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8年10月，党項族傑出首領李元昊（拓跋氏，被唐廷賜姓李）正式建國號曰“大夏”（史稱西夏），自稱皇帝。

史載，李元昊“性雄毅，有大略”。1032年，李德明死，由其子李元昊繼位，他上位後繼續對回鶻用兵，攻伐不休，於1036年先後從回鶻手裡奪得瓜州、沙州、肅州（今甘肅安西、敦煌、酒泉），將河西走廊據為己有，從而使“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 的廣袤區域都控制在党項人手中。

李德明在位期間主張與宋通好、雙方互市貿易，拿塞外馬匹換中原錦帛，李元昊反對這樣做，不願臣服於宋。繼位後，他決心擺脫宋朝的控制，先廢去北宋朝廷賜予的“西平王”封號，又將唐朝皇帝賜姓“李”廢去不用，改姓嵬名氏，自稱“吾祖”（又譯兀卒），另立紀元；他還下達“禿髮令”，更訂禮儀服飾，恢復党項傳統髮式與禮儀、服飾舊俗；又升慶州為興慶府（ 今寧夏銀川），大興土木，擴建宮城殿宇，欲在此建都。接下來，他立官制、兵制、創立文字，完成了建國前的諸項準備。

1038年10月，萬事俱備，李元昊（改嵬名元昊）稱帝建國。西夏的官制仿照宋朝，設中書省、樞密院，分管行政和軍事，又設三司掌財政，御史臺負責監察。

党項人是羌人的一支，世代遊牧於西北，其民剽悍好戰，尤其精於騎射，原先沒有一定的軍事制度，每遇戰事，照例由各部落按大小出精壯男丁助戰。元昊稱帝后，開始設立兵制，規定各部落每戶二丁抽一取“正軍”一名，配備隨軍服雜役的“負擔”（相當於支前民工）一人，合稱一“抄”。史載，西夏共有常備軍50萬，分別屯駐各地，置左右廂12監軍司統轄之。高階將領均由党項豪酋擔任；中下級軍官則不分民族，憑能力和戰功攫拔充當。此外，另有“擒生軍”10萬，是夏軍中最精銳的虎賁，類似今天的“特種部隊”。又精選貴胄子弟中武藝高強、能騎善射者為“御園內六班直”，共5000人，擔任元昊的親衛軍。

宋王朝得知李元昊建夏稱帝，大為震驚。1039年10月，宋仁宗趙禎下詔削奪元昊的賜姓官爵，張榜西北邊地，懸重賞招募勇士擒斬元昊。李元昊也不客氣，立刻出軍向宋境發起進攻，準備透過戰爭來夯實自己已經確立的皇位。

宋夏戰爭爆發之初，夏軍所向披靡，取得節節勝利。先破金明縣（今陝北安塞），擊潰宋軍，生擒綽號“鐵臂相公”的宋都監李士彬；攻取塞門寨（今陝北靖邊以南），活捉守寨宋將高延德。兩戰下來，北宋西北邊境防線基本全部被夏軍擊破。延州三川口（今延安西）之戰，再次大敗宋軍，俘虜宋將、副都總管劉平；最慘烈的一戰要屬渭州好水川（今寧夏隆德以東之甜水河）之戰，夏軍再次取得大勝，陣斃宋軍大將副總管任福，大宋精銳的西州勁兵基本全軍覆沒。

【元昊好水川前誘敵致勝】1040年4月，元昊揮軍進攻延州（今延安地區）時被極具政治遠見和軍事才能的北宋陝西都轉運使、延州知州范仲淹挫敗，不得不改變進攻方向。

1041年2月，元昊改變進攻路線，將矛頭指向渭州（今甘肅平涼），想由此搗入涇渭地區，從背後包抄北宋涇原路和鄜延路。為一戰而勝，他調集精兵猛將，包括最精銳的“擒生軍”和最兇悍的橫山羌，集結於六盤山下。因為這次是空國而出，聲勢過大，宋軍必有所察覺，並已有準備。他想將宋軍引誘至六盤山下，然後在西夏境內將其一舉團滅。

元昊思來想去，決定用悍將剛哩做誘餌，將宋軍誘到六盤山下好水川一帶，再一鼓聚殲之。

1041年2月11日，剛哩率夏軍先鋒行至好水川張家堡山道上時，早已埋伏在此的宋軍聒噪著殺出，一場惡戰隨即爆發。設伏宋軍將領是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以勇猛著稱。兩個仇敵，狹路相逢，立即刀舞箭飛，拼死廝殺。

