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理念的核心，其實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學家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理念早就在那裡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卻只是想、只是說，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國藩與一般儒生不一樣的是，他堅信“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處世之學是儒家，治世之學是法家，辯世之學是道佛。這只是學術角度劃分，人在不同時期不同環境不同經歷都會有不同思想，厚黑學更多的是為人處世，傾向於儒家，但身為當時高官，處世必然為了治世，而我國一直有意無意的受著道佛思想的影響。換句話說，這些思想在一個人身上同時出現不會有違和感。所以既然他自己沒有站隊，我們只需要學習一下就可以了，沒必要強行劃分

分析一下曾國藩的著作，家書以及他在朝為宦的所作所為，不能稱其儒，也不能稱其法。曾國藩只是大清帝國諸多官吏中的佼佼者，深黯權術，知變通，官做得很大，斂財也可觀，官穢持久，黨羽遍佈朝野，如果以孔子“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去評點，曾文正公恐難入此列。至於法家之謂，慈禧垂簾聽政，把家天下的個人獨裁發揚廣大發揮極至，其無過之而不及，廟堂之上未從有法又何言法家？

所以，非儒非法，官僚也。

曾國藩為自己立下的一個大目標一他想成為一個大儒，聖賢之人。有了這個目標之後，曾國藩就開始博覽群書。什麼樣的書他都學，經、史、詩、文一樣都不少，什麼名家的著作他都讀，司馬遷、班固、李白、杜甫、韓愈、歐陽修、曾鞏、王安石、方苞、蘇軾、黃庭堅等人的著作他都讀過。

曾國藩在文、史、書法、考據方面皆有很深的造詣，思想宗旨一直沒脫離儒學，在儒學方面，曾國藩又認宗朱熹的新儒學。在與太平天國的對抗中很明顯地看到這一點，曾國藩和太平天國之間進行的是一場“宗教戰爭”，曾國藩打的是儒教的旗號，而洪秀全崇信的是拜上帝教，說明曾國藩的確是一個儒家道統的繼承與捍衛者。

一個人的宗教信仰，不要看他拜的什麼神，得看他守哪家的戒律！

曾國藩是儒家的代表；

他追求的是內聖外王，追求的是立功立言立德，這都是儒家的標準；

他追求的是儒家所謂的大道，守得是儒家的規矩。

你好，說他是任何一家的代表都不對，在漢武帝之前，不管是黃老之術還是儒家法家基本都是原教旨主義，並沒有加入中國特色，這時候你可以說韓非子是法家、李斯是法家、孔子是儒家。但從漢武帝之後就沒有正宗的所謂只用一家的學說去治國去做事的了，漢武帝后人給他總結起來一句話，儒表而法裡。什麼意思呢，就是在那個時候統治者已經明白過來了，不管是用法家或者是儒家單一的理念去治國已經跟不上時代的發展適應不了社會的需要的了，董仲舒雖被稱為大儒，但他提出的天人三策已經嚴重背離了孔子的思想，變成了披著孔子的外衣實行法家思想的一種學說。後世也基本都按照這個套路走的，一直到今天，所以曾國藩他們表面上接受的還是儒家文化思想，但他們學習的儒家已經不再是最初的那個儒家文化，是為了方便統治者統治而改造的儒家思想文化，孔子和代表法家的集大成者韓非子不應該為了後世的人背鍋

個人觀點。

曾國藩在歷史上是一個具有爭議性人物，然而，傾佩曾國藩的也不少，他在做學問，做人，做事上值得我們學習。單從曾國藩的核心價值觀上是屬於儒家思想還是法家思想，本人認為曾國藩的思想始終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用宋代理學家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理念早就在那裡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卻只是想、只是說，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國藩與一般儒生不一樣的是，他堅信“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有人說，曾國藩作為書生統帥湘軍，圍剿太平天國，一變而為審韓，開始法家思想運用於湘軍，如果不是戰爭初期與太平天國屢戰屢敗，傳統的儒家思想無法讓湘軍擁有強大戰鬥力，儒家思想講人情，對湘軍來講，經營每況日下、內部管理山頭林立，內耗嚴重，官僚主義橫行，自然不能與農民起義的亡命之徒一較高下。當他認清現實，或許迫於無奈，他才選擇與法家思想沾邊，整肅軍紀，賞罰分明，一支戰鬥力強且目標一致的軍隊戰勝敵人，當太平天國滅亡後，他又放棄法家思想，有認為他崇尚道家思想了，但此時他已經年過花甲，對天下大事自然力不從心，喜歡不折騰，過點安靜的生活，然而在他內心，他依舊是那個尊崇儒家個性有點圓滑的人。

