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政策是否阻礙了經濟的發展呢？從短期看，應該如此。由於重農抑商，資本積累速度會放慢。但是，從長期看，則恰好相反。如果採用放任自由政策，則一個王朝將在30、50年內完成兩極分化過程，引發農民起義，中斷土地兼併和資本積累的過程。如果採用重農抑商政策，則王朝壽命可能達長200、300年，相應地，資本積累週期將放長，積累規模將變得更加巨大。經濟史料支援這種邏輯分析。清朝時期，廣東怡和行商的伍秉檻擁有資本達2600萬兩白銀，約為清政府年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當今歐美各國也沒有哪一位大資本家能夠擁有如此比例的鉅額財產。伍秉檻的財富並非鶴立雞群，同期的一位寧波商人擁有2000萬兩白銀，晉商、徽商擁資千萬兩白銀的亦不鮮見，至於擁有百萬兩白銀者則不計其數了。放到國際範圍看，同一時期的英國、法國資本家都沒有如此鉅額資本。在19世紀中葉，歐洲總人口仍遠少於中國，又被各國疆界所分割，市場狹窄，即使有工業革命之助，可以掠奪世界範圍的財富，也仍然不能與中國市場上的大資本家相比。據貢德·弗蘭克的新著《白銀資本》估計，從1500年到1800年，美洲和日本開採的白銀一半流入了中國，購買中國的工業品。弗蘭克認為，在這長長的300年間，中國擁有鉅額國際貿易順差，是世界經濟和貿易的中心。相反，歐洲則是當時世界經濟結構的外圍，靠了美洲的金銀才能登上以中國為火車頭的世界經濟的列車。

正是因為重農抑商的政策，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性。古代資訊更加閉塞，商品的流通和交易，受到影響的因素很多，大商人的出現，不可避免的有“官商勾結”的情況出現。長此以往則會進一步壓榨普通百姓，更快的出現農民起義，導致王朝的覆滅。

或許是吧，農業發達，地方不會被汙染，對農民而言，是一大喜迅，但是，在商業發達的今天，有好多的地，都被遭塌了。而且是，有好多的工廠，排汙不當，使那些有毒氣體外流，使好多農作物，都被破壞了。致使好多人，得病住院，

中國曆朝歷代重農抑商，對中國現代化發展的阻礙作用不值一提。事實上，我覺得影響農業文明的中國往現代化發展原因，也就是往中國工業文明發展的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中國曆朝歷代統治階層的騷操作，也就是對中國文化進行了閹割手術，二是後來成為我們中華大家庭成員的遊牧民族對中原農業文明的禍害，實施的愚民統治。先簡單說第一點，春秋戰國時中國文化是呈百家爭鳴，百花齊放態勢。到了東漢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統治階層第一次對中國文化這棵參天大樹動了大手術，砍掉了其他許多樹枝，再經過歷代統治者的認真維護，百花沒有了，只留下儒家成為中國文化大樹的主幹，而道家、佛家、兵家、醫家、書畫藝術家、小說家，戲劇家及民間工藝等成為中國文化的樹枝，因此中國文化欠缺了理工類的東西，雖然中國民間也有一些應用的數理化的東西，但得不到統治階層的重視和發展。再說遊牧遊獵民族對中原農耕民族的禍害，第一次大規模對中原農耕文明發展的破壞，是宋朝末年以後蒙古大軍對中原民族的侵佔和屠戮，一是殺了無數中原人，對人才的扼殺，二是長期動盪戰亂的生活讓人沒法安心來搞文化科學研究以及教育傳承。第二次大規模對中原農耕文明的嚴重破壞和阻礙，是滿清入關以後對中原農耕民族的大肆屠殺，及以後實行的愚民統治，對文人實施殘酷的文字獄，還有嚴重輕視科技等，以上幾種原因扼制了中國由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的發展的資質和機會。所以南宋之後無中華，明朝之後無華夏，實際上就是說農耕文明受到的禍害、阻礙和發展這三個步驟。

有一定原因，但重農也不是錯誤的。中國這麼大，人口這麼多，而且自然災害頻繁，經常鬧災荒，不重農沒法生存。現在我們很少受災荒影響，是因為科技的大發展，但人口眾多仍然不能掉以輕心。當然，我們歷史上不僅輕商，而且還重文輕科技，所以造成我們後來落後與輕商和輕科技都是有關聯的。

