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左宗棠、李鴻章之外，晚清時期各省督撫中多有曾國藩的門生故吏，甚至就在他過世很多年後，還有許多湘軍骨幹，在各個領域仍是清王朝的重要人物。

能夠有這樣的成就，足以說明曾國藩擅於提攜、培育他人，其心胸之寬廣、情懷之博大，非常值得我們學習。

曾國藩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位極人臣。但曾國藩一直主張家儉則興,人勤則健，從不以居官自傲，從不鋪張浪費。

其在擔任兩江總督時，一心只想著儘快修復南京城的各項基礎設施，讓這座古城早日迴歸繁榮，從未考慮過興建自己的官邸，改善自身的工作和生活條件。

其在帶領湘軍征戰時，每天經手的都是億萬資財，但他一直保護儉樸作風，就算是駐守在安慶那種重鎮時，他的臥室內只有一張簡易的床塌、兩個用以裝放書籍的陳舊木箱和一張書桌，根本就沒有什麼金銀珠寶、文玩古物。

其赴任直隸總督時，輕裝簡從，根本就不像一些重臣出門前呼後擁、大肆擾民。

曾國藩是湘軍的創始人，耗費其半生精力，培育出一大批軍事將才，鍛煉出一支戰鬥力極為強悍的人民武裝力量，從而平定了快要動搖清政權太平軍，為風燭殘年的清王朝續命半個世紀。

在湘軍最為鼎盛時期，如果曾國藩利用手中大權，登高一呼，是完全有可能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自立為君的。在當時，也出現了一些激進人士向其勸進。如果曾國藩心存私心，在當時安排一出類似宋太祖趙匡胤的陳橋兵變舊事，也是很容易的。但曾國藩始終堅守君臣大義，主動裁減手中的軍隊，極力勸導部下為國效力。其忠貞仁義之志，實屬人民之概模。

一個官至極品、手握重兵，在世間有著極高威望的人，能夠做到至樸至簡，至仁至義，確實值得我們給予高度的評價。

曾文正公，近代不世出的偉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為師為將為相一完人”。近現代的兩大領袖人物，毛澤東說“予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公”，蔣介石也一直以曾國藩為學習的榜樣。

太平天國運動，雖然教科書把它定義為正義的運動，實際上對中國社會是有害而無益的，造成了近5000萬人的死亡，領導階層掌權後極其腐朽，對中國社會的發展沒有任何建樹，還不斷摧毀和腐蝕中國傳統的道德倫理。所以當時人說“天父殺天兄，江山打不通。長毛非正主，依舊讓咸豐”。雖然反抗腐朽政權有理，但只會搞破壞，那就該死。所以，撲滅太平天國運動，確實是大功一件。曾國藩在撲滅天平天國後，在安定秩序、恢復經濟、讓百姓休養生息方面，功績卓著，是腐朽的清廷中一位難得的幹吏。

曾國安飽讀詩書，道德文章，為天下讀書人的楷模。但它絕非只會空發議論的清流，有真正的經世濟民之才，做人做事，都是後人學習的榜樣，還影響了一大批人，激勵人不斷地上進。這就是太上有立德。

《曾國藩家書》，是近現代家書的典範，是處理中國傳統的倫理關係的指南。

隨著人們對歷史上真實的曾國藩越來越瞭解，閱讀《曾國藩家書》的人越來越多，對中國傳統文化越來越推崇，具備常識的人，推崇曾國藩，是非常容易理解的。

看毛澤東為何“獨服曾文正”，甚至把曾與孔子並列，就知道我們普通人為什麼推崇曾國藩了。可以說，曾國藩對毛澤東的一生特別是年輕時深具影響的人物，這對我們普通人為何推崇曾國藩，或許有更多的借鑑意義。

毛澤東受曾國藩的影響，最早始於少年時期。毛澤東的外婆家住在湘鄉，他8歲以前一直住在外婆家，16歲時又在湘鄉東山高小讀過半年書。曾國藩就是湘鄉人，他被家鄉人頂禮膜拜，當時所有湘鄉和湖南人，甚至把曾國藩作為“聖人”對待。曾國藩以一介書生，危難之際舉兵扶堅，率三湘子弟轉戰半個中國，最終戰勝太平天國軍隊，成“同治中興”之名將，他死後得到朝遷最高的“文正公”這一諡號，被清政府讚譽“學有來源，器成遠大，忠誠體國，節勁凌霜”。

