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明朝在延續了276年之後，遭到了內憂外患，最終滅亡了。而做為這個龐大帝國最後一位皇帝，崇禎自然是難辭其咎，可是我們熟讀歷史之後，就會發現崇禎皇帝在位的時候，面對的到底是一個怎麼樣的困境。

天啟皇帝駕崩之後，信王朱由檢以藩王的身份即大明皇帝位，改年號崇禎。當時大明朝廷最大的敵人是魏忠賢，這個太監把持了朝政，在天啟年間簡直比皇帝還厲害，我們不管魏忠賢對大明是有功還是有過，總之他對於崇禎而言，肯定是一個敵人。

於是崇禎就將魏忠賢剿滅，將皇帝的權利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魏忠賢之後，內部的農民軍又成為了明朝的心腹大患，王嘉胤等人在陝西作亂，崇禎調兵遣將，終於將農民軍基本掃平，可是關外的大清又成為了威脅大明的隱患。

那就打吧，崇禎將大軍調到遼東，全面抵禦清朝，正當崇禎用自己地勤勉將局勢穩定一點的時候，整個天下忽然就都遭了災，陝西河南百年難得一遇的旱災，入冬又連續大雪四十天。南方進入小冰川時代，江浙一帶全部受災。

中原和江浙一帶富裕的地方全部顆粒無收，百姓受災餓死無數，而此時的大明正在遼東用兵，拿不出軍餉，逃兵叛逃者無數。就在這個時候，文官集團廢黜了商業稅，居然加重農民的負擔，直接導致了災民們的怨氣，全都揭竿而起。

本來已經平定的李自成張獻忠又死灰復燃，哪裡受災就去哪裡徵兵，短短兩年李自成就傭兵幾十萬，三個月就打到了北京。而那些飽讀詩書的大臣們呢？洪承疇降了，黃道周戰死了，朝廷剩下的官員收拾東西給李自成開啟城門，跪成一排迎接新主。

而崇禎皇帝呢，即位十七年來，義軍打了一批又一批，後金陰魂不散不斷騷擾邊關，又加上天災不斷，國家一點錢都拿不出來，百官幾乎坐視不管，只等著新皇登基。崇禎到了束手無策的地步，連續痛哭三天，連下數道罪己詔，最終陪著大明走到了盡頭。無奈的崇禎盡力了，他對得起列祖列宗了，可以安心的去見自己的祖宗，告訴他們，自己盡力了。

我的理解是無解。

明朝滅國已是必然，因為明朝土地兼併實在是太嚴重，土地資本高度集中，而所謂資本主義又太脆弱（從朱八八開始的政策就是極度打壓工商業），資本得不到保護，只會使大量的官商和寡頭聚集絕大部分資產，小工商業者只有破產和被兼併，而兼併他們的所謂資本寡頭，也恰好是大地主，是特權階級。

而由於政策規定，特權階級享受大量的財政優待（比如秀才不服役，舉人以上就有田地免稅政策，朱八八為了否認商業存在，只收極低的商稅），結果國家從這些人手裡，根本收不到稅！

而能收稅的部分土地，越來越少（因為土地被特權階層兼併了），而這部分土地，還要養活絕大部分的普通民眾，總會撐不住的。那麼國家收入怎麼辦?只好加徵農稅。

崇禎時期收的遼餉、練餉是正稅的幾十倍。於是，沒有特權的農民（張獻忠）甚至基層公務員（李自成）等等只有造反，用刀槍來投票，重新選舉政府。

這個過程前看秦漢後看民國，幾乎都是一樣的，民眾被逼反，中央政府被逼破產，只有特權階層富得流油。如此畸形的經濟結構，是無法支援朱明王朝的上層建築的。於是中央政府崩潰已是必然。

引用顧誠先生的《明末農民戰爭史》裡的觀點，明末面臨這幾個困局

1、明後期政治的腐敗

2、土地高度集中

3、國家財政的破產和賦稅的加派

4、水利失修和災荒頻發

5、軍制的敗壞

6、裁驛遞

這上面幾點概括描述的是明朝末年社會階級矛盾在各方面的表現，可以看出，以朱明王朝為代表的統治已經極度腐朽。

儘管萬曆年間就有一些統治階級指出朱明王朝以面臨極大動盪，如郭正域在題為《法祖停賦稅》的奏章裡說“自古亂亡之禍，不起於四夷，而起於小民”。安州知縣張遂在《興除議》一文中，也大聲疾呼“盜賊可憂”。

