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唐朝詩人多不得志，首先，唐朝人才濟濟、競爭激烈，不需要那麼多的詩人當公務員。唐朝在建國初期，由於國家財力不夠養活那麼多人，所以，唐朝統治者精簡了大量的人員和機構。即使到了後來，唐朝也很少擴招政府辦公人員，因為唐朝的人才太多了，唐朝的功臣子弟也太多了。在這種狼多肉少的情況下，唐朝的詩人肯定沒有多少機會當上正式的工作人員。

另外，唐朝的詩人多是孤芳自賞、孤高自傲，由於他們鄙視唐朝政局的混亂，所以，他們寧願待在家裡，寧願幫官員當幕僚，也不想趟禍水，比如孟浩然、高適等等。其次，唐朝的詩人過於理想化。詩人也是文人，還是涉世未深的社會人。他們看待問題，往往沒有很好地考慮實際情況，總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有了這樣的幼稚，這些詩人自然就沒有太大的出路，往往在鬱鬱寡歡中渡過餘生。

在古代，得志的，白天忙於應付各種公務；晚上可能是各自潛規則社交，或者是風花雪月……總之沒空……只有哪些人生不怎麼順暢的，才有時間去考慮人生，研究文學——我亂猜的，各位諒解。

首先，唐朝人才濟濟、競爭激烈，不需要那麼多的詩人當公務員。唐朝在建國初期，由於國家財力不夠養活那麼多人，所以，唐朝統治者精簡了大量的人員和機構。即使到了後來，唐朝也很少擴招政府辦公人員，因為唐朝的人才太多了，唐朝的功臣子弟也太多了。在這種狼多肉少的情況下，唐朝的詩人肯定沒有多少機會當上正式的工作人員。

另外，唐朝的詩人多是孤芳自賞、孤高自傲，由於他們鄙視唐朝政局的混亂，所以，他們寧願待在家裡，寧願幫官員當幕僚，也不想趟禍水，比如孟浩然、高適等等。其次，唐朝的詩人過於理想化。詩人也是文人，還是涉世未深的社會人。他們看待問題，往往沒有很好地考慮實際情況，總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有了這樣的幼稚，這些詩人自然就沒有太大的出路，往往在鬱鬱寡歡中渡過餘生。

比如，杜甫的詩歌寫得很好，可他一輩子窮困潦倒，一輩子過著顛簸流離的日子，在仕途上更是十分的艱難，最終死在了投靠朋友的外地。詩仙李白也是如此，從青年時期就在到處地投奔他人。到了中年，李白不再為功名利祿奔跑，甚至於放浪形骸，遊遍了名山大川，最終死在了投奔朋友的路上。最後，唐朝當官講究出身和門第，還靠大官員的推薦，並不是一味地靠科舉選拔。唐朝自開國以來，就很講究出身和門第，在選拔官員的時候，往往看他是否大家出身。後來，唐太宗更是把全國的名門望族排了順序，供官員選拔時使用。

雖說唐朝已經有了刻苦科舉制度，可是科舉制度只是剛剛實施，在一些方面還處於開始階段，所以，唐朝依然延伸了以前的推薦制度和考察制度，並且給予官員後代可以繼續當官的權利。在種種因素下，唐朝詩人即使才華橫溢，也很少有舞臺。這是時代的悲催，也是唐朝的悲劇，更是唐朝詩人的悲哀。

1、其實大量有才學的人士得志的，你說的很多不得志的詩人，只佔有才學的人的一少部分，因為詩人比較有名，比較顯眼，比如李白 杜甫 白居易 蘇軾等，但是得志做大官的詩人也很多啊，歐陽修 王安石 王維 都是宰相級別的，所以不能因為有幾個混的不好的，就籠統的認為詩人不得志。

2、其實朝廷任命官員也要看很多因素，不是會寫詩就是會治國，不是會寫詩就是能當好官，不是會寫詩個人操守就好，還得看機遇，看人品，很多詩人是放蕩不經的，桀驁不馴的，不負責任的，不能做官。

3、有一部分詩人，在因為不得志才出名的，因為他得文學造詣在於閒雲野鶴的生活，比如蘇軾，他在被貶之後，去了偏僻的黃州務農，在此期間他得文學造詣有了一個飛躍，超過了李白。