曾國藩一生著述頗豐，他繼承程、朱之學，為當時人奉為“立德、立言、立功”之楷模。他的著作收入《曾文正公全集》，這部書對後世的影響之大，遠遠超過他為朝廷所做的“政績”，被譽為“道德文章冠冕一代”，因此他又被稱為中國封建統治階級的最後一尊精神偶像。當時湘鄉的學校把《曾文正公全集》中的章節作為教材，讓湘鄉子弟學習，這一切，對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不能不有著極大的影響。作為毛澤東的小同鄉，曾國藩於他也可能有某種親切感。而曾國藩並“聖賢”(修養)“豪傑”(事功)於一身，更加容易引起包括毛澤東在內的青少年的崇拜。

毛澤東在1917年致友人的信中說：“吾於近人，獨服曾文正”。毛澤東早在湘鄉東山學堂讀過的《曾文正公全集》，對青少年時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之後他更加註重學習曾國藩的著作。現韶山毛主席紀念館還收藏光緒年間，傳忠書局木刻本《曾文正公全集·家書》的第4、6、7、9卷，每卷的扉頁上都有毛澤東手書的“詠芝珍藏”。 曾國藩全集中的一些見解觀點，我們還可以在毛澤東早年讀書筆記《講堂錄》中看到，在已公開出版的《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也記載有許多這方面的內容。 1915年6月25日，他在致湘生信中說：“嘗見曾文正家書有云：吾閱性理書時，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時，又參以他務，以致百不一成，此言豈非金玉”！

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所作的《講堂錄》中，多處大段摘錄了曾國藩的話。如：“滌生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精神心思，愈用愈靈，用心則小物能闢大理” 。“朝氣少年須有朝氣，否則暮氣中之。暮氣之來，乘疏懈之隙也，故曰怠惰者，生之墳墓” 。“曾文正八本：讀古書以訓詁為本，作詩文以聲調為本，養生以少惱怒為本，事親以得歡心為本，居家以不晏起為本，立身以不妄語為本，做官以不要錢為本，行軍以不擾民為本”。

青年毛澤東之所以獨服曾國藩，除了他自己對曾的理解之外，梁啟超在《曾文正公嘉言鈔序》中對曾國藩的評價，毛澤東亦十分認同：“曾文正者，豈惟近代，蓋有史以來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豈惟我國，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然而文正固非有超群絕倫之天才，在並時詩賢傑中，稱最鈍挫；其所遭值事會，亦終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所成就震古爍今而莫與京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於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歷百千艱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鑠積寸累，受之以虛，將之以勤，植之以剛，貞之以恆，帥之以誠，勇猛精進，堅苦卓絕，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毛澤東在其後的文稿中，曾引用過這段對曾國藩的評價。

除梁啟超外，毛澤東的老師，後來成為他的岳父的楊昌濟先生，對他也有很大影響。楊昌濟非常敬佩曾國藩、譚嗣同、梁任公諸人，曾以曾、梁為例勉勵毛澤東，這在他的《達化齋日記》中有記載。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記中有一段這樣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僅隔一山，而兩地之語言各異。……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餘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

毛澤東沒有辜負導師和岳父的期望，他開始對曾國藩的著作下工夫研究，特別是對曾國藩推薦的作者以及其所著的文章，他尤其在意。怎樣讀書？讀哪些人的書？毛澤東先在曾國藩的言論中找答案，曾國藩在《聖哲畫像記》中談了自己對讀書的看法。他說：“書籍之浩浩，著述者之眾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餘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為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鶩，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具體讀哪些人的文章，曾國藩在文末又說：“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範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三人。俎豆謦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展開了講，這32人依次為：周文王、周公旦、孔丘、孟軻、班固、 司馬遷、左丘明、莊周、諸葛亮、陸贄、范仲淹、司馬光、周敦頤、程顥程頤兄弟、朱熹、張載、韓愈、柳宗元、歐陽修、曾鞏、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許慎、鄭玄、杜佑、馬端臨、顧亭林、秦蕙田、姚鼐、王念孫。程包括程氏兄弟，實為33人。所謂“聖哲”，就是文才與聖德並列，這是曾國藩選擇的標準。毛澤東對曾國藩推薦的33人非常認同，他認真地翻閱了這30餘人的事蹟、功業和文章。在他的《講堂錄》中，寫下了關於這些“聖哲”們的記載。從此以後，讀這些人的文章，成了他一生的追求，在毛澤東的菊香書屋，這30多人的著名均擺列在書屋周圍，終生研讀。

