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司馬遷可能是自殺身亡。《史記》完稿之後，生命對於司馬遷而言，已經無足輕重了，特別是受宮刑之後，人們對他所謂貪生怕死的誤解該是洗刷時候了。我司馬遷是不是個貪生怕死的人，那麼基於這些，他可能自殺，我是從《報任安書》分析出來的。也就是說，司馬遷有自殺的這種意圖，從《報任安書》裡面已經可以透露出不少資訊了，你們想一想，司馬遷當時給任安寫信的時候，當時任安在獄中，後來任安被處死了，司馬遷給任安回信，任安寫信給司馬遷，是在下獄之前，他一直沒有時間給他回信，後來任安在獄中，要把漢武帝殺了的時候，他匆忙寫這封信給他，寫那麼長，為什麼寫這麼長，任安因為受了一個案子的牽連，正在獄中羈押在牢中，而且隨時可能行刑處斬，司馬遷為什麼要對一個快要死的人，寫下如此長篇，而又悲憤激昂的書信呢？他又為什麼要在信中反覆訴說自己忍受不了腐刑之後的這種恥辱呢？他又為什麼要選擇這樣一個時機和物件來宣告《史記》一百三十篇完成呢？他又為什麼在信中大談“人故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而且在信裡面說，“要死之日，然後是非乃定”。他說一個人生前你不要說我是和非，人生的是非留在身後，一個人等死後的若干年，人們才能給他論定是非，那就是說我司馬遷究竟是個什麼人，留待後人評價，現在你們怎麼攻擊我，怎麼瞧不起我都可以，死後你們來看我是個什麼人。我這個信把我的心情、我的想法、事實經過，我都講清楚了，所以《報任安書》也許就是一封遺書。

第二種可能，司馬遷受任安這個案子的牽連，被漢武帝下令腰斬於市。當時宮廷裡面有一場鬥爭，那麼任安牽涉進去了，而當司馬遷輾轉託人把他的《報任安書》送到獄中以後，任安已經被腰斬了。任安腰斬以後，獄吏在抄檢獄室的時候發現了司馬遷的信，於是便呈奏給漢武帝，信裡面是非常憤慨地表達對漢武帝的不滿，那麼漢武帝讀罷，看到信裡面那麼多怨憤之詞，勃然大怒，再加上有人趁機誣告司馬遷和任安是同黨，他們倆是好朋友嘛，於是漢武帝便下令把司馬遷打入天牢，隨後腰斬於市。那麼這樣看來，似乎是《報任安書》惹的禍，其實司馬遷何以不知道《報任安書》會帶來什麼結果呢，司馬遷並非不知道任安作為死囚犯，可能終生讀不到這封信，司馬遷也並非不知道這封信可能成為一封公開信，因為自己在信中所發洩的不滿會招致災禍，這點司馬遷是非常清楚的。但是他不能不說，因為當他完成了《史記》的偉大的著述以後，災禍對於他而言已經是無足輕重了，況且他選擇這樣一個與他患難與共的朋友寫信的這種方式，選擇給朋友寫信，而且向世人公佈《史記》的完成，這本身就是一種抗爭，也是對朋友甚至對朋友死後的靈魂是一種極大的安慰。

第三種可能司馬遷再次下獄之後，隨同長安獄中的罪犯，無辜地被集體處死的，這是怎麼回事呢？據《漢書·宣帝紀》記載，當《報任安書》被漢武帝知道之後，漢武帝看到信中有很多怨言，於是便下詔把司馬遷逮捕了，並且叫御史臺論罪，就是說並沒有判死罪、論罪。就在論他的罪這個期間，不久漢武帝病重，那麼有巫師就給他算風水，然後巫師告訴漢武帝，說長安監獄當中有天子氣衝撞了聖上，究竟是誰呢？不知道，於是漢武帝下令把獄中所有的囚犯，無論輕重一律處死。這是歷史上有記載的，曾經一次把長安城的犯人全部殺了，所以司馬遷就這樣集體地無辜地被殺了，一代史家就這樣死於非命，這是第三種可能。

第四種可能司馬遷壽終正寢，其實關於司馬遷是被殺，史料還不能夠充分地予以證實，說司馬遷是自殺，也不過是一種推測。在史料不足的情況下，我們還只能夠把他看成是正常病故，司馬遷大概活了60歲，司馬遷死了，在《史記》完成之後，他悄然無聲地離開人世了，他以生命的終結換來了《史記》的誕生，他的死留下一個歷史之謎，他的著作卻豎立起一塊歷史的豐碑

司馬遷在漢武帝時，很得漢武帝的賞識，為父守孝後接替其父太史令的職務。司馬遷發現當時通行的顓項歷誤差很大，提議修改舊曆。經漢武帝同意後，司馬遷開始主持創制新曆。改造曆法完畢，司馬遷開始致力於《史記》的寫作。然而剛剛進行了四年左右的時間，就禍從天降，司馬遷被捕入獄。

