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時期，中國的經濟與文化都邁向了封建時期的巔峰。雖然北宋在經濟與文化上有著很多的輝煌成就，但人們關於這個朝代更加直觀的印象是——文弱。究其原因，這種印象的起源和北宋在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往往都是處於弱勢的表現脫不了關係。

且不說在北宋北方長年作為達摩克利斯之劍的遼國，也不說後來覆滅了北宋的金朝女真政權，就連領土與人口遠遠不如北宋的西夏，也在與北宋的戰爭中多次擊敗宋朝軍隊，不僅取得了獨立的地位，還獲得每年來自北宋的“歲幣”的紅利。成為了北宋與遼國之間的第三方勢力。

我們今天要講到的好水川之戰，就是北宋與西夏作戰中的一次著名的戰役，在這一戰中北宋當然也沒有扭轉給人們在對外戰爭中的弱勢形象。此戰宋軍大敗，死傷過萬，大量軍事將領陣亡，領軍的主帥夏竦被貶河中通判；副帥韓琦上書請求朝廷治罪，被貶秦州知州；作為主將之一的范仲淹，則被貶到了耀州擔任知州。

不過，我們要知道，韓琦、范仲淹二人可是文官中少有的能夠指揮戰役的人才。在當地甚至有一首《邊地謠》這樣稱讚二人：“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嚇破膽。”范仲淹甚至被西夏稱讚為“小范老子”，認為“小范老子胸有十萬甲兵。”那麼，在如此強大的國力下，以及兩個如此優秀的主將的領導下，為什麼北宋還是輸掉了這場戰役，損失慘重呢？

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高階領導層對於作戰的意見不統一。我們都知道，當要做一件事情時，如果一群人的意見無法統一，那麼難免的會影響這件事的完成效率和成果。但是，如果這種情況出現在領導軍隊、指揮作戰的主將們身上，那麼情況就會更為嚴重。

而在好水川之戰中，意見最不統一的恰恰就是兩位最為優秀的主將——韓琦與范仲淹。范仲淹認為，宋軍雖然人多，但缺少精兵強將，戰鬥力差，西夏境內山川險惡，沙漠廣袤，不宜貿然深入。韓琦則認為，在西北逐路設定重兵把守，會分散軍力，如果遇上敵軍會不容易對抗，如果一同出兵，一鼓作氣，乘著敵軍驕惰（不久前的三川口之戰北宋大敗給西夏，仁宗因此換韓、範二人上陣），那麼一定能擊敗他們。

由於兩人一攻一守，意見正好相左，且各有各的道理，導致宋仁宗在兩人的作戰方案上態度搖擺不定。他先是與主要大臣商量後，決定採用韓琦的主張，下詔命鄜延、涇原兩路宋軍同時進兵，於次年正月入討西夏。不過，經過范仲淹的勸阻，他折中了一下，讓韓琦負責涇原路主攻，范仲淹則負責鄜延路擔任招納、牽制的任務。

於是，就在宋朝內部關於出擊進攻還是應該堅壁自守的時候，李元昊趁機南下攻宋，韓琦主動出擊的計劃就此落空。而范仲淹與韓琦的主防與主攻的爭議，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後來北宋與西夏戰爭的主動性。以至於迎戰有些過於倉促，而導致被西夏設計。

其二，領軍將領的冒進，被西夏誘敵深入。在西夏攻宋之後，韓琦不顧范仲淹勸阻，執意派出環慶副都署任福率軍萬餘人，並令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鈴轄朱觀、涇原都監武英、行營都監王珪各率各其部，隨同作戰，宋軍自鎮戎軍抵羊隆城，到了西夏境內後，伺機擊敗西夏。

而任福卻沒等到所有人馬到齊就出發了，以桑懌為前鋒，一直到了懷遠城各軍才聚齊。而在懷遠城，正遇上鎮戎軍與西夏作戰，殺死幾千西夏軍隊，西夏不斷在增援。任福也趕到了當地進行支援，但西夏趁機假裝戰敗，結果任福果然上當，緊隨其後。而西夏軍則向著好水川主力集結的地點跑去。

任福孤軍深入，偏離了之前韓琦與之定下的行軍路線。而李元昊在聽到宋軍追來的訊息後，早已設下伏兵。等任福追到好水川，便被李元昊的軍隊伏擊。任福軍長途追擊，早已人困馬乏，而李元昊軍則是以逸待勞。兩軍激戰三個時辰，宋軍便潰敗下來，戰死10300餘人。而任福、桑懌、劉肅、武英、王珪、趙津、耿傅等將領無一倖存，宋軍幾乎全軍覆沒，僅逃出千餘人。

由此可見，好水川之戰的失敗，是從高層決策到下級執行的兩個環節都出現了失誤所共同導致的。高層對於作戰方案的分歧處理不夠及時，耽誤了備戰的時間；而下層執行決策軍官對於決策的執行也不夠徹底，導致了作戰計劃的泡湯，從而導致宋軍的慘敗。一場戰爭的勝利永遠也少不了決策的正確與及時，執行的徹底與堅決，倘若做不到，那麼失敗也是意料之中的結果了。

北宋寶元二年（1040年）三月，西夏景宗元昊進攻宋朝。元昊一面率軍佯攻北宋的金明寨（今陝西安塞南部），一面送信給宋朝延州（今陝西延安）知州範雍，表示願意與宋和談，製造假象，以麻痺範雍。範雍卻信以為真，立即上書朝廷，對延州防禦也鬆懈了。 同年七月，元昊派大軍包圍了延州。宋朝大將劉平、石元孫奉命增援。當他們到了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北）時，遭到西夏軍隊偷襲，遇到西夏軍隊重重包圍。劉、石二人率軍與夏軍苦戰，西夏軍隊損失十分慘重。但是因為寡不敵眾，只好退守三川口附近的山坡。西夏又增援了大量軍隊。元昊多次寫信勸降劉平，但劉平寧死不屈。 最後，西夏軍隊猛攻宋軍駐守的山坡。由於宋軍人數太少，劉平、石元孫被俘。後來由於宋將許德懷偷襲元昊得手，西夏軍隊才被迫撤離宋朝境內，延州之圍才得以緩解。 三川口之戰中，雖然宋朝成功抵禦西夏軍隊的入侵，但是損失太多，而且宋朝甘陝青寧邊境的防禦也處於被動地位。