4、就現代角度而言，詩人屬於文學藝術家範疇，和當官是倆嘛事，不存在因果關係。

我覺得吧，唐代詩人還是得志的多。

但人這個動物吧，總覺得自己不得志。

所以唐代詩人作為人，也總說自己不得志。

意思大概就是這個意思。

唐朝沒有科舉制度，政府公務員一般都是上級委任，還可以子承父職，並且唐朝文人特多，一個比一個奇，一個比一個傲，在肉少狼多的情況下，想謀個一官半職是非常不容易的。另外詩人的毛病很多，持才自傲，會以下犯上，所以手中有權封官的人，都不願找文采太好的，這也是一個時代的悲催。最著名就是李白和杜甫，文采無人可及，卻終身顛簸流離，特別是杜甫窮困潦倒一生，最後客死他鄉，李白前期有些家底還好，但一生好酒，最後也是死於投靠朋友的路上，天生我才必有用，還要碰上好時代。

詩人本不該出現在仕途，他們的特性與仕途的要求相去太遠。可是古代環境下的價值觀，又讓詩人時刻不忘身份價值的追逐，同時社會的價值認同，又驅使他們進入崎嶇的仕途。用今天的話說，他們就是一群入錯行的人。

不過，我們也沒必要為此惋惜，不得志正是詩人創作的原點，離開了這個原點，詩人的生命也就終結了。



古代詩人成為政治家的幾大障礙

詩人，包括其它型別的文學家，他們身上有著與眾不同的塑性，越是偉大的詩人，其特質越強烈。而這些獨特的地方，往往與仕途的基本要求，形成強烈衝突。

一、特質：感性與理性的衝突

詩人是感性動物，他們能讀得懂秋風的悲，河流的暖，山川的博，綠色的情；他們的筆可以攪動人的心扉，可以撩撥人的慾望，可以刺破人的夢魘；哪怕一粒塵埃、一絲清香、一個淺笑，在他們的世界裡，都是萬千氣象。

所以，他們是理想主義、浪漫主義、超現實主義和悲情主義的化身。

政治家的特質跟詩人完全相反，兩個字足以概括——現實！他們是現實主義，思維模式必須是理性的。

魯迅先生曾經撰文回憶，他在日本仙台大學學醫的經歷，說他有一次畫人體血管時，覺得血管的位置不美，將它挪了一點位置，顯得更美觀。這就是典型的感性對理性的“戕害”，果然後來魯迅先生棄醫學文了。

感性就像生活的調味劑，理性才是主食，詩人恰恰生活在胡椒、味精、辣子、陳醋的混雜世界，這種特質是天賦，給了他們在藝術領域的入門證，又把他們阻擋在仕途之外。

二、能力：才華的幾個誤解

詩歌中最常見的一種情愫就是“懷才不遇”，如韓愈的“可憐此地無車馬，顛倒青苔落絳英。”曹植的“時俗薄朱顏，誰為發皓齒？俯仰歲將暮，榮耀難久恃。”蘇軾的“新恩猶可覬，舊學終能難改。吾已矣，乘桴且恁浮於海。”

似乎詩人是古代最倒黴的一個群體，明明裝的一肚子學問，卻被人當作啤酒肚。可是當我們把這些怨氣沖天的詩人們，拉出來曬曬，就會發現，其中大多數只能說是有“才”，卻無“能”。

我們常說“才能”，其實“才”和“能”不是一回事。才，是知識儲備量，有才的人儲備量大，知識廣博，往往表現為敏銳的洞察力，可以稱之為“有見識的人”。能，則是解決問題的實際操作能力，它跟知識儲備關係不大，往往取決於人的社會閱歷、性格、胸懷等方面。

舉個簡單例子，張良陳平就屬於“才人”，劉邦就是“能人”。酈食其當初應聘時就對劉邦說：你的見識和品行都不如我！劉邦一點不生氣，這是實情，酈食其說的是“才”，劉邦確實自認才華不夠。

大詩人王維，進士出身，才華橫溢，中進士當年就被任命為太樂丞，居然在一次典儀中，安排伶人舞黃獅子。按唐律規定，黃獅子只有皇帝才能使用，這個大烏龍導致他開局不順，被貶地方。安史之亂時又被迫出任偽職，差點因此被砍頭。