剛哩是西夏名將，也是一員剽悍善戰的猛將，而宋將桑懌也是虎將，素稱能戰。兩軍鏖戰，山險路狹，南展兵力。剛哩臨危不懼，揮刀猛砍，桑懌親自迎擊、你來我往，怒吼廝殺。剛哩部夏軍畢竟猝不及防，雖然主將勇猛，但士卒驚恐，相率逃亡。加上元昊事先安排心腹、密藏族首領鄂特彭，臨陣對敵，只許退不許進，將宋軍誘至好水川（今寧夏隆德縣北）龍竿城以北六盤山下的羊牧隆 ，再聚而殲之。至於剛哩，一向桀驁不馴，不服管束， 只能犧牲掉了。所以鄂特彭才撇下剛哩，率領密藏士卒，不戰而退。剛哩不知道元昊將其做誘餌，欲置其於死地，仍隻身奮戰，身中數箭，肩膀還被桑懌砍了一刀，依然死戰不退......

剛哩大難不死，眼見得夏軍遠遁，自己成了“光桿司令”，無奈之下他才撥轉馬頭，突出重圍， 去追趕自己的軍隊去了。

這次宋軍據險設伏的是鎮戎軍（北宋正規軍）18000餘精悍將士，由環慶路副都部署任福統率，桑懌任前鋒，行營都監朱觀、參軍事耿傅、都監王珪、武英隨後，按常理，伏擊戰屬防禦戰，只要擊退了夏軍的進攻，便不應再冒然推進了。可任福和桑懌貪功，於是輕敵冒進，初獲小勝，就昏了頭腦，下令大軍跟在夏軍後面銜枚急追。

按事前部署，西夏士卒一面逃跑，一面故意把隨軍攜帶的牛、羊、駱駝拋棄，於是漫山遍野都是走散的牲畜。宋軍將士見夏卒潰不成軍，於是更加放心，尾隨其後緊追不捨。

因行軍過速，人困馬乏，加上軍糧吃盡，宋軍將士餓了兩天肚子，待2月14日上午行至羊牧隆城附近時，只見前方山坳裡有鴿子飛出，眾人正在疑惑，參軍耿傅突然意識到這是元昊的諜報手段，目的是讓伏兵得知宋軍行蹤。他正要示警，只見山兩側湧出無數夏軍，遮天蓋地掩殺過來，而那些狼狽不堪的夏軍潰卒居然不見了蹤影。

任福這才知道中計，兩軍相逢勇者勝，此時只能以勇克敵，方才有可能會衝出天羅地網，敗中求勝。元昊趁宋軍立足未穩，命勇猛的橫山羌率先衝殺過來，與疲憊的宋軍短兵相接。戰至午後，宋軍不支，陣腳鬆動。任福下令稍稍後撤，背山而戰。沒想到元昊在山後也埋下伏兵，待宋軍退到山前，山上箭如飛蝗，殺聲震天。

宋軍四面受敵，驚慌失措。夏軍發起兇猛攻擊，宋軍被擠壓，潰退至西崖，你推我撞，自相踐踏，許多人都跌落懸崖深壑之中，粉身碎骨。桑懌、劉肅相繼戰死。元昊派輕兵截斷了宋軍的退路。參軍事耿傅雖是文官，亦拒絕逃走，與行營都監武英、朱觀一同戰歿。

主帥任福雖然寡謀，但還算驍勇，面對蜂擁而至的夏軍，他拼死力戰，身中數十箭，軍校勸他突圍而走，被他堅拒。他說：“我身為大將，軍敗，當以死報國耳” ！言畢，又揮四刃鐵鐧，與敵搏鬥，被夏軍用槍刺中臉頰，穿喉而死。其子任懷亮亦隨之戰死。

行營都監王珪，一人擊殺數百夏軍，手持的鐵鞭已經彎曲，虎口破裂，猶力戰不屈。胯下戰馬三次中箭，三次換馬，最後策馬衝陣，左右奮擊，又殺數十敵，最後被流矢射中左眼，墜馬遇害。

是役，用兵詭詐的李元昊取得完勝，按《宋史》記載，好水川羊牧隆城之戰，“西州勁兵盡亡”，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北宋正規部隊“鎮戎軍”近兩萬將士幾乎全軍覆沒。