　　三川口之戰以後，宋仁宗深感西夏強盛，下令封夏竦為陝西略安撫使，韓琦、范仲淹為副使，共同負責迎戰西夏的事務。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景宗元昊再次率領十萬大軍大舉南下攻宋，把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另一部分攻打懷遠（今寧夏西吉東部），聲稱要攻打渭州（今甘肅平涼），誘宋軍深入。但由於當時宋朝有足智多謀的范仲淹在，所以西夏軍隊不敢輕舉妄動。但是，韓琦不聽范仲淹勸阻，固執己見，派環慶副都署任福率軍五萬餘人，自鎮戎軍（今寧夏固原）抵羊隆城（今寧夏固原西南部），出夏之後，伺機破西夏，殊不知西夏伏兵正等著他們。任福率軍到達懷遠城，正遇上鎮戎軍西路巡檢常鼎與西夏軍隊戰於張義堡南，殺死幾千西夏軍隊，西夏也不斷增援。任福軍趕到當地支援，於是夏軍佯敗，任福中計，隨尾追擊。宋軍由於長途追擊，糧草不繼，人困馬乏，已是十分疲憊。追至好水川，遇元昊的西夏軍隊主力伏擊，宋軍潰敗，任福等大將戰死，幾乎全軍覆滅。 好水川之戰，宋朝再度失敗。宋仁宗聞知後震怒，貶韓琦、范仲淹。從此，由於沒有范仲淹，西夏進攻宋朝就比較輕鬆了。

　　范仲淹等人被貶謫以後，西夏又開始商議攻宋大計。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李元昊謀臣張元向景宗皇帝獻計。張元認為，宋朝的精兵良將全部都聚集在宋夏邊境地區，而宋朝關中地區的軍事力量卻十分薄弱，如果西夏大軍牽制宋朝邊境地區的軍隊，使宋朝無暇估計關中地區，然後即可派一支勁旅乘機直搗關中平原，攻佔長安（今陝西西安）。元昊採納了張元的建議，派遣10萬大軍兵分兩路大規模進攻宋朝。一路從劉燔堡（今寧夏隆德）出擊，一路從彭陽城（今寧夏固原東南部）出發向渭州發動攻擊。宋將王沿聞知急忙派葛懷敏等人率軍增援劉燔堡，宋軍在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部）陷入西夏軍隊的重圍，宋軍大敗，葛懷敏等15員將領戰死，宋軍九千餘人近全軍覆滅。但西夏另一路遇到宋朝原州（今甘肅鎮原）知州景泰的頑強阻擊，西夏士兵全軍覆滅。西夏景宗李元昊直搗關中的美夢就此破滅。

　　北宋與西夏之間發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3次大規模戰役，都以宋軍失敗而告終。雖宋在屢敗之餘揚言要重整決戰，但實際上想與西夏握手言和。西夏雖屢勝，但所掠奪所獲卻抵償不住戰爭中的消耗，與先前依照和約及透過宋夏民間貿易所的的物資相比，實在是得不償失。此外，由於西夏景宗元昊好大喜功，四處征戰，國庫空空如也、民間貿易中斷後，西夏貨幣上漲，百姓十分困苦，四處怨聲載道以及西夏與遼國出現矛盾等各種主觀原因，使西夏不得不與宋和談，因此，西夏天授禮法延祚五年（1042年）六月，元昊派遣西夏皇族李文貴前往宋朝京城東京議和，宋仁宗表示願意接受西夏議和建議，並將談判的全權交給太師龐籍。雙方自第二年開始進行正式談判。

　　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年），北宋與西夏達成協議。和約規定：西夏向宋稱臣，元昊接受宋的封號；宋夏戰爭中雙方所擄掠的將校、士兵、民戶不再歸還對方；從此以後，如雙方邊境的人逃往對方領土，都不能派兵追擊，雙方互相歸還逃人；宋夏戰爭中西夏所佔領的宋朝領土以及其他邊境蕃漢居住地全部歸屬宋朝，雙方可在本國領土上自建城堡；宋朝每年賜給西夏銀5萬兩，絹13萬匹，茶2萬斤；另外，每年還要在各種節日賜給西夏銀2.2萬兩，絹2.3萬匹，茶1萬斤。宋仁宗同意了元昊所提出的要求，於是宋夏正式達成和議，史稱“慶曆和議”。這次平等和議換得了宋夏將近半個世紀的和平。

　　後來到了宋神宗、宋哲宗統治時期，宋夏之間又爆發戰爭。但是總的來說，慶曆和議對維護宋夏之間的和平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對宋史稍微有多瞭解的，都知道好水川之戰。這是一場以宋軍大敗而告終的戰爭。被看作是宋代戰爭史上不光彩的一筆。但縱觀整個過程來看，宋軍的表現個人認為是非常的英勇，是值得敬佩的。

　　

　　康定二年，元昊謀寇渭州，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命大將任福將兵迎擊，其主要任務是繞到夏軍之後，伺機破敵。如不利於戰，則據險設伏，待夏軍回師時截擊。但任福在張家堡獲得小勝，“斬首數百”。夏軍祥裝敗北，並丟棄可大量物資，於是諸將貪功冒進，在好水川中了埋伏。宋軍還未列好陣，就遭到敵軍的衝擊。部隊此時已是“士馬乏食已三日”，非常疲憊。但仍是英勇戰鬥。宋軍企圖據險抵抗。但遭到敵軍的夾擊，損失慘重，主將任福、先鋒桑懌都戰死。隨後，夏軍合兵攻擊朱觀、武英所部。諸將都戰死，“軍校死者數十人，士死者六千餘人。”只要朱觀部千餘人靠著弓弩的掩護擊退敵人得以撤退。

　　《宋史》評價到：“方元昊傾國入寇，福臨敵受命，所統皆非素撫之兵，既又分出趨利，故至於甚敗。”宋軍的英勇抵抗得到了朝廷的肯定，主將任福被追贈武勝軍節度使兼侍中，家人也給予了安撫，其他各位將軍也得到追贈和安撫。各位將軍在逆境中的表現也可以說是令人感動的。

　　

　　主將任福，在西北戰場的表現一直是很出色的，曾夜襲白豹城，平骨咩等四十一族。以功拜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賀州防禦使，改侍衛馬軍都虞候。好水川之戰被敵軍包圍後，“福力戰，身被十餘矢。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爾。‘揮四刃鐵簡，挺身決鬥，槍中左頰，絕其喉而死。”任將軍的兒子任懷亮也戰死了。

　　

　　都監王珪，是一位驍勇的將軍。在與夏人作戰中，夏軍一位驍將，一槍直刺王珪的胸部，傷其右肩。王珪用左手以杵將其腦袋打的粉碎。又一敵將快馬趕來，一槍刺過去，王珪竟一把夾住了他的槍，用鞭擊殺。敵軍大驚，慌忙撤退。好水川中埋伏後，王珪還想救援主將任富，但沒有成功。“。乃東望再拜曰：‘非臣負國，臣力不能也，獨有死報爾。’乃復入戰，殺數十百人，鞭鐵撓曲，手掌盡裂，奮擊自若。”眼睛中了箭，半夜而亡。

　　

　　都監武英，是一位有勇有謀的將軍。張家堡小勝中“斬首數十百”。敵人佯裝敗北，武英認為有埋伏，但諸將不聽。主將任福敗亡後，武英仍然堅持戰鬥，最後弓箭用完而犧牲。

　　

