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葛亮的復漢心情濃重，所以明知國力軍力弱於魏國的時候，堅持北伐，佔領中原。也因為當時蜀軍中有趙子龍，才給諸葛亮增強了信心。

諸葛亮作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對天下大勢和蜀國自身實力非常清楚。連舉全國之兵順江而下戰勝相對弱小的東吳都做不到，又怎麼能逆蜀道天險去贏得對強大的曹魏的戰爭呢？

劉備去世後，實際主政西蜀的諸葛亮有充分的條件進一步鞏固自己一貫的戰略，即：東聯孫吳，而憑藉秦嶺天險對曹魏取守勢，在天府之地大力發展經濟、安撫黎庶、強大蜀國（諸葛亮最擅長的本領是治國）。然而，他卻反常理的以弱攻強，對曹魏採取持續的、快節奏、高強度的攻擊策略。什麼原因？

第一，政治理想的直觀反映。諸葛亮見到劉備的時候，也是劉備最為落魄的時候。但諸葛亮毅然選擇出世並堅定地追隨劉備，唯一的理由，劉備是實現他人生理想和政治抱負的最佳人選。劉備去世後，繼承其遺願，北伐中原、一統天下、匡扶漢室是唯一的政治選擇和政治正確。這一點毋容更多評論。

第二、複雜形勢的迫不得已。看三國這段歷史，有一個現象耐人尋味。諸葛先生自臥龍崗出山後，從火燒新野到赤壁之戰，可以說是妙計頻出，叱吒風雲，把劉備這個流浪漢扶助到了一國之主的位置，諸葛亮也當仁不讓的成為劉備身邊的“第一人”。但蹊蹺的是，赤壁之戰後的整整15年，我們無往不勝的諸葛先生不見了！乃至涉及到征討東吳這樣的國家頭等大事，竟然看不見諸葛先生的隻言片語。怎麼回事？

實際上，劉備和他的諸葛先生在理念上已經悄然發生了分歧！

劉備奪取益州（成都），是來自於龐統的反覆勸說和誘導。而佔領漢中，則是法正極力勸諫的結果。此二人去世的時候，劉備都是痛哭不止、悲傷不已，因為在劉備看來，二人為自己謀取了實實在在的利益，自己得以立了國做了皇帝。相反，奪益州、佔漢中都不是諸葛亮的初衷，起碼在諸葛亮看來，奪的不厚道、佔的不光彩。與劉備出現的變化和急功近利思想不同，諸葛亮是偉大的政治家，行仁義之師、聚萬民之心、佔天時之地，匡扶漢室、一統天下，才是諸葛亮的政治抱負。因此，當劉備有了一點起色便開始以眼前利益為重的時候，諸葛亮的話就有些逆耳了。以至於為了給關羽報仇，劉備盡起蜀國兵力伐吳，這就從根本上動搖了蜀國立國的政治根基，破壞了聯合戰線的政治大局，而在這樣的緊急關頭，諸葛先生已經失去了劉備的信任，也就無法影響劉備的決策了。所以我們看到，整個征討東吳的舉國戰爭，竟然與我們的第一謀士毫無關係，諸葛先生只能站在後面沉默地看著戰爭的開頭和結局。劉備兵敗猇亭後，身處成都的諸葛亮長嘆一聲：如果法正還活著，就一定能阻止皇上東征。可見諸葛亮當時的處境之微妙、之尷尬！為劉備之痛心、之無奈！

劉備白帝城託孤時，老班人馬扛硬的只剩下趙雲和魏延了，誰又知道劉備把劉禪交給諸葛亮不是無奈之舉呢？劉備託孤可不是託給了諸葛亮一人，而是同時安排了諸葛亮和李嚴兩個人，一正一副。什麼意思？後來李嚴成為諸葛亮的麻煩很能說明問題。因此 ，劉備雖然託孤於諸葛亮，但並不放心諸葛亮會堅定執行自己的路線。因此，劉備留給諸葛亮的政治基礎並不是那麼厚實。

