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帝只能算守成之君，開拓進取實際是不如神宗趙頊，可惜神宗在位十八年，三十八歲早逝。這裡不談神宗朝的事情，就說一說仁宗朝的幾件大事。第一件，劉娥垂簾還政風波，將天聖年間的幾位能幹之臣貶離朝堂，如呂簡夷、丁謂等。而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小范老子，在這一輪政爭之中作為發起人也敗下陣來，從明道直至慶曆初，實則浪費了寶貴的十年，最終以參知政事柄政重返朝堂，所面對的局面更加複雜，從這個角度看仁宗對慶曆新政立場並不堅定。第二件，西夏立國，在西夏建國的過程中可以十分清晰的看到宋庭的軟弱，前後長達十年的試探和軍事上的退讓，最終堅定了李元昊建國的信心，也打擊了仁宗皇帝清除積弊的信心。第三件，子嗣和皇統的問題，這是糾結仁宗皇帝后半生的重大問題，朝堂與天子之間的博弈牽扯了朝野上下太多精力。仁宗不是無為皇帝，問題在於年青的時候太想有為，對朝野認識不夠，對積弊認知不清，對朝堂掌控不力。人到中年，接連遭遇喪子之痛，政治熱情不再，對革新逐漸持懷疑態度，對慶曆新政失敗後產生都黨爭視而不見。黨爭是宋庭南渡的最根本原因，仁宗在這個問題上沒有扼殺於萌芽，實則遺害無窮！以上三點是我的一點淺見，只從仁宗皇帝身上來看問題。至於問題中的冗兵冗費現象，並不是北宋滅國的主要原因，廂兵政策在那個年代是有其合理性的，至於冗費也只是術的問題 ，透過歷史的侷限，我們很難發現所謂歷史的真相，我們所認知到的這些，如果親身經歷難道一定會比古人更聰明？仁宗皇帝是一個好人，這在皇帝身上已經是極其難得的屬性，所以我們實在是不能苛求太多！

如果宋仁宗真的那麼有能力，為什麼北宋還會出現冗兵冗費現象呢？其實症結不在宋仁宗，而應該在於宋太祖趙匡胤。

宋太祖怎麼得來的皇位，大家都很清楚，那就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可真的當趙匡胤當上皇帝之後，他就開始擔心萬一朝廷上又出來另一個趙匡胤，是不是也會被“黃袍加身”，然後奪取了自己的皇位呢？

因此為了限制武官集團，趙匡胤先是杯酒釋兵權，用手段解除了幾個擁立他當皇帝的石守信等統兵將領，又實行“更戍法”，造成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局面；為了抵禦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不斷侵襲，又建立了龐大的常備軍，但結果卻是士兵數量龐大但與將領很難配合，造成兵員數量大但質量差、戰鬥力差、軍政效力低下，是為冗兵。

但光限制武官集團也不行，如果文官坐大了也很有可能發生類似的事件，為了限制文官集團，又將官職進行拆分，明明一個人能做的工作一定要分給三個人做。而為了彌補官員空缺，宋朝的科舉取士每屆都有三四百人，加上對皇室宗親子弟的封賞，大量官員人浮於事，光吃餉不幹活，是為冗官。

宋仁宗成也仁，敗也仁。對許多人來講，仁意味著軟弱。立場不堅定。當時王夫之評論宋仁宗的“無定志”：“仁宗自明道二年劉後殂始親政，訖乎帝崩，三十年，兩府大臣四十餘人。……其進也，不固進也，俄而退矣；其退也，抑未終退也，俄而又進矣。人言一及而輒易之，互相攻擊則兩罷之；或大過已章而姑退之，或一計偶乖而即斥之，……計此三十年間，人才之黜陟，國政之興革，一彼一此，不能以終歲。吏無適守，民無適從，天下之若驚若騖、延頸舉趾、不一其情者，不知其何似，而大概可思矣。……夫天子之無定志也，既若此矣。”

而且冗兵冗官有一個很大的既得利益群體，這個群體享受著冗官冗兵的福利，抗拒改革，就算宋仁宗作為一國之君，也必須考慮到這群人的影響力。

宋仁宗儘管試圖進行改革，但在各種阻力下宣告失敗，而當時的軍隊達到80萬人，中央內外屬官已超過一萬七千人，可以說是宋朝冗兵冗官冗費的巔峰，土地兼併及冗宮、冗兵、冗費現象日益嚴重。

以仁宗趙禎之”仁“之明，以歐陽修、范仲淹、輔弼、韓琦、文彥博、司馬光、包拯等之賢之能，依然無法有效解決冗員、冗兵、冗費問題。

由此來看，問題的核心不在於皇帝是否有能力，而在於兩個字：制度。

從古至今，制度問題往往是帶有根本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的問題，它涵蓋了一系列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的規則、慣例、政策、習慣等。

什麼樣的制度決定了仁宗和一干賢臣不是不想解決，而是不能解決呢？

簡單說就是重文抑武。

此條可以被稱為是北宋立國基石的根本國策。

它根源於開國太祖的“臥榻情結”，發端於“杯酒釋兵權”，繼承於太宗、真宗、仁宗以至南宋，最終也使有宋一朝，軍事相對積弱。

“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這是趙匡胤面對南唐大臣質問時一句回懟。意思是說，你們南唐雖然對大宋俯首納貢固然無罪，但一山不容二虎、一天（下）不容二主，我還是要消滅你們！