　　先鋒桑懌，也是一位驍勇的將軍，而且頗有正義感。有一年，遇到大水，桑懌準備用船把二廩粟裝走，但看到有百姓避水，粟也不裝了

好水川之戰北宋戰敗的主要原因是陝西落第舉子張元之計謀，宋將韓琦戰敗之後，張元還為宋軍作了一首詩：“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主要是諷刺宋將韓琦，韓琦雖然是科舉的榜眼，但他的才智還不如張元這個落榜舉子！

在這場戰役中，范仲淹提議以防守為主但卻不被朝廷採納，但是戰役開始以後范仲淹也沒能阻止宋軍的敗局，故而他和韓琦等人都遭到仁宗的貶斥。

宋仁宗慶曆元年（公元1041年）二月，西夏主李元昊派人到北宋涇原路表面請和，暗地裡卻整軍備戰，為自己爭取時間。北宋陝西經略安撫副使韓琦巡視邊防，卻得知李元昊準備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就立即趕往鎮戎軍（今西夏固原），命任福率領鎮戎軍的駐軍以及招募的“敢勇”萬餘人，進討西夏軍，並向任福面授機宜，向西夏軍薄弱的背後進攻，各兵寨之間相距四十里，互相救援，並反覆叮囑任福，如果戰機不好，就不要輕易出戰，然後據險設伏，待西夏軍退兵的時侯，半路以伏兵擊之。任福出兵後遇上另一路宋軍常鼎部，在戰勝一股西夏軍後，斬首數百，西夏軍佯裝敗退，任福軍的先鋒官桑懌率部追趕，任福率大軍隨後跟進。當晚，任福主力駐軍於好水川（今寧夏德隆西北），另以朱觀率偏師駐紮在龍落川，兩軍相距五里，約定明日合兵攻敵。第二天，任福不知是西夏軍誘敵之計，緊追西夏敗軍一直到羊牧隆城南五里，西夏軍早已在那裡設陣待敵，任福方知中計，但為時已晚，只好硬著頭皮繼續進攻。由於宋軍“人馬已乏食三日”，疲憊不堪，根本不是西夏軍的對手，先鋒桑懌戰死，主帥任福手揮鐵簡，衝入敵軍陣中，力戰而死。西夏軍在擊敗任福主力後，又轉攻偏師朱觀部，宋軍戰死六千餘人，其餘潰散而逃，朱觀僅率千餘人以民宅為據點，與西夏軍死戰。正好宋軍援軍趕來，被困的宋軍士氣大增，紛紛跳出民宅向西夏軍發起進攻，西夏軍抵抗不住，作亡慘重，只好撤兵。這就是“好水川之戰”。此戰之所以宋軍失敗，主要原因是主帥“任福所統，皆非素撫循之師，臨敵受命，法制不立，即又分出趨利”，加上輕敵冒進，遂致大敗。

由於此戰中主帥任福戰死，從此以後，北宋政權加大了對主帥的保護，允許主帥根據官銜高低，各設七十、一百、一百五十名的親兵不等，專門保護主帥。

好冰川之戰是歷史上西夏與北宋之前的戰役，北宋以失敗結尾。

這件事也在宋史上有記載：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任福敗於好水川，福及將佐軍士死者六千餘人。

而《讀史方輿紀要》中記載：宋慶曆初，任福敗夏人於張家堡南，輕進，屯好水川。其別將屯籠絡川，相距五里。賊兵屯川口。福等循好水西行，出六盤山，距羊牧隆城五里。賊伏叢，皆敗沒。

根據《讀史方輿紀要》記載：任福主要是冒進輕敵，而落入元昊圈套，導致宋軍的戰敗。

好水川戰役

而任福滅亡的具體原因，我們就列條分析：一、夏人棄馬羊橐駝佯北 首先是夏人失敗了，拋棄馬羊逃跑。這就造成了一種宋軍贏了的假象，也是宋軍輕敵的開始。畢竟驕兵必敗，為後面的追擊留下了伏筆。

二、諜傳敵兵少，福等頗易之 其次是情報系統的問題，因為情報的判斷失誤，導致宋軍貿然出擊。也因為前面戰爭的勝利，使宋軍有了追擊的資本。

三、路既遠，芻餉不繼，士馬乏食已三日 夏人埋伏事小，但糧草事關重要。路途遙遠而導致的人困馬乏，戰線過長而導致的糧草不濟，進而導致宋軍滅亡。

好水川戰役遺址

這是這場戰爭失敗的根本原因，但以上的條件皆由宋軍首領任福判斷而行，所以還得從任福的方面找直接原因。

一、深入敵後，而不考慮補給問題

二、對所得情報不加判斷

所以好水川之戰，是必然的。他同時滿足了深入敵後、糧草不足的兩個先決條件。不是人人都是李廣、霍去病，腳踏實地更好。

好水川之戰是北宋與西夏之間相當重要的一次戰役。此戰宋軍潰敗，對夏從車底採取守勢，北宋群臣再不敢言戰。

雖然關於好水川之戰至今史學界還存在爭論，但就從客觀原因來看，宋軍潰敗主要有以下兩點：

第一，宋軍參戰總兵力較少，寡不敵眾。

這一戰，只有涇原韓琦一路與敵交戰，而隔壁鄜延路的范仲淹卻按兵不動。在戰爭爆發之前，范仲淹就六上奏摺，提出對西夏宜守不宜攻（勤兵清野）的助長，尤其是鄜延一路更不宜攻。

他的根據主要有三：其一，天氣不利戰，因此請求的能到春暖西夏馬瘦人飢時進兵；其二，鄜延的防禦工事修的好，對戰爭的準備相當充足，“不患賊之先至”，換言之，也就是等敵人來攻，而不是主動發起進攻；其三，取守勢可柔遠羌蕃異族。如果鄜延路不進兵，或許能使羌、蕃等異族感化入貢，並協力對抗李元昊。

范仲淹的主張雖然很有道理，但他對鄜延的考慮多為涇原考慮得少，為邊鎮考慮得多卻為國家考慮得少；對己方不利考慮得多，對敵方不利考慮得少。

范仲淹堅持己見的後果，就是使得李元昊進攻渭州無後顧之憂，可以舉傾國之兵入寇，當然大大增加了涇原韓琦取勝的難度。韓琦就曾說：

“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敵手。”

孤軍深入，兵法之大忌，能取勝者在歷史上都極少見。

第二，宋軍本身積弊重重

北宋立國之初就倡導文臣掌軍機，並使樞密院、三司、邊將“三權分立”，這種制度固然加強了中央集權，避免了唐朝中期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面產生，但也使得宋軍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嚴重影響了軍隊戰鬥力。

宋又於邊軍中置部署、副部署、鈐轄、副鈐轄、都監、副都監、巡檢、副巡檢等眾多武職，他們雖有尊卑之別，卻並沒有嚴格的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甚至有時各自為政。遇到軍政要務，大小軍職“必相參謀，計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

