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的就有問題，以一個現代人的眼光去看古代的問題，就好比坐著說話不腰疼，人往高處走，更古不變的道理。如果非要說討厭，那麼嫉妒的心態更多一些吧。

一、科舉制為貧寒學子底層人員入仕做官開闢了通道；

從世卿世祿制、察舉徵辟制、到九品中正制，我國古代選拔官員方式雖然也在不斷向前發展，但是這些從壟斷、到門閥干預都沒有徹底改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這一弊端。隋唐時期推行科舉制之後，就打通了貧寒學子底層人員入仕做官的通道，中底層人員數量眾多，科舉制的推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促進了教育的普及和發展，統治者選拔人才和維持社會穩定兩方面目的同時都達到了，可謂是一舉兩得。“太宗皇帝真長策，賺得英雄盡白頭”天下有才學的仁人志士都致力於科舉考試，耗費一生心血去博取功名進入仕途，也就沒有人惦記著這萬里江山，造反動亂。

古代科舉制度相對而言是一種較為公平的競爭選拔方式，中舉做官是件很隆重的事，不是單純的有了職位俸祿，也是代表身份地位等級的變化；古人常說“人生有四喜：久旱逢甘露，他鄉遇故知，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很多人窮盡畢生心血就耗在科舉上面，為了功名（功名這兩字真的很形象），加之歷代王朝統治者的宣揚和推崇，所以參加科舉取得功名備受讀書人尊崇。讀書人的目的就很明確“學而優則仕”，“學成文武藝賣於帝王家”。

北宋時宋真宗趙恆作為大宋王朝最高統治者御製“勸學篇”，這個讀書科舉已經被推崇到什麼地步了？一個國家的高度啊，勸勉世人讀書考取功名；告訴學子你幹嘛讀書，因為“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六經勤向窗前讀，“黃金屋、顏如玉、車馬簇、千鍾粟”這些就什麼都有。

北宋時期，作為讀書人的汪洙在幼年時有神童之稱，他就做了一首著名的《神童詩》。當然他後來也高中進士，官至觀文殿大學士。《神童詩》詩中是這麼寫的：

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

少小須勤學，文章可立身； 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學問勤中得，螢窗萬卷書； 三冬今足用，誰笑腹空虛。

自小多才學，平生志氣高； 別人懷寶劍，我有筆如刀。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將相本無種，男兒當自強。”科舉時代真的就是這樣的，這條路也被視為“科舉正途”。我們今天來看科舉制確實有很多弊端，但誰也不能否認科舉制度確實為中國古代貢獻出許多賢臣、仁人志士以及眾多安邦治國的人才。

科舉制數十年寒窗苦讀出身的，能有多少收入？這些年的精力都花在讀書上面，可能平時就幫別人寫寫字、寫寫信，或者教教書等等維持生活，有的甚至要依靠家人親戚度日。他一朝高中他的滿腔抱負，長久被別人的嘲諷，心中所有的壓抑等等，一下子都想要宣洩出來。如果是賢明的君主坐朝，很多讀書人尚能一展胸中抱負；遇上昏庸或者殘暴的君主，加上官場上派別林立，一個人微言輕的新人很難以立足，慢慢的就受官場上那些“老油條”的薰陶，自然也就開始貪汙橫行無忌。而為官任上很多人讀書人起初那種“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理想，也慢慢消逝。

古代讀書人在尚未中舉時，察覺官場不良風氣想要改變這種風氣，就是“討厭當官”的人之一；而中舉有了功名，身份環境變了受官場風氣影響，很多人想法也就變了。當然也有很多潔身自好的成了“討厭當官的人”；而貪腐的官吏就成了世人心中討厭的“官”。

有個成語叫“功成名就”，也就是說，有所付出，就應該有所收穫；成就功名，就是最好的證明。從古至今，人們都對有所作為有所成就的人表達出敬佩。“金榜題名”、“狀元及第”都是讓人欣慕而讚賞的事。因此，苦讀寒窗，一朝趕考，就寄託著人們的期望，因此對趕考的書生學子就格外看重，心生尊崇。

古代也有一個成語叫“名落孫山”，說的就是赴考沒有被選拔錄取上。宋時范公偁寫了一篇《過庭錄》，這樣敘述了來由:“吳人孫山，滑稽才子也。赴舉他郡，鄉人託以子偕往。鄉人子失意，山綴榜末，先歸。鄉人問其子得失，山曰:‘解名盡處是孫山，賢郎更在孫山外”；說的是一個叫孫山的才子赴他郡考舉，他能言善辯，言辭流利，與同鄉學校子一同赴考；同鄉考場失意，孫山先行回鄉；鄉人問他考試結果如何？他回答謙遜地回道，上榜名單中，孫山名在榜單最後，賢郎則在我之外了，即名在榜外，沒有考取；於是，民間就有了“名落孫山”一說。讀書人能中舉出仕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受人尊崇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時至今日，參加高考能考上高等名校的不也一樣令人佩服嗎？

但在古代尊祟趕考的讀書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符合孝道之禮；古代認為不孝有三，其中“ 不為祿仕，二不孝也”，說的就是要成就功名，吃奉祿，做大官，只有這樣的人才是孝順之人，自然才能得到社會認可與尊崇。在古代，為官前或家境貧寒，一心苦讀為了改變家境，初為官時尚有憫憐民情之善心，但混跡官場日久，往往就會喪失初衷而行起為虎作倀之事來，站到了民眾的對立面；古代流傳千年的陳世美的傳說，就是這種現象的典型形象，遭民眾唾棄討厭也就不難理解了。而如包拯這樣的清官在官場中並不多見，因此，討厭為官者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人隨著身處境況的變化而變化，是具有現實意義的實際體現；人總是嚮往美好的處境，而優渥的生活境遇往前往會改變人的品性，墜入汙濁中；所以，要保持良好品德的初衷，唯一可行的就是要堅持“三省吾身”，如荷出汙泥而不染，始終心繫民眾，切實地為人民服務；只有這樣，才能成為不被人們討厭的好官。

這個問題的中心思想關鍵在於古代人的思想傾向是什麼。他們明明知道自己所尊崇的趕考的讀書人取得的是功名，也就是做官的資格，為什麼又討厭做官的呢？所以這個古代人不能代表的是大多數的古代人。而是某些人的思想範疇不一致，喜歡的是自己的當官的人，積極的努力尊崇的取得功名的人是自己人，這樣想的話這個問題就不矛盾了。

遭遇到那些當官的欺詐和壓迫，是古代老百姓的不幸，也是他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根源，他們盼望著自己的文化人取得功名後好做一個清正的官員，為他們主持公道，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如果受了冤枉的話，他們又認為官官相互，天下的烏鴉一般黑，這就是千百年來的老百姓的矛盾心理。

在中國討厭當官是假命題，出將入相，或為官一方，一直是中國人的理想目標；當官從來也不是貶義詞，討厭當官顯然是葡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