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治國才能只是中等，謀略也不是太高，加上北宋重文輕武、猜忌打壓防範武將，削弱他們的兵權、想鞏固自己的皇權。結果反而適得其反、事與願違，導致宋朝出現冗兵冗費現象。

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趙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趙恆第六子，母為李宸妃。早年曆封慶國公、壽春郡王、升王，官中書令。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趙禎於汴梁皇宮駕崩，享年五十四歲。據《宋史》記載，趙禎駕崩的訊息傳出後，“京師（汴梁）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

天禧二年（1018年），趙受益進封升王。同年九月丁卯日（1018年10月19日），趙受益被冊封為皇太子，賜名趙禎。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趙恆逝世。年僅十三歲的趙禎即皇帝位，由皇太后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代行處理軍國事務，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去世，才開始親政。

諫臣屢屢犯顏直諫，甚至唾沫都飛濺到趙禎臉上。但趙禎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未予以怪罪。

趙禎一朝還出現了“求之千百年間，蓋示一二見”，在《岳陽樓記》中唱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以及倡導文章應明道、致用，領導北宋古文運動的歐陽修。

誰說趙禎很有能力的？趙禎有一個優點是很多人比不了的，很清楚自己能吃幾碗乾飯，所以從慶曆新政失敗後再也沒有開拓精神和勇氣

宋仁宗能力是比不上他前面的三位帝王的，而且他的帝王之術，也就是平衡之術，到後期沒有處理好，為後來的大宋黨爭留下了伏筆。他個人能力不是特別強。

歷史的侷限性造成的；比如，通訊不發達的原因、交通不發達的原因、人的惰性的原因、利益集團的利益爭奪等原因；即使是現在，我們身邊冗員冗兵現象不是也一樣嗎？有改變嗎？有的只是換了個馬甲而已！

很多問題是從宋太祖時期制定國策時，沉澱下來的問題。體制的弊病，有時候也是歷史發展繞不開的客觀規律，我一直在想，有時候讀史分析的時候，是否應該完全客觀評價，畢竟在某些特定時刻特定背景下，用後來人的眼光去說對於宋仁宗。我個人認為他也具有專制統治者所難以避免的弊病。比如他在親政之初，有時候也聽不進不同的意見，決策上也有重大失誤，造成內政和外交的被動局面；在慶曆革新中缺乏足夠的信心和耐心，沒有擺正對待“朋黨”的態度，革新終止後迅速退回改革前的舊有體制；晚年因循持重的政風又佔據政壇主流等。仁宗也有性格上的侷限，最為顯著者是他的多疑，范仲淹在仁宗朝的起起落落，實際上也與仁宗多疑的性格有關，比如他雖然很早就認同范仲淹的忠直，但總是懷疑范仲淹“嘗有疏乞廢朕”，這也無形中影響了范仲淹在仁宗朝的政治命運。宋代不是特務政治盛行的時代，但仁宗雖然足不出皇宮，他也有自己特殊的資訊獲得渠道，宦官在一定程度上擔任了他的耳目，這也使他的決策難免受到影響。對已經出外的大臣，仁宗也不總是放心。如名臣富弼、杜衍也曾受到仁宗的懷疑。用而不能盡其能，信而不能持其久，這大概也是仁宗政壇最大的問題，也為和諧文人政治的顛覆，埋下異質的種子。仁宗堅持的“異論相攪”政治原則，雖然人們至今對此褒貶不一，但它確實成為“和而不同”文人社會構建的重要前提。所謂“和”，正是體現在“不同”之中，是矛盾的穩定體。沒有異論不見得就是一個和諧的社會，而恰恰可能隱藏更大的危機。但從更長的歷史發展時段來看，文人黨爭政治雖盛於元祐，仁宗朝“慶曆黨議”確實有以啟之，餘風所及，也影響了後世文人政治格局的黨議。

對於從趙匡胤期間就為後續產生的問題，宋仁宗的能力及當時朝代的侷限性。是不能解決的。

宋仁宗時期，由於父親真宗趙恆和遼訂了擅源之盟，換來了盡百年和平，主要是和西夏之間的戰鬥。仁宗時期，兵精將廣，派往西北邊境和西夏戰場的有範中淹，韓棋，狄青等名將，也把西夏打的落花流水，當時邊境上還有遲家軍，姚家軍，還有種志恆領導的宋朝的王牌軍。總之兵力是很強的。

但西夏人不象遼人，奸咋反覆，出爾反爾，從不講信用，常以優勢兵力實破宋軍一個點，所以也打過勝仗，有幾次把宋軍幾乎全殲。1044年，宋夏訂立和約，李元昊停止稱帝，歷時7年宋夏之戰終於結束了！

首先說，宋仁宗是否真的有治國的大才。

歷史上的皇帝，。最上檔的，比如唐太宗，漢武帝這些都是雄才大略，他們可以利用手上的資源統御天下，平定天下。最下等的比如齊後主、陳後主之類的，只知享樂，政治上毫無建樹。宋仁宗肯定是不屬於這兩類皇帝，宋仁宗屬於平庸型的皇帝。如果用現在的話說，他就是人群中99%的“中人”裡的一個。