可見，宋軍沒有節制，互不統屬，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勢分力弱。好水川之戰中，宋軍自領一隊士兵的將領計有任福、桑懌、朱觀、武英、劉肅、趙津、王等，眾多將領互不統屬，各領一部。

再者，宋由於長期對遼、夏戰爭，糧草供應也不足。好水川之戰中宋軍追擊夏軍，“芻糧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以三日無糧之士兵與敵以逸待勞之精兵交手，又怎麼可能不敗。

當然，除了以上兩個客觀原因外，戰爭失敗的還存在主觀原因，宋軍在戰爭中的政策失誤、主帥韓琦的用人視察也是大問題。

《宋史·韓琦傳》引夏竦的上書說，韓琦戰前曾再三叮囑大將任福，可戰則戰，不可戰就據險而守，斷其後路擊之。並移檄於任福，“苟違節制，有功亦斬。”好水川之戰後從任福屍體上找到韓琦的檄文，故夏竦上書，說這一戰失利罪不在韓琦。

大將不受節制，主帥就沒有責任嗎？這甩鍋的意味也太明顯了吧。當年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自請降三級，深切感受到自己不知人之失。好水川之戰，韓琦也知道自己用人事務，上書朝廷請罪，後來朝廷經過再三論證只是“猶奪一官”。

史載，宋軍戰敗後，陣亡將士的家人搖幡痛苦於韓琦馬前，嚎叫“汝今能隨招討回京乎？”其慘狀目不忍睹，萬千士卒死難，主帥怎麼可能沒有責任？

宋軍大將任福有勇無謀，沒有資格統帥軍隊。戰役開始，宋軍桑懌部與敵軍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為急於立功，任福分兵一部給朱觀、武英，自己率餘部與桑懌合兵而趨利，他不顧主帥檄命，不顧宋軍“乏糧”的現實，而追敵三日，終於造成了全軍陷入絕境的後果。

戰鬥中，任福又少機警，據史書載：“（桑）懌於道旁得數銀泥盒，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而任福趕到後，立即命令開啟，開啟後發現盒子裡“懸哨家鴿百餘”。群鴿飛起，夏兵四合，任福知中計遭伏，不思率部突圍，而逞匹夫之勇，直至自身殞命。韓琦用這樣的人，自然就應該為之負責。

儘管韓琦對只發涇原一路之兵深為不安，但他在戰前對西夏顯然估計過低。他在上朝廷的《乞堅守攻策勿以異議沮兵奏》中說，李元昊最多發精兵四、五萬，實際上，好水川之戰中，李元昊親統大軍十萬，超過韓琦估計的一倍之多，而且韓琦還說夏軍行軍“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但在戰鬥中，夏軍根本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且出軍有機有謀，兵陣牢不可破。

另外，北宋中期在對西夏關係上搖擺不定，亦戰亦和，亦攻亦守，也是導致戰爭失敗的原因之一。但總的來看，守佔上風，主戰者寥寥無幾。這些都對出兵造成了負面影響。

前言：北宋時期，中國的經濟與文化都邁向了封建時期的巔峰。雖然北宋在經濟與文化上有著很多的輝煌成就，但人們關於這個朝代更加直觀的印象是——文弱。究其原因，這種印象的起源和北宋在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往往都是處於弱勢的表現脫不了關係。

且不說在北宋北方長年作為達摩克利斯之劍的遼國，也不說後來覆滅了北宋的金朝女真政權，就連領土與人口遠遠不如北宋的西夏，也在與北宋的戰爭中多次擊敗宋朝軍隊，不僅取得了獨立的地位，還獲得每年來自北宋的“歲幣”的紅利。成為了北宋與遼國之間的第三方勢力。

戰爭是殘酷的 打仗是國與國的。整個國家以實力做後盾的 餓殍百萬，屍橫遍野，無數人流離失所。打仗說到底最苦，的還是老百姓。在中國曆代封建王朝中，大大小小的戰役無數，但要說哪個朝代最“弱”的話，當屬積弱已久的宋朝。當時有許多外敵侵宋，而宋朝出戰抵禦卻是勝少敗多，甚至還被世人調侃為“屢戰屢

　　出於宋朝開國的國策，北宋崇文仰武。以文官帶兵，將在外短期幾年留任，兵不識官。防範官兵相結，危協皇權。

好水川之戰是北宋與西夏戰爭中的一場戰役，以宋敗夏勝收場。

　　後來，宋夏戰爭爆發，北宋以文官。韓琦 范仲淹等 文人帶兵打仗的。打仗如果只有文官沒有武將，怎麼對士兵有威信的 畢竟部下都是自己帶出來的。所以士兵對他信任度有很高，這樣打起仗來效率高。

　北宋是大國，西夏是小國。不管是從經濟，科技。文化。北宋軍隊都快近百萬 。西夏和北宋比 好比是螞蟻捍象一樣，所有人都幾乎以為打敗北宋是不可能的事。但是事實是 好水川之戰西夏贏 北宋敗！

這是為什麼了？因為戰前工作西夏準備的很充分，西夏國小 百萬左右。全民皆兵 老弱病殘。真正有戰鬥力的也只是是2 30萬人。此戰，元昊運籌周密，預先設伏，誘宋軍就範，發揮騎兵優勢，突然襲擊，一舉獲勝，是一次成功的伏擊戰。知彼知己 百戰不殆 。而北宋了實行文官帶兵，很多文官騎馬都上不了都要人扶你是這樣的人怎麼帶兵打仗了。這樣肯定是註定失敗的。

好水川之戰，宋朝再度失敗，宋軍退兵中途，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持故衣紙錢為烈士招魂，噩耗傳到東京，“關右震動，仁宗為之旰食”。所以打仗不光靠人多，國土大。更要有上下一心的勇氣，敢於向強大的敵人亮劍精神。

宋朝以文治天下，再加上宋太祖的黃袍加身事件導致整個北宋軍事實力孱弱，以前有句名言叫做北宋缺將，南宋缺相。

西夏是李元昊建立，好水川之戰也是李元昊親自指揮親自部署，所以西夏兵打了個漂亮的伏擊戰。而北宋這邊由韓琦部署，任福領兵，但是北宋這邊多位步兵，在對抗之中本就不是西夏騎兵對手，更何況李元昊事先埋伏，宋軍以疲勞之師更打不過西夏。

此戰給北宋和西夏都帶來了不好的影響。北宋這邊韓琦范仲淹等名臣被貶，仁宗很是失落，宋朝立刻停止了給西夏的歲供，封鎖了邊境，導致西夏經濟困難，國力維艱，後來為了國內穩定西夏再度與北宋罷兵求和。

西夏在首領李元昊的帶領下宣佈獨立，於是宋朝就取消了對待西夏的各類優待政策，西夏只能透過發動戰爭來奪取好處。好水川之戰就是由李元昊主動挑起的，在好水川預設伏擊圈，將追蹤的敵軍一網打盡。此次戰敗的直接原因是戰場指揮失當，根本原因是宋朝的軍事政策導致戰鬥力地下。