的確，這句話成為太祖、太宗兄弟兩個掃平天下的一大動力，但隨著外患將平，內憂又出現了：太祖自己是靠點檢後周御林軍而黃袍加身的，保不準自己的後代子孫也會出現類似後周的情形(皇室孤弱，孤兒寡母)，萬一手下武將中也來個“兵變陳橋”“黃袍加身”，這臥榻不就易主了？

對此，太祖與趙普一合計，乾脆來個“杯酒釋兵權”吧——相比劉邦的兔死狗烹，後世明太祖的屠戮功臣，趙匡胤還算是豪爽厚道些！

自此開始，重文抑武國策形成。

受此影響，文官數量大增，待遇日漸優厚。

據說，太祖還建誓碑一塊，要求自己和後世子孫，不殺大臣和言官。可作為大宋王朝優待文臣的一個例證。

國策一定，綱舉目張。

文臣既多，酬奉優厚，趾高氣揚，武將蹀躞（dié xiè），亦步亦趨，戰力不強；戰力不強，恰恰又亟需補充兵員；冗兵冗員已成，國家財政自然就吃力，冗費自不待言！

至仁宗朝，上下君臣對“三冗積弊”均有認知，這才有了“慶曆新政”(見下圖)。

宋朝冗兵冗費現象是因為開封五險可守，開國皇帝趙匡胤本來想遷都洛陽，但是遭到其弟趙匡義的反對，主要原因是當時開封都是趙匡義的勢力，為了當皇帝，怕遷都以後不能繼承做皇帝。為了都城的安全只能增加衛戍部隊，自然而然增加軍費，所以造成冗兵冗費。應該是歷史遺留問題。

首先說一下治國能力，宋仁宗之所以以“仁”出名，就因為他在做為皇帝的品德方面比較出眾，比較體恤手下的大臣和臣民，主要是比較能“忍”，一方面主要是能忍住不去瞎折騰，不像後來的宋徽宗一樣把整個國家折騰沒了，一方面比較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缺乏治國的能力對手下的大臣比較寬容，因為要指望手下這幫人幫他治理國家。

做為一個政治家他其實並不怎麼合格。第一，缺少明確的政治理念。大凡出色的君主及政治家大都有自己鮮明的政治主張，比如說秦始皇的統一中國，漢武帝的復仇匈奴，武則天打壓世家貴族。在這一點上他連子孫宋神宗都不如，神宗上臺之後起碼明白變法迫在眉睫。仁宗則像是被人在後面推著走缺乏主動施政積極性。第二，缺乏足夠的政治手腕。帝王政治第一條，平衡。主席他老人家說過“黨內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一個政治集團內必定會因為地域、親緣關係、政治主張分為不同的派系，成熟的君王會讓其相互制衡，選取每一派中最符合自身利益的主張支援，這一手明朝的嘉靖皇帝就玩的很溜，可惜他偏重於玩弄權術而且目的只在掌握權力反而落在下乘，反觀仁宗的時候，改革派因為歐陽修這個“豬隊友”寫了一篇朋黨論，就被仁宗猜忌的不清，全都發配了，剩下保守派一家獨大。皇帝不是調解員，你得當個裁決者，在這點上仁宗缺乏政治手腕。第三，缺乏足夠的政治毅力。主席說過革命不是請客吃飯，改革也是一樣，是要砸人飯碗的，沒有足夠的集聚和承受能力，僅憑著范仲淹等人的一腔熱血就上頭開幹，面對保守派反撲又萎了，雖說剛則易折，您這也太軟了。

再說一下三冗問題。這個問題是貫穿宋朝的特色問題，這個問題的根源在於老趙家的得國不正。儒家是很注重大義和名位的，論語裡說過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宋太祖趙匡胤奪得天下一不是從父兄手裡傳來的，二不是白手起家幹起來了。他是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政變起家，就像是小三上位後缺乏安全感一樣，他也缺乏，害怕別人也照樣看葫蘆畫瓢來上，加上五代十國裡武夫當政動輒殺人全家，殘酷的政治清算鬥爭也讓老趙心生顧忌，於是整個宋朝治國方針就是以文御武，當然這麼幹自己的安全性有了，文官集團也很爽，那麼武將集團怎麼辦。馬爸爸說過員工離職原因基本兩條“一是錢沒給夠，二是心委屈了”，既然從地位上委屈了武將那麼錢財上一定要滿足。而武將集團在沒仗打的時候怎麼來錢除了君王的賞賜、操持商業，那就是喝冰血，吃空響了，軍隊編制不斷擴大，支出不斷增加，戰鬥力不斷下降。文官集團自然也不甘示弱，反正整個行政系統都是他們的咱們也一樣來，吃空餉是不敢那就增加編制。

在這個惡性迴圈的體系裡的改革是極為困難的，宋朝錯失了改變的機會，集團裡的清醒者也拉不動這架失控的馬車大家一起像深淵滑落，最後釀成了靖康之恥、崖山之變，雪崩之下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