宋仁宗在執政前期受制於皇太后劉娥，在皇太后10年的執政時間裡，宋仁宗忍氣吞聲，直到最後皇太后非要穿一次龍袍才能還政他也沒有意見。執政中期受制於大臣，慶曆年間，范仲淹主持慶曆新政，得罪了很多守舊派大臣，於是遭到各種攻擊，說他是朋黨之類的。宋仁宗沒有選擇全力的扶植新法，最終慶曆新政半途而廢。面對大臣們的勾心鬥角，宋仁宗更多的態度是抹稀泥，維持表面和平。但是要說他有什麼讓人亮眼的政治舉措，那還真是伐善可陳。執政的末期，宋仁宗有病昏聵，口不能言，死的也非常早。

對外的軍事，宋仁宗更是一塌糊塗。宋夏之間的三場敗仗，好水川、三川口、定川砦都發生在他的統治時期，宋仁宗看著西夏作大無可奈何，最後還是給歲幣平事。雖然不是宋仁宗親自上戰場，但是他在指揮員的選擇上也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

由此看來，宋仁宗本身的能力真的是乏善可陳。為什麼在歷史上名聲這麼好，最主要的就是因為這個人不瞎折騰，他懂得讓自己的臣民得到休息，懂得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蔡襄說他“寬仁少斷”是一點兒錯兒都沒有。

咱們再來談談第二點，就是冗兵冗費的問題。

傳統史學家也把這個罪過歸於宋仁宗，這主要是得自於司馬光的觀點。司馬光認為宋仁宗為了在西北打仗，大量徵兵，不顧兵員素質，人多了戰鬥力反而下降了。但是我覺得這個回答無法讓人滿意。

首先說，宋朝的徵兵目的和保家衛國關係不大，只是想給流民們一個職業，給他們一口飯吃。所謂豎起招軍旗，自有吃糧人。既然是餬口的職業，訓練也就稀鬆。這樣的兵，自然沒有啥戰鬥力可言。這種畸形的徵兵方式並不是始於宋仁宗，只是到他這裡更嚴重而已。

至於冗費，得先提到冗官。冗官的形成，其實也和皇帝的恐懼是分不開的。宋朝之前的五代十國，中華一片大亂，究其原因就是地方官員權利太大。宋朝為了改變這一情況，便把一件事情拆開來給好幾個官員負責，這樣確實能很好的限制官員專權，權利分散了，誰也都就都不能對抗中央了。當然這種。但是造成的後果卻是行政效率低下。

既然冗兵冗官盛行，自然跟著就是冗費。每年不事生產的軍人要吃飯，雜七雜八的官員要俸祿，中央開支自然就大了，冗費也就自然而然的形成。

總體來說，造成宋朝的“三冗”的原因是宋朝皇帝對於軍隊和專權的恐懼，以及文官政治的推波助瀾。全怪到宋仁宗頭上，有些不太公平。

自‘杯酒釋兵權’以來，有宋一代為避免重蹈唐代滅亡的覆轍，在官和兵兩方面都進行了精心的收權和分權的工作。

1、冗兵：軍隊成為政府招降納叛、安撫起義民眾的工具，勢必造成軍紀渙散，軍隊戰鬥力下降，導致北宋對遼國、西夏等對外軍事頹勢。

宋朝對兵權的集中十分重視，不僅禁軍受皇帝直接指揮，精兵往往收歸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約武官，所有涉及兵權的官員，輪換頻繁，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訓練鬆懈，戰鬥力低下。

不湊巧的是，夏遼等國則在同一時期相當強大，為解決此問題，宋所採取的政策是增兵，但實際戰鬥力卻沒有什麼提高，於是再戰敗，於是再增兵，形成惡性迴圈。

宋代初期採取的是募兵制，即百姓出錢，政府招兵(這實際上是當時條件下為提高戰鬥力，使軍隊職業化，訓練系統化的一個必然，可惜的是，在不合理的兵制下，這些兵往往全無戰鬥力而成為地痞流氓逍遙自在所在)，後因太大的經濟負擔，不得已又部分採取了徵兵制。

宋太祖時候軍隊12萬人，太宗時增加6萬人，為18萬，真宗執政部隊激增到40萬人，到宋仁宗時候翻倍達到80萬軍隊，應該說軍隊膨脹的速度是比較快的，國家的負擔也是成幾何倍數增長。

2、冗官：各級之間雖然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牽制，但是文官制度的行政效率明顯下降，巨大的官俸支出也造成財政負擔。

唐代每屆取進士三四十人，宋朝動輒四五百人。

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總計竟達一萬七千三百人。宋朝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階，並領取俸祿。

宗室之外，其它旁支、異姓、門客，都可以得蔭補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官僚隊伍。

在官吏制度上，為防止出現朋黨之爭的重演，在官衙設定上強調使各機構互相不通氣，互相制約，在中央政府中，分割了宰相的權力，宰相只負責中書省(所謂‘中書主民’)，另設樞密使(樞密院長官)主管兵權(只有奉旨發兵的權力,無權實際統率軍隊)，而主財的三司也不需要向宰相負責,而是直接向皇帝負責。

宰相之下還有實為副宰相的‘參知政事’，進一步對相權形成制約，在地方官的任命上，任命必須出於朝廷為其一，多用文官為其二，幾乎重要的州府都有皇帝直接派出可以直接向皇帝奏事的通判為其三，使地方官的任何離心行為都需要冒比唐代大得多的風險。

