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漢魏晉時期的文人，或者說文官的命是非常不值錢的。不僅是左思，就像嵇康、劉楨這樣的人物，雖然因為頗有才華曾得到錄用，但卻往往稍有差池就會受到極為嚴厲的懲罰，甚至丟了性命。而反觀唐宋，即使桀驁如李白，執拗如蘇軾，他們在經歷了殘酷的政治鬥爭之後，都還能夠保全性命，並且保全著儒學者的風骨。這種反差不僅和兩漢魏晉時期的時局變化有關，也和人才選拔任用制度有著很大的關係。

古人的選舉，不外乎“德才兼備”四字。兩漢時期是沒有科舉制度的，他們的人才選拔制度是“察舉制”，也就是所謂“舉孝廉”。“孝”和“廉”都是品德，不是才華。也就是說，漢代的人才選拔是重德而輕才，才是次要的。然而德是很難去考量的因素，因此，一個人能否被選中，實際上是取決於有沒有那麼一個人，具有資格又願意為你寫一封“推薦信”，因此推薦人和被推薦人的聯絡十分緊密，無形中形成了官場的關係網。文采當然只是錦上添花，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的還是官位。魏晉的人才選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真正名正言順地靠出生決定命運，文才當然更不重要了。所以有些人雖有才名，卻依然命賤如蟻。

唐代建立科舉制度以後，文才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不是因為品德不再重要了，而是因為在相對公正客觀的情況下，人們發現文才是更容易被評判和考量的。尤其在宋代，有了足夠的才名，就相當於是有一張“護身符”，“盛世不殺才士”這也是蘇軾雖然仕途坎坷，性格固執高傲卻依然能活得好好的，並且繼續享有盛譽，成為一代仕林領袖的原因。

明清時期，雖然科舉制度趨於成熟，統治者開始不再把文才和才能混為一談，對於為官者有了更高、更具體的要求，也擴大了人才選拔的途徑。但是不斷加強的思想控制又使得科舉制度趨於僵化，也使得學子們都趨於功利化。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唐宋時期會成為自先秦以後中國古代文化最璀璨、最成果斐然的時期。而魏晉南北朝，雖有名士，大概也是像左思一樣，洛陽紙貴不過曇花一現，甚至是沒有在歷史上留下什麼痕跡，不以千里稱也。

魏晉南北朝時期，特別是東晉以後，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時代，北方成為幾個少數民族爭戰屠殺的血腥之地，中原民族慘遭屠殺紛紛逃遷南方，出現所謂“五胡亂中華”的混戰局面，而南方漢族政權也多敗壞不堪，整個社會處於苦難之中，“悲涼之霧遍佈華林“，所以有思想的名士只好隱身林泉，有所謂“竹林七賢”。

而唐宋時代是歷代王朝中最開放開明和文化活躍的時代，有思想文化的人多為朝庭所任用和寬柔，所以名士多為士人。

魏晉時期官員選拔主要還是依據九品中正制，又稱九品官人法，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重要的選官制度，是曹丕採納尚書令陳群的意見（此項制度是由何夔發起），後來各參與方基本遵從這種不成文規定。曹丕於黃初元年（220年）命陳制定的具有法律意義的制度。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從曹魏始至隋唐科舉的確立，這期間約存在了四百年之久。到了唐宋科舉興起，豪門大量人才可透過考試進入官僚集團。逐步改變了人才來源，將魏晉南北朝被門閥把控的官僚集團的變成了十年寒窗苦讀，一朝金榜題名。

歷朝歷代，中國都是人才輩出，造成魏晉名士在民間和唐宋在朝堂的原因主要是有當時的用人制度、朝廷的政治和儒家文化影響。

一、用人制度：魏晉南北朝主要是用“九品中正制”，中正是考察評定人才的官職，分為大中正和小中正。中央統一發放人才調查表，將人才評為九等。小中正襄助大中正稽核後將表呈交吏部，吏部依此進行官吏的升遷與罷黜。

此制度使官吏選拔有一定的客觀標準，但標準依然是地方群眾輿論和公共意見，所以依然也有著漢代察舉制的弊端。造成無幫無派無靠山的民間才子無法出頭或者被重用。更多的政治資源被世家弟子壟斷。

二、朝廷腐敗、動亂不安：魏晉前期可以說政治上還是清明穩定的，但是從西晉開始整個社會動盪不安將近400年。皇帝昏庸無能、權臣層出不窮、後宮干政不斷、百姓流離失所、世家子弟遊手好閒，皇帝也頻繁更遲，導致才子對統治階級失望，在報國無門的情況只能寄情山水酒樂，寫寫文章啥的。