然而，這些統治集團代表的正是社會上盤根錯節的反動勢力，他們自身無法擺脫社會危機。在這種情況下，能打破封建制度枷鎖的，只能是農民起義。

至於滿清入關，那只是歷史的偶然。就算能避免這個偶然（比如利用剔發令時全國暴亂的浪潮趕走滿人），也無法解決明朝崩潰的必然的。

就算換一個政府，如果不能跟上世界生產關係的變革浪潮，死守帝國制度的話，也不過是把二百多年後的滿清換成另一個漢人王朝罷了……

公元1627年，大明王朝到了風雨飄搖的歷史關頭，崇禎皇帝開始了他勵精圖治，中興大明的宏偉計劃。然而崇禎帝在位17年雖一心勤於政事，帶頭節儉，平反冤獄，最終的結果卻是自縊煤山，成了亡國之君。讀來讓人不勝唏噓。一直以來，很多人都有一個疑問，那就是明朝末年的困境真的無法避免嗎？帶著這個問題，我從一個歷史旁觀者的角度來分析一下，如何避免這個困境。

一、處理好遼東問題，自薩爾滸一戰明軍慘敗後，明朝和滿清的攻守之勢易位。等到皇太極即位後，更加咄咄逼人，有幾次甚至攻到北京城下。在這種情況下，明朝不應該想著徹底剿滅滿清政權，收復遼東，而應該讓袁崇煥重兵固守，不需要他必須兌現五年平遼的承諾，安心防守，同時和滿清議和，保證北部邊境幾年的和平。利用爭取的時間先解決內部面臨的問題。

二、處理好內部黨爭，明末東林黨和閹黨的鬥爭愈演愈烈，崇禎採取的措施是除掉魏忠賢，沉重削弱閹黨勢力，從此讓東林黨一家獨大，失去制衡的東林黨只顧自己的利益，對皇帝提出的政策陽奉陰違，給國家和民族帶來巨大危害。從當時來講，崇禎是不必殺魏忠賢的，還是應該讓閹黨和東林黨互相制約，讓自己提出的政策可以執行。但這個度要把握好，我覺得嘉靖這方面做的就不錯。

三、對內堅決鎮壓李自成，張獻忠之流的起義，同時從財政撥款，賑濟災民，對受災嚴重地區減免賦稅，從根本上斷絕農民起義的基礎。有人會說錢從哪來，這個我後面會說。解決了農民起義問題，可以說離解除困境就成功一半了。

四、利用東林黨和閹黨的矛盾，讓宦官和大臣捐款，共赴國難。崇禎當初讓東林黨人捐錢，沒一個人響應，原因就是沒人制約逼迫他們，後來李自成去逼捐，一個個富得流油就是明證。其次明朝各地的藩王是不需要繳納稅收的，到崇禎時期，這些藩王經過幾十代的繁衍，佔有大量土地，累計的財富達到驚人的地步。如果崇禎可以用手段比如取消世襲，讓這些藩王每人拿出一部分錢來，加上上面說的閹黨和東林黨的捐款，明朝國庫沒錢的問題自可迎刃而解。

五、大力支援徐光啟訓練新軍，打造一支以火器裝備的軍隊。用於後面解決內部問題後，和滿清最後的決戰。

六、遷都南京，明朝在南京一直保留了一套執政班底，崇禎早點南遷也是一個辦法，後來的南明一直因為皇位正統的問題，導致內部矛盾重重，各自為政，被滿清利用各個擊破。崇禎來了自然不會有這個問題，君臣同心，看著北邊滿清和李自成的大戰，等待機會，最起碼也是劃江而治，不會發生身死國滅的慘劇。

如果明末崇禎可以解決以上問題，那明朝斷不會滅亡，再次中興也不是沒有可能。當然歷史不能假設，只是讓我們後人想來不禁感慨萬千而已。

即使朱元璋附身到崇禎身上也挽救不了明朝滅亡的命運，最多隻能延長一下明朝存在的時間而已。明末碰到的問題就如同扁鵲說的疾病已經深入骨髓，即使神醫也無法挽救。

明末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兼併，而這點幾乎是歷朝歷代封建王朝的死穴，而且是無解的。所有有識之士甚至所有官員都知道土地兼併的危害，但並不妨礙他們及其家族大量兼併土地，即使很有能力、名望的大臣也不例外。比如徐階，能力出眾，繼任首輔之後，大力革除嚴嵩弊政、還先後舉薦高拱、張居正等人進入內閣，但他們家族佔地多達二十四萬畝。像海瑞那樣的清官卻是鳳毛麟角，還不容於同僚。明朝除了官僚群體兼併土地，還有以福王為代表的皇室成員在侵佔土地上也不餘遺力。土地兼併造成下層民眾生活十分艱辛，民不聊生，農民起義運動風起雲湧。

而且很不幸的是明朝又碰到小冰河時代，自然災害頻發，效率低下又腐敗不堪的封建政府很難有效應對，要救災就得加稅，加稅又讓民間底層百姓更困苦。政府官員忙於黨同伐異、結黨營私，並不把朱家天下的安危當做自己的事，不可能損私利而利國家。