詩人們認識不到才與能的區別，把“能”視作低階吏員該做的事，不屑於參與，自恃才華空悲切。

三、性格：念著中庸走極端

詩人的性格缺陷幾乎是通病，他們孤傲、清高、脾氣古怪、行為乖張，不合群，情商低，缺乏自我管理，放縱不羈，一邊念著中庸之道，一邊走著極端的路。

比如李白，辛辛苦苦十幾年，挖門盜洞四處拜山頭干謁，寫了很多拍馬溜鬚的詩歌，終於得到了唐玄宗的賞識。可是不到一年時間，老毛病又翻了，沉迷於酒色山水，唐玄宗經常找不到他人，交代的工作也不能勝任。

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李白又恃寵而驕，瞅誰都是一肚子泔水的蠢貨，與唐玄宗身邊的人矛盾不斷。高力士著靴這個故事雖然是編的，但李白當時的心態確實就是如此。



極端化是文學表現形式的慣用手法，詩歌極度誇張，極端情緒的表達，才能形成強烈的感染力，才能與讀者形成共鳴。政務則不行，那是個很“低階趣味”的活，詩人的性格不適合。

四、權謀：燒傷的是自己

古代詩人是孔孟教育最成功的典範，他們清澈如水，執拗又單純。這個人群與權謀二字很難沾邊，可是仕途離不開權謀，越往上層越如此。

詩人們固執地以為，儒家就是最大的道，也是官場之道，結果灼傷了自己。

蘇東坡大概是中國最偉大文學家，他的詩詞高度曠古爍今。但是蘇東坡的仕途一生坎坷，剛一出道就被譽為未來的宰執，可結果一輩子在京城沒呆幾年，反倒是風沙吃了，荒山爬了，海腥聞了，離宰相的位置越來越遠。

蘇東坡一生有個“可愛”的毛病——不識人，看著誰是好人，結果一次又一次受傷害，很容易被人忽悠瘸了。

跟詩人談權謀，就像跟井底的娃談天一樣！

所以，詩人本質上是不適合混仕途的，他們的特性決定了與仕途的不匹配，從事仕途對詩人來說，不光是趕鴨子上架，更是對個人才華的壓抑和浪費。

古代詩人為何熱衷於仕途

按我們今天的理解，既然詩人不適合當官，乾脆當個文學家就算了，何必往仕途擠？如果你這麼對詩人說，他會瞪大眼睛衝你吼：“人怎麼能這麼墮落？”

我們今天的人都讀書，古代讀書人太少，這群人被稱為士族階級。士族階級是一群思想被固化的人，孔子為他們設定了人生的最高目標——當官。

從帝制時代開始，人分士農工商，在世人眼裡，士族高人一等。士族唯一的追求就是當官，這是個人身份和價值的唯一表現。孔子的學生樊遲，向他請教種地，孔子罵他是“小人”，意思是讀書人怎麼能做種田這樣的下賤活？太沒志氣了嘛！

所以，儒家為自己設定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四步走進階模式，誰要是脫離這個模式，就不算士族階級，就是自我毀滅，就是自甘墮落。

我們今天不在乎做什麼，而在乎能不能做到極致，把它當作個人價值的衡量標準。古代不是，古代把身份當作價值標準，所以必須做官，必須維護“士”的身份。

縱觀幾千年歷史，有幾個讀書人能擺脫這個束縛的？寥寥無幾。

古人狹窄的就業選擇面

除了社會階層，這個價值觀的固化影響，客觀上，古人所能從事的職業選擇太過狹窄，這個環境不是靠個人能力可以突破的。

假如李白等人活到今天，他恐怕能樂得飄起來：背個酒壺，帶上手機，就可以浪跡天涯了。走到哪兒先把自己喝個半醉，即興寫吟唱幾首，發到網上。醉臥山林溪邊，一覺醒來，哇！空間爆了，全國的媒體都在轉載他的新作，合約、打賞雪片般向他飛來。高興之餘，他可以玩個直播，互動一下，幾小時之後，原本空寂的山野，擠滿粉絲......當什麼官吶，我李太白就是真神仙！

是不是為古代詩人們惋惜，太生不逢時了。生不逢時嗎？未必吧，估計李白生在今天，只有兩個結果，一是繼續憤懣不得志，從詩歌的幻想中尋找快樂；二是短暫的快樂之後，再也不會寫詩，李白徹底變白！

