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與其說他是一個寬容大度的皇帝，不如說他是一個軟弱無能的皇帝，雖然有點過了，但是一個守成之君是跑不來了的。

因此這裡在評價宋仁宗的時候，我們需要明確一點，那就是“史書是誰寫的”這個問題。

毫無疑問，“史書”想來都是文官寫的，也一直是文官集團玩弄墨筆的拿手好戲，如果碰到了歷史上比較強硬的皇帝，那自然沒有史官們的什麼事，但是如果是一個軟弱的皇帝，那史書就會變成是文官們在歷史上的秀場。

恰好宋仁宗趙禎就是這麼一個皇帝。

宋仁宗皇帝因為其自身的出身有點問題，一直都不受文官們的待見，再加上當時的老太后是宋朝歷史上稍有的有權勢的太后，可以說宋仁宗皇帝在性格養成方面就造成了一定的缺陷，那就是事事都要文官們出主意。

這造成的一個現象就是，宋仁宗有些像是在討好這些大臣們一樣，那麼自然而然宋仁宗在文官們的心目中那自然是一個聽得進意見的開明的君王了，所以文官們在寫歷史上的時候，對他的評價自然也是非常高的。

至於宋仁宗對老百姓怎麼樣？

我對此只能說也就是更宋朝歷史上以往的皇帝其實並沒有兩樣，只需要一個就可以證明，那就是宋朝從建立到他的滅亡，宋朝的農名起義就沒有斷絕過，是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最多的一個朝代。

至於宋仁宗駕崩後，百姓們都為他披麻戴孝這種事，我只能說這是當時的禮制規定的，皇帝駕崩所有人都要披麻戴孝，沒有例外。

而且在宋仁宗時期，西夏還從宋朝獨立出去了，由此可見宋仁宗這個“仁”字確實有點不合適的。當然宋仁宗也不是一無是處，起碼在他在位四十餘年裡，宋朝和遼國沒有戰爭也是比較突出的一點。

宋仁宗，初名趙受益，後改趙禎。是宋真宗趙恆第六子，生母李宸妃。因章獻皇后劉娥無子，過繼禎為養子。北宋大中祥符三年生，嘉祐八年卒。歿年五十四歲。

宋真宗趙恆病卒於乾興元年二月，年五十五歲，在位二十五年。真宗第六子趙禎（初名受益）奉遺詔即皇帝位，年僅十三歲。

趙禎的五個哥哥在他降生前相繼夭折，真宗生他時已四十三歲，後繼有人，欣喜若狂。趙禎五歲時就被封為慶國公，九歲封昇王，並被冊立為皇太子。史載，趙禎少年老成，舉止端莊，不苟言笑，深受真宗的讚賞和太子賓客李迪等人的推崇。真宗去世後，趙禎即位，因年紀尚幼，由真宗章獻皇后劉娥臨朝稱制，時間長達八年。

明道二年三月，劉太后病卒，宋仁宗趙禎結束了他“兒皇帝”生涯，開始獨立主政。

仁宗親政後，提拔范仲淹、韓琦、富弼、呂夷簡等大臣執掌朝政，經常向他們詢問能使天下太平的策略。宋慶曆三年八月，范仲淹等上書陳述十件大事，主張推行新政。宋仁宗採納了范仲淹等人的建議，並先後頒佈一系列詔令，宣佈對此前實行的官員選拔以及升遷辦法實行改革。這就是著名的“慶曆新政”。

史載，趙禎親政後，效法唐太宗李世民“網羅天下英雄入我彀中”的做法，廣開仕途，每屆科舉錄取員額多達千人以上。“殿試不黜落”也從仁宗朝起，遂成為不成文的規矩。取士日多，使冗官現象日趨嚴重。

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宋軍勝少負多，但所任邊將卻日益增多。為抵禦遼、夏的進攻，又不斷擴充軍隊，使軍隊人數從真宗時的四十萬，猛增至八十餘萬。