這一場惡戰，宋軍敗於主將的輕敵冒進，但也敗的壯氣凜然。

好水川之戰元昊大勝，但也暴露了西夏軍事上的弱點，夏軍雖攻取了許多城寨，但卻苦於兵力不足，無力分兵據守。而宋朝是個大國，後備力量強盛，損失一軍，又有一軍迅速補充上來。鎮戎軍被團滅後，宋仁宗下詔，調集京東、京西九路廂軍，大州兩指揮，小州一指揮，合十萬大軍，以備邊防呼叫。而西夏小國寡民，後備力量不足，難以再進一步，於是雙方長期處於對峙、膠著狀態。

1044年12月，宋夏議和，宋廷同意李元昊建國時提出的條件，冊封元昊為夏國主，夏名義上對宋稱臣；宋朝每年賜給夏銀7萬兩，絹15萬匹，茶3萬斤；兩國在邊境設“互市”交易點，恢復貿易。經過多年激戰，窮兵黷武的西夏“戰神”李元昊終於達到了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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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8年，北宋藩屬國党項政權脫宋自立，李元昊稱帝，建國號大夏；翌年，李元昊要求北宋承認，北宋遂興兵討伐，宋夏戰爭爆發，好水川之戰，就是西夏主動進攻北宋的一次大戰。

好水川之戰，是北宋同西夏之間進行的一場對於兩國都非常重要的戰役。1041年，李榮浩親領10萬大軍南下進攻北宋，在好水川地區伏擊北宋軍隊，擊潰宋軍，使北宋徹底對西夏採取守勢。

好水川之戰宋軍戰敗的原因

好水川之戰，是西夏剛剛建立不久後，宋夏之間爆發的第一次宋夏戰爭中的一次重要戰役，此役宋軍慘敗，包括主帥在內的一萬餘人戰死，僅有幾千人逃回，造成了北宋朝廷“群臣莫敢言戰”全面守勢的局面。北宋戰敗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①對新興的西夏實力的輕視

北宋對於興起的西夏，從開始就忽視了西夏的崛起，對西夏缺乏足夠的警惕。根本沒有將西夏視為威脅，也沒有對西夏的實力進行了解，將兩軍交戰中的情報戰忽視。甚至在西夏建國之前，李元昊的叔叔投奔北宋，竟然被北宋給送了回去。

北宋在與西夏交戰前，未能做到知己知彼，進而導致整個戰略決策的失誤。宋朝一直將西夏放在一個極低的位置，根本沒有想過會對北宋造成威脅，一直認為西夏就是一個彈指可滅蕞爾小國。

元昊僣號，議出兵討之。群臣曰：“元昊，小丑也，旋即誅滅矣。”——《宋史》

因為對西夏的不瞭解，導致北宋對西夏政權的輕視，當西夏建國後，立即興兵討伐，甚至公開懸賞捕殺李元昊，一直以一種盛氣凌人的上國對待西夏，並採取主動出擊的策略，結果在宋夏戰爭前期接連慘敗。

②將領觀點不和導致出兵人數過少

面對西夏來勢洶洶的十萬大軍，北宋的軍隊還不足兩萬人，在人數上處於絕對的劣勢。原因是戰前范仲淹就上書強調，寒冬時節對西夏宜守不宜攻，應等到初春西夏軍隊人飢馬瘦，最虛弱的時候進攻。

知延州范仲淹言：“正月內起兵，軍馬糧草，動逾萬計，入險阻之地，塞外雨雪大寒，暴露僵仆，使賊乘之，所傷必眾。”——《續資治通鑑》

結果導致只有韓琦一路與西夏交戰，范仲淹的一路則按兵不動。現在看來范仲淹的分析結果雖然正確，但從國家整體而言，卻造成了軍隊的分裂。使李元昊不用防範范仲淹，傾全國之兵進攻韓琦部，雙方寡眾懸殊，北宋失敗已是必然。

當時提倡守而不攻的觀點在朝中佔主流，但是韓琦卻一味主戰，認為西夏只有精兵四五萬，而且是舉族而出，北宋有邊軍二十萬，只要集中兵力與西夏決戰，必然一擊必勝，解決西夏邊患問題。