而且，官，職分離，有官不一定有權，官職在多數情況下只代表俸祿的多少，而權力往往以臨時任命的方式授予必須的官吏。最後，地方財政由中央直接派遣的轉運使主管，從人，財兩方面遏制了地方的尾大不掉，同時也必然造成了大量的冗員，同時，由於三年一升遷制度的普遍實行，使‘但求無過,不求有功’的冗員數量無限擴大，這一切，造成三冗之首。

3、冗費：增大了國家行政成本。人增加了，費用也就增加了。唐代府兵制在宋代不再實行，改為招募。這樣擴充了兵源，但也相應增加了成本。

冗兵、冗官、帶來了巨大的財政支出，加上戰場上一連串的失敗，形成冗費。

宋仁宗有沒有能力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宋仁宗趙禎，一個被“仁”字貫穿一生的皇帝。

“仁”就是對帝王的最高評價！“為人君，止於仁。”《宋史》這樣評價讚美仁宗及其盛治：“（仁宗）在位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慶曆新政中，他堅決支援范仲淹、富弼、韓琦等人的“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一攬子改革計劃，陸續以詔令的形式頒行全國。之後，雖然受到守舊派的阻撓而將范仲淹、富弼等人調出京城，但仁宗皇帝並未停止改革，而是重新啟用能夠體察聖意的文彥博為相併以更加務實的態度推行新政，還提拔了王安石進入政治權利中心。

他為了改革當時國家以就積累了很久的歷史積弊和國家政治機構裡邊的一些融雜的狀況，是廢除了非常多的不好的政策的同時，也是進行大膽實施慶曆新政的第一人，雖然說慶曆新政失敗了，但是宋仁宗一顆為國家而盡心的方法，並沒有讓人能夠遺忘。

清平樂仁宗劇照

仁宗的厚道是出了名的。例如：有年京師地震後發生瘟疫，他下令打碎宮中僅有的兩隻通天犀角，碾成粉給百姓吃，大臣勸阻說這是皇帝最喜歡的寶貝，怎能打碎給下民？趙禎卻說我的百姓處在災難之中，我要這寶貝有什麼用？

仁宗的務實作風。他率先打破了百姓居住的“坊”和交易的“市”的界限，使東京開封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城市。在民生和皇權孰輕孰重的問題上，趙禎和大臣們不僅同意坊市合一、又解除了宵禁制度，逐漸形成了夜市和曉市。

京城裡設立了觀火樓和消防隊，包拯權知開封府時還親自處理了權貴在河道亂搭亂建現象。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在他的治下，大宋王朝文風鼎盛，俊才雲集，名垂千古的文人佳士差不多都產生在這個時期。

仁宗皇帝性情寬厚、不事奢華並能夠約束自己，被後世譽為“聖明有道唐虞世，日月無私天地春”，受到了歷代歷史學家與政治家的稱讚！

人的能力只能對現下已有的問題進行處理，卻不能對長期遺留性的問題進行根除。

宋朝趙匡胤造反起家，猜忌武將，不敢重用武將，為了國家的穩定和自己的名聲，提出了“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口號。

機構臃腫，官僚成風，官僚地主壓迫百姓，民不聊生為了吃飯只能當兵，這是祖製造成的！宋仁宗只是個混吃等死的主，沒有霹靂手段更改制度。

有宋一代為避免重蹈唐代滅亡的覆轍，在官和兵兩方面都進行了精心的收權和分權的工作。

1、冗兵：軍隊成為政府招降納叛、安撫起義民眾的工具，造成軍紀渙散，軍隊戰鬥力下降，導致北宋對遼國、西夏等對外軍事頹勢。

宋朝對兵權的集中十分重視，不僅禁軍受皇帝直接指揮，精兵往往收歸中央，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約武官，使‘兵不識將，將不識兵’，訓練鬆懈，戰鬥力低下。

2、冗官：各級之間雖然形成了一定的相互牽制，但是行政效率明顯下降，巨大的官俸支出也造成財政負擔。

唐代每屆取進士三四十人，宋朝動輒四五百人。

公元991年，朝廷取士總計竟達一萬七千三百人。宋朝對宗室、親信弟子特為優寵，隨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歲便可以授官，並領取俸祿。

宗室之外，其它旁支、異姓、門客，都可以得蔭補官，每年成千上萬的人湧入官僚隊伍。

3、冗費：增大了國家行政成本。唐代府兵制在宋代改為招募，大大增加了成本。

冗兵、冗官、帶來了巨大的財政支出，加上戰場上一連串的失敗，形成冗費。

宋仁宗有沒有能力那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歷史上的皇帝，最上等的，比如唐太宗，漢武帝這些都是雄才大略，他們可以利用手上的資源統御天下，平定天下。最下等的比如齊後主、陳後主之類的，只知享樂，政治上毫無建樹。宋仁宗肯定是不屬於這兩類皇帝，宋仁宗屬於平庸型的皇帝。

宋仁宗在執政前期受制於皇太后劉娥，在皇太后10年的執政時間裡，宋仁宗忍氣吞聲，直到最後皇太后非要穿一次龍袍才能還政他也沒有意見。

執政中期受制於大臣，慶曆年間，范仲淹主持慶曆新政，得罪了很多守舊派大臣，宋仁宗全力的扶植新法，最終慶曆新政半途而廢。面對大臣們的勾心鬥角，宋仁宗更多的態度是抹稀泥，維持表面和平。