因此，朝野憂國憂民之士紛紛上書，要求變革圖強，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范仲淹。

趙禎親政後，攫拔范仲淹任諫官。當時范仲淹就上疏，力請裁抑冗濫，提倡節儉，主張變法圖強。仁宗欣賞范仲淹的人品和膽識，遂將他升遷為天章閣待制、權知開封府。

嚴酷的現實使仁宗隱約感到了統治危機，開始有意更張政事，革除積弊。他想到了力主變法革新的范仲淹、餘靖、歐陽修等人。慶曆三年三月，增加諫官員額，選拔歐陽修、餘靖、王素等人供職諫院。四月，又將被貶外放的范仲淹、韓琦召回京師，任為樞密副使。

七月，將范仲淹升為參知政事，以翰林侍讀學士富弼為樞密副使。不久，仁宗親賜范仲淹、富弼等人手詔，鼓勵他們條陳當世急務，並詔諭各地守臣，凡有關民間疾苦，有利國家之事，務公心諮訪奏聞《宋史·仁宗本紀》。

范仲淹隨即呈上《答手詔條陳十事》奏疏，提出十項改革主張：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幾乎與此同時，歐陽修、富弼、餘靖、韓琦等人也相繼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倡議。仁宗一一採納，然後頒發詔令，力推這些主張和建議，號稱“新政”。

“慶曆新政” 在仁宗的主持下緩緩推進。遺憾的是，新政從一開始實施時起就遭到朝中保守勢力的反對與阻撓。還在歐陽修等諫官上疏痛陳時弊、建議改革之時，翰林學士蘇紳、樞密使夏竦等就指斥他們“虛譁潰亂”，“謀而僭上者”。同時，新法觸及了一部分權貴的既得利益，而遭其抱團抵制。

如實行范仲淹提出的“明黜陟、抑僥倖”等措施時，便使一大批高官勳戚的利益受損，他們率先發難，詆譭新政，且屢禁不止，愈演愈烈。加上朝中謗議禁“朋黨”之論更如雷貫耳，使仁宗對新政由支援轉為疑慮進而動搖。而彼時京東（汴京以東）地區發生了王倫兵變，陝西關中地區發生了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不少地方還發生了旱災、蝗災，流民四起，趙禎把這些天災人禍與實施新政聯絡在一起，更失去了推行新政的信心，最後竟決定犧牲革新派，以向守舊派妥協。

慶曆五年，范仲淹等改革派大臣被相繼排斥出朝廷，虎頭蛇尾的“慶曆新政”遂半途而廢，以失敗告終。

“慶曆新政”似曇花一現，宋仁宗立志變法圖強的信念也隨之崩塌。宋王朝仍沿著老路子繼續走下去。

史載，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他並非雄才大略之君，頂多算守成之君。

據史料記載，宋仁宗趙禎性格仁弱，意志不堅定，改革之心不堅決。正當他為朝廷內部錯綜複雜的矛盾所困擾之時，慶曆七年十一月爆發的貝州（今河北清河）宣毅軍王則起義讓他更為震驚。直到慶曆八年正月初，參知政事、河北宣撫使文彥博用挖地道的方法攻入貝州城，堅持兩個月的王則起義才被平定。

慶曆八年閏正月十八日夜，宮廷衛士郭逵、顏秀、王勝等人鋌而走險，欲刺殺趙禎，刺客雖全部被殺，但更使趙禎驚心喪膽。

改革不成，政荒民弊，使趙禎心力交瘁，困擾不堪。心情不佳加上酒色過度，仁宗的身體一日衰似一日。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晚，仁宗病患加劇，他預感到末日將臨，急召皇后，欲交代後事。

待曹皇后等人趕到，仁宗已不能說話，只以手指心窩。隨後太醫入宮，診脈、灌藥、艾灸，均無濟於事。至夜，仁宗崩於福寧殿，終年五十四歲。十月，葬永昭陵，諡號“神文聖武明孝皇帝” ，廟號“仁宗”。