韓琦言：“誠以昊賊據數州之地，精兵不出四五萬，餘皆老弱婦女，舉族而行。”——《文獻通考》

當時的北宋，與西夏作戰已經接連敗北，急需一場勝利穩定軍心，毀滅西夏想要吞併陝右、關中的心思。而且連年戰爭導致北宋百姓壓力陡增，而且邊軍思歸，需要速戰速決解決這些問題。結果韓琦力排眾議，出兵與西夏作戰，最終慘敗。

宋朝軍事衰弱的原因

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勝少敗多。不僅僅是好水川之戰，兩宋時期，對夏、對遼、對金，在軍事上都處於弱勢。要知道兩宋時期可是我國封建社會中最為富裕的時代，可卻被稱為“弱宋”。好水川戰敗，除了這場戰役的主觀原因，也有整個宋朝在軍事上衰弱的原因。

①宋朝採取消極防禦，以和緩戰的戰略方針

兩宋軍事衰弱，決定因素是統治階級採取的消極防禦的策略有關，統治階級都外無鬥志，軍隊又何談戰鬥力可言。宋朝自宋太宗後期開始，宋朝的戰略就從積極開疆拓土向維護域內統治轉變。

當遼軍南下，宋朝被迫迎戰，在取得區域性勝利，遼朝有意和談後，宋真宗便積極同遼朝接觸，以經濟代價換取和平，簽訂了“澶淵之盟”。此後宋朝更是覺得天下太平，對軍事的重視程度更加弱化，邊境戰事，更側重以和緩戰。

共遵誠信，虔奉歡盟，以風土之宜，助軍旅之費，每歲以絹二十萬匹，銀一十萬兩……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續資治通鑑長編》

②宋朝以文抑武，極大限制武將權力

宋太祖以兵變稱帝立國，為防範在宋朝再次出現武將擁兵自重，威脅宋朝，從立國之初，宋朝就以重文抑武為基本國策，限制武將權力，降低武將地位。中央要職均由文人擔任，武將見到文官要畢恭畢敬。

古語“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是在宋朝，武將不僅沒有了在外征戰因地制宜的指揮權，在外行軍作戰，依靠的是皇帝與大臣透過主觀臆測，提前制定好的戰陣圖作戰，嚴重限制了武將的權力，無法靈活禦敵，豈能不敗。

宋朝為削弱武將權力，實行兵將分離制度。以樞密院掌管兵符，有調兵權，平時卻不掌管軍隊；三司在平時掌管軍隊，戰時卻無調兵之權；到戰時，以皇帝親命“率臣”率軍出征。在戰時形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的被動局面。

（三司）掌殿前諸班直及步騎諸指揮之名籍，凡統制、訓練、番衛、戍守、遷補、賞罰，皆總其政令。——《宋史》

宋朝軍隊的規模在歷朝歷代中的規模都是巨大的，但是宋朝實行的募兵制，卻導致宋朝士兵素質低，難堪重任。宋朝募兵的物件主要是災年的饑民，宋朝為防範饑民作亂，就將其募為士兵。但是這樣計程車兵，主觀上只是為了混口飯吃，沒有保家衛國的意願，導致士兵的戰鬥力極低。

結語

好水川之戰的慘敗，只是整個兩宋時期國富兵弱的縮影，宋朝在對外戰爭中勝少敗多，透過納貢稱臣換取和平，以消極的態度應對戰爭，是其屢戰屢敗的根本原因。在對西夏的戰爭中，輕視西夏，從而坐視西夏做大，成為北宋的一個重大威脅，北宋的準備不足與輕敵，加之消極應戰，又導致包括好水川之戰在內的對夏戰爭接連失敗。

北宋時期，中國的經濟與文化都邁向了封建時期的巔峰。雖然北宋在經濟與文化上有著非常多的輝煌成就，但人們關於這個朝代愈加直觀的印象是——文弱。究其原因，這種印象的起源和北宋在與少數民族政權的戰爭中，往往都是處於弱勢的表現脫不了關係。

且不說在北宋北方長年作為達摩克利斯之劍的遼國，也不說後來覆滅了北宋的金朝女真政權，就連領土與人口遠遠不如北宋的西夏，也在與北宋的戰爭中多次擊敗宋朝軍隊，不只取得了獨立的地位，還獲得每年來自北宋的"歲幣"的紅利。成為了北宋與遼國之間的第三方勢力。