對外的軍事，宋仁宗更是一塌糊塗。宋夏之間的三場敗仗，好水川、三川口、定川砦都發生在他的統治時期，宋仁宗看著西夏作大無可奈何，最後還是給歲幣平事。

綜上，宋仁宗本身的能力真的是乏善可陳。其在歷史上名聲這麼好，最主要的就是因為這個人不瞎折騰。

面對冗官、冗兵的狀況，宋仁宗任用范仲淹等人實施改革，史稱"慶曆新政"。最終改革失敗了，分析失敗原因:

朝廷統治的傳統勢力強大。

在宋仁宗統治的時期，北宋社會正處於矛盾重重的社會中，北宋內部自身受到階級之間的矛盾衝突的影響，同時外部還需要受到來自眾多民族地區的侵略和干擾，進一步加深了北宋與少數民族地區之間的民族矛盾衝突，這內部和外部的雙重社會矛盾衝突，一直影響著北宋社會的穩定。這樣的動盪社會背景下，表明上為范仲淹進行新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環境條件，但是事實上，北宋自身的傳統統治勢力還是十分的強大。

根據當時的北宋時期的經濟統計狀況的資料，雖然北宋的官員部門在財政方面的支出顯得空虛，但是統治者所掌控的財富數量卻是十分龐大的，因此統治者控制下的北宋朝廷，實際上能夠保證北宋朝廷的收支平衡的，甚至很多情況下還會存在剩餘。

宋朝統治者之所以如此管理，也是按照傳統的統治方式，來維護自己的權力。范仲淹為代表計程車大夫階層只能夠對於官員部門的財政進行統計，但是對於統治者自己的從財富是無從得知的，這也造成范仲淹只看到了表面上的國庫空虛，因此他所提出的改革措施並不是符合宋朝的實際情況的需求的，他所看到的宋朝財政困難只是傳統統治下的一種方式，並且這種方式是為了維護君權而不能被改變的，因此范仲淹的許多措施無法被實行，慶曆新政也就只能以失敗告終。

因循守舊思想在宋朝根深蒂固。

很多情況下，因循守舊的思想會阻礙社會的進步，使得國家和社會停滯在原地沒有發展，李燾在《續資治通鑑長編》中記載：“人人因循，不復奮勵。”范仲淹等改革者也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也要採取措施革新社會面貌，但是范仲淹卻忽視了一點，因循守舊的社會風氣確實是宋朝社會中所存在弊病，但是同樣這也是他們在進行革新當中的一個重要的阻力，他們沒有意識到這種思想對於他們推行的革新的不利影響。

當時宋朝的朝廷對於官員的待遇是十分優越的，在這種環境下，大部分官員都不願意再進行改革，他們同樣也在享受宋朝的優渥待遇，同樣遵循著因循守舊的思想，整個宋朝都按照傳統的方式進行下去。在這樣的情況下，范仲淹要想對於國家進行改革創新，自然就會引起這些因循守舊思想的人員的反對，他們不願意打破現在這安逸的生活，慶曆新政遭到了大部分人的反對，也就很難實行下去。

慶曆新政的改革促使準備不充分。

范仲淹作為慶曆新政主要改革者，他自身是具有一定的改革能力的，並且他對於當時北宋社會中存在各種弊病也能夠比較明確的找出來，宋祁在《景文集》中記載：

大有三冗，小有三費，以困天下之財。

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北宋的腐朽吏制。因此范仲淹針對於當前宋朝的腐朽吏制提出了相應的革新措施，確實是正確的選擇。

但是宋朝的吏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年，有著十分牢固的統治基礎和統治力量，范仲淹只是看到了吏制存在弊病，卻忽視了吏制背後的強大阻力，對於吏制的改革並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夠完成的，必須要有充分的準備措施和強大的改革力量的支援，才能夠真正將吏制進行變革。范仲淹想要僅僅憑藉幾份奏摺就將這一弊徹底的革除，如此倉促的準備顯然是不可能的。

新政政策推行過快。

范仲淹在進行慶曆新政的革新措施當中，每一項政令都是透過宋仁宗進行頒佈的。由於宋仁宗作為一個國家的統治者，在釋出政令方面號召力最大，並且能在較短時間內傳到全國的通知領域當中。

因此范仲淹當時將各種新政的改革措施在幾個月的時間內就全部頒佈下去，並且傳達到全國各個地方。這顯然，對於一直以傳統思想作為主要思想的民眾來說具有很大的挑戰性和不理解性，這樣就造成了新政在實行過程中，受到了來自多方面的阻力。並且許多新政措施，由於官員和地方百姓的不理解，使得新政在是實行過程中沒有被真正落實，或者被官員和人民隨意的進行了曲解，使得新政措施沒有展現出真正的改革效果。

雖然范仲淹也認為措施的改革是需要有先後順序，循序漸進的，他的政令也確實按照一定的順序頒佈的，但是由於每一項措施之間相隔太短，前一項措施剛落實，還沒有展現出其作用，後一項改革措施就要接著頒佈實行，如此急於求成，很難使得新政獲得成功。