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其主張是重視農業，以農為本，限制私營工商業的發展。

秦朝的商鞅變法是該政策的首倡者，秦統一六國後將“上農除末，黔首是富”定為基本國策，刻在琅琊臺上，從此，“重農抑商”為歷代王朝所繼承並發展。到了漢朝初期，由於戰亂紛擾，大片土地閒置，民不聊生，為了恢復與發展生產，從劉邦開始採取了比較嚴苛的抑商政策。而到了東漢時期，抑商程度減弱很多，其原因是該時期的階級基礎是以商人為主的豪強地主階級，為了維護自我的利益與國家統治，抑商的程度勢必會減弱，但由於重農的思想根深蒂固，是該時期基本的思想，所以對於商業的抑制並不會消失，而只能是減弱。

唐宋是中國集權官僚制發展的顛峰時期，同時也是我國商品經濟發展的高潮時期。在這個階段，抑商政策執行力度很小，商業的發展並不落後於農業，而“重農抑商”思想也處於發展時期，統治者一方面重視農業發展，另一方面對商品經濟並無嚴苛的管制，這在兩宋時期尤為明顯。唐宋時期統治階級政策重點仍在農業，唐初為了恢復戰亂所破壞的經濟，政府依承前朝慣例，重農的同時繼續實行抑商政策。宋朝時期也有思想家主張強本節用。“所謂富國者，非曰巧籌算，析毫末，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強本節用，下無不足而上則有餘也。”由此可見，唐宋時期重農思想影響仍然很大。但是在唐時期社會生產力有了較大發展，農作物的產量有了較大提高，城市手工業者不再是零散行動而是統一集中於較大的傭工作坊，由此商品經濟的發展有了良好的條件，而隨著宋代城市經濟貿易的迅速發展，從事商業的人數越來越多，民間財富增長也越來越快，與此同時，商人的政治地位有了較大提高，商人子弟可也透過科舉步入政壇。凡此種種都說明唐宋時期的重農抑商政策較之前有了一定的發展。

重農抑商政策在元朝開始進入轉變時期。在進駐中原後，元世祖認識到，憑藉之前遊牧民族的治國理政方針並不能統治區域遼闊的中原，他學習唐宋時期的重農政策，鼓勵農民開墾荒地，重視農業生產，同時也注重修築水利，也可以看出統治階級對農業生產的重視。但是身為遊牧民族的元朝人並不排斥商業的發展，元朝是歷史上一個比較重視發展商業的王朝。在國內以巨資付給江南行省與民互市，由於元代對發展工商業的重視，當時的大都北京，就是全國的工商業中心，同時元代朝遷實行吸引客商的政策，所以商品經濟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明清時期中國社會開始轉型，受西方資本主義影響，商品經濟發展迅速，生產力逐步提高，較之前幾個朝代，統治者對“重農抑商”思想的重視程度有所下降。但是為了維護大地主階級利益，鞏固其統治地位，該思想仍佔主導，以自給自足小農經濟為主的古代中國，資本主義只是零星出現，並未形成統一體，某些行業仍要接受統治階級的高額賦稅，商品經濟的發展並不能改變社會結構。

在幾千年的朝代更替中，重農抑商是鞏固國家統治和穩定社會的必要手段，農業經濟的狀況直接關係到國家財政狀況的興衰存亡。因此，歷屆王朝的統治者一直把發展農業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採取鼓勵農業和抑制私營工商業的政治措施，從而儘可能多的將發展重點集中在農業上，來穩固和推動農業的發展，並從根本上維持國家政權的統治。農業生產週期長，利益積累較慢，但工商業則運營靈活週轉較快，可以迅速獲得較高的收益。一些發展較早的私營工商業甚至形成壟斷，逐漸成為社會的不穩定因素，引起極大的兩級分化，所以統治階級透過重農抑商的政治策略，主張透過掠奪工商業的方式來補助農業，對於防止兩極分化、穩定社會有著一定的積極作用。儘管重農抑商思想在各個朝代有不同的政策支援，但是可以明確的是，將重農抑商思想作為指導國家生產、發展的主導思想，是任何朝代統治階級的必然選擇。

所以在古代當時以農業糧食為根本的社會具體情狀下 ，以重農抑商為主，以適當發展商業為輔，是最佳選擇。歷代明君即如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重農抑商政策不僅沒有阻擋社會發展，甚或更有力的促進了社會發展。

