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原因是“門閥制度”。隋以前，門閥制度盛行，什麼是門閥制度，就類似世襲制，如果你的上輩是做官的，那你就可以做官，你的上輩是平民，那你就只能做平民。

但又跟世襲制不一樣，世襲制是子孫可以繼承先輩的爵位，而門閥制則是先輩是做官的，那你就有了做官的資格，先輩不是做官的，那你就沒有做官的資格。“廟堂之上，朽木為官，殿陛之間，禽獸食祿”。

在這種制度下，你若是平民之後，縱使你有經天緯地之才，那也沒用，你只能繼續做你的平民。你若是達門富貴之後，即使你是文盲，那你也可以做高官。

後來隨著隋朝建立，隋文帝楊堅首創科舉制，唯才是舉，才讓窮苦人能透過讀書改變自己的命運，讓那些不學無術的人不能再繼續把持官位。這極大激發了讀書人的積極性，極大促進了社會的進步，楊堅堪稱偉人。

所以，隋以前，名士多不得志，只能在民間，“竹林七賢”就只能在竹林發發牢騷，不要以為他們多清高，只是他們做不了官，不得不那樣。隋以後，名士可以透過科舉步入仕途，在工作之餘寫寫文章作作詩，工作興趣兩不誤。這就是“魏晉名士多民間，唐宋名士在朝廷”的原因。

魏晉時期存在一個特殊的”士族”階層，這些人生來就是做官的，無論有無能力。究其根源，魏晉時期，九品中正制確立，品評士人之權收歸政府。凡由中正品評者，皆據其德行才能、家族閥閱而給予不同品第（鄉品），然後授予各種官職。未經中正品評者，不得仕為品官。於是，士人遂具有了某種特定階層的含義。 而唐朝的建立多借助了草莽出身的瓦崗寨的力量，所以唐朝的取仕制度更多的是利益均衡的考慮。 再有唐朝疆域廣闊，皇權難以直達基層，而由仕人透過禮法教導百姓，讓百姓安於被統治，承認皇權的理所當然，更有利於社會的穩定。

中國歷史上“名士”這一個詞在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內涵，尤其是在魏晉時期，“名士”顯得尤為不同。

這就給人一種觀感，似乎魏晉時期的民間有很多的“名士”，而唐宋之後的“名士”多有官職。

那麼，這其中有什麼區別呢？

漢末三國時期，“士族”開始逐漸掌握整個社會的話語權。這一群體在社會變革上的影響越來越大，以至於到了可以決定社會走向的程度。

無論是魏國、蜀國、還是吳國，權力的中心都是士族在把持，他們的意志可以決定國家的發展策略。

而之後的“晉朝”更是直接有以司馬氏為首的“士族”階層建立的朝代，可以說這一集體在兩晉達到了最為輝煌的地位。

而“士”階層的成分非常複雜，有寒士，也有貴族，甚至還有曾經的其他團體加入，他們有一個共同的特點，那就是堅持自己的主張。

無論是隱遁還是入世，都有一些人去選擇。

可想而知，這樣的一個社會狀態裡，人心是比較散亂的，諸如“王謝”等強大家族隨時都會生出“不臣之心”，歷史上也曾發生過王敦的叛亂。

人心不能歸一，社會比較動盪，這就使得這一時期的人對於整個社會產生了厭惡心理，他們或想著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社會，要麼想要遠離這個混亂的社會。

於是，這些人不約而同地去追求心靈上的滿足，耕耘精神園地。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時期有很多真名士，比如嵇康、阮籍，還有後來的陶淵明等等，這些都是在野的，而在朝的也有，比如謝靈運、王羲之等等，他們都不想被世俗所束縛，總感覺自己是高人一等的。

禮法、規矩等等條條框框那是為普通人所設立，對於這些名士來說，這些規矩就是用來打破的。

所以這些人往往活得很瀟灑，精神上也比較開放，這是後世文人之所以豔羨他們的根本原因，但這些行為在後世看來是不能複製的。

這一時期的名士社會聲望非常高，無論是出身貴族還是平民都會得到尊敬，這也就導致了很多人為了博取時名而故作風流。

比如說，吳國滅亡之後，陸機、陸雲二兄弟從南方來到北方，他們是當時文壇上的領軍人物，可謂名士，是陸遜的孫子，陸抗的兒子。

有一個叫盧志的人，這是一個假名士，想要透過羞辱這些真名士的手段來達到平等對話的目的，以彰顯自己“傲慢”的名士風格。

於是，盧志在大庭廣眾之下，直接詢問二陸：“陸遜、陸抗是你們什麼人？”

陸機直接回懟：“就像你和盧毓、盧珽的關係。”