曾國藩是清王朝由盛世轉為沒落、衰敗的過渡、動盪時期的重要人物，他在當時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各個方面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正是曾國藩等人的力挽狂瀾，才一度出現"同治中興”的局面。

曾國藩畢生追求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文化最典型的實踐者，他克己、修身、齊家、治國、平夭下，實現了書生報國的願望。

曾國藩等人的崛起，打被清王朝只用滿人，防範漢人的傳統，對晚清政治、軍事的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這是曾國藩撰寫的一副對聯，透過這副對聯可以看出曾國藩的理學修養是深刻的。

曾國藩的領導力、並非權謀，而是理念

不少人心中的曾國藩，是“權謀”的形象。事實上，在朝有武功、在野有著述，被稱為清朝理學大儒、“中興名臣”的曾國藩的領導力的核心，並非權謀。曾國藩並非天資聰明之人。左宗棠對曾國藩的評價是“才略太欠”，是個“書憨”；梁啟超也說曾國藩“非有超群軼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曾國藩也評價自己“生平短於才”。

曾國藩相信“至拙”能勝“至巧”。梁啟超認為曾國藩的成功，恰恰就是“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銖積寸累”。民國學者蕭一山也說曾國藩“不尚機權，惟務質實”，這是曾國藩人生哲學的核心，是他一生得力之處。

曾國藩理念的核心，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然而一般的儒生卻只是想、只是說，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國藩堅信“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毛澤東對曾國藩這一點非常佩服，認為曾國藩是“辦事兼傳教”之人。曾國藩成事的根本，就在以“傳教”來達成“辦事”的結果。

曾國藩在北京為官的時候，以理學為自己的修養之道。理學對其領導力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曾國藩一生以“做聖賢”為自己的追求閱讀答案曾國藩具有“衛道”的強烈使命意識。曾國藩正是把與太平天國之間這場軍事對抗，變成了一場文化上、價值上的“衛道”的戰爭。儒家為中國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價值追求，是一種正面的導向。但是，儒家也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過於相通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義色彩過濃的儒生，往往無法成事。因此，對於要在現實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國藩來說，只靠儒家的價值理念，顯然是不夠的。

曾國藩就這樣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從而達到了真正的圓通無礙的境界。這便是曾國藩領導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終能夠成就事業的根本原因。

(選自《大家》2015.11.16，有刪改）

曾國藩既有儒家的理想與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與現實，還有道家的成熟與靈活。他的信念、抱負、強烈的救世意識，以及他執著地將自己的理念付諸行動所形成的強大感召力，便是他的領導力的核心。

曾國藩理念的核心，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

曾國藩理念的核心，其實就是傳統的儒家思想。儒家的理念，用宋代理學家張載的話說，就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一理念早就在那裡了，然而一般的儒生卻只是想、只是說，而不敢做、不去做。曾國藩與一般儒生不一樣的是，他堅信“天下事在局外吶喊議論，總是無益，必須躬自入局，挺膺負責，乃有成事之可冀”。

毛澤東對曾國藩這一點非常佩服。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有兩種人，一種是辦事之人，一種是傳教之人，而曾國藩是“辦事兼傳教”之人。毛澤東認為，中國歷史上只有兩個人可以達到這樣的境界，一是清朝末年的曾國藩，一是北宋時期的范仲淹。這兩個人成事的根本，就在以“傳教”來達成“辦事”的結果，也就是透過理念的傳播與踐行成就了事業。