二千年的封建社會，各朝各代都會不同程度上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封建社會前期，社會生產力低下，基本生活物質匱乏，重農抑商政策的實施，首先保證了人民基本的生活需求，同時滿足了國家財富的不斷積累，一定程度上有利於社會安定，也保證了統治階級對政權的維護。春秋戰國時期商鞅的重農抑商政策為秦國奠定了雄厚的經濟基礎，讓秦國迅速強大起來，為其稱霸以至最後一統天下打下堅實基礎。一般朝代剛剛建立之初，天下始定，人民流離失所，百廢待興。統治階級都會實施重農抑商，以安定民心，維護其統治。秦始皇：勤勞本事，上農除末，黔首是富。漢高祖：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明朝初更甚：從商者發配充軍；不事農耕者視為遊民逮捕。重農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穩定起到了積極作用。

當然重農抑商政策也造成了許多負面影響，從而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封建社會後期，資本主義在西方已經開花遍地，而本國人民普遍安於現狀，無法衝破固有的生活限制，很少人從事商業活動，阻礙了商品經濟的發展，難於從小農經濟過渡上升至資本經濟，是以後落後捱打的重要原因。清代的閉關鎖國也是一定程度上推行重農抑商政策。六十代年一方面是由於自然災害，另一方面也受抑商政策影響人民生活難以提升。直至改革開放我國經濟才得以鬆開韁繩，獲得長足發展，實現中華文明偉大復興。

重農抑商的政策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產生的，有其固有的侷限性和私利性。

重農抑商政策的產生戰國時期李悝變法和商鞅變法，“獎耕戰”、“抑商賈”，就提出了以農耕為本，並對棄耕從商做出了明確的規定。

“努力本業，耕織致粟帛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奴孥”——史記

封建社會以自給自足作為經濟基礎，農業的發展可以使人民安居樂業，充盈國庫，提高戰爭儲備;也可以減少人員流動，維護統治秩序。重農抑商政策的發展在秦漢時期得以迅速發展，特別是透過“文景之治”使漢朝的綜合國力迅速提升，被確定為基本國策，被後代統治者所繼承。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的發展和生產力的進步。重農抑商政策導致土地兼併嚴重，影響了農民的生活質量，，激化了階級矛盾，造成農民起義不斷爆發。客觀上促進了歷史的進步。重農抑商政策的消亡明清時期隨著資本主義萌芽，商品經濟異常活躍，以農為本的局面開始動搖。統治者為了控制局面，加大了對商人的剝削。並做出了限制性的規定：“一戶所領之織機不得逾百張，以抑兼併，過則有罰”。清朝後期雖然提出了一些經濟改革，比如建立商部，受重農抑商的影響，效果不理想。隨著封建統治的滅亡，他所承載的經濟制度隨之土崩瓦解。民國建立後，受國際經濟影響，鼓勵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建國後，透過三大改造完全廢除了中國幾千年以來的封建土地制度，徹底改變了重農抑商的局面。

在各種經濟形式齊頭並進的時代，農業依然是立國之本。受國際疫情影響，前一段時間網上出現提醒人們囤糧的謠言，經過多次闢謠，才把謠言粉碎，但是也有一部分人囤糧了吧？是不是基於“手中有糧，心中不慌”的考慮呢？可見人民對糧食的關注以及糧食對一個國家的影響。

重農抑商這個政策的施行，在各個朝代是與統治階級執政觀念相聯絡的，統治階級會根據當時的國情做出相適應的調整，並不會一味的嚴厲的限制，但總的來說，在商業資本發展方面歷朝歷代還是起到了阻撓作用的。

“商人”這個稱謂起源於商朝。商湯時期手工業就已經相當發達，為了削弱夏的國力，商湯組織婦女紡紗織布，來換取夏的糧食，把貿易做為武器，最後覆滅了夏朝，建立了商朝。

周朝建立後，商朝遺民成為了奴隸，為了生存，他們又重操舊業，做起了各種生意，時間長了，就給人們一種印象，這些商朝遺民就是做買賣的人，後來就有了“商人”這個稱謂，一直延續至今。

從周朝的建立直到秦統一六國之前，商業得到了極大的發展。在此期間出現了很多有名的“商業奇才”。比較著名的陶朱公——范蠡，他不但是經商的高手，還是著名的政治家和軍事家，他成功的幫助勾踐復國後，又急流勇退，棄官而去，堪稱是棄政從商和開創個人致富記錄的典範。