第三，整合力量的必要手段。蜀國政權有非常分明的三股力量組成，即以譙周為代表的本土勢力，叫益州集團；以李嚴為代表的外來勢力，叫東州集團；以劉備、諸葛亮為代表的第三方外來勢力，叫荊州集團。三個集團之間，劉備最為防範的是本土益州勢力，所以讓東州勢力代表李嚴和諸葛亮聯手。三股勢力之間由於利益分配問題實際上矛盾很大，只是劉備在世的時候，都沒有把問題擺到桌面上。隨後，北伐時期，東州集團的李嚴就處處掣肘諸葛亮。蜀國最後時刻，一邊是諸葛亮的兒子竭力戰死在綿陽，一邊是本土勢力的譙周極力勸說、恐嚇劉禪立即、馬上向曹魏投降，說的義正言辭。可見集團之間的矛盾之深、仇恨之大，甚至逼迫諸葛亮不得不下重手處置了李嚴。因此，諸葛亮如果不以國家戰爭體制的形式行霹靂治理手段，蜀國隨時面臨被敵對勢力裡應外合顛覆的危險。不是被敵人“和平演變”，就是被自己人“武裝政變”。只有讓國家處於戰爭體制下，才能高度集中權力，堅決、果斷打擊各種敵對、反對勢力。

綜上所述，諸葛亮在明知蜀國國力羸弱的情況下而採取進攻態勢，是蜀國內憂外困（特別是內憂）的形勢逼迫。只有高舉劉備匡扶漢室的大旗，用戰爭體制消弭分歧、整合力量，才能保證蜀國政權的延續。諸葛亮拒絕魏延“子午谷奇謀”已經表明，北伐曹魏只是手段，保住蜀漢才是根本目的。

有誰能知這位蜀漢丞相的深謀遠慮！“能攻心則反側自消，從古知兵非好戰；不審勢即寬嚴皆誤，後來治蜀要深思”。也許丞相的良苦用心趙藩最清楚！

《三國演義》中，雖然蜀國軍力不如魏國，蜀國軍師諸葛亮明知國力不敵魏國，但諸葛亮還是堅持一生六出祁山，後繼者姜維也堅持九伐中原。私以為原因有以下三點：

東漢末年，出現的魏、蜀、吳三國中，魏國的建立是依靠曹操一代挾天子令諸侯，私建曹家勢力，至曹丕時大膽謀逆篡漢建立起來的魏國；吳國，經過孫堅、孫策兩代人發展起來的，相對於漢室仍然算是謀逆勢力。魏國、吳國，從權力得來的門路上，都不是名正言順。只有蜀國是名正言順的，自劉備還是織蓆販履之流的時候，就大打漢室後裔的旗幟，後來建立蜀國，也是打著繼漢室江山的。所以蜀國的建立，有著漢室正統的血緣，必須加以維護。

正統、合法，就得作出恢復大漢河山的文章來，或者說不管行不行，都得口號喊起來。不管是諸葛亮，還是姜維，都知道恢復漢室幾乎不大可能。但是，也只有不斷伐魏討逆，蜀國才能凝聚更多人心和力量，蜀國才能有長久的前景。這是維護蜀國正統性，必須要乾的事情。

諸葛亮、姜維在蜀國都掌兵權，領兵打仗的人，也是人，是人就有權力慾望。武將不像文官一樣，打嘴炮就可以爭權奪利，武將要有權有好處，就必須要有“業績”。

因此，就不能閒下來，反正伐魏討逆的話題名正言順，用起來搞點業績，也好升官發財。即便搞不出業績，也可以藉著前線情況，向朝廷後方源源不斷的要好處。正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權力慾望可以得到極大的釋放。且從權力高臺掉下來，很可能摔得粉身碎骨。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提高業績，不斷向上爬。

魏蜀吳三國，都有一統天下的慾望，不是你不打別人，別人就可以不打你的。與其被動給人打，不如主動謀劃別人。這與國力強弱關係已不是很大了，這涉及到存亡問題。

總之，蜀國國力不及魏國，仍六出祁山、九伐中原，是因為名分、權力、天下大勢等綜合原因的。是必須要打的，由不得蜀國不打的。

因為諸葛亮深知進攻就是最好的防禦，正因為蜀國的國力是三國中最弱的，從長遠的角度來看，蜀國是無力與強魏長期抗衡下去的，他必須使蜀國一直處於進攻的態勢中才能儘可能地延長國祚。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就藏在諸葛亮寫的出師表當中。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

翻譯成白話文就是說為了報答先帝之恩，這一種文人對識己之人的一種知己相托。

以下為出師表原文。

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得裨補闕漏，有所廣益。

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之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

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嘆，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奸兇，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

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

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