新政的執行機關執行不當。

新政的改革最重要的就是進行措施的執行，因此執行機關的選擇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改革能否成功，但是范仲淹在執行新政措施的時候，范仲淹本人時在京城當中，只是選派了幾個比較有能力的人到各地進行官吏的調查，對於上報上來的官吏名單進行核對，對於范仲淹認為的才不勝任的官員，就直接派官員來代替他。

在范仲淹選派好上層的官員之後，剩餘的官員則由這一層官員自己進行任命。這種措施要想整頓當時腐朽的吏制，很顯然是不可能實現。

范仲淹作為新興的改革家，他的思想確實是正確的，范仲淹本人也確實具有改革的才能，但是范仲淹對於宋朝的環境判斷失誤，沒有真正意識到宋朝的狀況，改革措施不符合宋朝實際發展的需要，是造成慶曆新政失敗的根本原因。

我認為，仁宗皇帝，絕對不是你說的那麼有能力，他不是唐宗宋祖、也不是康熙劉邦；但也絕對不是南唐後主、陳朝末君！他，就是一箇中人之姿，後人以之為“仁”，說的是他的寬厚仁和、敬臣愛民！而絕對不是說他有能力！至於“冗兵冗費”問題，開始並不起源於仁宗，但是他也沒有任何能力改變這一狀況，下面我仔細說一下仁宗時代的“冗兵冗費”問題！

大宋仁宗

首先，我們看一看“冗兵冗費”問題的起源！“冗兵冗費”是大宋“三冗”問題的其中之二，另外一個就是“冗官”，這三個合起來就是宋朝“三冗”，貫穿整個大宋王朝的始終！

“三冗”問題開始於宋太祖趙匡胤時期！趙匡胤本是後周禁軍大將，“黃袍加身”之後成為大宋天子，為了杜絕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在後世繼續發生，他除過廢除“殿前都點檢”職位、“杯酒釋兵權”解除了禁軍將領們的統軍之職後，還設定了專門的軍事制度！

黃袍加身

趙匡胤將禁軍的領導機構改為殿前司和侍衛司，將帶兵權分別給殿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統兵權與調兵權分離，大權統歸皇帝！這個出發點是好的，但是為了維持這個禁軍制度，大批的兵將就少不了，太祖時期，禁軍才20萬左右，可是到了仁宗時期，竟然突破了100萬，這就是所謂的“冗兵”，而維持如此多的軍隊，就務必要用大量的錢財支援，加之皇帝還因為維持權力制約平衡在朝廷設定了大量的官和吏，往往幾個人管一個事，效率低下不說，還嚴重影響著國家的財政！“冗官”和“冗兵”直接導致了“冗費”，當然，這只是產生“冗費”的一個方面而已！

宋朝兵將

其次，我們看一看宋仁宗時代的“冗兵冗費”問題！仁宗時期，“冗官”“冗兵”現象持續增加，為了應付西夏和境內大大小小的起義，仁宗大肆招兵，將禁軍突破到了100萬；一次幾千人的科舉錄官，更加讓“冗官”現象成為大宋之瘤！而持續上漲的“冗官”、“冗兵”，加上送給大遼和西夏的歲幣，讓仁宗時代的“冗費”問題比之後代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朝科舉

宋仁宗在位，和西夏一共發生了三次大型戰爭！分別是三川口、好水川、定川之戰，這三次戰爭大宋要麼是知州無能，要麼是將領輕進，無一例外，全部失敗且全軍覆沒！

無奈，仁宗只能花錢換和平！慶曆四年，宋夏和議，宋每年送給西夏銀5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以後遇有相關節日，還要再次奉送！

西夏地圖

送給西夏、遼朝的歲幣，加上支付給禁軍和大量官吏的俸祿、賀銀以及維持朝廷運轉、天災人禍，讓仁宗朝的“冗費”成了無法扭轉的時代烙印！

仁宗雖然是一代仁君，但是對於“二冗”問題，不僅沒有解決（當然也解決不了），還讓這種情況加劇，從而簡接的影響了北宋的軍力、財力，最終導致了“靖康之恥”的發生！

宋仁宗與其他帝王形象有所不同的，沒有那麼強勢霸氣，很像我們小家小戶的大家長、長哥哥。

宋仁宗從小飽讀詩書，性情儒雅柔和，有風度、有氣質，有氣度，很像一個儒家大學士、江浙一帶的儒商大佬。

誰也無法否定:唐宋八大家有六位出現在仁宗一朝；世界第一張紙幣誕生；活字印刷術也出現在宋仁宗時代……

人文、科技、金融竟鍾情於宋仁宗，光耀千秋的巨擘全然彙集於他在位的幾十年。如果穿越，便去仁宗時代，覺得很好。

全國禁軍連同廂軍到仁宗慶曆年間擴充到一百二十五萬多，如此多脫離生產的軍隊，鉅額軍費支出。

皇帝舉行各種祭祀活動、修建豪華佛寺宮觀等開支……

宋代推行重文輕武政策，以致文人理軍事。士兵素質低下，戰鬥力弱，又都不願退役。冗兵充斥對外屢遭敗績。

當官的多，小兵卒多，肯定冗官冗兵冗費了。宋朝兩次改革都無法挽回局面。

最後老編覺得:當大當家的不容易呀！必須德才兼備，智勇雙全，能文善武……有大才、有大仁、有大勇、有大智慧……

大家覺得呢？

歷史上沒有人說宋仁宗是一個有能力的皇帝，只說他是一個仁慈寬厚節儉的皇帝。

冗兵、冗費現象是宋朝立國時就從制度上埋下了隱患，不是宋仁宗造成的，也不是他的魄力可以改變的。

宋仁宗幾乎是中國歷史上最優秀的守成之君，他在位期間，勤政愛民，禮遇大臣，給後世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政治資產，也給文學家留下了豐富的創作想象空間。歷史學家認為，他的執政，極大的增強了宋朝的合法性，培植了之後宋朝二百年的生命力。