詩人離不開大起大落的心境煎熬，偉大的詩篇都是在這種煉獄中誕生，詩人也離不開悲歡離合感性世界的強刺激，否則他們的“詩界”就要枯萎。

所以，偉大詩人是天賜，不得志是老天撒向他們的營養！

唐朝時期，特別是在貞觀之治到開元盛世之間，國力強大，四方臣服，國富民強，文化繁盛，特別是做詩作詞之人眾多，創作了很多流芳百世，膾炙人口的好詩詞。如浩瀚星空，數不勝數。這麼多的詩人，為何在當時大多不得志，境遇坎坷呢？

首先，大唐從來不缺人才。無論是建唐初期還是開元盛世，大唐一直都是人才過剩，競爭激烈。就連李世民還發動玄武門政變，殺掉了自己的哥哥李建成和三弟李元吉。其中有一個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倆也很優秀，並不比李世民差不少！

其二，大唐初期，國力匱乏，公務人員精簡，本來就是僧多粥少，再加上又要分封那麼多的有功之臣，公務員的崗位就更少。所以，沒錢，也沒有那麼多崗位去養閒人，包括詩人在內。

第三，唐朝的著名詩人，如初唐四傑，大李杜（詩仙李白，詩聖杜甫），小李杜（杜牧和李商隱），詩佛王維，詩魔白居易等等，基本屬於遊山玩水，仗劍天涯，快意江湖，吟詩作賦的文化人，而不是什麼政治家，思想家或者戰略家，主要還是屬於文化娛樂範疇。

第五，科舉選拔雖然也算是一條通往成功的道路。考慮到這種制度也是唐朝剛從隋朝傳承過來，真正透過科舉上來的人少之又少。

第六，正是因為科舉選拔人員有限，前朝使用的推薦制度和考察制度還在大量使用。在唐朝，當官是講究門第和出身的。特別是唐太宗時期，把全國的名門望族又重新排序。所以，沒有皇親國戚，沒有主政官員，沒有名門望族的背書和大力推薦，你再有名，也沒有多大可能能當官入仕。

就算是詩仙李白，詩聖杜甫這樣寫出驚天地泣鬼神的宏篇鉅著的偉大詩人，也因為以上種種原因而官場仕途坎坷，窮困潦倒，最後只能借酒消愁，鬱鬱寡歡。倆人死的都很悽慘。李白是死在投奔朋友的路上。杜甫是死在異國他鄉的朋友家裡。

連李白和杜甫尚且如此，更何況其他詩人？

唐朝的詩人為何在當時大多不得志，我覺得這個問題我們需要根據唐朝的每個時期去討論，因為政治的導向性是詩人們的風向標，至於說我們看到的大多不得志，只能說是表象。每朝每代都有不得志的人，我們能看到的是文化傳承下來的而已，唐朝是一個相對開放，包容的時代，放在清朝文字獄盛行的時代，有幾個敢發牢騷。

初唐時期，國家開創，百廢待興，一個新的國家正在崛起，每個人都想建功立業，所以每個人都想有所作為，文人也都想參軍，為國效力。如初唐四傑的楊炯詩歌中說到“寧作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這個時期的文人大多是積極的，向上的，很少看到不得志的。

中唐時期，唐太宗，唐玄宗這一百年時期，國家政治經濟大力發展，是全球的大帝都。政治經濟的繁榮下，社會矛盾，官場黑暗也是必要的，這是一個龐大的官僚網。所以那些自詡清高的讀書人，沒有取得功名時便發牢騷，覺得自己滿腹才華無處用。如李白的“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我輩豈是蓬蒿人”。如果說詩人多不得志，我們看看李白，也就知道那麼多人發牢騷，覺得自己委屈是實在有原因的。人家真正當官的，如王維，賀知章等人就不會說“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疏”了。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慢慢衰落，伴隨著政治經濟也走下坡路，自然而然這種想象是敏感的詩人們最能感受到的。這是的他們不在像前輩人一樣好高騖遠，動不動“疆土封侯”，“致君堯舜”了，他們多務實當官，為民服務。如劉禹錫，白居易，韓愈等人。

晚唐時，“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表面一片光彩，帝國核心搖搖欲墜。黨爭，節度使割據，農民起義，苦不堪言。這時的詩人們也就一片抱怨，一片牢騷，覺得自己生不逢時，懷才不遇了。杜牧，李商隱等人的詩歌也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了。

