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國成就統一霸業，後世都知道主要得益於商鞅變法，但是如果沒有商鞅變法的話，秦國還是能夠走向統一的時代，只不過是時間問題，秦國是個戰鬥名族，秦人心齊，“赳赳老秦，復我河山”的氣概不只是吟唱而已，也真實的體現在秦人身上。

秦國廣納天下英才，文人志士，聽取意見，虛心學習，也不是一次商鞅變法就直接成功的，也是經歷了無數次的變革和長期以來的點點滴滴積累才走向統一。商鞅變法固然有功，但是沒有商鞅也會有其他變法的能人志士出現，加上秦國人統一六國的決心，一定也能夠實現統一。

能，沒有商鞅，還會有王鞅，李鞅。正所謂時勢造英雄，秦朝能夠統一六國，不是某個人，某件事可以改變的，而是一系列的看似偶然事件匯聚到一起，成就了必然事件的發生。也正是秦國的地理位置決定了他必須會統一六國，自此至唐朝，這個地方一直是全國的政治中心。所謂一件事的成功必須要有天時地利人和，秦國全符合。商鞅變法只是歷史的必然造成的。

商鞅是一個偉大的改革家，也是法家的傑出代表。商鞅生活在各諸侯國分裂割據，兼併戰爭頻繁，思想文化活躍的社會中。時代的發展，把商鞅推向了歷史的舞臺。

因秦孝公畢生最大的志願，是要一改“天下卑秦久已”的恥辱，嬴渠梁用他一生的堅忍和毅力，支援並信任商鞅實行變法，直接目的是為了使秦國富國強兵，並取得了變法初期的成功。

不過商鞅也為人嚴苛，所以說商鞅謀國有餘謀但身不足，這類人為了達到自己的政治理想可以不惜一切手段，而這樣的人最後的命運往往是悲慘的。對於一個有追求有夢想的人來說，在古代是有著很高的品行觀念的。

秦國從一個落後到隨時都能被滅國的絕境，由商鞅變法開始勵精圖治，到一統華夏，就已經用實踐證明了“依法治國”的洪荒之力了。

商鞅重農不假，但是從來沒有抑商。這是當下對廢井田開阡陌，其實就是土地私有化。而刑罰太子師、傅，割公子虔的鼻子，是商鞅為震懾守舊派、贏得民眾信任支援以順利推行變法的需要，也體現了法家不分貴賤以法治國的思想。但是遭遇了酷刑的司馬遷即使對這一點非常清楚，也不會原諒商鞅的。

司馬遷贊同的是“士可殺不可辱”，是“禮不下庶人 ，刑不上大夫”。

但是他似乎忘記了“亂世用重典”，若非如此，秦國變法早已如東方各國一樣中途夭折。商鞅變法歷來都被稱為中國歷史上一次成功的變法。秦惠王殺商鞅是基於平衡士族、公族與王室之間的矛盾的措施。而最後依然執行新法，足見秦國需要這樣的變法。

商鞅雖遭車裂但一身所學已被認同，人生志向也已達成。秦亡不是秦的嚴酷刑法，應該是一位偉大的政治家過於想為歷史作出貢獻。

再說商鞅創造的強國之策和強權之政，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走過兩千多年，該政策被不斷加強，而無削弱。而後世的偉人也沒一個對此有所改變。而歷朝的拼殺、起義、戰爭、解放和勝利只是推翻了前朝，變成新的統治者而已，這些在根本上都沒能對國家統治有著新的制度創新，這就是商鞅的偉大之處。

《商君書》既有理論也有技術。他的理論立足於自然力學，因而有厚實的哲學基礎。結合秦國的現實和秦孝公的治國理念來說，他能提出如此的政策措施是堪稱奇蹟的。而依法治國，是商鞅給後世留下的最寶貴的財富。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自秦孝公之後的歷任秦王，無不遵從著商鞅的制定下的政治路線，並重用諸如：張儀、範睢、呂不韋、李斯等有識之士，最終剪滅六國，開創大秦帝國。

西漢初年著名政論家、文學家賈誼的《過秦論》說的好，“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週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撲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