子貢是孔門七十二賢之一，孔子稱他為“瑚璉之器”。子貢能言善辯，有濟世之才，且辦事通達，曾任魯、衛兩國之相，後世之人也對那些經商致富的人，用“端木遺風”來誇讚，對子貢更以“儒商鼻祖”稱之。

此外還有以“奇貨可居”聞名於世的呂不韋，“智慧商祖”白圭，鄭國鉅商弦高，齊相管仲，都是那個時期在經商領域的代表人物，在他們的帶動下，商品經濟在這個階段獲得了極大的發展。

及至以後的歷朝歷代對經商也是時抑時放，這都是與當時統治者的治國理念和發展眼光緊密相關的。

像秦朝在“商鞅變法”後，提倡的是“獎勵耕戰”，所以就是極度抑制商業發展的 。但像南宋時期，因為國土面積急劇萎縮，造成了地少人多的情況，加上其他政治原因，就大力發展海貿，使得當時的商業極其繁榮。還有明朝永樂年間，明成祖朱棣派鄭和下西洋，也帶動了商業的發展。甚至有人說，在那個時期，中國已經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及至清朝末年的“徽商”、“晉商”、“浙商”、“粵商”等等，他們更是以集團形式進行商業活動，稱他們“富可敵國”也不為過。

因此從整個商業形式發展過程來看，在最開始的靠手工勞動獲得報酬，到個人出賣商品（擺小攤），家庭經營，再到僱傭人手，進行作坊式經營，最後形成集團式的產業化經營。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從無到有，從小至大，是一直持續發展的，他們在自己發展壯大的同時也帶動了整個社會的進步，因為無論從商業人員的構成，或者說人們的衣食住行都是與商業活動息息相關的，是相互依存的，想不共同發展也難。

雖然在歷朝歷代有過嚴厲的抑商政策，但只要統治者對商業活動的管制有所鬆動，這種活動就會像脫韁之馬一樣極速向前發展，即使再加以管制，它也會在歷史的慣性下持續向前，就算變得緩慢一些。同樣，社會的發展也是時快時慢的，不敢說這都是受商業活動的影響，但商業活動對國家的影響是巨大的 。

想說的是，歷朝歷代不論採取什麼樣的政策，都阻擋不了商業的發展，社會的進步，這也是歷史慣性的作用，不是人力可以抗拒的。

本人不這麼認為，中國是一個文化，政治，經濟等全面傳承的文明古國。當然，歷朝歷代都重視農業是不滅的事實。但是"四大發明"在世界上都是功名顯達，為之何敬而用之。

再說中國商務的發展，更是數以千萬，遍地開花。其中原因曲直主要是因為天災加之人禍(戰亂)，時不時的出現重視農墾而自覺不自覺的抑制了商業。當然也不完全排除歐而的被抑約。

歷朝歷代的重農抑商的政策, 是一把雙刃劍，有其積極地一面，同時也會產生不利的影響。

重農抑商就是透過採取貶低、壓制商人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的政策及措施, 限制從商人數。防止農民大量棄農從商, 保護農業的優先發展地位。

重農抑商政策最早產生於戰國時代, 李悝在魏國的改革內容中有所體現, 隨後商鞅在秦國的變法中將重農抑商政策第一次明確提出, 並以此作為大力推行農戰方針的基本內容付諸實施。以後中國曆代統治者都將其作為治國的典範。

重農抑商的由來

從春秋末年到戰國時期, 是中國古代商品經濟和與之相輔而行的貨幣經濟開始大量發展的時期, 而尤以商業的發展為突出。

正是在這一時期, 整個社會經濟從生產方式到社會關係, 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首先是土地佔有方式和基本剝削關係, 發生了革命性的變革, 其中包括井田制度的破壞和土地私有制度的確立。所有這些變化和變化所造成的嚴重後果, 都直接動搖了封建制度賴以存在的基礎, 特別是直接威脅著封建統治階級的生存, 而變化本身的激烈迅猛又使封建統治者感到驚惶失措。