我們今天要講到的好水川之戰，就是北宋與西夏作戰中的一次著名的戰爭，在這一戰中北宋當然也沒有扭轉給人們在對外戰爭中的弱勢生動。此戰宋軍大敗，死傷過萬，大量軍事將領陣亡，領軍的主帥夏竦被貶河中通判；副帥韓琦上書要求朝廷治罪，被貶秦州知州；作為主將之一的范仲淹，則被貶到了耀州擔任知州。

不過，我們要知道，韓琦、范仲淹二人可是文官中少有的能夠指揮戰爭的人才。在當地甚至有一首《邊地謠》這樣稱讚二人："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西賊聞之嚇破膽。"范仲淹甚至被西夏稱讚為"小范老子"，認為"小范老子胸有十萬甲兵。"那麼，在如此強大的國力下，和兩個如此優秀的主將的領導下，為什麼北宋還是輸掉了這場戰爭，缺失慘重呢？

筆者認為，原因有二：

其一，高階領導層對於作戰的意見不統一。我們都知道，當要做一件事情時，如果一群人的意見無法統一，那麼難免的會影響這件事的完成效率和成果。但，如果這種情形顯現在領導軍隊、指揮作戰的主將們身上，那麼情形就會更為嚴重。

而在好水川之戰中，意見最不統一的恰恰就是兩位最為優秀的主將——韓琦與范仲淹。范仲淹認為，宋軍雖然人多，但缺少精兵強將，鬥爭力差，西夏境內山川險惡，沙漠廣袤，不宜貿然深入。韓琦則認為，在西北逐路設定重兵把守，會分散軍力，如果遇上敵軍會不容易對抗，如果一同出兵，一鼓作氣，乘著敵軍驕惰（不久前的三川口之戰北宋大敗給西夏，仁宗因而換韓、範二人上陣），那麼一定能擊敗她們。

由於兩人一攻一守，意見正好相左，且各有各的道理，導致宋仁宗在兩人的作戰方案上態度搖擺不定。她先是與次要大臣商量後，決定採用韓琦的主張，下詔命鄜延、涇原兩路宋軍同時進兵，於次年正月入討西夏。不過，經過范仲淹的勸阻，她折中了一下，讓韓琦擔任涇原路主攻，范仲淹則擔任鄜延路擔任招納、牽制的任務。

於是，就在宋朝內部關於出擊進攻還是應該堅壁自守的時候，李元昊趁機南下攻宋，韓琦自動出擊的計劃就此落空。而范仲淹與韓琦的主防與主攻的爭議，不可避免地影響了後來北宋與西夏戰爭的自動性。以至於迎戰有些過於倉促，而導致被西夏設計。

其二，領軍將領的冒進，被西夏誘敵深入。在西夏攻宋之後，韓琦不顧范仲淹勸阻，執意派出環慶副都署任福率軍萬餘人，並令涇原路駐泊都監桑懌，鈴轄朱觀、涇原都監武英、行營都監王珪各率各其部，隨同作戰，宋軍自鎮戎軍抵羊隆城，到了西夏境內後，伺機擊敗西夏。

而任福卻沒等到所有人馬到齊就出發了，以桑懌為前鋒，不斷到了懷遠城各軍才聚齊。而在懷遠城，正遇上鎮戎軍與西夏作戰，殺死幾千西夏軍隊，西夏持續在增援。任福也趕到了當地進行支援，但西夏趁機假裝戰敗，結果任福果然上當，緊隨其後。而西夏軍則向著好水川主力集結的地點跑去。

任福孤軍深入，偏離了之前韓琦與之定下的行軍路線。而李元昊在聽到宋軍追來的訊息後，早已設下伏兵。等任福追到好水川，便被李元昊的軍隊伏擊。任福軍長途追擊，早已人困馬乏，而李元昊軍則是以逸待勞。兩軍激戰三個時辰，宋軍便潰敗下來，戰死10300餘人。而任福、桑懌、劉肅、武英、王珪、趙津、耿傅等將領無一倖存，宋軍近乎全軍覆沒，僅逃出千餘人。

由此可見，好水川之戰的失敗，是從高層決策到下級執行的兩個環節都顯現了失誤所共同導致的。高層對於作戰方案的分歧處理不夠及時，耽擱了備戰的時間；而下層執行決策軍官對於決策的執行也不夠徹底，導致了作戰計劃的泡湯，進而導致宋軍的慘敗。一場戰爭的勝利永遠也少不了決策的正確與及時，執行的徹底與堅決，如果做不到，那麼失敗也是意料之中的結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