指揮失當

西夏自立後，宋朝對於西夏的作戰方略有兩種，一種是范仲淹主張的防守策略;一種是韓琦主張的進攻策略。最後宋仁宗選擇支援韓琦的進攻策略。

三川口宋軍失敗後，西夏李元昊再次率領大軍向宋朝國境發動攻擊，臨陣指揮的主帥韓琦發生了三個錯誤，導致最終的失敗。

錯估兵力

對於李元昊此次出擊，韓琦估計出動的西夏軍隊在五萬人左右，因此憑藉他自己手中的籌碼足夠應付。

但是李元昊實際出動的軍隊人數是十萬，這與韓琦的預估差距很大。

戰術失策

韓琦依據李元昊的行軍路線推斷西夏的攻擊目標是渭州，因此果斷派出人馬繞道西夏軍隊身後，企圖在渭州城下前後夾擊，一舉殲滅來犯之敵。

但是李元昊根本就沒有攻城略地的打算，而是選擇在好水川設伏，消滅宋軍有生力量。

用人失當

韓琦選派的執行包抄任務的將軍是任福，這是一個有勇無謀的人。面對佯裝失敗、丟盔棄甲逃竄的西夏軍，任福變得驕傲輕敵，果斷選擇追擊，最終在好水川被以逸待勞的西夏軍殺的全軍覆沒。

因此，好水川戰敗的直接原因就是指揮失當，一個錯誤就可以將大好局面葬送，更何況宋軍一連犯了三個錯誤，一敗塗地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宋朝軍制

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是軍人出生，正是因為他掌握了後周的軍權，才能在陳橋驛黃袍加身。因此他上臺後最緊要得一件事就是進行軍事改革，收攏天下兵權。

首先在地方上掌管軍權的必須是文官，相對於驕橫跋扈的武官，宋朝的統治者更信任文人，以文制武成為宋朝的國策。

其次在軍隊實行更戍法，其目的在於防止武將專權，從而做到兵不識將，將不知兵，雖然能夠削弱武將對軍隊的影響力，但是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

最後是軍隊系統的編制太過複雜，各級軍官之間互有從屬，不便於統一指揮和節制。

因此宋朝冗雜的軍制和軍隊管理措施嚴重削弱了軍隊的戰鬥力，導致宋朝在對外戰爭中表現不佳。

結語

很多人認為宋朝在對外作戰中屢戰屢敗是因為因為宋人文弱所致，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宋朝的軍隊組成以步兵為主，在對抗以騎兵為主的少數民族時原本就處於劣勢，但是宋朝的軍人在戰場上視死如歸，絲毫不會退讓，值得後人去稱頌。

北宋之所以會敗主要是因為對於出兵的爭議導致貽誤戰機，再加上李元昊運籌周密，預先設伏，誘宋軍就範，發揮騎兵優勢，突然襲擊，最終一舉獲勝，好水川之戰是一次成功的伏擊戰。

北宋與西夏的“好水川之戰”北宋必敗，因為北宋戰前準備不足，對敵情不清楚，戰役糧草不足；兩個主將意見不一，亦攻亦守，兵力不足；北宋軍事體制弊病，三權分立，武將冒進。下面聊一下個人看法。

一.北宋戰前準備不足，敵情未明，糧草不足

北宋戰前準備不足，對敵情不明，倉促應戰。戰前沒人想到，此次西夏李元昊是舉國之力主動攻擊北宋，軍隊數量既達十萬多；並先在好水川設伏，然後誘宋軍入套，以優勢兵力進行伏擊作戰。好水川之戰北宋可謂兩眼摸黑作戰，豈能不敗。

古云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但是，北宋長期對遼、夏兩邊作戰，國力不再充實，軍隊的糧草供應也出現不足，開始影響軍隊戰鬥力。好水川之戰，宋軍追擊西夏軍過程出現，“芻糧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

二.北宋主將意見不一，亦攻亦守，兵力不足

北宋主將鄜延路范仲淹和鄜延路韓琦的戰略意見不一，戰法相反。韓琦主張主動進攻，追求集中兵力深入西夏境內，尋找主力進行決戰；而范仲淹則主張積極防守，先鞏固城防等待西夏來攻，然後再伺機進攻。

兩個作戰主將意見不一，亦攻亦守，造成北宋可用的兵力不足。本應聯合參戰的兩支宋軍，最終只有韓琦的鄜延路宋軍參加好水川作戰，北宋的作戰力量被人為嚴重削弱，此時北宋主動出擊，焉能不敗！

三.北宋軍隊體制弊病，三權分立，武將冒進

北宋軍事體制固有弊病，設立樞密院、兩司三衙、率臣的“三權分立”制，由樞密院指揮軍隊，軍隊歸兩司三衙管，率臣將領臨時受命領軍。該體制雖然避免了唐朝節度使擁兵自立的毛病，但是造成北宋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兵將臨時組合，將領無法有效組織軍隊作戰，嚴重影響了北宋軍隊戰鬥力。好水川之戰，北宋軍隊各打各的，兵將組織混亂，也是戰敗的一個原因。

另外，武領任福不聽從主將韓琦命令，輕率冒進輕裝尾隨追擊敵軍，最終北宋軍隊人困馬乏，糧草不濟，飢渴交迫被西夏優勢伏兵以逸待勞而聚殲。

好水川之戰是北宋與西夏戰爭中的一場戰役，以宋敗夏勝收場。而對於此戰的失利究其原因是宋朝本身重文輕武的國策，使得宋朝兵將的戰力不足；作為宋朝高層的將領甚至是宋仁宗在對西夏問題上一直猶豫不決錯失了戰機；宋朝當時的國力不能使得宋朝一味防守，過於追求速戰速決的思想。而作為此戰的指揮員韓琦在對敵中將令不明，導致任福在執行的過程中偏離了原來的計劃，在不瞭解敵情的情況下，輕敵冒進導致了最終的慘敗。

一、宋與西夏的好水川之戰

好水川之戰是宋仁宗時期宋與西夏之間的一場戰役，此戰以北宋軍隊全軍覆沒告終，此戰之後，北宋在對西夏的戰略開始轉為防禦狀態。

①好水川之戰的背景

山川口之戰後，宋仁宗深感西夏的日益強盛，便任命韓琦和范仲淹兩人共同負責迎戰西夏的事務。康定二年（1041年），為了遏制西夏對北宋西北邊境的侵擾，宋仁宗採納了韓琦的建議，決定發涇源和鄜延兩路兵馬進行反擊。

②好水川之戰的經過

元昊率兵10萬從折姜進發,經天都寨,沿瓦亭川南下，直抵好水川地區。為了發揮自身騎兵的優勢，元昊採用設伏圍殲的戰術，將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口，派遣小股部隊到懷遠城引誘宋軍。