史載，宋仁宗在位時“善於納諫，廢立息爭，賜納和患，行仁政...... ” 。“仁政”是傳統政治的最高理想，在宋仁宗之前，沒有一個帝王能以“仁”為諡號。宋仁宗親政後，罷兵息戰，與民生息，減徭役，厚農桑，恢復經濟，也算是善待百姓、以“仁”治國的明君。

據記載，宋仁宗的死訊傳開後，舉國哀痛，商民們自動停市祭祀他。由此可見，他頗受臣民擁戴 。其“仁”絕非浪得虛名。

宋仁宗在位四十一年，改元多至九次，是兩宋諸帝中，享國時間最長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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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真的很仁嗎？他對老百姓怎麼樣？

首先可以確切的告訴你，宋仁宗真的很“仁”，縱貫中國主線歷史，得過“仁”這個廟號的皇帝寥寥無幾，比如說明仁宗、元仁宗，而宋仁宗是歷史上評為最“仁”的一位皇帝。為什麼這麼說了？因為他不僅對官員好，對宮女妃嬪好，甚至對敵人都不錯。“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他在位幾十年，對下屬寬厚以待，使宋朝達到一個發展的頂峰。宋仁宗知人善用，因而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安定太平，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將“仁”這一思想詮釋的“淋漓盡致”。

第一，對待官員的仁。

宋仁宗時期，官員直言而諫，他也不會生氣，如果是他自己的錯誤，他會欣然改正。朝堂上被包拯噴了滿臉唾沫，照樣是強撐著不生氣，甚至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然沒有怪罪這個鐵面無私的人。在他手下為官，不但不用提心吊膽，官做到富弼那種級別的，都是“工資基本不動”，領福利到手軟。普通的文官，也是混滿三年日子就升官，開開心心升職加薪，如何不是好時代？再比如，一次包拯要拿掉三司使張堯佐的職務，理由是他平庸了些，張堯佐是仁宗寵妃的伯父，仁宗有點為難，想了辦法，讓張堯佐去當節度使，包拯還是不願意，言辭更加激烈，帶領七名言官與仁宗理論，最終仁宗氣呼呼的說不過幾人，只好自己乾生氣，張饒佐也沒當成節度使。

第二，宋仁宗對侍從的仁。

據說有一天宋仁宗被餓醒了，想吃羊肉羹，卻想到這會讓宮人養成夜夜宰羊以備用的不良習慣，他不忍心勞煩別人，也不忍心這個不良習慣形成後形成鋪張浪費和殘害生靈的現象，只好忍飢挨餓，熬過了一晚。類似的還有仁宗口渴時，看到周邊侍從都沒有帶水，就忍住口渴而不發問，是因為他怕侍從會受到責罰。再有就是吃飯吃到沙子，牙齒一陣疼痛，卻當心下人受到處罰而不再追究。

第三，對待百姓的仁。

北宋的田賦，承襲自唐代兩稅法，理論上說比唐代還低。到仁宗慶曆初年，仁宗覺得百姓還是比較窮困潦倒，遂由范仲淹主持的“慶曆新政”，進行社會改革，為了百姓富足、安居樂業也是操碎了心。

第四，對待敵人的仁。

別的不說，單單宋仁宗死後死後，訃告送到遼國，“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連“虜主”也握住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一個皇帝死了，讓本國黎庶哭得涕泗橫流的事，屢見不鮮，引得鄰國百姓和皇帝痛哭，實在是鳳毛麟角。

好吧，我承認我誇不下去了，這讚歌我是唱不動了，我覺得宋仁宗充其量只是一個老好人罷了，作為一個君主，我覺得是不合格的。

首先說下對待官員，就是因為太過寬宥，導致官僚機構繁冗。官員人多了，工資福利還好，那這些錢從哪出了？當然是從百姓身上出了。所謂兩宋文化史上最拿得出手的英才，幾乎全雲集在仁宗年間，天天吟風弄月，日日安安心心享受有錢有閒的官場生活，還不用擔心皇帝陛下哪天不開心了將自己腦袋砍掉，能不好嗎。