總言之，唐代詩人都是有正當職業的，他們是當官之餘做詩是興趣愛好，是感慨寄託，是文化傳統，也是副業。我們瞭解到的唐朝詩人大多不得志不能一概而論，是因為唐朝的包容開放和唐詩的光彩奪目而流傳下來我們看到的“不得志”。那麼，試問哪個朝代沒有失意詩人？

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學成就。要回答題主的問題，首先要弄明白為什麼唐詩是我國詩歌的巔峰？

原因很多，但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應試”的推動。隋朝首開“科舉”，到了唐太宗時得以完善。唐的科舉要考詩賦，因此有了全民寫詩的風氣。南宋詩人嚴羽在他的《滄浪詩話》中說：“唐以詩取士，故多專門只學，我朝之詩所以不及也。”

明白了這個原因，我們再來回答題主的問題：唐朝詩人為何在當時大多不得志，境遇坎坷？

所謂“得志不得志”，所謂“境遇”，一般是指這些詩人們“當沒當官”，“官當的順不順利”，“自己的政治主張得沒得到實現”，但題目最後有個問號，這說明題主也不肯定。確實如此。

由於科舉的原因，唐朝的很多政治家在當時又是詩人。這些人中有很多還是混的不錯的。比如房玄齡，就是隋朝的進士，其文頗具文采。再比如開元時期的韓休，是一位詩人，有不少作品傳世，也做到了丞相，頗受皇上器重，死後諡號“文忠”。這樣的詩人兼政治家在唐朝還是不少的。

當然，政治脫離不了爭鬥，不少詩人也因此而敗下陣來，因此而“不得志”、“境遇坎坷”。比如有“詩豪”之稱的劉禹錫，自稱是漢中山靖王之後（和劉備一家子），曾任監察御史。這已經是個不小的官了。但他參與的“永貞革新”失敗了，被貶為朗州司馬，自然就“不得志”、“境遇坎坷”了。

但有些人純粹是自己“作”的，比如唐詩人中的大boss李白（絕無不尊重詩仙的意思）。這傢伙絕對是天生寫詩的料，幹不了別的。境遇坎坷，不得志也在必然。為什麼？

我們看他的詩就知道了。比如他的《南陵別兒童入京》先寫了鄉野之樂，“呼童烹雞酌白酒，兒女嬉笑牽人衣”，巴拉巴拉，很愜意。既然這麼愜意，你就別想別的了，但還是想當官，唐玄宗一召喚，馬上便“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很狂，還有那麼點自戀。

等當上官了，你倒是好好當，不，偏偏繼續“狂”，得罪了不少人，比如楊貴妃、高力士等。那都是他得罪不起的人，以至於本來對他頗為欣賞的李隆基也不得不讓他捲鋪蓋滾蛋。

不得不說，詩仙李白本性就“自帶狂”，他的詩歌也寫出了他的“狂的真性情”，所以才會有那麼大的成就，“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視錢財如糞土，“狂”出了境界，“狂”出了水準，也“狂”出了千古一仙！但想想，這樣的人當官，怎麼能行？何況李白寫詩行，論起政治主張卻是菜鳥。不會當官，人又狂，自然就“不得志”，“境遇坎坷”了。

其實“狂”對於唐朝的詩人們來講，並非李白獨有。像杜甫，都窮的那樣了，還“天子呼來不上船”，贊李白，也是舒自己的胸懷。

不過，我們不得不說，唐詩之所以能有那麼大的成就，跟出了很多李白一樣的“真性情”詩人有絕大的關係。但我們又不得不說，這文壇盛世的後面確實有“不得志”、“境遇坎坷”的力量推動，如果他們“得志了”、“不坎坷了”，也許就沒有唐詩了。不是嗎？

首先，唐朝人才濟濟、競爭激烈，不需要那麼多的詩人當公務員。唐朝在建國初期，由於國家財力不夠養活那麼多人，所以，唐朝統治者精簡了大量的人員和機構。即使到了後來，唐朝也很少擴招政府辦公人員，因為唐朝的人才太多了，唐朝的功臣子弟也太多了。在這種狼多肉少的情況下，唐朝的詩人肯定沒有多少機會當上正式的工作人員。