他最難能可貴的是，在位時間雖長，後期也沒有昏庸。

但他不是開拓之主。

宋仁宗趙禎（1010年－1063年），宋真宗趙恆第六子，母為李宸妃。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乾興元年（1022年），趙禎即位，時年13歲。他在位初期，由劉太后垂簾聽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才開始親政。在位中期爆發第一次“宋夏戰爭”，經三年交戰後，雙方簽訂“慶曆和議”。期間，遼國趁機以重兵壓境，逼迫宋廷增輸歲幣，史稱“重熙增幣”。慶曆三年（1043年），趙禎任用參知政事范仲淹等開展“慶曆新政”，企圖遏止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及“三冗”現象，但因反對勢力龐大，改革旋即中止。嘉祐八年（1063年）崩逝，享年54歲，在位42年，為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廟號仁宗，葬於永昭陵。

趙禎在位期間，北宋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宋史》贊曰：“《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史家將其在位時期稱讚為“仁宗盛治”。

宋仁宗在歷史上留下了極好的名聲。

王安石說：仁宗在位，歷年最久……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此寬仁恭儉，出於自然，忠恕誠愨，終始如一之效也。

蘇東坡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

範祖禹說：仁宗愛人物之心，在位四十二年，未常一日而忘其誠……廟號曰仁，不亦宜乎。

秦檜說：慶曆、嘉佑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

脫脫等在《宋史》中評價：①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一遇水旱，或密禱禁庭，或跣立殿下……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有以培壅宋三百餘年之基。子孫一矯其所為，馴致於亂。②宋之廟號，若仁宗之為“仁”，孝宗之為“孝”，其無愧焉，其無愧焉！

李贄認為趙禎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

王夫之在《宋論》中說：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乾隆帝曾說，他最佩服三個帝王，的祖父康熙、唐太宗、宋仁宗。

宋仁宗最突出的特點是能夠容人，不論賢能還是奸邪，他都能夠包容，史稱“眾正盈朝”。

鄒智評價說：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夏辣懷奸挾詐，孤負任使則罷之；呂夷簡痛改前非，力圖後效則包容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抱才氣有重望，則不次摺之。故能北御契丹，西臣元昊，而慶曆、嘉佑之治號為太平，未聞一任一疑可以成天下之事也。

這和善於用人還是有區別的，他用范仲淹改革，時間很短就半途而廢。

也有人對他進行了客觀的評價。

周正夫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秦篤輝說：仁宗之弊，患在廢弛。

蔡東藩說：仁宗之駕馭中外，未嘗不明，而失之於柔……仁宗以仁稱，吾謂乃婦人之仁，非明主之仁。

中華民族幾千年多災多難，這樣的好皇帝太少了。

宋仁宗的能力是文人吹出來的，讀歷史就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只要是能力一般，聽臣子話，沒有自己想法的皇帝，如宋仁宗明仁宗明孝宗等基本上都被文人們大吹特吹一番，像秦皇漢武唐宗宋祖明太祖明成祖這樣能力超強，功績突出，但是個性很強的皇帝，都是譭譽參半。而像隋煬帝明武宗這樣個人能力一般，又沒啥功績，還想幹大事，還不聽話的皇帝就屬於往死裡黑的物件了。至於清朝的皇帝，一方面文人被馴服了，另一方面皇帝也被馴服了，結果就是文人們拼命吹捧，而皇帝也成了皇權制度裡的乖寶寶，看似皆大歡喜，實則皇帝和臣子都像演員一樣，只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還是明君的演明君，該是忠臣的演忠臣，每個人都沉浸在自己戲劇中的世界裡。至於現實如何？國家如何？世界如何？反而沒人關心了，結果就是1840年後我們被慘虐了一百多年。所以評價一個皇帝關鍵還是看他的所作所為對於當時和後世的綜合影響，這樣才比較客觀。

我回答問題，宋仁宗治國理政不能算雄才大略，只能說是仁義治國，不爛殺大臣，不好戰征服，以提高民眾生活為主，因此創造了興盛奇蹟，所以帶動文化乖文明興起，這也就是我們講的韜光養晦。

首先宋仁宗以“仁”知名，並不是以多出色的治國能力而聞名。其次北宋出現冗兵、冗費還有冗官這三冗現象並不是從宋仁宗親政後出現的。宋仁宗面對這些情況也進行了名為“慶曆新政”的改革，但是並沒有解決問題，慶曆新政也半途而廢。

首先介紹冗兵、冗費是什麼，以及為什麼會出現冗兵、冗費：

冗兵

1、冗兵造成嚴重的國家財政負擔。

冗兵就是士兵的數量太多了，為什麼士兵會這麼多？

從宋朝立國開始，宋太祖用杯酒釋兵權，收了地方政府各武將的兵權，改由中央政府養兵、管兵、練兵、調兵，徹底解決了藩鎮之弊。不但如此，國家僱傭職業軍人服兵役（禁軍）+僱傭普通人員服勞役（廂軍）減少全體國民的沉重的兵役負擔，使得更多人能從事生產，這是偉大的歷史的進步。同時國家財政也要負擔龐大的軍費。

