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農抑商政策科學的地方在於

一.自然條件 經濟政策的產生往往取決於經濟的基礎，中國古代的封建社會主要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由於獨特的地理環境東邊是大海，西邊則是隔壁沙漠和青藏高原，這些天然屏障使主要生活在黃河、長江流域的人們漸漸開始以種植經濟為主。

二.統治階級 想要奪取和鞏固政權，物質基礎是很重要的，因此農業才是立國之本。科學技術和交通不發達的時代，只有足夠的田地和農民才能使國庫充盈。而商人的形象在統治階級看來不是勤勞致富，一方面他們透過“簡單的”物品交換獲取暴利，另一方面擾亂社會風氣，吸引一些農民放棄耕作從事商業活動。

重農抑商落後的地方在於

一.土地太過集中，激化了階級矛盾。

二.明清時期客觀條件已經有所改變，技術的發展已經可以支援商業活動。固守重農抑商政策則嚴重影響了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中國沒跟上世界發展的腳步。

因此重農抑商我認為在封建社會早期還是非常科學的一種政策，而到了後期，則讓剛剛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沒有得到發展，也就阻礙了走向現代化的步伐。

算是吧

說起中國古代的科技，不得不提四大發明，而四大發明中的三個，其成熟而廣泛使用，是在宋朝。

而宋朝是中國古代，少有的不抑商的朝代。這中間，恐怕不是完全沒有聯絡的。

秦漢以前，中國只有重農思想，並沒有抑商政策。春秋戰國雖然距今已經過去2500多年，但當時的商業發展卻很健康。當時諸如弦高、子貢、范蠡這樣的大商人，都具有很高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影響力。

秦漢統一全國後地方割據對商品流通的障礙消除，度量衡統一，道路暢通無阻，商業活動的條件大為改善，交易費用大幅度縮減，導致商業的報酬率突然提高，於是乎“富商大賈周流天下”。

社會中突然出現這些“暴發戶”的勢力飛快膨脹並影響到社會各階層，也令統治者們感到不安。在市場機制尚未引導社會自發走向新的均衡點之前，統治者立即採取了“抑商”的政策，而基於“產業間就業具有絕對對立關係”的錯誤觀念，當時的學者們也紛紛發表言論支援抑商政策。

從經濟學角度觀察，抑商政策所依據的詩基於主觀偏好“好與壞”的規範標準，而不是基於客觀績效“效率高低”的實證標準。當時的認識是，產業部門之間的就業存在絕對對立關係，更多的人從事工商業會造成農業勞動力的流失。農貴商賤、農本商末，農業是立國之本，因此需要“抑商”。

也因此，無論是歷史早期人口不足時期，還是在明清農村人口已然過剩之際，統治者一直都在憂慮從事工商會威脅到農業生產的勞動總量。實際上，按照經濟學中的一般均衡思想，在各產業部門就業之間的互相作用下，每個產業都存在自己的一個最優水平的就業總量，無論過多獲過少都缺乏效率。

從經濟層面上看，抑商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商業活動，但整體效果並不顯著。

漢武帝時期，商人物質損失非常大，商業活動受到了嚴重限制和打擊，而其他時期，由於政令得不到嚴格執行，同時由於市場“無形之手”的調節作用，各朝代的重農抑商的政策和理論並沒有嚴重壓制商業活動。

在社會價值觀層面，長期持續的抑商政策形成了“農貴商賤”的歧視性社會價值觀念，導致了商業人員的心理失衡。商業的報酬率高，也是脫貧致富的捷徑，於是大量勞動力轉而從事商業。

但是，重本輕末的理論經過持續的提倡成為中國社會傳統之一，因此這些商業人員往往被歧視，得不到與其貢獻相匹配的社會地位和社會尊重。面對社會，他們容易產生心理失衡和自卑情結。

除了這些直接影響外，對中國歷史發展程序還存在以下的間接影響。

首先，影響人力資源的非均衡分配。

抑商政策導致農業容納了相對過多的勞動力。一方面，統治者刻意透過“農貴商賤”這種歧視性社會價值觀念來調節農商從業人員比例；另一方面，重弄抑商、輕商賤商的歧視性社會思想會影響人們對各產業的綜合評價和擇業選擇，進而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勞動力在不同產業間的非均衡配置，往往表現為農業容納了過多的勞動力。

同時，促使學做到商業家族成員“棄商從士”。商人為了提高社會地位，往往透過各種途徑使其家庭成員治學、從政從而成為士大夫。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應該向經濟效率最高的地方流動，但“棄商從士”卻以為著最優秀的人才去從政而不是去當企業家，是去消耗財富和進行尋租而不是去創造財富，人力資源被嚴重浪費，經濟效率被嚴重扭曲。

歧視性的社會價值觀念導致了商人群體的心理失衡與自卑感，為了求得心理補償，往往把積累的資金大量用於返鄉購買天帝，以恢復或兼領務農身份。商業資本第二個流向是家鄉建築業，商人往往回鄉修建大量炫耀性建築和紀念性建築，或者投資興建書院等公益事業，以提高社會形象。獲得社會認可。

商業資本的第三個流向是透過投資文化教育政治以獲得“士”的身份。一方，部分商人家庭經常性為士大夫提供款待與自主，還經常在私宅中贊助舉辦文化沙龍，或者在京城建造會館方便學子應考。另一方面，如前所述，花費巨資培養家庭成員成為士大夫。

從經濟學角度看，商業資金大量流向農村的土地市場和建築市場，會促使農村地價快速上升，降低土地投資的報酬率；同時，在中國歷史後期，農村已經處於勞動力過剩狀態，資金返鄉無利於增加就業和促進生產。

此外，大量工商業資金被投入“士”一行用於從政，以供“士”這一不創造任何經濟價值的非生產性階層進行純粹的財富消耗和租金攫取。這種扭曲經濟效率的資源配置對於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一點，是導致中國經濟尤其是工業部門的再投資規模無法顯著增加，即造成了“投資阻塞”效應。

當然，禁止改良勞動工具違者重罰的策略，成功把中國人思維熱點禁錮在階級派系鬥爭上。

勞動者不再關注工作效率和方法，絕不主動升級科技，不考慮科學管理統籌規劃，只寄往耍賴式博弈，發現問題永遠只想掩蓋，等矛盾激發到不可調和時選出個弱勢孤立分子背黑鍋當替罪羊把他獻祭了，然後繼續掩蓋問題，等著下次起義。

而國家選拔人才的科舉制，培養篩選出來的就是一群掌權後只能順應時勢服從階層才能生存卻百無一用的官僚，一旦失足站錯隊派系落敗，就會發現自己滿腹經綸什麼都不是，被彈劾後只會寫詩酗酒隱居流浪。

錯誤，商人天性是沒有民族感，沒有國家利益，眼中只有自己的利益，為了利益，可以出賣國家，出賣民族，而形成資本集團，進而腐蝕官僚集團，對抗國家，禍國殃民，參考呂不韋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