三、儒家文化得到尊重：在兩晉南北朝時期，儒釋道黃老學說各種盛行。特別是當時佛教發展侵佔了大量的良田，百姓疾苦出家為僧不少，整個中下階層精神上開始務虛，無為，不願意參與世事，所以才有了周武帝滅佛的行為。

到了隋朝開始，國家開始統一安定，科舉制興起，給了更多底層才子的晉升空間，儒家和理學得到發展，更多的讀書人願意出世，參與到國家建設中去，所以唐宋才有更多才子在廟堂。

這個，一是上升通道的問題，魏晉有大門閥把控朝政，小門閥主持地方，沒有什麼上升空間。而唐宋有了科舉，天下讀書人都有機會當官，唐代還可以自薦，所以就有了上升通道。

二是時代原因，魏晉時代玄學濃郁，名士多喜歡研究玄學，也就是道學，很多都是無為之人。而唐宋是一個昂揚向上的時代，名士喜歡出世。

魏晉民間多名士，唐宋名士在朝廷的原因是由名士們所處時代的政治形態和社會形態決定的。

先來說說魏晉，說魏晉之前稍微說一點魏晉之前的三國。三國時期群雄並起，爭戰不休，是一個真正的亂世，這種“亂”是擺在桌面兒上的亂，世人皆能看得見，看得懂。而魏晉就不同了，桌面上的亂沒有了，都跑到桌面下亂去了，在桌面下蜇伏了許久的各種社會力量出來爭權奪地了。但是這種爭奪是以暗鬥為主，什麼投機取巧玩兒權術、陰謀陷害搞策反等各種見不得光的手段都有，無所不用其極，這樣的政治形態和社會形態自然是文人名士所屏棄的。

魏晉名士的才智水平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承襲的是春秋戰國乃至秦漢以來的學術思想，在哲學、社會學、政治學、軍事學等諸多方面都有建樹，所以魏晉名士大都具有很高的社會聲望。也正是這種社會聲望，使他們成為了各大政治集團爭取的物件，這種多集團之間的爭取導致了這些名士的不幸，他們之間爭取名士的手段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為我用者用之，不為我用者除之。”這樣就造成了一大批名士的消失，其中就有著述《後漢書》的著名歷史學家范曄，政治家及詩人張華，山水詩鼻祖謝靈運，玄學創始人何晏等諸多知識大家，這不得不說是歷史的悲哀！

這種社會形態之下，那些苟活著的名士們嚇得再也不敢涉政了，當然也有沒被嚇到的，如阮籍、嵇康之流，還有後來的陶淵明們，只不過這些本地也都是蔑視權貴，崇尚自由的主兒，況且也早看透了朝廷的不堪，請著做官都不待做的。所以，自由地活在民間就成了魏晉名士的絕佳選擇。

與魏晉時代截然不同的唐宋就是另一番景象了。單是唐朝的兩個盛世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就不得了，能開創如此盛世之君主必是選賢任能之人，朝廷就成了名士們實現理想抱負的平臺。宋朝的話就更不用說了，人從太祖皇帝開始就推行的是重文輕武的治國策略。像唐宋這樣的政治和社會形態下，名士們自然就偏向於在朝廷一展才學了。

所以從根本上來說就是朝廷的政治形態和其治下的社會形態決定著名士們的選擇。

當時的名士應該得有圈子，然後大家互相欣賞，相互稱讚就慢慢出名了。別人的飯是煮出來的，我的嘗試畫出來，一個美食作家給您回覆，希望您有空看看我的作品畫得怎麼樣。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三國鼎立，社會的大動盪使人們的非自然死亡的可能性大大增強。曹操《蒿里行》有云：“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曹操乃英雄，一方諸侯，但也說：“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那麼普通名士的遭遇就更糟了。梟雄曹操之後，司馬代曹，八王之亂，永嘉南渡，南北分裂……這期間名士少有全者：曹操殺孔融，殺崔琰，放逐禰衡，司馬氏篡位，曹氏黨羽何晏、鄧颺、諸葛誕、夏候玄、李豐、嵇康、呂安等，皆為司馬氏所殺，就是黨附於司馬氏的鐘會，也因妄議時政而為司馬氏誅滅。如此，名士們為了保全性命，不得不隱居避世、明哲保身，以沉湎於酒中為韜晦手段，放浪形骸于山野竹林之間……“竹林七賢”寧與山野為伴，也不求仕途風流，李密以《陳情表》堅辭晉武帝“太子洗馬”一職，祖母劉年事已高需要照顧是一個理由，宦途險惡朝不保夕是更大的理由，阮籍為謝絕司馬昭欲與其結為兒女親家一事故意大醉月餘……