對於西夏的小股部隊，韓琦任命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數萬自鎮戎軍經懷遠城，德勝寨到羊牧隆城，伺機殲敵，如地形不利於進行決戰，便尋找險要地方設伏，截擊敵軍。

在行軍過程中，任福聽聞鎮戎軍西路都巡檢常鼎正與夏軍戰於張義堡，便率軍前往。夏軍敗退後，任福便輕敵冒進到好水川。

在西夏的包圍圈中，西夏發揮出騎兵的優勢，來回衝擊，使得宋軍很快便失去鬥志，最終全軍覆沒。

好水川一戰，北宋損失慘重，朝廷震怒。西北守將多撤職謫調。北宋進入防守階段，從此西北邊境屢遭西夏侵略。

二、好水川之戰的失利分析

對於好水川之戰的失利，可以從兩個大的方向考慮，一是從宋廷對於此戰的猶豫不決，錯失了戰機；二是此戰過程中將領在指揮在指揮上的錯誤。

1、宋廷對於此戰的失誤

宋朝長期以來的國策

北宋長期以來都是實行的重文輕武，以文官掌兵的政策，而且樞密院，邊將，三司進行三權分立，這種制度避免了出現唐朝後期藩鎮割據的局面，但也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弊端，嚴重影響了軍隊的戰鬥力。

雖然在邊關流傳著“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嚇破膽。”的童謠，由此可以看出韓琦和范仲淹也是不可多得的帥才，但仍然無法避免北宋軍隊戰鬥力弱的特點 。

決策層對於西夏的作戰意見不統一

在對於西夏的問題上，韓琦和范仲淹的意見一直是不統一的。范仲淹認為宋軍缺少精兵強將，對西夏地利不熟，不易貿然進攻；而韓琦則認為在西北邊境各地駐兵防守，兵力過於分散，不利於防守，應集中兵力，進攻西夏。

兩人各執己見，導致了宋仁宗在作戰方案上搖擺不定，導致了戰機的延誤。就在宋朝內部還在為主動出擊還是堅壁自守爭吵不休時，李元昊趁機攻宋，導致了北宋不得不開始倉促準備防守，導致被西夏提前獲得了先機。

宋廷急於速戰速決，以緩解後勤壓力

宋仁宗時期，宋仁宗為了避免武將在戰爭中長期掌兵，因此對於曠日持久的消耗戰並不贊成，而且當時宋廷對社會經濟控制有限，導致後勤壓力過大，因此，速戰速決一直是當時對外戰爭的主流。任福急於立功的表現就是與當時的大環境的一種契合，因此才會輕敵冒進與西夏軍進行決戰。

而正是好水川的失利給了北宋統治集團當頭一棒，開始放棄主動出擊的戰略，轉而採用步步為營，構築堡寨來圍困夏軍的新型戰爭形式。

2、將領的指揮失誤

韓琦將令不明

主帥自相矛盾的命令是宋軍遭遇挫折的主要原因。北宋向來以制衡武將為主要的任務，即使是此次對戰西夏也不例外。所以，在西夏進攻北宋時，北宋任命涇源路經略使韓琦為總指揮，負責召集宋軍將領議事。但韓琦的這種召集只是受朝廷委派，並無力調動其它的軍隊。

經過多方面的考慮後，韓琦決定讓任福來擔任身入敵後的命令，讓其運動到西夏軍的後方以便夾擊西夏軍，另一方面，又考慮到戰爭的瞬息萬變，讓任福可以根據形式據險而守。

韓琦本意是想讓任福能夠隨機應變，但是卻導致了自身將令不明，即要求任福夾擊西夏軍，又可讓其憑險據守，這就導致了任福選擇哪個都不能算錯。

而在後來的戰爭中，選擇夾擊西夏軍的任福在遭到小股部隊的阻擊後，輕敵冒進，最終進入了西夏的埋伏圈。之所以如此，便是因為韓琦對任福不能進行有效的控制，同時命令又不能明確，最終導致了宋軍的失利。

敵情不明，夏軍實施反包圍

敵情不明也是宋軍勢力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之前的山川口之戰中，李元昊已經發現在對宋戰爭中，除了小股部隊引誘敵軍外，還可以主動出擊進行反包圍，尤其是在己方熟悉的地形下。

於是，在任福向羊牧隆城前進時，西夏的軍隊已經開始迂迴到後方，企圖將任福進行反包圍，而在明白了西夏軍隊的企圖後，任福選擇追擊西夏小股部隊，以找出西夏軍主力所在，提前進行決戰，避免自兩面夾擊。卻不想西夏兵力太多，而距離他最近的友鄰部隊朱觀、武應等部，也被夏軍牢牢牽制住，無法同任福會合。由此好水川的宋軍，瞬間成為了孤軍，逐漸走向了滅亡。

韓琦在下達任務時，不能做到對將領的有效控制，使得任福在行軍中擁有自主權，而在未明敵情的情況下，這種自主權就使得任福過於追求進攻，導致進入西夏軍的包圍圈，最終全軍覆沒。

結語

好水川之戰的失敗改變了北宋和西夏之間的攻受關係，使得北宋再也無力主動進攻西夏，而對於此戰的失利，究其原因便是朝廷內部統治階層在戰前不夠決斷，導致失去了先機，而宋廷自身的以文制武也導致軍隊的羸弱；在戰爭中，將帥之間不能形成明確的統領關係，導致命令無法徹底的實行，而在不明敵情的時候，仍急於進攻最終造成了全軍覆沒的後果。

第一，宋軍參戰總兵力較少，寡不敵眾。

這一戰，只有涇原韓琦一路與敵交戰，而隔壁鄜延路的范仲淹卻按兵不動。在戰爭爆發之前，范仲淹就六上奏摺，提出對西夏宜守不宜攻（勤兵清野）的助長，尤其是鄜延一路更不宜攻。

他的根據主要有三：其一，天氣不利戰，因此請求的能到春暖西夏馬瘦人飢時進兵；其二，鄜延的防禦工事修得好，對戰爭的準備相當充足，“不患賊之先至”，換言之，也就是等敵人來攻，而不是主動發起進攻；其三，取守勢可柔遠羌蕃異族。如果鄜延路不進兵，或許能使羌、蕃等異族感化入貢，並協力對抗李元昊。

范仲淹的主張雖然很有道理，但他對鄜延的考慮多為涇原考慮得少，為邊鎮考慮得多卻為國家考慮得少；對己方不利考慮得多，對敵方不利考慮得少。

范仲淹堅持己見的後果，就是使得李元昊進攻渭州無後顧之憂，可以舉傾國之兵入寇，當然大大增加了涇原韓琦取勝的難度。韓琦就曾說：

“兩路協力，尚懼未能大挫黠虜，若鄜延以牽制為名，則是委涇原孤軍嘗於敵手。”