宋的首都開封處於平原地帶，無險可守，北方契丹胡馬三天就可以到黃河岸邊。為了防備契丹，首都東京汴梁需要大量的禁軍進行拱衛。另一方面與西夏接壤的幾個地區互相不能呼應，每個區域都只能獨立面對西夏進犯，所以需要大量軍隊保護本路的邊境安全。所以從真宗、仁宗兩朝開始開始大規模增兵。據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記載：

三司使王拱辰所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真宗)時四十萬”——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宋仁宗慶曆年間增至禁軍八十萬，加上廂軍四十五萬，共計一百二十五萬。

各時期大宋禁軍人數

大宋是歷代最富裕的王朝，財政收入遠邁漢唐，甚至超過後來的元明清。據北宋管理財政的三司使蔡襄記錄，財政總收入的六分之五都用於軍費上，冗兵極度消耗著國家財政資源。

北宋三司使蔡襄奏·“天下六分之物，五分養兵。”——《忠惠集》卷一八《國論要目·強兵》

2、為什麼會冗兵

為什麼需要這麼多計程車兵？而且這麼多士兵怎麼還打不贏西夏？其實大宋除了正常軍事需要進行招兵外，也經常在災年為了防止災民動亂，將青壯年招入軍中。但士兵數量膨脹最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吃空餉”問題，因為名義上大宋一百二十五萬士兵只是兵籍數量，實際數量並沒有這麼多。存在大量的空額，武將集團透過這些空額掏空了國家軍費。

“吃空餉”是指武將利用虛構計程車兵名單獲取軍餉，從而中飽私囊。比如一萬人的部隊實際只有六千人，剩下四千人是虛構的，用來領朝廷的軍餉。有空餉就代表士兵的實際人數和兵籍冊上的人數是不相符的。

比某禁軍，聽說三千敵軍來襲，便點出五千兵馬迎戰。可上了戰場，卻發現五千兵馬是兵籍冊上的數量，實際只有三千多士兵，再去掉其中老弱病殘的，就只剩下不到二千。那還打什麼戰？

北宋建國初期軍隊“吃空餉”問題並不嚴重，但到了宋仁宗一朝，軍隊中吃空餉現象已經非常普遍了，腐蝕著大宋的軍事體制。《宋史》記載：

“皇祐間，馬軍以四百、步軍以五百人為一營。承平既久，額存而兵闕，馬一營或止數十騎，兵一營或不滿一二百。而將校猥多，賜予廩給十倍士卒，遞遷如額不少損。”

——元 脫脫《宋史》卷一百四十七

從《宋史》看出北宋禁軍標準馬軍四百人、步軍五百人為一指揮，但在仁宗時期，實際情況是馬軍一指揮僅數十人，而步軍不滿一二百人，空餉的數目高的驚人。

北宋常備軍數量龐大，但因為“空餉”，軍籍冊上有其名而無其人，北宋禁軍戰鬥力越發低下。更有甚者，為了防止朝廷檢查，出現了冒名頂替的假士兵。禁軍兵籍管理弊竇叢生，已經是大宋軍制中的毒瘤了，給北宋政府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冗費

大宋雖然富甲天下。除了冗兵、冗官佔去大量的財政支出外，各種內外費用與日俱增。

對外歲幣成為朝廷負擔

“仁宗之世，契丹增幣，夏國增賜，養兵西陲，費累百萬。”——元 脫脫《宋史》

仁宗朝，對遼國的歲幣從真宗時期每年三十萬增加到了每年五十萬，對西夏也開始歲幣外交，宋朝每年賜給西夏白銀五萬兩、絹十三萬匹、茶兩萬斤，並且逢年過節再給西夏白銀二萬二千兩、絹二萬三千匹、茶一萬斤。所以大宋每年歲幣可以算得上"費累百萬”。

大宋不允許皇親國戚也就是宗室人員掌握實權或外出為官。既然不允許宗室自力更生，那麼就需要財政撥款進行贍養，開國時期宗室僅僅幾十人費用並不高，但隨著宗室子孫不斷繁衍，人數也不斷增加，付出的費用自然每隔一代成倍增長。仁宗、英宗年間僅僅用於養宗室成員的固定開銷每年達八十四萬貫，這個數量與每年遼、西夏歲幣的總額差不多，這還不算平日裡宗室成員婚喪嫁娶等賞賜的費用。

冗官、冗兵、冗費帶給大宋的是積貧、積弱，大宋經濟繁榮遠超漢唐明清是沒錯。可惜，經濟增長的速度永遠趕不上政府開銷的增長。這個時候大宋是一個貧窮的富國。經濟發達，政府財政虧空。

宋仁宗改革嘗試

宋仁宗前期是太后劉娥垂簾聽政，仁宗皇帝不掌握實權。仁宗親政後面對三冗造成的積貧積弱，當然也想銳意進取，進行改革。他將范仲淹、富弼調回中樞，進入權力核心。范仲淹被任命為參知政事（副宰相），主導改革相關事宜；富弼被任命為樞密副使，協助范仲淹開展改革。又提拔歐陽修、餘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參與改革。史稱“慶曆新政”。