一生三變：

曾國藩從“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變遷

曾國藩的朋友歐陽兆熊曾說，曾國藩“一生三變”：做京官時以程朱為依歸，辦理軍務一變而為申韓，咸豐八年再出而以黃老處世。

程朱，即程顥、程頤兄弟與朱熹，是理學的大師；申韓，即申不害與韓非子，是法家的代表；黃老，即黃帝與老子，是道家的別稱。歐陽兆熊的這段話，很好地點出了曾國藩的領導力從“儒”到“法”再到“道”的理念變遷，也是其從理想到現實再到成熟的螺旋式成長軌跡。

曾國藩在北京為官的時候，是以理學為自己的修養之道。理學對其領導力的形成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理學何為？理學就是要“學做聖賢”。曾國藩一生以“做聖賢”為自己的追求，他的格言是“不為聖賢，便為禽獸”。

理學對曾國藩的另一個影響，就是“衛道”的強烈使命意識。“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曾國藩正是以“衛道”為旗號，與太平天國對抗，把一場軍事的戰爭，變成了一場文化上、價值上的“衛道”的戰爭。

在中國文化中，儒家一直扮演著主體的角色，儒家為中國人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和價值追求，是一種正面的導向。但是，儒家也帶有明顯的理想主義色彩，過於相通道德的力量，因而理想主義色彩過濃的儒生，往往是“迂遠而闊於事情”，無法把事情做成。因此，對於必須在現實世界中把事情做成的曾國藩來說，只靠儒家的價值理念，顯然是遠遠不夠的。

曾國藩出來統帥湘軍、帶兵打仗，“一變而為申韓”，開始運用法家的理念施為。法家與儒家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說理解儒家的核心是一個“德”字，那麼理解法家的核心其實就是一個“利”字。法家相信人的本性是求利的，社會從本質上來說是圍繞著利益而展開的。

除了利益，法家信奉的還有實力。所謂的“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法家認為權勢才真正具有讓人屈服和順從的力量，人的行為也只有透過強制的力量才能改變，在法家眼中，除了實力之外，沒有什麼是真正可以靠得住的。此外，法家還強調爭奪。法家認為這個社會的本質就是爭奪，就是弱肉強食。爭什麼？爭利益。靠什麼爭？靠實力。

可見，與儒家相比，法家的思想非常現實。它把社會的本質血淋淋地展現在人們面前，這就使得曾國藩一方面有著儒家的理想。但他的理想不再是一種理想主義，它使得曾國藩能夠透過表面的溫情脈脈，看清深層次的利害，對人情世故有更清醒的理解，從而達到所謂的“鉅細周知，表裡洞徹”，這無疑是他能在為官從政過程中始終保持著清醒而明白的意識的關鍵因素。

但是法家也有自身的不足。法家最大的問題是什麼？就是過於強勢、過於冷酷、過於霸道、過於刻薄、過於自是、過於以自我的利益為中心。如此的逞強、霸道、自是，一定會導致別人的敵意與對抗。所以曾國藩在湖南和江西帶兵時，就陷入了極度緊張的人際關係中。他所到之處，與官場衝突不斷，以至於到了“通國不能相容”的地步，最終被皇帝罷免了兵權，被迫回家守制，曾國藩也因此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挫敗一度使曾國藩陷入無盡的焦慮抑鬱之中，他不明白為什麼自己一心一意想做事，所到之處，官場卻總是跟他作對，甚至連朝廷都對他棄之如敝履。正在他焦頭爛額、走投無路的時候，他的朋友歐陽兆熊一席“岐黃可醫身疾，黃老可醫心病”的話，使他突然意識到，也許問題並不在別人，而在自己。

挫折使曾國藩有了一個自我反省並得以真正脫胎換骨的機會。近一年的自我反省對曾國藩的人生觀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於是曾國藩“咸豐八年再出而以黃老處世”。黃老就是道家。道家與法家相比最大的不同在哪裡？如果說法家的特點在於一個“剛”字，那麼道家的特點便是在一個“柔”字。法家之弊是逞強，是剛愎自用，是自以為是。道家的“柔弱”、“不爭”，恰恰是要打破人的自矜、自伐、自是、自彰，從過分的自我之中走出來。