起因是漢武帝派貳師將軍李廣利帶兵西征匈奴，軍中都尉飛將軍李廣的孫子李陵在一次長途奔襲時，陷人了敵人的重兵包圍之中，雖然他與士兵奮勇殺敵，但終因實力懸殊而被迫投降。訊息傳到朝廷，漢武帝大怒，不少大臣也斥責李陵為逆臣。司馬遷平時和李陵並未有太多的交往，但認為他有國士之風，於是便站出來為李陵辯解，結果卻以“誣罔”之罪被關進監獄。後來又有公孫敖誣告李陵教匈奴人制造兵器，漢武帝殺李陵全家，還要腰斬司馬遷。司馬遷在交不起贖死金的情況下，不得以遭受宮刑，為的是完成《史記》的撰寫。

《報任安書》這封信訴盡司馬遷心中的憤怒，成為千古名篇。司馬遷受宮刑後的第五年，其好友益州刺史任安，覺得司馬遷意志消沉，便給他寫了一封信，叫他慎於接物，推賢進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激起千層浪，它把司馬遷積滯在心中的鬱悶引發出來，司馬遷在回信《報任安書》中，把他對人生的悲憤，對專制君王的認識，對理想事業的追求，盡情地傾訴出來，成為膾炙人口、留傳後世的名篇。

在忍辱荷活和從容赴死之間，司馬遷經過激烈的思想鬥爭，為了不辱先祖的事業，為了完成父親的遺願，也為了實現自己的理想，他甘願接受這種為世人所不齒的刑罰。司馬遷出獄後，漢武帝也似乎覺得自己的做法有失公允，讓他出任中書令一職。職位雖高，但他並未感到快樂，而是處於極度的痛苦之中。後來，他終於從個人的悲怨中解脫出來，獻身於《史記》的編篆，成就了“史家之絕唱”。

司馬遷的事，確實能算是個悲劇。但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是一個個元素的滲入才導致了這一場政治風波。要從源頭算起，才能夠看清這個事件的面貌。

漢武帝劉徹是個長壽的皇帝，生於公元前156年7月14日 ，死於公元前87年3月29日。

公元前99年，也就是天漢二年，是武帝統治的中後期。李陵出征，孤軍被圍匈奴，司馬遷直言上書，卻被處以宮刑，李陵老母妻子被殺這一連串的事件是密切相連的。司馬遷是因為自己的發言不當觸怒漢武帝，最終受到了莫大的恥辱。

要觀察這一歷史事件，必須要思考一下漢朝的政治風氣和當時的用人制度和具體背景。

一，漢律疏而不漏，官吏極易因言獲罪

武帝朝，大司農顏異因對武帝使用白鹿皮錢發表異議惹得武帝不快。後又被張湯告發。不入言而腹誹，論死。心懷誹謗都要守誅，就不要說大嘴巴亂髮言了。既然在漢朝為官，說出來的話可都是要負責任的。

漢昭帝時，眭弘上書朝廷，上林苑枯柳復生漢帝應當退位求賢，被以大逆不道誅殺。

司馬遷外孫楊，因為在報孫會宗書中的言辭犀利，大逆不道，被漢宣帝下令腰斬。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襖言惑眾，大逆不道，皆伏誅。

當時，漢昭帝年紀很小，大將軍霍光掌握權柄，非常討厭這樣的上書，就把這個上書交給了廷尉處置。司法機構的人上奏說賜，孟妖言惑眾，應當判處大逆不道的罪行，最後兩個人都被判處了死刑。

《漢書 宣帝紀 》：“平通侯楊惲坐前為光祿勳有罪，免為庶人。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

平通侯楊惲因以前任光祿勳時有罪事發，削職為民。不思悔過，怨恨朝廷，大逆不道，腰斬。

《前漢書·蓋寬饒傳》：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大逆不道。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愛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詆挫。

漢宣帝以蓋寬饒一再怨恨非議朝廷，並終不肯悔改，大怒，把他的奏章下發給中央機構的高官們論處。當時執金吾認為，蓋寬饒所為構成冒犯皇上的權威，應以大逆不道論處死刑。諫議大夫鄭昌愍對寬饒遭遇很是同情，深知他的忠直愛國之心，只因言詞不合上意而為文墨小吏所詆譭，而遭此大難。　

但是在一個封建朝代，皇權本就是至高無上的。漢朝延續先秦春秋之風，有些法律本身還是很殘酷的。

皇權不可侵犯，君臣之禮不可動搖，不尊重皇帝的言行或者行為都是大罪。言語不遜，隱喻失當，冒犯了皇帝的權威，違反了皇帝的意志。有不敬，大不敬，大逆不道等大罪著呢。

司馬遷的命運，

就是整版的悲劇！[傷心][傷心][傷心]