朱元璋為什麼反元，最後還能取得成功。就是因為老百姓活不下去了，寧願起來造反爭取一線生機。朱元璋如果附身到崇禎身上能不能抑制土地兼併呢，也沒有可能，因為他沒有可能獲得官僚群體的支援，到手的利益要再吐出去是不可能的。他即使能殺個別人、甚至一批人都沒用，崇禎殺掉的大臣其實也不少，但換了一個上來還是一樣，又能如何？

如果站在當時的角度去看，明朝末年的困境可以說是天時、地利、人和三樣全不佔，天災爆發，饑民叛亂，外敵入侵，這種糟糕至極的局面讓崇禎皇帝無力迴天，最後明朝敗亡，被清朝取代，看似無解。

但是以後來人的角度去看，因為清楚知道明末都有哪些事件節點加劇了明末的衰亡，只要把這些事撥亂反正，那麼就可以挽救大明，讓明朝再次中興。

首先，崇禎皇帝登基以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魏忠賢，因為這位九千歲權傾朝野，掌控東廠和錦衣衛，直接威脅到了崇禎皇帝的人身安全，不把魏忠賢除掉，崇禎晚上睡覺都睡不好，還談什麼治國。

幸好崇禎借用大臣的勢力在幾個月的時間裡真的除掉了魏忠賢，嚴重打擊了宦官勢力，收回了一大波權利，加一分。

不過大好的局面崇禎沒有控制住，因為在除掉魏忠賢之後，明朝的絕大多數文官都向崇禎聯名上奏，要求裁撤東廠和錦衣衛的的編制，不讓宦官集團有再次做大的機會，看似為了皇帝，實際上是為了這些文官自己。

明朝制度分為外廷和內廷，外廷由內閣首輔大臣牽頭管理百官，負責治理國家，而內廷則由秉筆太監和掌印太監幫助皇帝硃批，同時監管錦衣衛和東廠，是皇帝的內臣，私人力量，也是替皇帝監管百官的爪牙。

內廷和外廷互相平衡，互相制約，才能讓國家安穩。

崇禎皇帝聽信外廷大臣的建議，打壓了宦官內廷勢力以後，其實已經打破了平衡，當年魏忠賢做大，如今文官做大，危害是一樣的。

沒有了足夠的力量去制約文臣，不知道這些文臣的私下勾當，導致崇禎時期文臣貪腐事件頻出，但是崇禎卻一直被矇在鼓裡，最諷刺的例子便是崇禎希望手下大臣和貴戚給國家捐款，結果每個人捐款都不超過兩千兩白銀，包括崇禎的老丈人，但是北京城破，這些大臣和勳貴被抄家的時候，個個被抄出幾十萬兩白銀，真是莫大的諷刺。

其次，崇禎沒有給有能力平定叛亂的文臣武將足夠的信任和支援。

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袁崇煥，毛文龍這些人如果崇禎給予足夠的信任和支援，不猜忌，不派京官去戰場使絆子，其實是打的過李自成和皇太極的。

這裡必須說一下，在戰役之初，明軍打叛軍是勝多敗少的，後來因為拖欠軍餉，士兵死了白死，離心離德，士氣低落，這才導致明軍戰力急劇下降。

最後說重點，崇禎在搞錢這一塊實在是太弱了，如果他可以借鑑漢武帝時期劉徹的做法，把類似鹽、鐵、茶葉和陶瓷這些行業強制收回國家壟斷經營，放開海禁，加大航海貿易，讓國家有錢了，老百姓富裕了，那麼老百姓是不會造反的，相反天災爆發的時候，明朝能挺過去，皇太極那邊可挺不過去，說不定還能滅了女真。建州女真攻打明朝的一大原因就是天災讓女真也哀鴻遍野，損失慘重，這才跑出來打劫。

如果短期做不到以上的方法，殺一批貪官也能為國家緩解一下壓力。

如果能做到以上幾點，明朝還是有救的，這就是我的回答，希望大家多批評指正，互相交流。

題主其實可以去看看穿越小說。無數穿越小說選擇了明末這個時間點，除了因為明末是漢人政權的又一次整體淪亡，另一個原因是明末各種矛盾尖銳複雜，是王朝末世各種危機的總爆發，如何破局，非常考驗執政者的政治智慧。

個人認為，是否無解，很重要一點是誰來解，如果是皇帝來解，那就絕對有希望。明末的諸般困局，最核心的是什麼？很簡單，一個字，錢！！！有錢，就可以給軍隊發足軍餉、改善裝備、提高訓練水平，提升戰鬥力，不會出現職業軍人轉投流寇現象，投降後金的情況也會大大減少，同時也可以改善城防，避免破城之後的巨大破壞和損失；此外，有錢就可以大規模賑濟災民，防止災民轉為流寇，大大減少流寇的兵源，同時保護帝國農業稅的稅基。那麼，如何解決錢的問題，如果皇帝有魄力，其實手段很多：