曾國藩的學問博大精深。他一生尊奉程朱理學，以“理”為世界萬物之本，同時又重視經國濟世之學。他研究理學，又酷愛文學，研究韓非子、莊子幾乎成癖。他的治學方法兼收幷蓄，豁達大度，尊奉儒家，又出入百家，自成一格。其為人行事，講究誠、實、勤、敬，治身要勤，齊民要嚴，做事要實事求是。在倫理修身方面，曾國藩講求人生理想、精神境界，以及道德修養、自我完善的一些做法，這與毛澤東的追求頗為契合。“剛”，是曾國藩倫理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他認為做人應以“懦弱無剛四字為大恥，故男兒自主必須有倔強之氣”。這與青年毛澤東“善於鬥爭”的個性頗有相似之處。在《講堂錄》之中，毛澤東透過比較左宗棠和曾國藩，認為曾高於左。他寫道：

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諸葛亮)範希文(范仲淹)，後為孔孟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是也。宋韓範並稱，清曾左並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範曾辦事而兼傳教之人也。

這裡所說的“辦事”，指建立功業，“傳教，指思想學說可以傳授後世。在毛澤東看來，正如在宋朝范仲淹要高過韓琦一樣，在清代曾國藩要高過左宗棠。范仲淹和曾國藩都是 “辦事而兼傳教之人”，毛澤東認為曾國藩是一位既建立了功業，又在思想文化上影響後世的“大家”。

曾國藩曾編有一部《經史百家雜鈔》，毛澤東對它評價極高。他認為此書“碉群籍而抱萬有”，“盡掄四部精要”。曾國藩的這些話，毛澤東認為是“金玉良言”，如他曾在致友人的一信中提到了曾國藩書中的一段話：“凡人作一事，便須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見異思遷，做這樣想那樣，坐這山望那山。人而無恆，終身一無所成。我生平坐犯無恆的弊病，實在受害不小。當翰林時，應留心詩字，則好涉獵他書，以紛其志。讀性理書時，則雜以詩文各集，以歧其趨。在六部時，又不甚實力講求公事。在外帶兵，又不能竭力專治軍事，或讀書寫字以亂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無一成”。可以說，毛澤東簡直把這段話當成座右銘，時常檢視自己，也用這些思想要求官員。

毛澤東認為曾國藩能成個“聖人”，不僅因他是一個文人，還是一個軍事家。在領軍作戰時，曾國藩善於鼓動士兵，重視精神教育，用傳統的封建文化綱常倫理來陶冶維繫軍心，以忠義血性、親子師友關係用將帶兵。1911年，湖南籍著名將領蔡鍔曾編有一本《曾胡治兵語錄》，毛澤東曾認真認真研讀過這本軍事理論書，吸取其精華，如愛民、愛兵、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即精神教育)等。例如，曾國藩曾有《愛民歌》:“三軍個個仔細聽，行軍先要愛百姓。第一紮營不貪懶，莫走人家取門板。莫拆民房搬磚頭，莫踹禾苗壞田產。莫打民間鴨和雞，莫借民間鍋和碗。莫派民夫來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飯。築牆莫攔街前路，砍柴莫砍墳上樹。挑水莫挑有魚塘，凡事都要讓一步。……軍士與民如一家，千記不可欺負他。日日熟唱愛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看這內容，一下子就讓人想起了軍隊僅次於“軍歌”，人人會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當年在井崗山開展土地革命時，毛澤東為紅軍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及建國後製定的《黨政幹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都不難看出借鑑與被借鑑的關係。

毛澤東晚年還說曾國藩是“地主階級最厲害的人物”，可以說，曾國藩在一些方面深深影響了年輕時的毛澤東。但是，毛澤東並沒有停留在“獨服曾文正”的階段，而是與時俱進，隨著他帶領黨和軍隊對建立人民政權的認識，特別在五四運動中接受了先進科學的馬列主義，逐漸拋棄曾的一些封建影響，逐步成長為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為中國人民的翻身解放建立了豐功偉績。曾國藩對偉人毛澤東深具影響的思想，對普通人來說，在修身養性、為人做官、求學教子等過程中，更具有重要價值和積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