正的正視歷史，德意志民族才能夠浴火重生！

戰後以來，德國的絕大多數政治家特別是總統、總理等政界要人，對二戰性質的認識更為明確，不但坦率承認侵略戰爭性質和納粹德國犯下的滔天罪狀，而且利用一切機會向受害國受害民族道歉、真誠謝罪。

1970年12月，勃蘭特總理在華沙猶太人死難者紀念碑前的驚人一跪，被譽為“歐洲約一千年來最強烈的謝罪”。更為可貴的是，德國政府對二戰的反思並沒有僅僅停留在認罪、懺悔和道歉上，它在戰爭賠償、戰爭紀念和歷史教育等實際問題上也顯示了極大的誠意。

德國投降後，由於美蘇英法四國意見不一，最終達成了“分割槽賠償”的協議。蘇聯索賠100億美元，德國拿不出後，蘇聯便拆卸運走了佔領區內東德幾乎所有的重工業裝置和軍工裝置。

而美國由於遠離戰場，對賠償興趣不大。它們真正感興趣的是得到德國的許多專利技術、設計圖紙和科學家這樣的無形財富。德國總理默克爾2007年曾表示，德國二戰後支付了大約640億歐元。

現代的德國，能夠平靜的被歐洲各國所接受，能夠成功的完成東西德的合併，重新組成德意志聯邦，能夠成為當今歐盟的領頭羊，這一切都源自一個理性民族的救贖！反觀日本，極右勢力如挑梁小丑版的極力掩蓋真相，每一次“演出”都能成功引起東亞各國的憤恨，一小股勢力極力想要操控民眾，連本應客觀陳述的歷史教科書都能隨意更改，我想當今日本對待歷史的態度，就能夠體現出為什麼日本不能夠很好的融入到東亞圈！我想這就是一個理性的民族和一個感性的民族的區別吧！

多有疏漏，煩請斧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