陸遜、陸抗在當時名滿天下，二陸又是文名遠播，盧志怎麼可能不知道這一情況呢？所作所為只不過是故作姿態罷了。

這樣的人在當時非常多，最大的表現就是“談玄”。

幾人見面，不管是真懂還是假懂，反正得大說特說老莊思想，誰能把別人唬住，自己說的內容別人聽不太懂，這才能夠出名。

這就是魏晉時期很多假名士之間的“空談”。

與貴族名士不同的是，寒族的“名士”雖然受到尊敬，但很難入仕途，因為當時選官用官的制度叫做“九品中正制”，是曹丕所創，權力被氏族門閥所掌控。

這一些人如左思、鮑照等等往往就表現出一種懷才不遇的憤懣，行事也往往放浪不羈，這些也被看做是“名士風流”，但顯然於家於國都是毫無益處的。

從整體來看，寒族要想出名，那一般都得是真名士才行，故作姿態的假名士那是貴族的特權，寒族裝出這個樣子只能被人嘲笑。

而貴族階層裡，因為需要“名士”這一塊招牌，所以大家雖然心知肚明，但都很默契地不去戳穿別人，就當他們是名士好了，但實際上除了像王羲之、王導、謝靈運等人之外，大部分都是“假名士”。

在晉代裡，“假名士”還有一塊遮羞布可以掩蓋，但後世朝代裡自然就會被無所顧忌地戳穿。

於是就給人一種錯覺，似乎魏晉時期的名士在民間的非常多，在廟堂上的似乎少得可憐，這是一個此消彼長的過程。

雖然後世的文人比較羨慕魏晉時期文人的精神自由，可以放浪形骸還不擔心被社會口誅筆伐，這種生活可以說是空前絕後了。

但是，這些文人雖然羨慕這種生活，但不會有人認同這種行為的合理性。因為“空談”一直是被傳統士大夫所鄙夷的。

所以，從後世來說，魏晉時期那些只會“空談”，沒有真本事的“假名士”是不會出現了，能被稱作“名士”的那些讀書人，那就是“真名士”。

尤其是在唐宋之後，科舉制度逐漸成熟，世家大族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再也不能掌控選官大權裡。

這所造成的影響就是，原本寒族的進身之路被突然開啟，社會上行空間重新出現了空缺，那些不得志的“真名士”也有機會進入朝堂之中，為國效力了。

所以，諸如韓愈、柳宗元、白居易、蘇軾、歐陽修、王安石等等名士都成為了朝廷的棟樑。

除了這些有名望的人之外，透過讀書、參加科舉而選拔出的人才也基本上都是有真本事的，他們要麼寫得一手好文章，要麼懂得如何處理社會事務，要麼學識淵博可以教書育人，總之都是有一技之長。

“學成文武藝，貨與帝王家”，這成為了社會中的常態。原本社會固有的階級隔閡被科舉打破了，貴族更容易沒落，寒族更容易崛起。

世家大族對朝廷的影響力逐漸下降，以致最終退出歷史舞臺，而權力鬥爭也從君權與世家大族之間變為了黨爭。

總之，科舉之後的封建朝代比之前的時期要光明得太多，“野無遺賢”成為了真正有機會實現的理想。

而兩晉“空談誤國”的教訓也使得有志於“修齊治平”的讀書人認清仕途之路，雖然豔羨魏晉名士的放浪形骸和精神自由，但也不願意成為只尚“空談”之輩。

在社會階級流動性變得更為明顯之後，有理想、有遠志的名士大多數都會選擇出仕，而不甘心做一個隱士。

所以，魏晉之後的各朝各代裡，真正在社會上有很高聲望的名士基本有官職在身，也只有取得這樣的地位才能被社會所認可，這是一條必經之路。

而真名士的崛起和假名士的消亡，“空談”之風也為後世所警醒。

未來在黑夜隱匿，於此靜待曉光。

比較直接又簡單的回答，因為唐宋的科舉制度基本成熟，有能力的基本能透過讀書考試展現自己的才能而被國家所用，但是魏晉時期是沒有科舉制度的，那個時期必須透過名門望族去給國家推薦人才，很多有才能的人因為沒有人推舉，還有很多人覺得制度不公平不願意為官，所以就有許多有本事的人流落在民間了。

原因很簡單。

自從司馬炎登基，匆匆忙忙封了幾十個王爺，就宣告，外姓人應該安靜地走開!

名士，抵得了功臣嗎？

看看，晉代有幾個異姓功臣良將沒有被抄家滅門？

例如，衛灌如何，功勞該大吧？還有文鴛，有幾人抵得上？他們不是都滅族了？

還有富可敵國的石崇，他可以抵多少名士，不也照殺不誤？

名士，誰能超過陸機，又有幾個能超過潘安？不都滅族了!

你幫老大，老二老三有權抄家；

你幫老二，老大老三可以滅門；

你幫老三，老大老二能夠夷族。

如果他們和好不打了，不論是真心假意，他們在一起喝酒划拳，三個一起要殺你，因為他們會說，如果不是你出謀劃策、挑撥離間，他們不會打起來。

故而，晉代名聲都在鄉野民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