另外，唐朝的詩人多是孤芳自賞、孤高自傲，由於他們鄙視唐朝政局的混亂，所以，他們寧願待在家裡，寧願幫官員當幕僚，也不想趟禍水，比如孟浩然、高適等等。其次，唐朝的詩人過於理想化。詩人也是文人，還是涉世未深的社會人。他們看待問題，往往沒有很好地考慮實際情況，總是根據自己的主觀判斷。有了這樣的幼稚，這些詩人自然就沒有太大的出路，往往在鬱鬱寡歡中渡過餘生。

比如，杜甫的詩歌寫得很好，可他一輩子窮困潦倒，一輩子過著顛簸流離的日子，在仕途上更是十分的艱難，最終死在了投靠朋友的外地。詩仙李白也是如此，從青年時期就在到處地投奔他人。到了中年，李白不再為功名利祿奔跑，甚至於放浪形骸，遊遍了名山大川，最終死在了投奔朋友的路上。最後，唐朝當官講究出身和門第，還靠大官員的推薦，並不是一味地靠科舉選拔。唐朝自開國以來，就很講究出身和門第，在選拔官員的時候，往往看他是否大家出身。後來，唐太宗更是把全國的名門望族排了順序，供官員選拔時使用。

雖說唐朝已經有了刻苦科舉制度，可是科舉制度只是剛剛實施，在一些方面還處於開始階段，所以，唐朝依然延伸了以前的推薦制度和考察制度，並且給予官員後代可以繼續當官的權利。在種種因素下，唐朝詩人即使才華橫溢，也很少有舞臺。這是時代的悲催，也是唐朝的悲劇，更是唐朝詩人的悲哀。

唐朝盛產詩人，唐詩成就獨樹一幟

大唐歷經風雨，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領域都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一切造就了大唐盛世，進而有萬國來朝的盛況。

前中期的大唐，政治清明，經濟繁榮，文化昌盛，一片繁華景象。文人士大夫階層的精神面貌煥然一新，大家紛紛筆耕不綴，寄情山水，謳歌愛情，書寫人世間的悲歡離合，所以，這一時期的詩歌節奏明快，佳品眾多。

此外，統治階級大力提倡詩歌創作，這對詩歌的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大家耳熟能詳的“太白醉酒”的故事便可見一斑。

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風雨飄搖。其中以詩聖杜甫為代表計程車大夫階層，他們既忠於朝廷，又關注民生；矛盾的內心極為痛苦，進而迸發出強烈的強國願望。當這種願望無處申訴時，他們只能又寄託於詩歌。因此，這段時期的詩歌大多沉鬱頓挫，充滿滄桑厚重之感。

鬱郁不得志，是精神層面

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思想被視為正統，成為國之顯學，極大的推動了儒學的推廣和發展。

儒家入世的思想在讀書人的心中根深蒂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當時讀書人樹立的人生理想。

當這一理想不能實現時，讀書人的精神無從寄託，既而轉嫁別處；士農工商，三教九流，適合讀書人生存的空間很狹小，所謂“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在這一光輝思想指引下，讀書人的選擇很有限。於是，大家又把目光投向詩詞歌賦，聊以自慰，文人紛紛趨之若鶩，尋求共鳴。

經歷坎坷，是客觀事實

站在歷史的角度看，李唐王朝的統治長達二百八十多年。這其中有序幕，有高潮，有衰落，情節跌宕起伏，線條分明。生活在當時的讀書人，他們的命運和整個國家的命運是休慼與共，息息相關的。他們希望自己生活的年代風調雨順，長盛不衰；然而，歷史唯物主義告訴我們，“世界潮流，浩浩蕩蕩”，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沒有人能超越自我，達到世俗的完美境地。故而，詩人們的坎坷是註定了的，時也！運也！命也！