他們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不得不認真考慮對策, 採取必要措施。 設法從根本上消除動亂的根源, 堵塞住正在潰決之中的狂瀾, 並使被打亂了的封建秩序再恢復穩定。抑商政策就是封建統治階級在認清了禍源之後, 適應著統治階級的最高利益而提出來的。簡單說, 抑商就是企圖從根本上消滅引起變化的總根源。即使不能完全消滅商人和商業, 使社會再退回到沒有變化以前的靜止狀態, 至少可以透過抑商政策的貫徹, 以限制商人和商業資本的活動, 縮小商業營運的範圍, 以便把它們的消極影響和造成的社會動亂減少到最低限度。由於商業的發展必然會出現資本主義的因素, 必然動搖統治階級的統治基礎,。

因此, 封建統治階級的重農抑商政策開始產生。

重農抑商政策

重農抑商政策的主要措施包括:

第一, 統治者反覆強調農業為本業, 商業為末業, 強化本末意識, 抹黑商人的形象, 從日常生活方面對商人進行限制, 對其服飾、建房、乘車都有歧視性規定, 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

第二, 在土地問題上, 採取抑制兼併的政策, 防止農民大量破產, 穩固農業生產基礎。

第三, 強化戶籍管理, 限制人口流動。

封建制度重農抑商的必然性

重農抑商政策與封建制度相始終絕不是偶然的, 因為一個國家或政權實行什麼樣的經濟政策, 歸根到底是由其經濟基礎和統治者階級地位所決定的。

自周、秦以來, 在長達二千年左右的封建社會中, 顯然中間經歷過由領主制經濟向地主制經濟的巨大變革, 但是社會經濟結構的基本性質始終是封建制度, 即佔統治地位的物質關係, 是以封建生產方式為基礎的生產關係和與其相應的上層建築。

專制君主在處理好社會意識問題的同時, 還必須處理好其他影響其“ 集權統治”的社會因素。在這些因素中“豪強地主”和“富商巨賈” 無疑是當政者首先必須解決好的問題。豪強地主的大量兼併土地, 造成了大量農民生活貧困、流離失所。民為國家之本, 民本一動, 國家的統治根基也隨之動搖。

因此，打擊豪強地主從其伊始便和“重農”聯絡在一起。“重農”政策的推行, 一方面可以拉攏有擔當精神計程車大夫集團, 另一方面又可以收攏天下的民心。

天聽自我民聽, 天視自我民視, 那麼以民為旗號, 就是以天意為旗號。在控制了話語權的基礎上,“抑制”便成了水到渠成之舉。透過抑制“兼併”, 將地方勢力所依賴的經濟力量限制在一定的範圍, 以利中央控制。上可以達到君主唯我獨尊的目的, 下可使民眾得以維持基本生活。整個下層的社會生活經此調整, 整體處於一種平均、分散的狀態, 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形成了一種上下之間看似鬆散的結構。當大國家小社會的局面最終形成時, 也即是集權主義統治下的安定時期。

在豪強地主之外的, 第二種可以給集權國家帶來實際威脅的便是富商巨賈。商人作為一種獨特的社會角色。首先其流動性及慣常的精明, 對於集權國家所追求的“ 重徙”、“ 樸直”的民風而言, 無疑是一破壞性的社會因素。其次, 商人中的精英分子往往經濟勢力雄厚, 勢力較大, 極易成為影響國家集權的社會實體。此種地方勢力在春秋戰國之際, 由於列國紛戰, 各國諸侯急於尋找社會力量, 以壯大自身。尚可得一定的生存發展空間。但自秦以來, 集權國家注意到了商人活動所帶來的負面效應, 並逐步採取打擊政策。其打擊手段主要有兩手, 一是在經濟政策上將諸多商品收歸官營, 以斷絕商人牟利的根源。二是在社會意識中努力形成一種以“ 商”為賤的風氣。在兩手打壓的情況下, 商人開始在一種極為艱難的條件下活動, 再難形成一股獨立於官僚控制之外, 能對生活產生較大影響的社會勢力。

中國封建王朝以封建土地私有制為基礎, 以地租剝削為剝削形式, 保護農業生產和小農經濟, 以確保賦役的徵派和地租的徵收, 鞏固封建統治為根本目的, 限制打擊工商業成為必然的選擇。與此同時國家在經濟政策上一直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即保證經濟政策向有利於農業發展的方面傾斜。因為僅有政治上的人身控制還不足以控制人們的意志, 必須輔之以經濟手段才行, 這就是歷代政府奉行的弱( 貧) 民術。弱( 貧) 民術的主要政策就是重農抑商, 其根本主張是以農為本, 限制工商業的發展。這是中國曆代專制王朝最基本的經濟指導思想, 其目的就是把廣大人民強行束縛在土地上, 達到隨時可以為統治者所驅使的目的。從古代到近代, 抑商政策是歷代王朝奉行不變的一個傳統政策, 儘管在具體執行的過程中, 由於歷代統治者的態度不同, 對問題的認識不同和採取的措施不同, 這個政策也就時而是雷厲風行, 時而是虛應故事, 但是推行這個政策的意圖, 則是始終一貫的。所以抑商政策, 是有其很深的階級根源和歷史根源的。只要封建制度長期存在, 抑商政策自然要貫徹始終。