如果說儒家給曾國藩以理想的追求，法家給曾國藩以現實的眼光，那麼道家就給曾國藩以真正成熟的心態。歐陽兆熊說曾國藩“一生三變”，曾國藩其實是把儒、法、道三家的精髓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他既有儒家的理想與追求，又有法家的清醒與現實，還有道家的成熟與靈活，從而達到了真正的圓通無礙的境界。這便是曾國藩領導力的最大特色，也是他最終能夠成就事業的根本原因。

儒家的代表，兼有法家的作風。

他崇尚儒家的等級秩序，行法家雷歷風行的作派，為清王朝賣命，殘酷鎮壓太平天國起義，後又恢復科舉，選拔人才。

在家崇尚身體力行、教育子女成為國家的有用之才。

以德立法，以法治人。德是根本，法為枝末，世道變遷，德就的變，法就得變，執著於法，就是固守僵化。

明白這個道理，曾國藩即是儒家也是法家，儒和法並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

曾國藩是我少見的奇人。這源於他是極少數能將儒家，法家，道家思想融合貫通的人。他是進退有數，剛柔相濟，動靜有道，使之成為一代名臣。

而自然，不欲，寬容，勤儉，養氣，自警，去私的動靜修身之術與剛柔處世的做人之道如同一扇扇門，使我展開了新的視野。

其中慎獨的部分令我印象深刻。‘’無欲則剛‘’，慾望太重則會產生心理負擔，而去欲還真，用真誠直面自己，減省自己，知足常樂將會帶來純粹的歡樂。蓄勢待發，化敵為友的含蓄，自強與真誠，寬容的確非常重要。

“內聖”之道令我深省，內心強大，自強自律之人不會被周圍的風沙所席捲，只會屹立不倒，不斷攀升。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自律需要“沉毅”志氣，有恆心，有毅力，才能從量變到達質變，才能飛躍。

持著“吾日三省吾身”，透過行動改變現狀的儒家思想才能積極入世，能於塵世進退自如，那就先將己心收放自如。所謂“心戰勝於兵戰”。

是清代儒家的代表，其在家訓文《曾國藩家書》中多引用儒家之言作為立身行事，為官交遊，教育子女的依據，中較集中的表達了其儒家思想，如“不為聖賢，便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曾國藩不僅是儒家的代表，而且還是中國近代儒家的一代宗師！

曾國藩一生克己自律、崇尚氣節、標榜道德，並且身體力行，贏得了上下一致的擁戴。

曾國藩堪稱為官、治軍、齊家、平天下以及為人處世等諸方面的楷模。他自幼勤奮好學，熟讀中國歷史，志向遠大，意志超群，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自始至終一貫堅持個人道德修養，直到晚年，也從未放棄過對自己的行為進行反省和自責。曾國藩待人豁達大度，謙恕自抑，展現了他特有的“內聖外王”的睿智權謀。

曾國藩非常重視擇師交友，立志向聖賢看齊，終身勤儉謹慎。他從一介書生到晚清重臣，對為官之道參悟透徹，作為居官從政的楷模和傳統持家教子的典範，被崇拜他的人奉為“古今完人”。他的儒家思想涉及修身、為學、齊家、處世、從政、治軍等多個方面，今天就從以下幾個大的方面簡述如下：

在政治方面：曾國藩對清王朝後期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他認為，“吏治之壞，由於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為此，他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尤其是在危急之時需要啟用那些德才兼備之人，要倡導廉正之風，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於那些貪贓枉法、魚肉百姓、中飽私囊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

在軍事方面：曾國藩認為，兵不在多而在精，兵少而國強，他主張軍政分權而治，各司其職，這樣才能在募兵、選將、軍隊管理以及協調軍政關係等方面做到井然有序。曾國藩非常重視將才，他說：“行軍之道，擇將為先。”他的選將標準就是德才兼備、智勇雙全。他認為“忠義血性”是將才“德””的唯一標準，此外他還說“帶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計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以說他的這種軍事思想在歷代軍事史上都是罕見的。