改革派提出改革綱領，即《答手詔條陳十事》，包含10條改革措施，分別是：

1、明黜陟： 即嚴明官吏升降制度—— 官員升降從看資歷升遷改為看政績升遷；

2、抑僥倖：即限制僥倖作官和升官的途徑——即限制大官的恩蔭特權，防止他們的子弟快速升官擔任國家要職。

3、精貢舉：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把原來進士科只注重詩賦改為重策論，把明經科只要求度死背儒家經書的詞句改為要求闡述經書的意義和道理。這樣更能培養實用的人才。

4、擇長官：朝廷派出得力的人往各路檢查地方政績，獎勵答能員，罷免不才；選派地方官要透過認真地推薦和審查，以防止冗濫。

5、均公田：即均職田，是北宋地方官的定額收入之一，但分配往往高低不均。范仲淹提出朝廷均衡一下官員的職田收入，督責他們廉節為政；

6、厚農桑，即重視農業生產。要求各級政府，興修水利，大興農利，並制定一套獎勵人民、考核官員的制度長期實行。

7、修武備，即整治軍備。范仲淹建議在京城附近地區招募強壯男丁，充作京畿衛士，用來輔助正規軍。寓兵於農，實施這一制度，可以節省軍費。京師的這種制度如果成功了，再由各地仿照執行。

8、減徭役：官僚地主階級隱田很多，大宋又不限制土地兼併，造成大宋戶口數減少，這樣人們賦稅更加的繁重。范仲淹提出戶口太少的縣裁減為鎮，可以合併的部門統一為一個部門，裁剪多餘的吏員、雜役回去農村。這樣不但減少朝廷開支，又增加了農業勞動力。

9、覃恩信：賞罰分明。恩威並施。加強凝聚力。

10、重命令：要嚴肅對待和慎重發布朝廷號令。

慶曆新政希望透過“整頓吏治、以農為本”來使國家走向富強。在范仲淹的主導下，官場風氣為之一新。

然而，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都會損害一部分既得利益者的利益。1045年2月，隨著范仲淹頒發的一系列改革措施被廢除，范仲淹、富弼、韓琦等改革派的主要官員被趕出京城，一年多的慶曆新政宣告結束。

從領導慶曆新政上看，面臨既得利益者的反對，宋仁宗並沒有體現出應有的領導能力，導致改革半途而廢。主要表現在：

仁宗對變法的困難準備不足，沒有做好應有準備的情況下，就啟用范仲淹進行改革。

宋仁宗缺乏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毅力。在關鍵時刻、面臨困難時刻，沒有堅定站在改革派一邊。而是被群臣所支配。

結語

北宋出現冗兵、冗官、冗費導致積貧積弱的問題來自於北宋的制度，並不是宋仁宗親政之後出現的，但宋仁宗在親政後主導的慶曆新政卻僅僅十幾個月就半途而廢也體現了宋仁宗並沒有表現出歷代明君雄圖大略的治國能力，致使改革失敗。

參考文獻

南宋陳傅良《歷代兵制》

南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

元 脫脫《宋史》

宋仁宗真的那麼有能力嗎？

仁宗時期是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的時期，史稱“仁宗盛治”。

這麼看來仁宗應該是一個很有能力的皇帝。

但事實上不是。

周正夫評價：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家。

梁寅在《梁石門集》中說：仁宗，其遏西夏之兵者，韓琦、范仲淹之功也；致慶曆之治者，亦韓、範與富弼三人之力也。而帝之恭儉愛民，四十二年始終若一，真可謂仁矣。

而仁宗在這個時期，只需要做好一個仁慈的皇帝就夠了。當然，身為一個帝王，能把仁恕恭儉做到四十二年始終如一，這也是很不容易的。

為什麼仁宗時期會出現三冗（冗兵，冗官，冗費）問題呢？

太祖趙匡胤時期，高喊“與士大夫共天下”，鼓勵天下人讀書、應試，隨著讀書人越來越多，進士越來越多，朝廷沒有那麼多做事的位置給他們，所以就導致了多餘的職位越來越多，就造成了冗官。

宋朝有個很糟糕的習慣，就是在民間有天災的時候，對受災百姓的處理方法，就是青壯全部編入湘君，這樣需要賑濟的災民就會少很多，且不會爆發大規模的起義。但隨著日積月累，湘軍越來越多，就造成了冗兵。

冗官、冗兵，就給宋朝導致了朝廷大量的財政支出，也就是冗費。隨著越來越多的冗官、冗兵，冗費也就越嚴重。

仁宗時期，為了解決三冗等問題，曾經有過大規模的變法行動，“慶曆新政”。但是因為新政觸動了封建腐朽勢力，限制了大官僚的特權，損害了他們的切實利益，遭受到了保守派士大夫的攻擊，最終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三冗的問題也就沒有得到解決，而且愈演愈烈。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個人的能力和多年的弊病累積並不矛盾，歷史上那些名傳千古的盛世也是經過無數人的努力才有的結果。

宋仁宗有能力不假，但是抵不住下面一幫庸人拖後腿，沒有人幫忙跑腿，政令不通，所有的美好的政策都成為紙上談兵，就更談不上什麼改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