魏晉後之唐宋時代，政治清明，自隋文帝開科舉士後，歷朝歷代沿襲，名士們已無生命之虞，何不“學而優則仕”，博取功名，為朝廷所用……這就是為何“魏晉民間多名士而唐宋名士皆在朝”的原因。

你好，個人覺得這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一、選官制度上，魏晉沿用魏文帝曹丕時代確定的九品中正制，此制脫胎於兩漢的察舉制，中正官透過品評家世、行狀定品，無需考試，隨著門閥士族的進一步發展、這個制度成為他們獲取政治資源的渠道，逐步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寒門要麼隱於市、要麼顯名民間後攀附世家而上，而唐宋逐步採用科舉制度選官，有才者有了科舉這一渠道躋身朝堂施展抱負。

二、政治生態上，魏晉時期社會動盪、朝代相替，一朝天子一朝臣，前一刻權傾一時後一刻可能就身死族滅，司馬懿高平陵政變、司馬昭平淮南，株連者不計其數，很多寧願富貴於鄉野、保全於亂世，而唐宋都是大一統帝國，政治相對穩定，唐太宗以臣為鏡、宋與士大夫共治天下，官員生活優渥高薪假期多，賢達智士都樂於入朝。

三、社會生態上，魏晉風流，講究放任自流、荒誕不經、清談成風，而唐宋經濟文化空前繁榮，統治者大力宣揚“幼兒學、壯而行、上致君、下澤民”，民間私塾書院盛行，讀書人的志向多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唐宋八大家都曾入朝為官，由此可見一斑。

這是因為魏晉是代的制度原因，那個時候實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國家的權力都被各大門閥世家所把持，草根階層要想躋身廟堂是很困難的。

除了非常時期，比如說戰爭，草根才有機會嶄露頭角，在和平時期，草根的上升通道幾乎是堵死的，假如東漢末年不發生戰亂，諸葛亮一輩子也就只能"躬耕於南陽"了。

而自隋文帝楊堅施行科舉考試以後，民間的草根階層就有了躋身廟堂施展抱負的通道，所謂十年寒窗，金榜題名。

也就是說只要你夠努力，就可以光耀門楣，就可以實現理想，不得不說科舉制度是一個了不起的制度，讓民間的人才都能為國家所用，這也是唐宋廟堂多名士的原因。

出現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人才選拔方式不同。

一.魏晉南北朝採用九品中正制選拔官員。

九品中正制上承漢代察舉制，下啟隋唐科舉制。是中國古代三大選官制度之一，始於魏文帝（曹丕），220年開始實施。由各州郡（人口至少達10萬）每年各選舉大中正一名，必須是中央任職德才兼備名聲顯赫的官員。大中正負責選拔小中正，這就選定了大、小中正，這大小中正權利太大了，完全壟斷了官員的升降，所以各級官員都爭相討好賄賂他們，到西晉時門閥世家完全壟斷了大小中正，形成“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魏晉南北朝的布衣名士，不是不想入朝，而是根本無機會。

二.唐宋選拔官員採用科舉制。

科舉制始於隋朝，興盛於唐宋。

唐宋時期科舉制的考試資格與現在的高考類似，只要本人有參加考試意願報名就可。所以布衣寒士可以報考參加考試，只要有真才實能，就有機會金榜題名。如唐文宗時宰相段文昌、王播都是狀元及第入仕，他們都是寒門出身，甚至曾討過飯。宋朝又擴大了錄取人數，大大提高人們讀書熱情，加之“重文親武”政策，宋朝時文風昌盛鼎盛一時。這就是唐宋名士盡在朝的原因。

魏晉時期社會管理人才的產生主要是“門閥制度”和“舉孝廉”，這有很多弊端，造成社會各階層固化，上下不能流動，堵塞了底層優秀人才的上升通道，最終整個社會土崩瓦解，整個國家各階層都付出慘痛代價。自隋唐起開始的科舉制度從根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一是將優秀人才透過科舉考試選拔到朝廷來；二是透過考試內容的制定培養國家需要的人；三是為社會底層提供了可信的公平的上升通道，讓這些人能看到希望而不至於因改變命運無望而變成社會的破壞力量