在處世方面：曾國藩雖身居高位，但他“總以錢少產薄為妙”，不貪財、不失信、不自是。他說“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為人須在“淡”字上留意，要“從浪靜波平處安身，莫從掀天揭地處著想”。在對待朋友的問題上，“須擇志趣遠大者”並“常存敬畏之心”，他還強調一個人“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這些言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在治家方面：曾國藩除了注重“和以治家”以外，還特別強調“勤以持家”。他告誡家人“勞字為安身之法”，“居家之道，唯崇儉可以長久”，“一家之中，勤則興，懶則敗”，“每用一錢，均須三思”。曾國潘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是一絲不苟地帶頭去做，而且做得非常好，起到了言傳身教的榜樣作用，正是基於這樣的家庭教育和嚴格要求，曾國藩的後人從他的子孫、曾孫、甚至玄孫裡，都湧現出了很多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

對於曾國藩的評價，《清史稿》中說：“國藩為人威重，天性好文，治之終身不厭，有家法而不囿於一師。其論學兼綜漢、宋，以謂先王治世之道，經緯萬端，一貫之以禮。晚年頗以清靜化民，俸入悉以養士。老儒宿學，群歸依之。尤知人，善任使，所成就薦拔者，不可勝數。一見輒品目其材。時舉先世耕讀之訓，教誡其家。遇將卒僚吏若子弟然，故雖嚴憚之，而樂為之用。居江南久，功德最盛。國藩事功本於學問，善以禮運。公誠之心，尤足格眾。其治軍行政，務求蹈實。凡規畫天下事，久無驗，世皆稱之，中興以來，一人而已。”

國學大師梁啟超先生點評曾國藩時說:“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諸賢傑中，稱最鈍拙，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曾國藩出生貧寒，天賦一般，但最後能夠官至極品，憑藉的就是其堅韌不拔的意志和遭受了種種磨難，然後將挫折轉化為成功的墊腳石，繼而一步步成就了個人乃至於家族的輝煌！

而“知其雄，守其雌”出自老子的《道德經》第二十八章的名句——“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意思就是說:深知雄強、陽剛的顯要，卻能夠堅守陰雌的柔靜心態，甘願做天下的溪澗。道教思想的精髓就是以柔克剛，以小博大，四兩撥千斤，而曾國藩處在人生低谷時，深刻吸收了道家思想，又結合自身缺點，總結出了“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這句自勉聯，繼而使人生大轉變，為人做事更加圓通，做起事來也更加得心應手、遊刃有餘，直至最後取得成功平定太平天國運動的圓滿勝利。

曾國藩人生低谷時，是憑藉以上12字道家箴言——敬勝怠，義勝欲;知其雄，守其雌，大悔大悟，走出困境。所以不難看出，曾國藩是近代道家人物的代表。

曾國藩(公元1811-1072年)，是清代的洋務派的代表。他曾身兼兵，工，刑，吏各部吏郎。是位極群臣的一品大員，掌管機樞軍政大事。他篤於自我修身，精研理學，格物致知，是詩文兼備的近代大儒。

曾國藩是解決清朝內憂外患的棟樑忠臣。他倡導，開展洋務，主張學習西方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創辦了安慶內軍械所，他是清代第一個引進西方先進技術，組織和改良了地方武裝湘軍對鎮壓各處起義，穩定國家大局，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他是清代儒家隊伍中最有影w向的儒帥。於國於家可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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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極少數能將儒家，法家，道家思想融合貫通的人。

他的進退有數，剛柔相濟，動靜有道，使之成為一代名臣。

遵循自然，不欲，寬容，勤儉，養氣，自警，去私的動靜修身之術與剛柔處世的做人之道。

‘’無欲則剛‘’，慾望太重則會產生心理負擔，而去欲還真，用真誠直面自己，減省自己，知足常樂將會帶來純粹的歡樂。蓄勢待發，化敵為友的含蓄，自強與真誠，寬容的確非常重要。