重農抑商政策的利弊

重農抑商政策在封建社會初期對當時農業以及社會經濟的發展, 對新興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起到了積極作用。

如商鞅變法積極推行農戰方針, 採用各種手段實行重農抑商政策, 鼓勵發展農業生產, 從而促進了秦國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 為後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物質基礎。西漢初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 有利於漢初經濟的恢復與發展。

但是到了明清時期隨著生產力的發展, 商品經濟的活躍, 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已經出現。 而在這時統治階級依然堅持重農抑商的政策, 把農商發展對立起來, 並在重農抑商政策思想的指導下推行一系列不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措施, 從而阻礙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成長, 違反了經濟發展規律, 這樣就失去了其產生之初的進步性。

重農抑商政策從根本上造成了中國社會的落後, 這是造成近代中國落後於西方的重要經濟原因。

在如今商品經濟為主導的世界, 重農抑商早已經成了過去, 但是封建主義的政策, 經過了幾千年的沉澱, 反映地主階級的文化, 成為社會矛盾的主導文化。這些文化對農民的心理影響還是存在的。抑商政策的嚴重後果不僅是從根本上限制了工商業, 更重要的是, 使農民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觀念,。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 農民的擇業視野狹窄, 長期固守於土地, 相安於農業, 受束縛而不自知。

很明顯, 重農輕商的觀念是農村產業開發的一大文化障礙。

重農抑商發展到封建王朝後期，確實是成為了邁向現代社會的一個阻力。

1.重農抑商本是歷朝歷代的國策，因為中國地獄遼闊，人口眾多，在當時的生產力水平，重視農業是一個國家生存發展的基礎。現代社會生產力已經發展到如此，但是中央一直關注三農問題，就可知農業對於一個國家有多麼重要。

2.在漫長的朝代更迭中，重農抑商一直都是維護社會穩定讓老百姓安居樂業的重要政策，但是隨著時代的變遷與社會制度的更替，到了後期反倒又阻礙了社會發展。

3.其實，清朝末年政府以及社會，都有很多很多的東西在阻礙著我們想現代社會邁進，重農抑商更多是一個很小的阻力部分。思想上的迂腐不改變，不去學習與變革，不解放思想才是阻礙我們邁向現代化的最大阻力。

4.世界唯一的不變就是變化。沒有什麼政策是千古不變的，很多事情都具有兩面性，有的時候好的一面在發揮作用，有的時候壞的發揮作用。評價歷史人物與政策，永遠都要放到當時的歷史情景中去分析，我一直認為重農抑商本沒有錯，只是在清朝末年已經不合時宜的時候，清政府還在堅持它，那就是錯的了。

5.深化改革，解放思想。隨著國內與國際形勢的改變，或許曾經實施的很堅定的政策，在今日會被廢除，也或許曾經廢除的會在恢復。不迂腐不守舊，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方能走的堅定。

歷朝歷代的經驗，

無窮無盡的災難中得來。

重農抑商是條，不錯的生存之道。

商無利不違，重農全專利人。

如果從封建王朝後期來看的，確實是阻擋了國家的進步，其實準確的說事抑制商業發展阻礙了國家進步。

但是重農對於古代來說是重中之重，包括現在發展這麼快速的今天，農業問題也依舊是國家的大問題，要知道老百姓最關心的永遠是能不能吃上飯。

這個問題非常好，農與商的關係確實是一個國家走向未來的重要影響因素。但是，中國古代的重農抑商是否會影響國家發展呢？這個問題還需要一分為二地看：

首先，一個國家第一需要考慮的是人民的生存。我國是一個農耕社會，交通不便，人口基數很大。我國在先秦時期就確立了以農為本、重農抑商的政策。政策的根本就是要確保人民的生命能夠維持。西方社會以商為主，這是因為西方的人口基數沒有中國大，所以糧食的危機和矛盾並不尖銳。