其次來看看百姓的生活。北宋百姓附加稅極多，基本是隔些年就要加，以宋仁宗年間名臣韓琦的統計說，當時北宋農民要交的附加稅“雜錢”，有牛皮、農具、鹽、鞋等十多種名目，五代時的“身丁錢”等苛政，也被北宋“完美繼承”下來。連精於算計的北宋大科學家沈括都說，北宋農民要交的苛捐雜稅，簡直是“名目繁瑣”。然而比田賦更坑的，還有北宋的勞役。北宋的勞役十分繁重，而且由於北宋勞役制度繁瑣，可鑽的空子也就多。有錢人往往能巧立名目，把本該負擔的勞役，統統甩鍋給苦老百姓。家裡稍有點錢的普通百姓，往往被強制充任“衙前”，負擔相關差役，而且最忙的勞役，通常都是農忙時節，服一次役就傾家蕩產。所以，為了逃避勞役，宋仁宗年間的農民們，也是“智如泉湧”。有的“孀母改嫁”，有的“親族分居”，甚至不敢“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當現實變得如此模樣，百姓為了躲避，只能不得已淪為盜賊，你以為所謂的落草為寇只是北宋末年才出現的嗎？錯，仁宗時已經天下盜賊橫行了，所謂的禁軍120多萬官兵，也只是甲兵不修、精銳早喪的廢物兵罷了。

至於敵國誇讚仁宗，要是年年歲幣送個不停，能不覺得仁嗎？

所以，我覺得宋仁宗是個好人，但是他在的位置是皇帝這一職業，一味的仁慈，未能使國家富強、軍事鼎盛、百姓富足、威壓四方，這樣的“仁”，我覺得不要也罷。

宋仁宗趙禎，自13歲即帝位，在位41年，以寬仁治天下，是歷史上第一位廟號“仁宗”的帝王。在位這麼就，還能得到“仁”的稱號，他的“仁”自然不會是假的。

根據《宋史》所載，宋仁宗“恭儉仁恕，出於天性”，天生的非常仁慈。

對於天下，宋仁宗心繫黎民百姓。每逢水旱等等自然災害，仁宗都會親自祝禱，為民祈福，並予以賑濟。同時，仁宗又輕刑法，經常將囚犯罪降一等，而輕者直接開釋，很多冤獄也得以昭雪。

對於士人，宋仁宗時期鮮有文字獄發生。仁宗非常痛恨羅織罪名，陷害他人的行為，所以，他曾下旨，凡是因為誤判使人獲罪的官員，終身不再錄用。這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別有用心之人，借用摘取個別字句陷害他人的文字獄的發生。同時，也讓仁宗時期，文化一度繁榮到了一個高峰，唐宋八大家中的六位就生活在仁宗時期。

據說，蘇轍當時參加進士考試，考卷中直言，說他聽說趙禎宮中有美女數千，終日歌舞飲宴，紙醉金迷，不關心天下百姓。這要是在明清時期，恐怕早就被夷三族了。可是，趙禎知道後，不但不罰，反而誇讚蘇轍敢於直言，特點了蘇轍進士。

而在科舉中得罪了宋真宗，“奉旨填詞”的柳永柳三變，也是在宋仁宗趙禎的開恩之下，終得以入仕為官。仁宗此舉把柳永給感動的，發自內心的填詞歌頌仁宗。

從蘇轍、柳永的事情，已足見仁宗之仁。

整個宋朝相對而言，對於士人都非常寬容，所以，即使有文字獄發生，通常也不像明清時期那麼慘烈，多數是貶官、外放、發配了事，很少殺戮。

對於官吏、後宮，宋仁宗也較為寬容。仁宗時期，朝堂、宮廷鬥爭時有發生，多數都是貶官，罷黜。比如著名的坤寧宮事變，四名醉酒的侍衛竟然深夜在宮內鬧事，大肆殺戮，差點傷了仁宗。最後，也不過是以擊斃了四名鬧事的侍衛，將侍衛頭領，以及相關責任人貶官外放了事。