“內聖”之道，內心強大，自強自律之人不會被周圍的風沙所席捲，只會屹立不倒，不斷攀升。

“學問之道無窮，而總以有恆為主”自律需要“沉毅”志氣，有恆心，有毅力，才能從量變到達質變，才能飛躍。持著“吾日三省吾身”，透過行動改變現狀的儒家思想才能積極入世，能於塵世進退自如，那就先將己心收放自如。

道光20年，曾國藩京城寓所中堂懸掛起一副楹聯：不為聖賢，則為禽獸；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曾國藩出生時，念念不忘身為聖人門生曾參後人的祖父為他取名“子誠”，希望曾家的後人做誠實、忠厚、本份、勤勞的正人君子。而曾國藩也一直牢記著祖父的期望，朝著“正人君子”努力靠近。

遺憾的是，直到道光12年，22歲的曾國藩還沒取得功名，三次府試，均告落第。無奈之下，曾國藩被父親送入漣濱書院。入書院第三天，曾國藩自己改名為“滌生”，在恩師陳雁門的指點下，刻苦鑽研，10個月後，曾國藩考中秀才，次年中舉。道光20年，已是進士點翰林的曾國蕃拜理學大師太常寺卿唐鑑為師，研讀《朱子全集》。

唐鑑，晚清理學大師

唐鑑教導曾國藩：知識分為義理、考核、文章三種，義理最為重要，經世致用之學就在義理之中，若能潛心致力於義理之學，就能一通百通，明悟聖賢成功的要訣，提高自己的修養，學會治理國家的方法。

曾國藩對唐鑑的觀點十分敬服，在日記中寫道：“常言道：聽君一言，勝讀十年書。今日在唐府，我接受了不少新的觀點，雖不能‘勝讀十年書’，卻也受益非淺。老先生學以致用的思想啟迪了我，聽罷茅塞頓開，若發矇也……”

在以後研讀《朱子全集》的過程中，他為自己制訂了日課十二項：

一、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半時，體驗來複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

曾國藩說到做到，力求學有所得，在“敬”與“靜”上下足了功夫，對照朱熹提倡的“禮”進行深刻的自我剖析、檢視反省。

再次拜見唐鑑時，曾國藩說出了自己的煩惱：讀書時不能專心致志，日常總是心生種種慾望，靜坐時想入非非，對權勢的渴望尤其強烈……。老先生推薦曾國藩向他的另一個門生倭仁學習。

烏齊格里-倭仁，晚清理學家

倭仁是蒙古人，極其好學，對自身要求極為嚴格。面對曾國藩的虛心求教，倭仁傾囊相授：想要靠近正人君子，必須嚴格要求自己，不斷反躬自問，事無鉅細，都寫進日記，以此檢視自身，提高修養。

曾國藩如獲至寶，果真據此修行，每天日記不輟，檢視自己的一言一行，就連夢中之事也被如實寫進日記進行痛斥反省。

昨夜，夢人得利，甚覺豔羨，醒後痛自懲責，謂好利之心至形諸夢，何以卑鄙若此！

做正人君子的付出比做常人要多很多，曾國藩時常告誡自己：

“不要做口頭上的君子，要從實際上嚴格要求自己，重點是善於反省，找出自己身上的汙點，毫不留情地鞭撻它、批駁它，使得汙點無藏身之處。”

為了警醒自己，他寫了一副楹聯懸掛於中堂。

不為聖賢，則為禽獸； 莫問收穫，但問耕耘。 每當困惑、倦怠之時，曾國藩就在心裡默唸幾遍。他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每天早晚，他都靜靜地坐著，反思著自己的一言一行，毫不留情地痛罵自己，下決心改正缺點，讚揚為人傳頌的聖人。漸漸地，他悟出了一些道理，他在日記中寫道：

古代聖人的功夫不外乎是以下四點：謹慎、主敬、求仁、思誠……

他的思想境界提高了，修養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唐鑑與倭仁都讚賞不已。但曾國藩依舊著魔般堅持著苦行僧式的修行，天長日久，思慮過度，以致咳出鮮血，這才讓他有所節制，在研讀《朱子全集》、“反省”“克己”之餘，結交朋友，博覽群書，學習考據、訓詁，彌補了學識不足，一時間，曾國藩在翰林院名聲大噪。

