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因為意識形態的需要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定要有信仰和精神上的寄託。中國封建幾千年了 皇權思維 儒家思想佔據很多的心智。如果一下子消滅皇室肯定適得其反！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滿清王朝徹底走向了終點，然而當溥儀退位、滿清滅亡之後，不僅滿清皇室得到保全，就連溥儀退位之後也被允許繼續居住在紫禁城中，並由革命政府撥款供養，這又是為什麼呢？事實上，這還要從辛亥革命後，革命政府、袁世凱和滿清宗室三方的博弈說起。

辛亥革命爆發之後，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於1911年12月成立，孫文當選臨時總統。然而，此時的南京臨時政府，內部其實是派系林立，形勢極為複雜，其中革命黨固然不在少數，但權力最大的，實際上是各省的立憲派。

所謂“立憲派”，其實就是清末隨著“維新變法”和“預備立憲”而崛起的一批政治人物，例如康有為、梁啟超、張謇、湯壽潛、蒲殿俊、譚延闓等，這些人部分活躍於朝廷的資政院，大多數則活動於各省的諮議局。

事實上，辛亥革命爆發之時，其中便活躍著立憲派人士的身影，例如“四川保路同志會”的正副會長蒲殿俊、羅綸便是立憲派人士。而在武昌起義後，同樣是立憲派積極策動南方各省獨立，使得清廷的統治開始全面土崩瓦解。

因此，辛亥革命之後，以各省諮議局為核心的立憲派，實際上掌握了多數省的政權，他們促使湖北軍政府參加南北和談，推進了國內的統一。“立憲派”的政治主張，顯然不是全面推行徹底的變革，而是在現有政治制度上推行“君主立憲制”，召開議會，建立責任內閣，以便上層民族資產階級參政。

而袁世凱最初也是隸屬於立憲派，因此在南京臨時政府成立之後，立憲派便又迫使革命黨人接受南北和談調解，推選袁世凱建立北京政府，使全國實現統一和穩定。例如1911年12月2日的“漢口會議”便確定“虛臨時總統之席以待袁君反正來歸”。而革命黨雖然對此不滿，但由於自身實力有限，且內部分歧同樣嚴重，最終只能選擇妥協。

同時，也是在這一時期，立憲派內部開始分裂，一部分主張持續的革命，徹底改變中國落後的面貌，例如譚延闓；而另一部分則繼續主張實行君主立憲制，而以康有為為首的保皇派甚至利用地方軍政府公然實行復闢，袁世凱和張勳的兩次復辟，其中便不乏立憲派的身影。

雖然武昌起義時，袁世凱仍然處於被罷免的狀態，但由於陸軍大臣蔭昌實在不爭氣，袁世凱很快便因局勢的惡化而重新被起用，不僅成為了清廷的內閣總理大臣、湖廣總督，而且北洋新軍幾乎就等同於他的私人軍隊。

袁世凱上臺之後，便向清廷奏請停戰，同時寫信給黎元洪議和，這自然引起了臨時政府中立憲派的重視，當南京臨時政府進行內部妥協，以大元帥暫行大總統職權，並選舉黃興為大元帥時，立即遭到了黎元洪等人的反對，最終還是選舉黎元洪為大元帥。

12月18日，袁世凱和黎元洪派代表在上海就政體、清皇室善後、大總統的確立等問題展開討論，南北達成共識，根據當時的形勢，袁世凱無疑將當選民國首任總統。但這樣的結果是同盟會無法接受的，於是在同月29日，同盟會連夜赴南京召集代表開會，提出成立政府，並選舉孫中山為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事後，孫中山致電袁世凱，解釋原因稱東南各省久缺統一機關，行動困難，總統之職只是暫時擔任。

於是，袁世凱開始調集軍隊對南方施壓，革命黨迅速敗退，武漢三鎮被攻陷兩鎮，而袁世凱此舉同樣遭到了同盟會的報復，1月16日袁世凱在回家途中遭遇炸彈暗殺。18日，南北雙方再次展開會談，然而雙方在政體上始終難以達成一致。

此後，由於孫文向日本籌款備戰失敗，面對戰場上的壓力，在袁世凱同意同盟會多人進入總長之列後，孫文答應只要袁世凱能夠迫使清帝退位，那麼自己可以讓位於袁世凱。直到此時，袁世凱的立場才開始徹底改變，不再追求君主立憲制，加入到了迫使清帝退位的行列之中，畢竟大權在握的總統，是要比內閣總理大臣“值錢”的。

相較於水火不容的清政府和革命黨，袁世凱此時更像是個調解員，再加上這個調解員本身就具有相當大的能量，自然就使得他在調解中，可以攫取更大的利益，而為了自身的利益，袁世凱的態度實際上也經歷了多次改變。

在辛亥革命之前，各國爆發的革命當中，其國家君主無非“被殺、流亡、君主立憲”三種結局，前兩種顯然是清朝皇室無法接受的，而第三種又是革命黨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如此一來，清廷與革命黨之間的矛盾自然極為尖銳。

而隨著形勢的變化，清廷內部同樣爭論激烈，主要分為主戰和主和兩派，其中慶親王奕劻、溥倫等人主和，正是他們積極促請袁世凱與南方交涉，儘快達成南北和解，希望盡力保住滿清皇室的統治。

而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等人則主戰，他們認為還沒有到兵臨城下的那一刻，更何況朝廷尚握有部分兵力，未必便沒有一戰之力。即使形勢不利，也可退往東北，然後再利用外國勢力，同樣可捲土重來，且已經派出肅親王善耆秘密前往東北活動。