詩歌是精神的寄託，是情感的傾訴，是人類文化長河中一顆璀璨的明珠！

讓我們致敬偉大的先賢們，象他們一樣去熱愛和創作詩歌，伴隨歷史的巨輪駛入未來吧！

我相信，無論何時何地，詩歌一定會裝飾我們的精神家園，成為永恆的主題。

詩人光靠寫詩永遠難於養活自己。愛寫詩的人大多直率。詩出於心，言多有失，難免得罪人或統治者，故而命運多舛。唐朝詩人相對景遇較好，畢竟當時崇尚詩歌。

縱觀整個唐朝，唐朝詩人雖然透著十分才氣，喝一壺酒的功夫，便能寫詩一首，行雲流水，一揮而就，給我們留下了絢爛的精神財富，在今天看來，唐朝詩人都是大才子，無論為官，生活都應該成為人中翹楚，但唐朝詩人的境遇，談不上好，甚至還糟的不是一點半點。從唐朝的作品中，我們很多的讀到懷才不遇，命運多舛的感慨 。 如果辯證地看待問題，唐朝做到大官的寥寥無幾，如上官儀，元稹，韋莊，張九齡，都做到宰相的高位，實現了平天下的終身夙願。其次如白居易，韓愈，崔護，嚴武也位居高位。但大多數的詩人，無論做官，生活沒有達到理想的效果，甚至窮困潦倒，如果沒有那些詩詞，恐怕要留下名字都是困難的，究其原因，（一）科舉取士難上加難，許多大才子，如韓愈，白居易都屢考數次才上岸，可見，科舉選拔真是筷子裡面選旗杆，難上加難。（二）唐朝對官員要求高，即使高中，也是在底層徘徊，除非有大的機遇，才會出人頭地。

再說大唐詩人何其多，為官為相的畢竟是九牛一毛，剩下的都是仕途不順的，在古代要獲得身份認同，就是出入朝堂，光宗耀祖，但其中的難度可想而知，就像今天考公務員，熱門的崗位幾千人競爭一個，只能用慘烈來形容了。

要說境遇坎坷，恐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杜甫吧，直到四十四歲，才當了個看門的小官，同年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他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連家人都養不活的杜甫，仍心胸闊達，憂國憂民，心裡裝的是天下蒼生，他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的兩句詩對生活寄予希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可見大唐詩人的胸襟。

這個問題要辯證地看待！其實唐朝詩人有大部分都是在做適應統治者愛好的讚美詩！縱觀歷朝歷代都是一個規律！給朝廷唱讚歌，高喊當今皇帝萬歲的詩人，都是青雲直上，高官厚祿；凡是視才狂傲，關心百姓疾苦，對貪官汙吏看不慣的詩人都不會得到重用！這是一個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這種規律發展到大明朝，達到了高峰，以寫青詞拿手的嚴嵩官居一品，長時間把持朝政，排斥異己，迫害忠良！

唐朝詩人懷才不遇的代表人物首選杜莆，他的詩詞水平被後人尊為＂詩聖＂，創造出千古名句＂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但就是這樣一個詩詞天才，科舉考試只得了一個九品小官。安史之亂逃荒受盡折磨，飽嘗人間疾苦，詩詞意境和詩詞水平得到提高！杜甫因躲避安史之亂逃荒到了成都，在浣花溪畔蓋起了一座草堂，那麼對於當時生活窘迫的杜甫來說，他的草堂是靠他結交詩友蓋起來的。杜甫在這裡先後居住了4年，他為我們留下了許多著名的詩篇。建了草堂後，結交了許多有名的詩人，在草堂題詩，成為了一段佳話，也是在這個時期杜莆的詩詞水平發展到了一個高峰，創作出了許多千古名篇。但他的理想抱負始終沒有實現，才華也沒有被朝廷認可！他詩人的的性格，對賞識他的成都節度使高適的執政策略也持反對意見，借送嚴武回朝復職之時，替一個地方刺史給皇帝上奏章之際，提出了他的主張，建議朝庭把四川由嚴武統管！

在杜莆打算離開成都，迴歸長安去尋找報國實現抱負的時候，聽說朝廷採納了他的建議，任嚴武為劍南節度使統領兩川。他聽說了這個訊息後，立刻返回成都。嚴武上奏朝廷，封杜莆六品官職，在任職期間，由於他詩人的性格，喜歡自由放蕩不羈，言論也不是循規蹈矩，特別是和嚴武主張不同，不久杜莆就和嚴武之間產生了矛盾。酒醉吐狂言，不是嚴武母親極力勸阻，嚴武很可能把杜莆殺死了。從這些事實證明一個詩人在文學上有成就，在仕途上，社會生活上就是個天真幼稚的笑話！