孤軍深入，兵法之大忌，能取勝者在歷史上都極少見。

第二，宋軍本身積弊重重

北宋立國之初就倡導文臣掌軍機，並使樞密院、三司、邊將“三權分立”，這種制度固然加強了中央集權，避免了唐朝中期以來藩鎮割據的局面產生，但也使得宋軍將不識兵、兵不識將，嚴重影響了軍隊戰鬥力。

宋又於邊軍中置部署、副部署、鈐轄、副鈐轄、都監、副都監、巡檢、副巡檢等眾多武職，他們雖有尊卑之別，卻並沒有嚴格的領導和被領導的關係，甚至有時各自為政。遇到軍政要務，大小軍職“必相參謀，計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

可見，宋軍沒有節制，互不統屬，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勢分力弱。好水川之戰中，宋軍自領一隊士兵的將領計有任福、桑懌、朱觀、武英、劉肅、趙津、王等，眾多將領互不統屬，各領一部。

再者，宋由於長期對遼、夏戰爭，糧草供應也不足。好水川之戰中宋軍追擊夏軍，“芻糧不繼，士馬乏食者三日”。以三日無糧之士兵與敵以逸待勞之精兵交手，又怎麼可能不敗。

當然，除了以上兩個客觀原因外，戰爭失敗的還存在主觀原因，宋軍在戰爭中的政策失誤、主帥韓琦的用人視察也是大問題。

《宋史·韓琦傳》引夏竦的上書說，韓琦戰前曾再三叮囑大將任福，可戰則戰，不可戰就據險而守，斷其後路擊之。並移檄於任福，“苟違節制，有功亦斬。”好水川之戰後從任福屍體上找到韓琦的檄文，故夏竦上書，說這一戰失利罪不在韓琦。

大將不受節制，主帥就沒有責任嗎？這甩鍋的意味也太明顯了吧。當年諸葛亮揮淚斬馬謖，自請降三級，深切感受到自己不知人之失。好水川之戰，韓琦也知道自己用人事務，上書朝廷請罪，後來朝廷經過再三論證只是“猶奪一官”。

史載，宋軍戰敗後，陣亡將士的家人搖幡痛苦於韓琦馬前，嚎叫“汝今能隨招討回京乎？”其慘狀目不忍睹，萬千士卒死難，主帥怎麼可能沒有責任？

宋軍大將任福有勇無謀，沒有資格統帥軍隊。戰役開始，宋軍桑懌部與敵軍戰於張家堡南，斬首數百，為急於立功，任福分兵一部給朱觀、武英，自己率餘部與桑懌合兵而趨利，他不顧主帥檄命，不顧宋軍“乏糧”的現實，而追敵三日，終於造成了全軍陷入絕境的後果。

戰鬥中，任福又少機警，據史書載：“（桑）懌於道旁得數銀泥盒，封襲謹密，中有動躍聲，疑莫敢發”。而任福趕到後，立即命令開啟，開啟後發現盒子裡“懸哨家鴿百餘”。群鴿飛起，夏兵四合，任福知中計遭伏，不思率部突圍，而逞匹夫之勇，直至自身殞命。韓琦用這樣的人，自然就應該為之負責。

儘管韓琦對只發涇原一路之兵深為不安，但他在戰前對西夏顯然估計過低。他在上朝廷的《乞堅守攻策勿以異議沮兵奏》中說，李元昊最多發精兵四、五萬，實際上，好水川之戰中，李元昊親統大軍十萬，超過韓琦估計的一倍之多，而且韓琦還說夏軍行軍“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但在戰鬥中，夏軍根本沒有出現這種情況，且出軍有機有謀，兵陣牢不可破。

另外，北宋中期在對西夏關係上搖擺不定，亦戰亦和，亦攻亦守，也是導致戰爭失敗的原因之一。但總的來看，守佔上風，主戰者寥寥無幾。這些都對出兵造成了負面影響。

“好水川之戰”北宋戰敗的原因分析

一、軍事準備工作不足，尤其是情報工作欠缺。西夏李元昊既然有野心稱帝，必然作好了充分的戰爭準備，且上下一心，確定戰略戰術。而北宋軍隊情報工作不到位，對西夏兵力總數、部署等知之甚少，造成敵情不明、部署不當，在主將任福陷入西夏陷阱和包圍圈之後，領近的救援部隊被西夏軍牢牢牽制，無法同任福匯合，任福孤軍同數倍於己的敵軍激戰，最終全部殉國。

二、主將輕敵冒進，不聽主帥韓琦命令。韓琦的命令是：讓任福率兵數萬，自鎮戎軍經懷遠城、得勝寨、抵羊牧隆城，出西夏軍之後，伺機破敵，如不利於戰，則據險設伏，待西夏軍回師時截擊。而主將任福卻成了主帥的“豬隊友”，在西夏軍佯敗時脫離輜重，率少量騎兵輕裝尾隨追擊，因糧草不繼、人困馬乏，宋軍飢渴疲憊，猶其是發現很多可疑的盒子時粗心大意、執意開啟，卻是上百隻西夏信鴿，為夏軍發出合擊訊號，正中西夏軍下懷，疲憊且數量少的宋軍被以逸待勞的西夏軍居高臨下左右夾擊，戰敗是肯定的。

三、宋朝漢奸張元為西夏軍出謀劃策。張元是北宋永興軍路華州華陰縣人，因累試不第，自視才能難以施展，遂叛宋投夏，成為元昊軍師。在好水川之戰中，張元為元昊出謀劃策，打敗宋軍，事後張元作詩一首諷刺宋軍將領：“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還在署名時寫了一大串西夏官銜：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張元。同年官至西夏國相。張元以滅宋為志，大力勸元昊擴大對宋戰爭。

好水川之戰北宋戰敗，我覺得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①西夏李元昊有備而來，準備充分，佔據戰場的主動權。事先在好水川佔據有利地形，設好埋伏，然後派出小股的精銳輕騎去宋軍這邊誘敵深入，而宋軍不知是計，輕敵冒進，中了埋伏，被打了個措手不及；

②宋軍以寡敵眾，倉促應戰，準備不足，而且西夏軍都是騎兵，機動靈活，戰鬥力強。儘管宋軍頑強廝殺，主帥任福及子任懷亮等將戰死，也未能力挽狂瀾，扭轉敗局；

好水川之戰宋軍無人逃跑，無人投降，全部英勇戰死，雖敗猶榮。西夏軍也是殺敵一千，自傷八百，沒討到多大便宜。

好水川之戰，北宋慘敗，幾乎全軍覆沒，西夏不僅大肆劫掠而歸，還改變了北宋與西夏的戰略態勢，從此北宋對西夏徹底採取守勢。

分析北宋戰敗的原因，有淺層的直接原因，也有大宋內部的根源弊病，可以說，好水川之戰，宋軍絕對沒有必敗的理由，此戰失敗只是一個意外。但是，從雙方態勢分析，北宋與西夏的戰爭，北宋根本沒有半分取勝的底氣。