1、查辦張家口晉商。張家口晉商在明末是一個特殊群體，其大量將糧食、布匹、鐵器等戰略物資走私給關外後金，換取金銀（這些金銀很多是後金軍入塞搶劫獲得），可以說他們發的是國難財，吃的是帶血的饅頭，時間長達數十年。查辦這些晉商，可獲得鉅額資金，解財政的燃眉之急。

2、徵收厘金，特別是在京杭大運河徵收這種商業稅。這是清末在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過程中為解決軍餉問題而採取的財政手段。京杭大運河是明末的交通大動脈，南糧北運、南貨北運均仰賴於此，大量官商依託漕運，夾帶私貨，政府未能從繁忙的貿易活動中獲得任何好處。而徵收厘金可以讓政府從明末繁榮的商業獲得中獲得源源不斷的收益。

3、開放海貿，收取關稅。明末海洋貿易發達，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均大規模與中國沿海走私商人貿易，鄭芝龍集團一年的收入可以抵得上明廷全年財政收入（甚至有人認為前者是後者的兩三倍）。如此鉅額的貿易，朝廷完全可以深度介入，如初期不便操作，可以與鄭芝龍合作，以包稅的形式，獲取關稅。或者直接在天津開口貿易（鄭芝龍勢力主要在南方）。

4、大力反腐。明末官員、藩王、勳貴都高度腐敗，如果皇帝有魄力，以反腐為突破口沒收其財產，財政壓力將大大緩解。當然要掌握尺度，避免激烈反彈。

5、其他。如果再有魄力，還可以發行國債；甚至進行農業稅改革，丈量土地，士紳一體納稅等等。其實明末民間財富不少（當然極不平衡），但政府卻無法動員和利用，導致捉襟見肘。

財政問題解決了，剩下的問題很簡單，明末並不缺少能臣，洪承疇、孫傳庭、盧象升均是一時俊傑。我的戰略是，先易後難，內攻外守：

1、集中力量對付流寇。因為流寇戰鬥力弱，但造成的損害更大，因為他們都在帝國的腹心之地搶掠（建虜則主要在遼東邊地）。只要張開大網將流寇圍住（明末有好幾次這種機會，都沒堅持到底），讓洪承疇主持圍剿，必須堅持到底，無論發生什麼都不能抽調兵力。

同時，讓孫傳庭或盧象升守住邊關要塞，嚴防建虜入塞，即使其入塞，也只要保證京師和重要城市，簡而言之，在流寇未滅時，不對建虜採取大規模行動。

2、守關和敵後掃蕩。流寇剿滅後，兵力充裕，在嚴守邊關的同時，大造戰船（甚至可以租用西班牙、葡萄牙戰艦，或與鄭芝龍合作），騷擾、掃蕩建虜後方（後金沒有水師）。其實打擊張家口晉商後，後金失去了重要的糧食來源，以遼東那種古代而言的苦寒之地，難以支撐大規模軍隊，而且在困難環境下，後金內部本已尖銳的矛盾（都是因一次次勝利而緩解）必然爆發，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明朝。

明末的困境能不能解。如果是在當時的既定條件下，是沒有辦法的，但是如果具有穿越者優勢和上帝視角，那就可以解了。

假定穿越時間：1644年1月。明末的矛盾很多，主要有以下幾個： 小冰河和瘟疫天災滿清農民軍江南士紳黨爭崇禎太急功近利拋開第6個，其餘的矛盾歸根到底都是階級矛盾，是吃不飽飯的問題。

一、.天災是可以戰勝的，特別是在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下，完全不是事。即便是解決不好，餓死幾百萬，也不是大問題。

1.實際上明末的難民很多，更大的原因不是因為天災而叛變，而是因為明明吃不飽了，還要交糧餉，而且，楊嗣昌上臺之後，一改之前的“因糧就餉”，變成“按畝均輸”，聽起來是公平了，可是你讓陝西的農民和江南的農民交一樣的餉這就過分了。

2.引進高產作物，土豆玉米這些只要皇帝推廣不是很難。湯若望在北京有個菜園子，裡面什麼作物都有。各地都有傳教士，他們很樂意介紹一些經驗。

3.招兵。招兵很花錢是不是？可是為什麼李自成當不成公務員就要造反？說明當兵至少有口糧吃的。當然，這個招兵的目的不是為了擴軍，而是在於將糧食按照最低標準分配，名義上是軍，實際上就是集中營。