《宋史》中，更是記載了宋仁宗對於宮中奴僕的體恤。說是有一天夜裡，仁宗飢餓，“思膳燒羊”，想吃羊肉。但是，仁宗怕由此形成慣例，導致御廚夜夜宰殺羔羊備著，所以，寧願捱餓，也不讓身邊的人去傳膳。

而在野史稗記中，記錄宋仁宗的此類事件更是非常多。比如怕跟隨的僕從被罰，忍渴不言；拒絕吃官員獻上的每枚價值千錢的蛤蜊；吃飯時，吃到了沙子，還不忘叮囑身旁的宮女，不得說出去。

宋仁宗的“仁”，正如《宋史》中所言，是出於天性，並非裝出來的，是真的“仁”，這是毋庸懷疑的。

只是，有時候，僅僅是婦人之仁，卻不一定有利於天下百姓。

從宋仁宗自身而言，肯定是希望天下百姓生活富足，幸福安康的。仁宗因此才會在災荒之時，為百姓祈福，減少受災地區的賦稅，給與錢糧賑濟。又降低刑罰，督促官員，公正審理各類案件。

但是，宋仁宗並沒能解決宋朝立國以來的積弊，而這些積弊才是真正能夠時時刻刻影響百姓生活的根源。

宋朝實行抑武揚文的政策，在官職設定上，又實行官職差分離制度，只有被差遣的官員，才具有實權，才是真正做事的官員。宋朝不但被差遣的官員非常多，還有大批閒散的官員。這就引發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冗官。再加上宋朝的俸祿很高，所以，宋朝廷等於花了很大一筆錢，卻白白養了一大批無所事事的官員。

另外還有冗兵問題，宋朝養了數十萬拱衛中央的禁軍，卻也沒有什麼實際的用途。整個宋朝，中央禁軍，加上邊軍，有上百萬之巨，每年消耗掉了宋朝近七成的財政收入。

而宋仁宗雖然個人節儉，卻有個無法戒掉的“壞習慣”，各類慶典祭祀活動繁多，花銷巨大。仁宗不吃羔羊、蛤蜊，節省下來的那一點點錢糧、對於祭祀慶典而言，就是九牛一毛而已。

宋仁宗雖然自己不喜歡修建居住、遊樂用的宮殿、別苑，可是他非常喜歡修建佛寺宮觀。而且，仁宗還很慷慨，動不動就給官吏、奴僕各類賞賜。這些開支加起來，相比仁宗省下來的那點錢，巨大多了。

宋仁宗要花掉這麼多錢，這些錢從哪裡來呢？難道是從貴族、官吏、士大夫哪裡收取？肯定不是。這些錢自然大多數要出自普通百姓那裡，宋朝的賦稅是很高的。

再加上宋仁宗時期的土地兼併嚴重，甚至到了“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的地步。普通百姓的生活，其實是非常悽慘的。仁宗朝總人口的增加，並不代表百姓生活變好。

原本1000錢給2個人用，1人有500錢。可是現在，雖然有1200錢，總收入增加了200錢，卻要分給3個人用，每人只有400錢而已。多出來的人口，所創造的財富，並沒有被他們留下，而是被剝削走了。這也是宋朝國家財富很多，但是，農民起義卻非常多的原因之一。

這些從百姓手中剝削走的財富，都流入了貴族、官吏，以及富商巨賈的腰包之中。皇帝經常捉襟見肘，入不敷出，而百姓的日子也是愈加的困苦。這也是范仲淹、王安石先後要進行變法的原因。只可惜，每次變法，都不成功。可見，當時的既得利益者，勢力之龐大強盛。

宋仁宗之仁，主要受益者是貴族、官吏、士大夫，以及富商巨賈階層。仁宗想對百姓好，但實際上卻讓普通百姓的生活，更加的困苦。不能不說，宋仁宗因為能力所限，好心辦了壞事。這也正應了一句話，“興，百姓苦；亡，百姓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