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順應上天的意願。古代因對於世間存在主宰一切的造世主，便是天。但是春天和夏天都是萬物生長的季節，而唯獨秋天，是樹葉紛紛凋零的季節，這種肅穆的氛圍正好是行刑的時間。

二、是示警的作用，因為在秋季和冬季之間行刑，有一定的威懾性，因為在此時，百姓們都處於空閒的階段，沒有事情做，在鬧市執行有警示作用。

三、因為在中午，陽氣最為充足，而鬼魂都是怕太陽的，所以這可以抑制住鬼魂，沖淡殺人的陰氣。

但是午時三刻執行除了沖淡殺氣之外。

四、還有一個考量便是減少被執行人的痛苦，因為在午時三刻，正是人們最為困頓的時間段，此時的犯人如果被執行死刑，那麼痛苦的感覺可能會有所減小。

“”秋後問斬”肯定有歷史文化背景，我認為有2點。

第一、古時候尤其是封建社會時期，皇帝都要祭拜天地，君權神授，這與自然神權有關，順天意合秋冬肅殺之氣。

第二、農業社會，秋冬較為空閒，有“震懾警示”之意，也有不誤“農時”之意。

“秋後問斬” 這一刑罰制度有據可考應是起源於漢代，西漢史學家戴聖所編《禮記》中這樣記載：

涼風至，白露降，寒蟬鳴，鷹乃祭鳥，用始行戮。——《禮記·月令》

秋後問斬應天時

“秋後”並非立秋以後，而是秋分之後，四季四時的分配是個神奇的事情，春分，夏至，秋分，冬至。每一個時令的到來都意味著進入平衡或者打破平衡，春分和秋分一樣，晝夜等長，但是秋分之後，白天將越來越短，黑夜將越變越長，這對科技並不發達的古人來說，並不是一個好的預兆。況且秋天更是一個萬物凋零，蕭瑟肅殺的季節，這種肅穆的氛圍也正順應了天時，就如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說:

天有四時，王有四政，若四時，通類也，天人所同有也。慶為春，賞為夏，罰為秋，刑為冬。慶賞罰刑之不可不具也，如春夏秋冬不可不備也；慶賞罰刑，當其處不可不發，若暖暑清寒，當其時不可不出也；慶賞罰刑各有正處，如春夏秋冬各有時也；四政者不可以相干也，猶四時不可相干也；四政者不可以易處也，猶四時不可易處也。

除此之外，在後漢書中，也能夠找到類似的說法:

王者生殺，宜順時氣。其定律：無以十一月、十二月報囚。一《後漢書：肅宗孝 章帝紀第三》

秋後問斬應民時

我國古代一直崇尚自然，敬畏自然，對待四季也一直小心翼翼，就是我們常說的春生，夏長，秋殺，冬藏。在《黃帝內經·素問·四季調神大論篇》中就有過詳細論述:

春三月，此謂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

夏三月，此謂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夜臥早起，使志無怒，使氣得洩。

秋三月，此謂容平。天氣以急，地氣以明。使志安寧，以緩秋刑。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無外其志，使肺氣清。

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早臥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無洩面板，使氣亟奪。

秋季應當是一年中的閒時，農忙漸息，萬物逐漸歸於平靜，此時賞罰，最有威懾性。

處罰的目的就是為了警醒，其他時節，百姓們忙於農務，無暇關心國情家事，刑罰也就達不到警示世人之用，而秋收之後，整個國家都有了閒暇，此時的刑罰也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秋後問斬應人時

除了秋後問斬，相信大家也不乏聽說過斬立決之類的刑罰，相較於此來說，秋後問斬更像是一種緩刑之法，目的就是和罪大惡極之流相互區別，並給予他們伸冤平反的時間，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冤假錯案的產生。也可能秋後問斬的死刑犯前世修德，碰上個皇帝大婚，皇室大喜，天下大赦。

人嘛，再大的困境都得掙扎掙扎，萬一抓住了生機呢。

此由來依據農民作息相關.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季來做區分.古代死刑犯被判死刑之後通常都會要求集中處死.亦會事先公告.為何選擇秋冬二季實行.主要是考慮示警的作用.農民在秋冬二季較為空閒.也方便地方官動員民眾觀看.當時有強迫民眾觀看.一般行刑的時間大約集中在9-10月之間.所以會有秋後問斬一詞.秋季帶有肅殺之氣，因此死刑多於秋季執行。再則大概是因冬天百物蕭條，亦是進入一年的尾聲，亦適合執刑，春天象徵新生，夏季萬物正蓬勃生長，因此較不適宜取人性命

漢代法津規定，刑殺只能在秋冬進行，立春之後不得刑殺。唐、宋律規定：從立春到秋分，除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之外，其他罪均不得春決死刑。清代規定，經朝審應處決的犯人，也需在秋季處決。

西漢時期行刑的時間在農曆九、十、十一、十二月，到了唐代，死刑執行的時間定在十、十一和十二月。唐代這一規定一直為後世採用，直到清末。因為古代的死刑一般都在秋季，所以古書上和歷史劇中都經常有“秋後問斬”這樣的話。

《魏其武安侯列傳》是司馬遷《史記》中的名篇，作品敘述了魏其侯竇嬰和武安侯田蚡(fen)之間的矛盾鬥爭，既曲折地反映了漢武帝(前140～前86)與其祖母竇太后、其母王太后之間的鬥爭，也深刻地反映了重黃老刑名的西漢初期，向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西漢中期過渡的複雜激烈的鬥爭。

雖然同是外戚貴族，但是竇嬰憑藉赫赫戰功獲得了爵位，田蚡以裙帶關係平步青雲，竇嬰為人正直、忠於漢室、不貪錢財;田襪則善於權術、專橫跋扈、貪婪驕奢。結果因漢武帝依違其間，不主公道，竇嬰遭田蚡陷害。

終於在元光五年(前130年)十二月(農曆)的最後一天被田蚡殺頭示眾幹渭城，田蚡之所以急殺竇嬰，是因為按當時制度，春季不宜用刑，甚至可能遇赦，這就是古代的“秋冬行刑”的制度

我國曆史上，有關“秋冬行刑”的記載，最早見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而關於刑殺與時令的論述最早見於《禮記・月令》“仲春之月……毋肆掠，止獄訟”。古時候，由於科學文化的落後，人們不能正確解釋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某些現象，認為在人類和自然界萬事萬物之外存在著一個能支配萬物的造世主。災害、瘟疫、祥瑞、豐年都是上天賜予的，因而人們的一切行為都必須符合天意。

設官、立制不僅要與天意相和諧，刑殺、赦免也不能與天意相違背。春夏是萬物滋育生長的季節，秋冬是肅殺蟄藏的季節，古人認為，這是宇宙的秩序和法則，人間的司法也應當適應天意，順乎四時。

古代是農業國，男丁多是家裡的勞動力。秋天是收穫的季節，唐代曾把死囚犯放回家收割糧食後再回到官府受刑。不過很少有類似的事情發生。所以，不是為了收割。更多的可能是秋後大家比較閒，這個時候砍頭看的人多，影響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