4.以上這些都是短期措施，真正的長期措施，在於開墾臺灣、越南。當北方冷的不能種莊稼的時候，越南的水稻還可以一季三熟。

5. 放開海禁。明朝的白銀是不缺的，皇帝沒錢，可是大臣和富商們有的是錢。只要糧食買賣有錢賺，商人們不介意讓全日本都種上馬鈴薯。

二、滿清。

滿清很強，強在野戰，強在騎兵，強在百戰百勝計程車氣，強在嚴刑峻法，強在出了一堆猛人。所以，經營好遼東防線其實很重要了。這點不必多說。滿清和蒙古是有矛盾的，如果是在崇禎之前，只要熹宗皇帝把做木工的功夫花一點在招納蒙古這件事情上，蒙古就會倒向大明瞭，林丹汗就是忍不了皇太極才南遷到明朝邊境的。不說這個，就說到了1644年，崇禎是別想招降蒙古了。反正京師北面是不行了的，沒辦法，燕山山脈那一堆青山口、冷口、喜峰口，到處都是窟窿。但是，崇禎皇帝守著北京，滿清就只能禍害一下河北、山西，。就這樣吧，堅壁清野，天子守國門。登州、萊州、天津的水師一定要發展起來。相對滿清，別的不敢說，水戰是妥妥的碾壓。從這裡可以直接進攻遼陽，如果明朝還掌握著皮島的話，完全可以搞幾次斬首戰術。朝鮮在滿、明之戰中的作用，完全可以理解成二戰的義大利。

實際上，在洪承疇的松錦會戰中，朝鮮派了5000人參戰，但是這5000人說沒有吃飽，最後在蓋州就下船了。（與松山隔海相望）所以，朝鮮完全可以爭取一下的。豪格和多爾袞爭位，如果可以操作的話，可以操作成一場內亂。操作不成就算了，這屬於陰謀，不是正路。滿清的人口不多。滅明一戰，滿清全國動員，總兵力在15萬左右。所以，明朝完全可以選擇和滿清的兌子戰術，哪怕是10:1，滿清也先撐不住。當然，不排除明朝的將領順風浪逆風投這種瞎JB操作。至少從紙面上看，明朝是有優勢的。將滿清擋在了長城外面，哪怕讓他經常過來搶劫一下也沒什麼大不了的。至少要保住江南基本盤。

三、農民軍

農民軍就是一群烏合之眾，1644年北上的時候，號稱有百萬大軍，實際上一路真正的硬仗就打過一場，在代州寧武關和周遇吉，李自成差點就想要回西安了。“闖王來了不納糧”，仔細想想農民軍是靠什麼活下來的？那一群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蠍子塊、點燈子、不沾泥。這一點不多說了，農民軍的戰鬥力比滿清弱，但是比官軍是差多了。能打敗大明完全是大明自己不行了。

2. 農民軍的活動範圍一向在西面。只要京師保衛戰成功，讓李自成封個西南王，那一塊也是爛了，沒什麼用。將來肯定是要拿回來的，但是暫時可以不要。

3.農民軍的精髓就在於流竄。等他安定下來，搞不好自己就要投了。即便不投，維持住防線就好。

四、江南工業化，必須得搞工業化。

首先就是搞紡織，這玩意兒科技含量不高，還特別費羊毛。只要紡織廠開起來了，讓蒙古人全都羊，讓流民都來紡織廠上班，最後賣給沒衣服穿的滿清人和大順軍。後裝線膛槍這種東西，不懂的人完全摸不著頭腦，懂的人知道也就那麼一回事。槍管材料很好做，此時的南京冶煉技術已經相當發達了，重力壓鑄搞出來不難；雷汞也就是配方的問題；膛線可以拉，效率低不怕，報廢率高也不怕，造出來就成.技術難題都不是難題，難的是錢的問題。工業武裝的軍隊，太費錢。好在江南有錢。農業稅可以象徵性的收一收得了，稅收主要集中在商稅。關稅別想了，軍隊直接當海盜了還要什麼關稅，此時的歐洲，西班牙海盜正猖獗著，東印度公司都快要組建好了。江南商人和士紳的政治地位必須提高，重商主義不適合中國，但是農工商平等還是必要的。

五、黨爭閹黨已經出局了，剩下的是東林黨、復社、幾社這一堆文人山頭的問題。

無論是什麼社，他們從根底上還是想在大明上班的，所以，選賢任能就很重要了。到了1644年，內閣已經沒什麼人才了，所以必須得改組內閣。以內閣為基礎，吸納江南資產階級，給他們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讓他們的利益和朝廷綁在一起，這是重中之重。遼東戰事對於江南來說無利可圖，事實上，江南早就對遼東戰事煩透了明末的資產階級已經萌芽了，催他們一把，資本的貪婪讓他們對遼東的人口和資源產生興趣，這是必要的。社會思想在明末已經變了，特別是心學出現之後，人們對於價值觀的判斷已經從“存天理滅人慾”像自我中心轉變了。私有財產和個人自由的思想已經開始萌芽，如果不是後來滿清來殺了一波，自然而然中國也會走上君主立憲制