這只是一個典型的案例，像李白那麼狂傲，自由散漫的個性！就是做官了，喝了酒隨便發牢騷，不觸犯朝廷權貴都難，不是也被貶到邊陲，這樣的詩人不可能得到重用。分析原因，這些在詩詞有造詣的名人，都是個性突出，隨心所欲，當時朝廷都不是怎麼認可，名氣也都是民間，或是後人推舉出來的。另外他們在政治上並不成熟，仕途官場一般都玩不轉。向李白不是把唐朝的正統和安史之亂比喻是同等的嗎？這不是犯了大忌！

怎麼說呢！

正如有些人說的，只有當一個人才華出眾又不得志的時候，才會有那麼多感慨萬千留存與後人的詩句！

而這些恰恰就是那些得志的人所不太能具備的東西！

所以，你問的問題“為什麼詩人都不得志境遇坎坷是不太成立的！

換一個方向角度來說，為什麼不得志境遇坎坷的人，容易成為留名千古的詩人，這樣很容易成立！

根源在這。唐代以來，科舉盛行，所以科舉就成了讀書人的唯一仕途出路，要想謀求一官半職，只有科舉可行，除非科舉常年落榜，讀書人才會考慮進入權貴的幕僚體系，但幕僚內就充滿了不確定性。

十年寒窗，中舉寥寥無幾，讀書人心中自然有苦悶，只能透過詩詞化解，將鬱悶轉移到山川湖泊，田園風光，很少有人中榜“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

詩人進入官場，比如李白、杜甫、李商隱等等大家，他們的性格要麼放浪不羈，要麼憂國憂民，處處為百姓著想，想透過實幹成事，在官場老油子眼裡，這些詩人明顯不合群，就要擠兌、排擠、刁難，你看歷史，詩人全都是被貶的經歷，空有一腔報國熱血，難遇識得千里馬的伯樂。

但有一點，官場的不得志，才有了很多千古名句啊，比如李白因為李璘事件，差點丟了命，釋放之後寫出了“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詩句，可以看出，李白當時真沒有什麼遠大抱負了，能活命就成，恨不得插翅見到家人。

李商隱更是一生在官場顛沛流離，跟家人聚少離多，在一個巴蜀雨夜，因為懷念妻子，寫出了“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的不朽愁思。

你看，科舉相當於一把官場的鑰匙，那個時代讀書人必須科舉，可鑰匙開啟的門，就包羅永珍了，再加上讀書人骨子裡的儒家正派和道家灑脫，怎麼能憑藉一己之力幹出驚天大事。

不得志是悲也是喜。

悲的是詩人自己未大展宏圖，喜的是流離讓詩人感悟人生寫出佳作，生活就是這樣，有舍有得嘛，看怎麼取捨了。

詩人不得志是很正常的，尤其在家天下的封建社會，由帝王將相都喜歡詩詞，詩詞成為學生的主要考題之一，唐詩在歷史上成了詩的夏天。

詩成為學生研究的主要功課之一，專門研究詩也是要花費大量時間的，而讀書的出路主要是當官。而天下之大，哪來那麼多官位呢？

再說讀書人都有一個毛病，就是認為自己優秀不把別人放在眼裡，這在現實生活中是行不通的。

詩人不得志歷朝歷代都有，只是沒有去專門挖掘它，海子是詩人，海子也不得志。

其實，詩，可以根據個人愛好，適當的讀一詩，懂一些詩，畢竟“腹有詩書氣自華”。但不能強求不愛詩詞的人去研究，既浪費時間又沒有實際用處。

這個問題其實不應該這麼看，換一個角度就很容易理解:

唐朝是一個文風很盛的朝代，經濟的繁榮和各民族文化的交融，推動了唐朝文學的發展，寫詩是唐朝文人普遍的一個感情表達方式。

現今流傳的唐詩非常多，詩的內容無外乎歌頌盛世、紀念友情、醉心愛情等，其中更多的是抒發懷才不遇的憂傷情感，正是因為這是他們真情實感的抒發，才讓他們得詩句有了生命力。

唐朝幾百年的歷史，寫詩的詩人肯定不會少，但是真正能夠將詩作留存至今的只是他們中很少的一部分。

對於詩人的瞭解，首先是透過詩作，然後才會去看寫詩的背景，詩人的遭遇等，最後一總結髮展他們中很多都懷才不遇，人生經歷坎坷。

歸根結底，這是一個我們認識過程先後的問題，我們從詩句到詩人，最終才會瞭解他們的遭遇，因此說詩人大多不得志是一種錯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