1912年1月12日，主戰派的恭親王溥偉、肅親王善耆、鎮國公載澤、良弼、毓朗、載濤、鐵良等人秘密集會、成立宗社黨，強烈要求隆裕太后堅持君主政權，反對共和。宗社黨堅持認為應該罷免主張議和的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以毓朗、載澤出面組閣，鐵良出任清軍總司令，然後與南方革命軍決一死戰，直到宗社黨骨幹良弼被同盟會殺手彭家珍於1月26日炸死，主戰派這才有所收斂。

可以說，此時的形勢不僅極為複雜，而且極為微妙。清廷和南京方面可謂完全對立，而清廷要打沒把握，南京想打但沒錢，再加上雙方的武力也完全不是袁世凱的對手，於是雙方不得不以袁世凱為橋樑，極有默契的展開和談。然而，袁世凱實力雖然強，但他也不敢將雙方任何一方逼迫過甚。

在袁世凱倒向清帝退位行列之後，皇帝退位便已經成了定局，剩下的關鍵問題便在於如何安置退位之後的皇室。在其他國家的革命當中，國家君主的結局無非“被殺、流亡和君主立憲”三種，被殺和流亡清廷顯然不可能接受，而君主立憲此時又顯然不可能。於是，一個極富創造性的解決方案便新鮮出爐了，那便是後來的《優待條例》。

1912年1月20日，和談當中的南京臨時政府向袁世凱正式提出了清帝退位優待條件，而這個條件的核心就是：皇帝尊號不變，民國政府待之以外國君主之禮，皇帝溥儀仍然居住在紫禁城，日後移居頤和園，並且每年由政府撥款四百萬兩供皇室開銷。

這裡有個很有意思的細節，溥儀分明是中國的皇帝，而且也沒有流亡國外，為何要以外國的君主禮儀去優待呢？問題就在於，如果以中國的君主禮儀待之，那豈不就是君主立憲？這顯然有悖於民主共和的思想。於是，南京臨時政府才決定將其視為在中國流亡的外國君主，這樣一來便避免了很多尷尬的問題。

自宣統三年（1911年）清政府廢除軍機處後，便開始推行責任內閣制，並任命內閣總理大臣和諸位官員，由於內閣成員中皇族過多，又被稱為“皇族內閣”。皇族內閣中的這些人滿清宗室，實際上才是決定國家走向的重要人物，袁世凱深知其中利害，因而其主要遊說的物件，便是皇族內閣成員。

帶著這個創造性的條件，袁世凱加緊了逼宮的步伐，他一方面以利害遊說和買通慶親王奕劻和那桐，獲取在皇室內閣中的話語權；另一方面則重金賄賂隆裕太后身邊的太監張蘭德，使其威嚇隆裕太后，言之若革命軍殺至北京，則皇室性命難保，若同意退位，則可有優待條件。

於是乎，在皇室內閣會議大部分皇室成員同意接受《優待條例》後，宣統皇帝溥儀的母后隆裕太后也只能點頭。於是，民國元年（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以太后名義釋出《遜位詔書》，宣佈清宣統皇帝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

而正是由於《優待條例》的出現，使得滿清皇室在清朝被推翻後，不僅能夠得到保全，而且還享受了相當長一段時間的優待。直到1924年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並授意攝政內閣通過了《修正清室優待條件》，這才正式廢除帝號，並將清皇室遷出紫禁城，溥儀自然也被驅逐出宮。

滿清皇室得以保全是歷史上改朝換代唯一能夠保全的皇室。一個勢力推翻一個王朝是非常殘酷的暴力行為，絕對不會有絲毫的心慈手軟。滿清皇室得以儲存肯定存在不得已的原因。

當時社會存在三種大勢力，一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二滿清皇室，三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這三種勢力以袁世凱最強，革命黨最弱。在這種形勢下袁世凱為了當總統便與革命黨談判，只要他能夠逼皇帝退位，他就是第一屆國民政府總統。革命黨趨於形勢的考慮，為了少流血換來民國就答應了袁世凱當總統的條件。

袁世凱為了能當上總統，就用金錢和威脅迫使皇室下臺，這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皇室出於被保全的優厚條件和內外被困的壓力，只能接受退位，這樣就有了皇室被保全的結局。

皇帝退位後，滿清的勢力被袁世凱瓦解和收編。但是袁世凱為了保全實力不敢食言，繼續保全皇室。因為他若食言，必定引起北洋軍閥內部混亂和滿清殘佘勢力的反抗。

原因很多，但是其中最根本的一個原因，是思想解放。

古代封建王朝之所以會對前朝皇室趕盡殺絕，是因為封建王朝是不斷更迭的，留著他們很可能就會造成政變之類的危險，這當然是繼任的皇帝們不能允許的。

但是時間到了近代，隨著西方自由民主的思想傳入，隨著中國人民進行的數次革命，以及新文化運動等等原因，總之就是辛亥革命以後，皇帝這個東西在中國沒辦法存在了，後來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都是典型的例子。

人們已經習慣於思想解放和不願意當奴才了以後，就算是再厲害的皇室繼承人，也翻不起浪來了。所以從政治上說滿清皇室對於新生的革命政權沒有威脅。

至於後來日本侵華開歷史的倒車，把溥儀接走建立滿洲國的事情，這筆帳應該算在日本人頭上，所以也沒有針對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