2. 崇禎用人有個毛病，但凡出彩點的人，他就覺得可以拉去打仗。實際上，如果把楊嗣昌拉去管理經濟也許不多，讓陳新甲去管理禮部也許可以,讓史可法去管理都察院也行……各職方司的人別去參合打仗的事，最好自己的工作就好了。大臣爭來爭去無所謂，可是崇禎自己得清楚自己手下的人適合幹什麼。

3. 東林黨不全是壞人，周延儒也不是壞人。黨爭不可能平息，在改組內閣之後，將資產階級引入進來，該放的權得放，該讓的利益得讓。歷史潮流如此，就別固執什麼祖宗成法了。

六、誰來指揮槍的問題肯定是皇帝掌握槍，但是誰來指揮這是個問題了。1644年了，能打的將軍基本上都死了。但是詔獄裡還關著一個可以拉出來打的人，候恂。由他來總督遼東防線吧。對農民軍的防線也要有一個總指揮，黃得功李定國都可以用。晚明忠烈譜上有的人，都用上吧。江南的經濟發展和政治改革必須得由皇帝親自操刀。

七、關於遷都的問題但凡說明末有解的，基本上都想遷都到南京。但是我認為，在打贏北京之戰前，絕不可遷都。打贏之後可遷可不遷。遷都南京，可能會得一時安穩，但是滿清坐擁江北之勢就不可抵擋了。明朝想要苟安都苟不住了。工業化還沒開始搞，估計就“揚州十日"來了。實際上，到了1644年，南遷會不會在半路上被農民軍截殺了都不好說。在李自成從太原北上的同時，劉芳亮也率軍往濟南去了。走海上可能比較靠譜點，但是多爾袞已經南下了，孔有德難道不會勸說他的舊部投降大清？此時的崇禎兩眼一抹黑，已經想走都走不了了。

八、總結分析完之後，來個總結。第一步，固守京師。

1. 讓投降派門南撤，此時的勳貴們巴不得。人走，錢留下。2. 吳三桂別動，你不投降就行了，別來救京師了。3. 把大同宣府的總兵都換了，寧武關之戰進來保住周遇吉，讓他分次抵抗。4. 京營必須把控在自己手裡，都這個時候了，自己去操練一下把

。第二步，農民軍和清軍同時來到城下會不會打起來？就算是合作，京師堅持半個月，南京的勤王軍就到了，李自成和多爾袞該搶劫的去搶劫去，不可能久圍的。吳三桂此時要是還沒投降，就不會投降了。

第三步，此時的天下大致可以分成清、明、順三塊了。剩下的就是明朝苟一下，工業發展起來，就是平推的事情了。

很榮幸回答這個問題。明朝末年的困境還是有解，但需要很長時間的改革。

明朝滅亡的兩大原因，一個是內優，一個是外患。內憂有三點，第一點是明朝末年土地兼併嚴重，第二點是明朝末年朝政腐敗，宦官專權第三點是自然災害導致的饑荒引發了農民起義。外患是後金的強勁崛起，已經對大明的安危構成威脅。

那麼明朝應該怎樣做才能挽救？我認為首先應當解決內部矛盾。明朝末年土地兼併嚴重，農民生活舉步維艱，一遇饑荒不反更待何時。

一個王朝，如果得不到農民的支援，那麼這個朝代離滅亡就不遠了。所以明朝首先應當解決土地兼併問題，但在解決土地兼併問題的時候，所面對的是明朝朝廷當中以及地方上的大佬，政策的推行會遇到很大的阻力。所以執行政策的時候必須堅決，同時注意防範中央朝政的波動以及地方上的動盪。

第二，中央上打擊宦官專權，加強皇權，打擊黨爭，採納能臣意見，治理貪汙腐敗。明朝末年文官集團把持朝政，比如明朝末年崇禎皇帝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對抗文官集團上邊，所以必須加強皇權。崇禎皇帝在應對李自成的農民軍的時候，所使用的方法策略失誤沒有聽取大臣意見，急功近利導致明朝軍隊在不合時宜的時候倉促出戰而遭到慘敗。最終李自成軍隊攻陷北京崇禎皇帝自殺，明朝滅亡。

第三點措施是關於外部矛盾，面對後金的日益強大，明朝必須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培養一批能征善戰的優秀將領。明朝末年在東北與後金的角逐中，明朝軍隊的戰鬥力遠不如後金軍隊。