如果沒有商鞅變法，秦國也會一統天下，但會延後很多年。時代是這樣發展的，如果能夠順應時代的潮流，那必然能夠走向統一，秦國是一個戰鬥民族。

商鞅變法並不是秦國統一的必然條件。

秦國民風彪悍，好勇鬥狠，也從不缺少有野心，有能力的君主。因此，統一中國只是時間問題。

商鞅的出現，成為秦國霸業的催化劑，大大縮短了秦國統一中國的進度。

齊國偏安一隅，自五國伐齊後，一蹶不振，不願理會中原戰事。

楚國改革失敗，貴族割據地方，無法完成統一中國的重任。

趙國軍力強悍，但是經濟實力較弱，又處於四戰之地，無穩定之後方，不具備吞併天下的條件。

至於燕國、魏國、韓國，就更不行了。天下還是得秦國來統一。

如果沒有商鞅變法，秦國還是會慢慢崛起的，“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孝公即位後，秦國勵精圖治，逐漸強大起來是必然的，但是這種力量，對統一六國恐怕是遠遠不夠的。

我們來看秦國統一的兩個必要條件:

一個是商鞅變法對秦國戰力的本質提升，“耕戰”制度，將秦國的戰鬥力，最大限度的發揚了起來，這個是任何一個人做不到的。正是因為這一制度，讓秦國府庫豐盈，好戰能戰，這是變法的最根本好處。正是因此，秦國和別國征戰互有勝負，但是秦國可以最快速度的恢復，平頭哥精神差不多了！

第二個就是“奮六世之餘烈”，秦國六代明君，唯才是舉，保持秦國內部基本沒有國力的消耗，秦國可以集中力量對國外擴張領土。這一點對秦國統一來說，就像商鞅變法一樣重要，這保證了秦國長期的戰鬥力，一個讓秦國有戰鬥力，一個保持戰鬥力，這兩樣缺一不可！

我們來做個假設，如果沒有商鞅，秦國要變法圖強，從秦孝公和商鞅的三次奏對來看，他肯定是要選擇法家來治國的，那麼沒有了商鞅，能扛得起這個重擔的，天下法家名士只有慎到和申不害了，分別出自法家勢派和術派，沒有商鞅，秦國的變法離不開勢、術兩派的路子。那麼我們來看看，這兩派變法的成果，齊國經過慎子變法後，經過威王、宣王和愍王三代強盛，因為五國攻齊而衰敗。韓國經過申子的變法後，20萬大軍兵臨黃河，一時成為“小霸”，但是龐涓攻韓後，韓國只剩下破衣爛罐了。

從這兩種變法的成果來看，都是取得了短期的強盛，未能長期強大。法家這兩派的變法和商鞅不同，勢派透過變更法令，重在加強王權，透過收回貴族的自治權，將全國的聲音和實力統一，重拳出擊，獲得在戰國時代的優勢！術派以透過變更春秋時代貴族政治法令，加強對百官的監察，提升辦事效率加強國力，都在於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出發點！

從當時的國力來看，秦國和韓國基本一個檔次，甚至還不如，一旦採用勢術兩派的變法，強勢收回了士族的權利，採取了高壓政治，那麼基本可以預測會走上韓國的老路，因為國內的壓力會壓迫秦孝公儘快展現變法成功，透過戰爭的勝利來緩解國內來自貴族的壓力，這樣講更容易引發魏國或者楚國兩個鄰國的打壓，那麼秦國的發展必然被嚴重的拖慢。

而商鞅的變法，基本用一個詞來解釋“解放生產力”，將貴族擱置，不動你，不用你，只解放奴隸，給予土地，獎勵耕田，授爵軍功，這是一套自下而上，移風易俗式的徹底改革，從本質上提升了秦國國力，這是其他兩派都做不到的。

即使說秦國達到了商鞅變法的國力高度，沒有“耕戰”制度，秦國有人難以撐過多次的六國合縱攻秦，參見巔峰的齊國就能看出來，更難以撐過長平之戰，長平就是秦國國力和趙國對比的最明顯體現，扛得住就能勝利！

所以，戰國數百年的征戰，是一場超級馬拉松，失敗不可怕，可怕的是快速的癒合傷口和恢復實力，這是商鞅帶給秦國的，是“耕戰”制度的核心優勢，沒有這個制度，秦國戰力撐不了那麼久，統一更無從談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