曾國藩不是一個死讀書、讀死書的人。道光20年（1840年），正逢鴉片戰爭爆發，曾國藩在潛心研讀之餘，也關注到清庭的內憂外患，一心效忠朝廷的曾國藩憂心忡忡，但官微言輕，只能有心無力。

咸豐元年，已過不惑之年的曾國藩官至二品，誥封三代。他不想再沉默，再不進忠言他感到愧對俸祿，他想“濟世以匡主德”，他想“振興大清”。於是，奮筆疾書寫下了《敬呈聖德三端預防流弊疏》，奏摺呈上第二天，他給大弟曾國潢寫了一封家信：

奏摺已經呈了上去，覆水難收！我擔心折子會觸怒天威，也許我因此而亡。

原來，曾國藩在奏摺中直言指出咸豐皇帝三大缺點：苛求小節，疏於大計；文過飾非，不求實際；出爾反爾，剛愎自用。

咸豐帝

咸豐帝初登大寶，為了表示虛心納諫，奏摺都讓太監當眾宣讀。太監戰戰兢兢讀完曾國藩的奏摺，咸豐帝滿臉鐵青，一把奪過奏摺擲於地下：“如此逆臣，交軍機處論處”。祁雋藻、季芝昌、杜受田幾位重臣趕緊勸解：曾國藩視皇上為堯舜，犯顏直諫，是個忠臣，不但不能責罰，還應該嘉獎。準備好身後事的曾國藩就這樣得了個兼暑刑部左侍郎的獎賞。

然而，風雨飄搖的大清沒能讓這個儒生繼續在經卷中逍遙，最終，他被推到了平定太平天國帶兵打仗的浪尖風口。

咸豐三年（1853年）正月，曾國藩奉旨墨絰出山幫辦團練，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湘軍攻破金陵。期間，曾國藩鐵腕治軍，殺得人頭滾滾，收穫了“曾剃頭”、“曾屠夫”等罵名，功成名就，也得到了一等毅勇侯的爵位。

“立德“、“立功”，曾國藩均已做到極致，晚年的曾國藩對自己“沒有理學著作的理學家”耿耿於懷，但他的理學貢獻卻不能否認，他依然是那個時代儒家文化的代表。

曾國藩是中國傳統文化培育出來的典型人物，具有以下特質：

修身自律。青年曾國藩，有過一段刻苦的修身過程。他針對自己身上的不足，主修了“誠、敬、靜、謹、恆”五門功課，以慎獨的高標準、以血戰的氣概與截斷後路的勇氣，逐步克服了很多缺點。

百折不挫。面對挫折，曾國藩始終堅持“勁氣常抱於胸而百折不挫”的精神和態度。軍事上屢敗屢戰、不屈不撓，政治上則顧全大局、忍辱負重，終於成就了一番事業。

功成身退。曾國藩一生將儒、法、道三家兼收幷蓄，在學理修持上實現了一生三變：早期修身立志，指導他的是儒家學說；中年組建湘軍，啟用的是法家的嚴刑峻法；晚年他逐漸領悟到“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遵循了“功成、名遂、身退”的大道。

與時俱進。曾國藩審時度勢，領導了洋務運動，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劃下了重要一筆。 求闕惜福。曾國藩的心底一直堅持著求闕惜福的理念。他常常將這種理念傳達給他的子弟，要他們有福不可享盡，有勢不可使盡，雖然家中有權有錢，但要保持寒士家風。

對於曾國藩，後人有很多評議。褒之者因他立德立功立言，而稱他為一代完人、千古楷模；慕之者認為他以一農家子而封侯拜相，權傾天下而得善終，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能人智者；貶之者則基於他鎮壓太平天國而罵他為漢奸、賣國賊、劊子手。若跳出政治事功的圈子，從文化的角度來看待這位晚清人物，曾國藩應是中國傳統文化所培育出來的典型人物，或者說是嚴謹的規範的中國傳統文化實踐者，甚至還可以更高一點地說，他是中國最後一個傳統文化集大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