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這句話的意思就是，知道的就是知道，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這才是知道的真理。

我一直將這句話銘記於心。

人活一世，遇人，遇事，不要不懂裝懂，一定要謹言慎行，一言九鼎。說出去的話，潑出去的水，話不可以亂講。

君子說到就要做到，人對自己說的話要負責任。

我不論是對朋友還是身邊的人，就是言出必行。

這句話也一直規範著我的人格和言行，讓我活著無愧於天地，更無愧於父母。

讓我成為一個謙謙君子。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

小時候希望趕快長大，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現在感覺時間彷彿在流逝般飛快，一晃一天，一晃又一年，珍惜當下。

《論語》中皆為名言佳句，有很多也耳熟能詳。然而感觸最深的，卻是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這句話的錯誤理解。

一直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學習知識，並且時常去溫習，是很能說的(即口才好)。這是我憑自己的理解能力的解說。

高中時，語文老師告訴我們，這句話的意思是：學習功課，並且及時複習，是很快樂的事情。雖然不明白複習功課的快樂，但這推翻了我之前的誤解，引起了我的探索古文化的興趣。

近日，又讀到了這句話，卻推翻了之前的所有理解。這句話的關鍵在"時"字的理解，依據"遺忘曲線″圖的規律，記憶內容會在學習後的七天之內，呈指數級規律遺忘掉百分之九十以上。所以，溫習時只要反其道而行即可。

如此看來，"學而時習之"之"時"，應該是“按時"的意思，這個"時"的執行，最好是參照"遺忘曲線圖"。這樣的學習，才可以說是“不亦說乎”。這才可能最符合孔子的本意。

或許孔子並沒有讀過艾賓浩斯的遺忘曲線，但能把書讀到"韋編三絕"的程度，說明他對學習方法的掌握也不簡單，否則何以《論語》開篇就是《學而篇》。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弘大的氣魄，剛毅的決斷，為了文化事業，擔負起重任，死而後已。就是這句話，代表了我自己的精神，也是我起的名字。十幾年初學國學，那會國學根本不像現在這麼流行，當時自身古文水平有限，文化經典原文基本上看不太懂，某些人那粗糙的解釋也是不知所云。本著對宇宙人生真理的追求，抱著一腔熱情，白天工作，晚上自己捧著書本讀到12點乃至2點，第二天工作時間卻在椅子上打瞌睡。有的人看到我的書，簡直像見到了洪水猛獸，感覺這孩子是不是腦袋出了啥問題，竟然把這些老古董拿出來研究。

畢竟這些在某些人口中是落後的東西，最開始的時候，自己也是對經典半信半疑，沒有人指導，全憑興趣摸索著去學習。直到買了上萬塊錢的書，天天讀，讀了一年以後，突然發現一個問題，古人苦口婆心地把這些東西流傳下來，難道就為了騙將來的我們，這買賣也太不值得了。幾個普通人會講仁義道德，壓根就不會奔著那個方向要求自己，只關心自己的荷包滿不滿。什麼都需要對比，對比之下我被古人這種高尚的情操深深地感動了，從此對於儒、道、釋這些經典中所要表達的精神深信不疑，一直堅持不懈地去學習、實踐。時間一去就是十年，直到十年後讀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這句，更是感慨良久，自己的付出和努力，自己走的冤枉路，自己的心聲，都寫在這句話裡面了。文化復興，任重而道遠，需要一位位弘毅之士，死而後已。

中華文化歷經波折幾次衰敗，近代更是一蹶不振。其實造成我們今天落後的，恰恰不是以前人們所詬病的傳統文化，卻是因為我們的文化產生了斷層，失去了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就像一個外表很強壯的人，卻沒有思想，在曾經的歲月中慢慢衰弱下去，被打倒乃至一蹶不振。要想重新站立起來，唯有重新審視自己的優良文化傳統，去其糟粕，取其精華，萬不可像以前一樣，全都一棒子打死。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任重而道遠。

不邀自來，冒昧了。賢兄多指教。

鄙人感觸頗深的，就是小學生都能背誦的《論語》開篇首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年少時，對華夏文化理解體會不深，對《四書》部分章句雖能成誦，但大多是“風過耳邊，水過鴨背”。隨著年齒漸長，結合人生閱歷反覆涵永，許多道理才能有澄悟之感。《論語》就是如此，如同一顆橄欖，初嘗而覺澀，漸入而有深永之味，最後歸於《詩·大序》所云：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圖/宋本《論語集註》，中華再造善本

清末名臣張之洞在《書目答問》中說過:由小學入經學者，其經學可信。傳統上，文字學、音韻學、訓詁學等基礎學問就被稱為“小學”。我們可以用《說文解字》中文字學的方法，解釋“學而時習之”的關鍵字：“學”。

“學”古時寫作“斅”，上“臼”是雙手，“爻”就是天地往來、陰陽交錯之文，中“冖”表示矇昧，下“子”是幼童、少年或需要學習的人，右“攴”是小擊，即輕輕敲打。將這些字合起來，可以理解到，古時候的“學”，意義與“教”有密切聯絡。即矇昧之人，需透過師長的教育活動，令其學習、效法、覺悟天地往來、陰陽交錯之大德，從而祛除矇昧，達到物我誠明之境地。