在薩爾滸之戰中，明朝軍隊操練不足戰鬥力低下，各路將領互相掣肘，配合不當，數量上佔優勢的明朝軍隊慘敗於後金，所以必須進行軍事化改革，重建昔日明朝軍隊的雄風。

如果能把這三點改革措施執行徹底，明朝還是有希望繼續延續下去。

有解。明實亡於東林黨、小冰河天災、鼠疫、蝗災以及宗室問題。

崇禎在除掉魏忠賢之後，明朝的文官都向崇禎聯名上奏，要求裁撤東廠和錦衣衛的的編制，不讓宦官集團有再次做大的機會，看似為了皇帝，實際上是為了這些文官自己。

沒有了足夠的力量去制約文臣，不知道這些文臣的私下勾當，導致崇禎時期文臣貪腐事件頻出，但是崇禎卻一直被矇在鼓裡，最諷刺的例子便是崇禎希望手下大臣和貴戚給國家捐款，結果每個人捐款都不超過兩千兩白銀，包括崇禎的老丈人，但是北京城破，這些大臣和勳貴被抄家的時候，個個被抄出幾十萬兩白銀，真是莫大的諷刺。

其次，崇禎沒有給有能力平定叛亂的文臣武將足夠的信任和支援。

孫傳庭，盧象升，洪承疇，袁崇煥，毛文龍這些人如果崇禎給予足夠的信任和支援，不猜忌，不派京官去戰場使絆子，其實是打的過李自成和皇太極的。

在戰役之初，明軍打叛軍是勝多敗少的，後來因為拖欠軍餉，士兵死了白死，離心離德，士氣低落，這才導致明軍戰力急劇下降。

若要走出困境，方法如下:

一，查辦張家口晉商。張家口晉商在明末是一個特殊群體，其大量將糧食、布匹、鐵器等戰略物資走私給關外後金，換取金銀，時間長達數十年。查辦這些晉商，可獲得鉅額資金，解財政的燃眉之急。

二，徵收厘金，可以讓政府從明末繁榮的商業獲得中獲得源源不斷的收益。

三，開放海貿，收取關稅。明末海洋貿易發達，西班牙、葡萄牙、日本均大規模在中國沿海走私活動猖獗。

四，大力反腐。明末官員、藩王、勳貴都高度腐敗。

五，可以發行國債；甚至進行農業稅改革，丈量土地，士紳一體納稅等等。

六，將己傳入福建的高產農作物玉米、土豆及馬鈴薯等在全國尤其是北方培育並推廣。

七，編練新軍，以武士道精神

貫徹，並配以監軍、政委與指導員。

八，禁止婦女束胸與纏足，允許婦女務工、上學、參軍、參加科考等。

九，扶植新的魏忠賢，打壓東林黨人。

十，與後金和談並和親，攘外必先安內。

十一，集中力量對付流寇。因為流寇戰鬥力弱，但造成的損害更大，因為他們都在帝國的腹心之地搶掠。

十二，允許宗室參與工商業、參軍與做官，但是，逐步取消宗室俸祿，並且宗室與百姓一體交稅。

十三，大力發展工商業，鼓勵發明，鼓勵對外貿易。

十四，招聘在華傳教士，按能力授官，或為醫生、教師、工程師、火器專家、工匠、教官與顧問等。並請葡澳當局支援火器與教官。

綜上，三年必有小成，必能平定內亂，安頓流民，工商業蓬勃發展，財政充足，待新軍練成之後，聯合朝鮮、林丹汗與俄羅斯，北上掃平後金。

明朝末年社會矛盾激增，又趕上了百年不遇的極端氣候，各種極端自然災害長時間、大規模侵害，緊隨其後的農民起義、大清崛起，又加上朝政亂局。這種困境，可以說是亙古未有，想要破解實在太為難崇禎了。

自然災害反覆上演

15-17世紀的200餘年中，全球處於“小冰河期”氣候，各種自然災害集中爆發。大明崇禎年間，正趕上1000年中最寒冷的時候，旱災、蝗災、瘟疫接踵而至，災害長時間、大範圍影響中國，也耗盡了大明最後的精力。

公元1637年-1643年，中國持續大範圍乾旱，旱災波及全國20多個省市，北方多數地區旱災持續達4-8年，重災區在黃河、海河流域以及長江中下游地區，是500年來最嚴重的的旱災。乾旱1637年（崇禎十年）主要出現在華北和西北地區，1638年（崇禎十一年）向南擴大到皖、蘇等省。乾旱最嚴重的的1640年（崇禎十三年）出現數省特旱，臨汾夏季甚至“風霾不息”，即持續性沙塵暴。