後人如果認真通讀《史記》，會從中發現它具有濃郁的悲劇色彩。

書中悲劇作品約佔三分之二以上，悲劇人物則多達一百多位，大量的悲劇作品和悲劇人物使《史記》洋溢著一股難以釋懷的悲壯和陽剛的氣息，這是其他任何一部史書所未有的。

從某種角度講，可以說《史記》是透過描繪悲劇人物在社會中的處境來反映當時的社會，透過對悲劇人物的思索來闡述的哲學觀點。

從司馬遷的創作選材上可見，《史記》是一部非常個性化的史書。這種個性化的創作直接源於司馬遷的個人遭遇。

人盡皆知，司馬遷是在遭受宮刑後“發憤為做”《史記》，在創作過程中，司馬遷忍受了巨大的痛苦，這在《報任安書》中有詳細的描述。我們在《太史公自序》中會發現司馬遷對自己的出身相當驕傲，對自己的學識非常自負，但這個驕傲自負的高貴身軀卻遭受了宮刑，荒謬的現實造就了司馬遷的悲劇人生。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因為這句孔子的訓言，因為父親的遺囑，司馬遷在有足夠自殺理由下卻沒有輕生。

為了尋找生存的理由，或者為了化悲痛為力量司馬遷對歷史上的悲劇人物情有獨鍾，司馬遷這種古我契合的視角使司馬遷在選擇悲劇人物和評價悲劇人物產生了前面所說的個性化。司馬遷不主張為虛假無用的節操而死，這是司馬遷對自己遭腐刑而未自殺的經歷的肯定，因為這個觀點，對項羽的“不肯過江東”的行為持否定態度，在《報任安書》中司馬遷還列舉了諸多遭受困難後，隱忍成就千古言論的文人做了歌頌，兩者對比，表明司馬遷重視生死的意義，注重實現人生價值的態度。

司馬遷講究生則頑強，能屈能伸，因此，借他國之兵屠滅祖國，甚至鞭屍洩恨的伍子胥成了他肯定的物件。這個觀點在司馬遷對魏豹和彭越的評價中闡述的很明確，司馬遷說魏豹和彭越在做了諸侯王后被擒下獄，這是任何人都要為之而羞恥自殺的，但他們卻苟且隱忍，是因為他們相信自己一旦有機會，還會呼雲喚雨。

顯而易見，魏豹和彭越當時的處境和司馬遷在獄中的處境很相似。但司馬遷並不是一味的重生輕死，他贊同為信念和理想而死，死得其所，視死如歸。

伯夷，叔齊，屈原，田橫五百壯士都是司馬遷熱情歌頌讚美的物件。為信念而死，為理想而死其實和司馬遷的為信念而活、為理想而活是息息相通的。

司馬公的命運，怎一個慘字了得！

每個人的命運總會和他所處的時代相關聯，甚至說是時代的造化。司馬遷也不例外，他出生於中國西漢時期的一個官宦之家，從小生活條件優越。從其祖父開始司馬一家便在朝廷為官，到其父親司馬談時，負責記錄歷史，也就是我們說的史官。司馬談的夢想就是編一部歷史書籍，可是還沒有實施就去世了，於是司馬遷接任了其父的官職，並繼承了父親的遺志，立下了編輯一部歷史大書的鴻鵠之志。如果按照這種平淡的生活來看的話，司馬遷的一生應該是順順利利的，可是當時他所處的時代正是中國歷史上氣勢恢宏的時代，漢武帝作為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總想有所作為，在與匈奴的作戰中，壯大了漢朝的國威。天不從人願，就在漢武帝晚年時，衛青、霍去病等擊匈奴的註明將領相繼去世，國中已無英才，這時作為飛將軍李廣的後人李陵便主動請纓，北擊匈奴，由於只帶了5000人，終因寡不敵眾，沒有後援（確切說是貳師將軍能救沒救），最後被俘，全部投降匈奴。為此，漢武帝頗為震怒。也就在這個時候，竟然沒有人為李陵鳴不平。與李陵沒有深交的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公正客觀的說了幾句，遭到漢武帝的下獄，因為沒有贖金，不得不承受了宮刑，讓司馬遷一生受辱。但是為了心中的夢想，他忍受屈辱，在獄中堅持撰寫《史記》，終於在其出獄後55歲左右完成了這部大書。司馬遷的事蹟也被後人多為頌揚，《史記》更被成為“史家之絕唱”。因此，司馬遷的命運是坎坷的，是不幸的，但是他又是幸運的，幸運的不僅是其生活的那個恢弘的時代，更是完成《史記》這個夢想的幸運，以及被後人永遠銘記的幸運。作為今天的我們，應該學習他為了夢想矢志不渝的奮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