因此，從文字學的角度分析“學”字，關鍵是在理解“爻”字。《說文解字》上講，“爻者，效也。”即效法之意。從字形上，就是兩個“×”重疊，“×”表示互相交錯。例如，“五”小篆寫法是上下各一橫，表示天與地，中間為“×”，表示陰陽在天地之間交錯。

這裡的天地，天者為乾，健運高遠，自強不息；地者為坤，廣袤悠遠，厚德載物。這裡的陰陽，指太陽與月亮，月亮古時稱太陰。太陽剛健盛大，光照萬物；月亮吸納陽光，柔和優美。太陽與月亮往返升降，照耀、滋養人與萬物。我們人類，效法天地陰陽之動，就是人文。以天地陰陽之大德來教化，就是文化。

許慎《說文解字》說：學，覺悟也。朱熹《論語集註》中對這句話註釋也是“學者，覺也”，其實是淵源自《說文解字》。經過一番辨析，再來理解這個字和這句話，會有更深微透徹的體悟。

華夏先王與聖哲就是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之中開創了人文文化：詩書禮樂。

因此，“學”的第一重含義，是學習先王典章、禮樂制度；第二重含義，是效法、學習、覺悟天地之大德。當然，因為華夏文化是天人交通、天人合一的文化，所以這是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

從這個意義上說，華夏文化，就是效法天地之大美，效法聖哲之教化，效法祖宗之遺澤。一言以蔽之，敬天法祖。正如孔子所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圖/天行健（此圖源自網路，侵刪）

華夏先王，就是在敬天法祖之中，創造河圖洛書、禮樂教化。其代代相承的盛德大業，凝聚成《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此即先王典章、詩書禮樂，是華夏開天闢地以來歷代聖哲道德文章的結晶，是為華夏文明的總源頭。後經孔子刪述，開出澎湃不已的文明力量，源源不斷地滋養著一代又一代的中國人。

理解了“學”的深層含義，對“習”字理解就容易了。“習”古時寫作“習”，上“羽”代表飛鳥，下“白”是“自”的變體，不讀bái，而讀為zì，本義指“開始”。既是聲旁，又參與構成其意義。《禮記》中說，鷹乃學習。就是幼小蒼鷹羽毛始生，開始反覆練習飛翔。用在“學而時習”句中，意指效法、學習先王典章和禮樂制度，而時時反覆實踐、踐行。學與習相提並論，是既重視經典之學，又重視禮樂踐履。通俗說，就是既要重視文化學業，又要重視道德實踐。事非經過不知難，沒有經過踐行訓練，難以看出一人德性與智慧是否充盛。

因此，夫子教人，特別是對青少年，又講究從親切、淺近的地方著手，一步步往上攀登。所以《論語》裡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中庸》裡說，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所以我們的禮樂文明，大則範圍天地，小則入於無間。近到得體著衣、晨昏定省，是文化教養；遠到學究天人、為民立命，也是文化教養。

天與人、學與習，有如此豐富深遠的文化蘊涵需要去探尋，豈能不“說”呢？豈能不如顏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呢？

當前國人對《論語》和傳統文化經典感到陌生，甚者激烈持反傳統意見，根本原因之一，應是對經史之學的文化淵源不瞭解，對華夏先王賢哲之苦心孤詣，缺乏“同情之理解”（陳寅恪語），缺乏“溫情與敬意”（錢穆先生《國史大綱》序）。因此無法深入體會華夏文明之雄偉、正大、修遠。

正如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對至聖先師孔夫子，就持一種鄙薄的態度：

“只是一種常識道德，這種常識道德我們在哪裡都找得到，在哪一個民族裡都找得到，可能還要好些，這是毫無出色之點的東西。孔子只是一個實際的世間智者，在他那裡思辨的哲學是一點也沒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練的、道德的教訓，從裡面我們不能獲得什麼特殊的東西。西塞羅留下給我們的‘政治義務論’，便是一本道德教訓的書，比孔子所有的書內容豐富，而且更好。”

黑格爾是站在所謂“深刻的”絕對真理的角度，用西方文藝復興以來產生的理性虛驕，來看待人的存在。西方中心主義，不客氣說一句，就是井底之蛙。因此，得出如此結論，並不奇怪。

華夏文化中，從來都不會在人間永珍之外懸置一個遠在天邊的“純粹理性”，空對空地雕鏤“天花”，對近在己身的道德困境卻束手無策。像叔本華，在西方語境下，是“重要哲學家”，但就是這樣一位哲學家，卻因為性情狂躁殘暴而將自家女僕從樓上活活扔下去。如果是在中國，這樣的人，能被稱之為“哲人”？！

因此，作為受華夏文明沾溉良多的國人，如果依然像黑格爾等西方人那樣看問題，依然以不能以溫情與敬意去深入理解我們的經典及其文化蘊涵，那就很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