其次，如果科技沒有長足的進步，交通沒有如今天一般發達，那麼國家之間的差距還不會那麼明顯。自漢代張騫通西域到明代鄭和下西洋，中國一直都是領先於世界前列的。真正的落後實際上並不是因為商業而是由於科技。更準確地說是因為農業與商業的關係失衡，造成了過於抑制商業，使得科技發展的先天條件並不好，這就造成了國家的落後。

第三，商業利潤遠大於農業，如果不制止，農業很有可能就會急劇萎縮，大量農業人口棄農從商是可以預見的。所以，中國古代重農抑商從出發點上來說還是正確的。

事實上，從美國的發展歷史上來看，中部大平原一直還是處於農耕的環境下，東部和西海岸是商業與科技的發展重點。這就很好地從地理上平衡了農業和商業的關係。而我國古代卻不具有這樣的發展環境。主觀上來說歷代統治者重農抑商的政策不錯，可是從客觀上確實造成了中國的落後。

封建社會重農抑商的選擇是一代代國家統治經驗的必然選擇，學過歷史的都知道，農業社會，地廣人稀，生產效率低下，又天災人禍不斷，能解決溫飽就是燒高香了，要不皇帝最重視的就是祭天地（天壇 地壇 日壇 月壇 還有個先農壇），祈求風調雨順、五穀豐登。

商業每個朝代都有，不是生存的根本且主要集中在市鎮。

最終形成，士農工商的最佳排序。

另外，是否進入現代社會，這不是農業和商業那個重要決定的，是文化和政治制度進化後，隨著科技的發展推動的。

士農工商

中國人真的輕商嗎、

中國向來就有輕商的傳統，這似乎是中國歷史的公論，其實大家都誤解了，中國從來不輕視商業，輕視的只是商人，所以提問者提問的這個問題是偽命題，

說道輕視商人，那真是罄竹難書。早在春秋時期齊國國相管仲，就給人們分了等級是為士農工商，商排在最後。經商是最沒出息的行業，漢高祖劉邦更是對商人恨之入骨。專門頒佈詔書，嚴令商賈不能穿絲綢衣服。不得乘坐華麗的車輛出行，還專門提高他們的度稅負以表示困辱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高祖還規定，商人不得從政，甚至連他們的子孫都不行，所謂禁錮不得為吏。當時朝廷都沒有錢，就提出一個納粟拜爵的制度，平民只要集納一定數量的糧食就可以獲得爵位，可是就是這樣賣官，也把商人排除在外，因為他們沒有資格。

這種對商人極端藐視的政策，在後來的歷朝歷代稍有緩解，但是從根本上沒有改變，可是，為什麼說中國從來不輕視商業呢、

這事還得從兩千多年前的管仲說起。管仲主政齊國時，為了增加國家收入，就被鹽業和鐵業收回國家專營。當時其他諸侯國，徵稅靠著都是農業稅。可是隻有管仲眼光毒辣，他看到了一個事實工商業、煮鹽制鐵所能產生的利稅遠遠大於耕地種田，在農業社會，這事最為重要的兩達支柱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更重要的是這是唯一的工商合營產業，其原料得自天然，有壟斷經營的優勢，從業者一面自制產品，一面自行販售，商業資本與產業資本輾轉變化，繁殖累積，其財勢不可阻長。更要緊的是，國家直接控制工商業，老百姓並不覺得受到了損失，管仲舉例說大凡一個農戶，無論是從事耕作還是做女工，都需要針刀耒佀鰩鋸錘鑿等鐵質工具，只要在一根針上加價一錢三十根針就是三十錢，就等於一個人應該繳納的人頭稅了。由此類推，則全國的總收入不下於全國的人頭稅了。表面上國家並沒有增加國民的負擔。

因為實現了鹽鐵專營，齊國迅速崛起為春秋強國，成為春秋五霸之首管仲也留下了千古一相的美名。從那時起，中國曆代統治者都把最能產生利稅的工商業收歸國有，。這種統治藝術冠絕全球是中國獨一份，與歐洲列國相比，哪裡的統治者只知道死板的從稅收中獲得收入，簡直是天上地下之差別。在中世紀一些歐洲國家真的窮到了一點辦法也沒有了。連一根菸桶也要收稅，弄得天怒人怨，他們就沒有想到，只要把煤炭專營起來，每一斤煤加一點錢，所產生的利稅遠遠高於煙筒稅，只有中國，也只有中國想到了從國營工商業中直接取得利稅。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什麼一直知道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可為什麼一直壓抑和藐視商人呢，這一點千年之後的特朗普給了我們答案可見我們古人多有智慧。