漢武帝初尊儒術，經過西漢中後期，整個東漢，儒家得到穩固發展，奠定了社會，政，治地位，東漢末年，漢明帝夢見金甲神人既釋迦摩尼開始，佛教進入中國初傳。同時東漢末年整個土地兼併嚴重，社會腐敗、戰火殺戮蜂起，導致整個社會知識階層、民眾認識，對儒家的治理能力、協調矛盾功效充滿懷疑。佛教的教義帶來了文化哲學新鮮血液，新的思路。但是此時佛教教義初傳，與儒家思想還有衝突，比如眾生平等與君為臣綱，父為子綱衝突：落髮出家，捨身飼虎與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損傷衝突等，尚沒有中國化，處於消化吸收的前期。高階社會知識階層，門閥貴族第一因為九品中正制的託底，不用擔心沒有官做，除非不想幹。何況家族實力龐大，衣食無憂，當官還有性命之憂?於是各個名士就清談、食丹、飲酒、書畫，狂放不羈。此時大談黃老之道，是華夏正統的自尊心在作怪，實際上行為做派隱隱的充滿了佛家哲學了，比如無君無尊長，出世不應招；比如不交一言，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這就與諸法無相，諸色皆空相契合了。這一代開創了儒釋道柔和的先行者的作用，雖然他們處於自己處於開創者之列而不自知。實事造化，雖然他們大部分人物結局不好，但是他們之後，再也沒有名士天團了。

魏晉名士最有代表性的是建安風骨和竹林七賢，當時國家採取的是九品中正制，實行門閥制度，普通人很難入仕。而隋朝實行開科取士，讀書人寒窗苦讀，終有機會入朝為官。所以有朝為天舍郎，暮登天子堂的說法！

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魏晉時期社會混亂，禮崩樂壞，讀書人都寧可隱居也不願走仕途。而唐宋時期政治清明，社會穩定，給讀書人提供了良好的發展土壤，大家都學而優則仕，因此很多人就透過科舉進了朝廷。

魏晉選官任官的體制是舉孝廉，玩的是士族門閥，社會階層是橫向固化的，民間哪有通往上層的通道？另外當時朝局混亂多變，才子們一旦掉下來，就很難上去了。第三種是像陶淵明這樣到民間體驗人間煙火大自然的。唐宋實行科舉，縱向打通了人才上升通道，底層人才當然順著管道出溜溜往上爬嘍。

唐宋有集中統一的王權，科舉制度發揮了重大作用，基本實現了文人士大夫學成文武藝，售與帝王家的目標，可以說野無遺賢了，當時的文人士大夫“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也就是說他們以不能入仕為恥，不能一展宏圖而抱憾終身，白白辜負了偉大的時代，而魏晉時期的政治環境則完全不同，朝代更迭頻繁，士人性命朝不保夕的現象很常見，站隊出現問題的話很容易招致殺身之禍，所以隱逸之風盛行一時，因而名士大多在民間。喜歡我的回答，請關注我。

為何魏晉民間多名士，唐宋名士皆在朝廷？這主要跟當時官吏選拔制度有關。

魏晉時期的官員選拔制度主要為九品中正制，由各州郡分別推選大中正一人，所推舉大中正必為在中央任職官員且德名俱高者。大中正再產生小中正。大、小中正產生後，由中央分發一種人才調查表，由各地大小中正以自己所知將各地流亡人士無論是否出仕皆登記其上，表內詳記年藉各項，分別品第，並加評語。小中正襄助大中正稽核後將表呈交吏部，吏部依此進行官吏的升遷與罷黜。

這實際上就是秦漢察舉制的一種延伸，是中央皇權對地方強權的一種妥協，在推舉人才過程當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九品中正制的主要標準，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局面。

這就導致真正德才兼備的人才無人賞識，或只能做一些低階官吏，而善於投機鑽營、阿諛奉承之輩卻往往身居高位，長此以往，名士多流散於民間。

唐宋時期則恰恰相反，科舉制度的存在使得每一個讀書人都有機會報名參與國家官吏選拔的考試，許多有才之人紛紛透過科舉考試進入朝廷做官，得到皇帝賞識。

此外亂世也是一個重要原因。魏晉時期國家政權更替亂頻繁，對文化思想沒有統一的標準，就使得思想文化的發展出現了春秋時期那樣百家爭鳴的盛況，思想自由開放；不過也由於政權更替戰亂頻繁，入朝為官性命堪憂，誰都沒辦法保證自己就能成為多朝元老，因此名士大多不願入朝為官，而是隱居避世，做一個逍遙散人。

