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馬驛之變

唐朝末年黃巢農民起義，使唐王朝政權岌岌可危，軍閥朱溫先是參加農民起義軍，隨後又因鎮壓農民起義有功被封王，繼而挾持殺害皇帝，又於天祐二年（公元905）在黃河邊的白馬驛，殺害了忠於朝廷的三十多位大臣，投屍河中，這便是歷史上著名的“白馬驛之變”。

其後（公無907年），朱溫自立為帝，國號為梁。中國歷史上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分裂割據開始了，這就是黑暗混亂的五代十國時期。

這件事又稱“白馬驛之禍”或“白馬之禍”。

唐哀帝時,朱溫清洗朝班,於天枯二年(905年)六月二十三日,將30餘名朝臣集中在黃河邊上的白馬釋中殺害,並將死屍投人黃河,史稱“白馬之禍”。其後,又有裴蟄等一批朝官遭殺黝,亦為清洗行動的一部分。朱溫血洗朝班,大背景固然是為篡國掃清障礙,但其中也有不可索解者,即遇難唐臣中,陸僱向來以處事平和著稱;趙崇、裴贊其時已然退休養老,二人在朝時,未聞在政治上有何建樹,因循保位而已,何況退休,更不對朱溫構成威脅,何以同催斯禍?實際上“白馬之禍”與唐代科舉弊端有著密切的聯絡,換而言之,“白馬之禍系一夥科場失意後投靠朱溫的文人借朱溫篡國之機,進行的有目的的一次報復行動。陸展、趙崇等人實為科舉弊端的犧牲品。

一、白馬之禍的主謀是朱溫,主持人是李振

“白馬之禍”的起因與背景,自當從這次大屠殺的主謀與幫兇人手。屠殺行動的主謀是朱溫,主持人是李振,幫兇有朱溫手下的失意文人張策、蘇楷等人。而舊史謂“白馬之禍”是柳璨、蔣玄暉策劃的,這實際上是誣陷。天佑二年,唐代小朝廷在洛陽苟延殘喘,在這種情況下,宰相裴樞仍不買朱溫的帳,激起了朱溫的殺心。朱溫的軍師李振也勸朱溫拿唐室百官開刀。說:“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亂綱紀;且王欲圖大事,此曹皆朝廷難制者也,不若盡去之。’,⑤朱溫覺得此話很有道理。將朝官投於黃河也是李振的建議,《舊五代史》雲:“(李振)乃謂太祖曰:`此輩謂清流,宜投於黃河,永為濁流。’太祖笑而從之。天佑二年以皇帝的名義下詔,令裴樞、獨狐損、崔遠、陸康、王溥、趙崇、王贊等就地自盡。就在詔令下發之時,朱溫已將裴樞等被貶朝官30多人都集中到滑州(今河南省滑縣境)白馬縣的白馬釋,在夜裡將其全部殺害。

二、失意文人的報復

從李振與朱溫的對話中,可以看出朱溫對這次清洗物件的定性:一為“衣冠浮薄之徒”,這類人“紊亂朝綱”;一為“朝廷難制者”,這類人阻礙了朱溫“圖大事”。然而,這兩個罪名又極為空洞,可大可小,還可相互包容。李振說此曹(即衣冠浮薄之徒)皆朝廷難制者,又可見二者實為一事。細究遇害各人簡歷,以“衣冠浮薄”指實者有之,以“朝廷難制者”指實者有之,但都沒有與科舉因素所佔的比例大。遇難唐臣雖難盡考知,但在上列遇害大臣中,除王贊侯考外,其餘皆為進士,其中裴樞、裴蟄、獨孤損、陸僱等人還主持過考試。諸人多為貴家子弟,父輩與同年亦與科舉瓜葛甚深。支援殺戮者有朱溫,他出身低微,軍中文書喜用淺白語言。李振,屢次落第,流落藩鎮。張策,是衣冠子弟,少年出家,後還俗,應進士第,為趙崇默落。蘇楷,是乾寧二年進士及第,在覆試中為昭宗黝落,時陸僱為複試官。杜荀鶴,唐昭宗大順二年及第。

三、朱溫出身行伍討厭文人

朱溫要殺朝臣,還有一個原因,就是朱溫出身行武,雖然成為擁有兵多地廣的地方大藩,但自中唐以來,社會時尚重文輕武,文士從不把武將放在眼中,朱溫對此耿耿於懷,因而對文人也恨之人骨。朱溫的心態很能代表唐末五代靠刀槍劍戟起家的武夫的心理。他們血戰得到了功名和足以生殺公侯的實力,卻被一群只讀過幾天書的腐儒們普遍輕視著,不能不產生強烈的報復心理。唐末史料記載了不少武夫只憑言語之失就對文人大開殺戒的事件。為了篡國需要,為了發洩一下對文人的不滿,朱溫授意手下搞了次清洗行動。而朱溫手下主持這次清洗行動的,多為昔年科場失意之人,也籍機報復,有意擴大了清洗的範圍,使得這次清洗行動明顯地帶上了報復色彩。從李振對朱溫的建議中(見上引《通鑑》文),可以看出,朱溫清洗的物件,一是輕視武夫的衣冠浮薄之輩;一是阻礙朱溫篡國的難制之徒。而主持清洗的李振等科場失意文人,又把範圍擴大到當年主持過科舉考試的考官身上。

四、結語

從以上主持殺戮者與受害者雙方的簡單情況已可看出,遇害唐臣多是與科舉有瓜葛的文人,不支援朱溫篡唐容或有之,但絕對對朱溫篡唐構不成威脅。白馬之禍表面上是為朱溫篡國做準備而採取的一次清洗行動,但在實質上,這次行動已經超出了清洗的範圍,帶有明顯的報復色彩,在白馬之禍中,有不少遇難的唐臣實際成了科舉弊端的犧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