“重農抑商“是中國古代封建王朝的基本國策，從春秋戰國一直到明清，都是如此。中國為什麼沒有和歐洲一樣，走上發展工商業，開展海外貿易的道路呢？我認為大概有以下幾點原因。

1、儒家文化推崇忠、義、禮、智、信，中國計程車大夫鄙視商人，認為商業活動重利必定忘義，追利必有投機。所中國主流文化，並沒有給“經商”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

2、從黃河流域發展起來的漢文明，是典型的農耕文明，特點是男耕女織，小農經濟，自給自足。這種經濟結構，不利於商業活動發展。

3、傳統思想認為，只有農業活動才能創造財富，才能為朝廷帶來稅收，“農”為根本，“商”是枝末。

4、歷朝歷代的皇帝，都害怕農民離開土地，害怕“失地流民”產生不安定因素。

5、朝廷透過限制民間商業活動，實現對重要資源壟斷經營，可以提高國家財政收入。

“重農抑商”究竟有沒有阻擋了我們國家進步？不同的歷史時期後果是不一樣的。

從李悝變法開始，“重農抑商”正式走上歷史舞臺。在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重農可以增加糧食產量，提高國家稅收，達到富國強兵的目的。這樣的例子很多，比如商鞅變法，漢朝文景之治。

當社會進一步發展，技術進步，生產力大幅提高的時候，如果再繼續實行“重農抑商”政策，就會阻礙生產力發展。比如明清時期的“海禁”，就讓中國的資本主義“小萌芽“，沒跟上世界潮流發展。

中國的近代“通商”，是被西方列強用艦炮開啟的。國人從那時起，才開始審視懷疑“重農抑商”的政策。今天招商引資、出口創匯、擴大內需，是各級政府發展經濟的主要手段；同時黨和國家高度重視三農問題，始終把糧食安全放在首位。

抑商不再，重農依舊。

無商不奸，有錢了會做更多壞事，在著都去做倒買倒賣的商人，誰還去種地，有錢賣不到糧食何以生存，民以食為天，沒有糧食就不會讓國家安定，自古不一農業為重的國家必然敗亡[靈光一閃][靈光一閃][靈光一閃]

分析每個朝代的政策都要放在那個具體的歷史環境中去考慮，每一個政策從制定、出臺、到施行，不是那個統治者隨意決定的，我認為它有其歷史的必然性。人類發展的軌跡一定是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因為人類首先要解決的是自己的肚子，因此必然會發展農業，那麼回答歷朝歷代的重農抑商政策是否阻擋我們國家走向現代這個問題，我認為這要分歷史階段看待，因為隨著時間的不斷推進，社會的結構也在不斷地演化與完善。

第一個歷史階段是，春秋戰國時期到明代中葉，這一歷史時段歷朝歷代重農抑商的政策有助於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這一階段最顯著的標誌就是鐵犁牛耕的出現，到明代中後期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鐵犁牛耕的出現標誌著我國進入了封建時代，也真正的進入了農業時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這時候中國的古代統治者也就提出了重農抑商政策。最早提出的是魏國的李悝，他的兩項政策，第一項是“盡地力之教”，第二項是創“平糴法”，這兩項都有利於農業的發展，這樣也使得魏國變的強大。商鞅變法獎勵耕戰，到漢文帝的重農政策這都是重農抑商的表現，而這都使中國越來越強大，在當時算的上是最強大的國家。因為對於封建國家而言，農業的發展可使人民安居樂業，人丁興旺，使國庫糧倉充盈，既可內無糧荒、動亂之虞,也可外無侵擾之慮。

第二個歷史階段是，明代中葉以後，這一歷史時段歷朝歷代重農抑商的政策阻礙了我們國家走向現代化。明代中葉蘇州地區出現了“機戶出資，機工出力”形式的資本主義萌芽，而這時的統治者提出的“重農抑商”政策不利於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資本主義需要一個寬鬆的環境，自由的市場，而中國的“重農抑商”政策抑制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最後被西方國家超過，被打敗。

因此，通過歷史的大環境，我們分析了歷朝歷代重農抑商政策對中國現代化的發展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