而唐宋時期政局穩定，國家經濟發展繁榮，名士們沒了後顧之憂，自然願意為國家效勞。而且唐朝包容並蓄，我們經常能看到外族官員。

因此也就出現了魏晉民間多名士，唐宋名士皆在朝廷的狀況。

魏晉時期多名士，有句名言，“士為知己者死”，當時世風淳樸，各方學說盛行，多國並存，並沒有哪一個帝王一統天下，所以有志之士頻出，他們並不是一些僅僅為了仕途而名揚天下的人，而是胸懷大志，腹有詩書，思辨過人，才華橫溢的有志之士，傳播思想言論，洞察民間疾苦，各方遊學論道，所以謂之名士。

而唐宋時代的這片土地，已經在封建君主制度下統治了千年之久，主流社會基本上只獨尊一種學術，當然，普遍就是儒家思想，偶爾有一兩個皇帝，會崇尚道家或心學理學，但是並不影響整個國家和社會對儒家的認可，所以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每個讀書人能夠有一番作為，要麼當朝為官，要麼就反其道而行之，造反為寇。這種情況之下，能夠流傳後世的，當然除了開國之君，那就是名臣名相了。

為何魏晉民間多名士，唐宋名士皆在朝廷？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從國家層面看，魏晉戰亂頻繁，政治腐敗；而唐宋是盛世，經濟發展，社會比較穩定。

魏晉時期，是一個社會動亂的年代。社會動亂始於東漢末年，一直到隋朝滅陳之後才真正結束。從東漢末年到東晉時期，先後經歷了黃巾起義，董卓之亂，三國鼎立，司馬篡位，八王之亂，永嘉之亂，五胡亂華，南北對峙。真是“你方唱罷我登場”，搞得到處亂糟糟的。

當時不同階級之間和階級內部的利益爭奪十分激烈。在兵荒馬亂的年代，百姓深受其害。名士們出仕不易，所以很多人寧願隱居於山林江湖也不願涉身政治，散逸於野，保全身家性命才是最要緊的事。

而唐宋則不同，這兩朝相加存在了近六百年之久。大部分時期，國家是安定團結繁榮昌盛的，經濟發達，人民安居樂業，再加上政治比較清明，名士出仕能比較好為國效力，實現自己的價值，所以，出仕的人還是比較多的。

（二）從統治者對待名士的態度看，魏晉殘暴無情，唐宋則寬厚待人，尤其是宋推行“以文治國”。

魏晉時期，除了戰爭之外，王朝政權更迭頻繁，不斷有強者當政。從東漢末年起，先後經歷了黃巾起義，董卓亂政，三國鼎立，司馬氏篡位，八王之亂，王敦、蘇峻叛亂，恆玄、劉裕篡立。每一次篡立，叛亂都會迎來一個新的統治者。對那些不順從自己的名士，輕則加以迫害，重則殺戮。這樣，名士們紛紛選擇退隱，慢慢地形成了一種社會風尚。

而唐宋則大不同。唐朝的統治者對文人士大夫十分寬容，並且加以禮遇。所以，在唐朝，儒、釋、道教都得到空前的發展。趙匡胤建立宋朝之後，曾立誓不殺“士大夫”，推行“以文治國”的方略，這個政策在整個宋朝一以貫之。所以，宋代名士的日子是過得相當滋潤的。正是因為如此，才產生了光耀千年的唐詩宋詞。

（三）從人才選舉制度來看，魏晉門閥制度，九品中正制阻礙人才的發展；唐宋科舉考試，利於選拔人才。

門閥士族是以宗族為紐帶形成的封建特權集團，形成於魏晉之際，鼎盛於東晉。他們享有特殊的社會地位，等級森嚴。並且手中權力很大，幾乎把持朝政。而那些寒族子弟，政治社會地位低下，只能任低階小吏，被排擠在士族上層社會之外。這些出身寒微的名士，無法施展自己的抱負，只好選擇歸隱山林，歸隱田園了。

曹丕推出的九品中正制，其初衷是好的，想透過人才等級評判來選拔人才。但由於這些“評委”大部分有私心，都是從自己家族挑選。長此以往，反而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局面。這樣，那些出身寒微的名士看到官場如此黑暗，沒有出頭之日，無奈之下，只好選擇歸隱民間。

自從隋朝創立科舉制度之後，唐宋沿用其政策。科舉考試，徹底打破了血緣世襲關係和世族的壟斷。部分社會中下階層有才能者終於有了一條比較公平的出仕之路，獲得了施展才智的機會。於是，名士們紛紛選擇入仕來體現自己的人生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