直接原因：

主帥韓琦用人失當，前軍大將任福輕敵冒進。

雖然在戰前韓琦對戰場局勢有一個比較全面的掌握，並且對任福也是再三叮囑，可戰則戰，不可戰就據險而守，相機斷敵後路，並且下令，"苟違節制，有功亦斬"。

但是任福勇猛有餘而謀略不足，首戰斬首數百後，以為西夏不過爾爾，先是分兵追擊，還不顧糧草供應的困難，連追三日，直接追進了西夏的埋伏圈。在戰鬥中又粗心大意，不夠機警，中了西夏的銀泥盒鴿子計，最重要的是，明明中伏了，還不思突圍，逞匹夫之勇，直至殉國。

西夏國主雄才大略，整軍攻宋準備十分充分。

對面西夏統兵的是國主李元昊，他叛宋自立，實在是一代梟雄，志向也十分高遠，他清醒地認識到，在遼、宋兩個大國之間，生存環境十分艱苦，必須主動出擊，柿子撿軟的捏，攻打宋朝無疑是十分划算。並且此次攻宋，李元昊帶了十萬精兵，用兵謹慎，設下埋伏，以小股兵力引誘宋軍上當，絕對是一時名將。

深層原因

宋朝整體聯動不夠

雖然宋朝西北備有重兵防禦，但是好水川之戰前，西北前線的力量沒有得到整合，直面敵情的是韓琦所在的涇原路，緊鄰的是范仲淹的鄜延路，按道理雙方應該通力合作。但是，范仲淹在戰前六上奏摺，提出對西夏宜攻不宜守，直接導致韓琦單兵作戰。且不論范仲淹的建議是否符合當時情況，但是造成韓琦進軍孤立是不爭的事實。

宋軍內部積弊重重

宋朝自太祖開國之後，採取兵將分離的政策，以便於加強中央軍事集權，但是弱化了軍隊戰鬥力。具體到好水川之戰的宋軍中，就是各軍沒有節制，互不統屬，雖然韓琦是統帥，但是其下任福、桑懌、朱觀、武英等眾多將領都是各領一軍，導致指揮關係不順暢，自然難以取勝。

如果按韓琦的戰略部署，宋軍可能會敗，因為西夏準備充分，實力也絕對強於韓琦一路，但是絕對不至於打敗，加上范仲淹的策應，李元昊無功而返的可能性很大，宋朝在這種情況下，不敗即勝，完全可以改變對西夏的戰略態勢。

但是歷史沒有如果，即使沒有任福的輕敵，也會有其他的情況出現。其根源，還是宋朝對軍事力量建設的不夠重視，勝即小勝，敗則大敗的情況一直會持續出現。

孫子兵法有言：先為不可勝，後為可勝

說白了就是：先要讓自己處於不可戰勝的境地，而後尋找敵人的疲敝之處打擊，以尋求勝利。

宋朝打仗必敗，除非皇帝知兵且御駕親征。因為趙匡胤黃袍加身，給武將上了一課，也導致宋朝的君主都不敢信任武將，就算在戰場上武將也不能專權獨斷

試想，任福胡亂殺人，韓琦卻不敢軍法從事，想來可笑！這都是狗皇帝造成的，文臣噴子蓄力待發，將軍如同傀儡，兵士更是地位低下，哪個還願意拼命

這就像你和鄰居家小孩打架，你媽老攔著你護著他，不放開手腳尼瑪還能打贏

要想贏，殺了皇帝自己當，砍了別人牽制你的手，放開手腳幹

狗宋固當亡，喪盡國人精氣神

歷史學界關於北宋的評價是“積弱”，這種積弱的態勢在北宋和小邦西夏的戰爭表露無疑。

我們先來看好水川之戰的過程。

當時宋朝的陝西分為兩個戰區，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負責鄜延路。范仲淹主持的鄜延路防守良好，李元昊便把主攻方向放在了涇原路。

在慶曆元年(1041年)二月，西夏李元昊帥兵十萬由折姜會出發，兵分數路進入進入宋朝的鎮戎軍境內，也就是現在的寧夏固原。李元昊把大部分兵力埋伏在好水川，拍一小部分兵力取道懷遠城，做出攻打渭州的舉動。韓琦當時在巡視邊疆，接到了探子獲取李元昊的南下情報。於是韓琦回到了鎮戎軍(固原)。

在這裡韓琦做了安排，他讓鎮戎軍全軍以主帥任福率領桑懌、朱觀、武英等人出擊，王珪、耿傅隨軍。臨行前韓琦還面授機宜，他讓任福等人從懷遠城出發，經過德勝寨，到達羊牧隆城。韓琦的本意是讓任福帶兵在羊牧隆城防守，待李元昊大軍南下，可以等待機會打擊西夏軍，或者據守城寨，斷絕李元昊的歸路。

任福行軍至張家堡南和西夏軍隊遭遇，兩方大戰，西夏軍假裝敗退。任福追擊大勝，當時已經接近傍晚。為了防止西夏軍逃脫，任福和朱觀分兵，任福駐紮在好水川，朱觀駐紮在龍落川，準備第二天一起合圍西夏軍隊。

第二天任福到達龍竿城北，卻發現西夏大軍正沿著好水川嚴陣以待，而宋軍此時尚未結陣，西夏的騎兵突然出動攻打宋軍，任福全軍覆沒。而朱觀、武英根本不知道訊息，率領軍隊想要和任福匯合，結果趕至姚家川被西夏軍隊包圍，雙方大戰之後，宋軍大敗，只有朱觀堅守退守民垣，最後西夏軍隊撤退，而此時王仲寶的援軍也到達民垣。

據《東軒筆記》記載，好水川失敗的訊息傳來，韓琦從鎮戎軍趕回關內，在路上遇到了陣亡將士的妻兒老小，這些人在韓琦的馬前痛哭流淚，他們說：“將士當年跟著招討(韓琦)出征，如今卻只有招討一個回來而他們卻去世，他們的靈魂能夠和招討一起回來嗎？”。

《清波雜誌》則記載，好水川之戰後，李元昊的謀士張元在宋夏邊境的寺廟裡，寫了一首詩：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這個張元本是關中人，夏竦和韓琦是當時陝西軍事最高負責人。

張元因為在宋朝沒有得到重用，於是跑到了西夏投奔李元昊，得了李元昊的賞識，好水川之戰正是張元輔佐李元昊擊敗宋軍，宋軍傷亡數萬。他寫此詩就是為了諷刺宋軍的兩大主帥。

西夏並不強大。在1041年范仲淹上書給宋仁宗的報告中稱：其精兵才及八萬，餘皆老弱，不任戰鬥。韓琦在自己的上奏中也提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可見西夏可供戰鬥的軍隊不過數萬人，其餘皆是老弱婦孺，無力戰鬥。北宋的西北邊境屯兵大約有20多萬。可以面對西夏是完全不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