據各地文獻記載，乾旱期間，黃河、海河流域持續少雨，1640年（崇禎十三年）年降雨量不足300mm，跟現在的新疆地區降雨量差不多，華北地區1640年、1641年連續兩年的降雨量遠低於三年自然災害。乾旱嚴重的時候，禾苗盡枯，莊稼絕收，山西汾水、漳河全部枯竭，河北九河、白洋淀全部乾涸，這種河流、湖泊乾涸的現象隨處可見。

伴隨乾旱的便是特大蝗災，1636年（崇禎九年），蝗災從陝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開始，隨後向西擴充套件到關中平原，向東擴充套件到以徐州為中心的山東及江蘇北部，最終影響南起淮河、北至河北的廣大地區。1638年（崇禎十一年）形成東西上千公里、南北400—500公里的大災區，並開始向長江流域擴散。

1639年（崇禎十二年）向北擴充套件到山西和陝西兩省北部，向南擴充套件到江漢平原。1640年（崇禎十三年）黃河長江兩大河流的中下游和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重災區。1641年（崇禎十四年）華北蝗災開始減退，但是長江流域蝗災卻繼續發展。直至1642年（崇禎十五年），由於氣候發生大變化，連續四年的特大蝗災結束。

在天氣劇變、食物匱缺的影響下，人體免疫力下降，再加上四處逃難的災民，各種因素促使了瘟疫爆發。據《明史》記載，從1408—1643年共發生大瘟疫19次，其中1641年（崇禎十四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浙江等。

明末大瘟疫於1633年（崇禎六年）在山西開始爆發，1641年（崇禎十四年）傳到河北，並隨著李自成和後金的軍隊傳到更多的地區。當年北京爆發鼠疫，造成人口大量死亡。史載公元1643年（崇禎十六年）二月“京師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旱災、蝗災、瘟疫這些自然災害的接連爆發，徹底擊垮了大明王朝。當時河南“大旱遍及全省，禾草皆枯，洛水深不盈尺，草木獸皮蟲蠅皆食盡，人多飢死，餓殍載道，地大荒”。陝西“絕糶米市，木皮石麵食盡，父子夫婦相剖啖，十亡八九”。核心旱區如山陝甘冀出現人相食的極端情況，甘肅死亡人口甚至超過八成。

農民起義席捲全國

明朝中後期，為了應付日益增多的軍費開支，朝廷不斷地加派賦稅，明朝統治階級在全國範圍內以徵礦稅為名，派遣了大量礦稅監，橫徵暴斂，加重百姓負擔，加速了階級矛盾激化。而皇室、官紳地主兼併土地也愈來愈猖狂，他們依靠權勢大量侵佔官地和私田。皇帝在畿輔地區設立了許多皇莊。宗室諸王、勳戚、太監也透過“乞請”和接受“投獻”等方式，霸佔了越府跨縣的大片土地，成了全國最大的土地佔有者。

福王朱常洵在洛陽所修的王府，花費白銀二十八萬兩，朱常洵就藩時，還得到萬曆帝上等良田四萬頃。但朱常洵依然不滿足，他在洛陽與民爭利，百姓有了災荒，卻捨不得拿出錢來賑濟。

旱災、蝗災、瘟疫橫行，本就收成不足、糧食缺實的情況下，還要承擔繁重的賦稅和徭役，大明王朝將百姓徹底推向了對立面。特別是陝西地區，土地貧瘠，百姓生活艱難，於是農民起義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627年（天啟七年）三月，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鬥耀不顧饑民死活，仍然催逼稅，敲骨吸髓地榨取農民。白水饑民王二聚集了數百個無法活命的農民進行鬥爭，他聲問大家：“誰敢殺死知縣？”大家異口同聲地說：“我敢殺。”於是王二率饑民衝縣城，殺死張鬥耀，揭開了農民起義的序幕。

1628年（崇禎元年）七月，王嘉胤、楊六、不沾泥等在陝西府谷等地起義，從崇禎元年至崇禎三年間，高迎祥、張獻忠、李自成等先後起義，陝西境內共有義軍100餘部。李自成、張獻忠約在1630年前後也加入了起義軍的隊伍。1630年（崇禎三年），張獻忠在陝西米脂十八寨起義，自稱“八大王”。李自成也殺死貪官造了反，在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中當“闖將”。

明朝隨後對起義進行殘酷鎮壓，起義軍先後被消滅。唯有李自成，在長期戰鬥過程中，逐漸成熟並開始實施“行仁義，收人心”，“據河洛，取天下”的戰略。政治上實施“免糧”、“安民”、“平買平賣”政策並大力開展瓦解敵人的宣傳工作，形成“民皆附賊而不附兵”的局面，實力強勁。1644年（崇禎十七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城，滅了大明王朝。

大清虎視眈眈

1586年（萬曆十四年），努爾哈赤被明朝襲封為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相繼兼併海西女真部，征服東海女真部，統一了分散在滿洲各地的女真各部。並建立了八旗制度，成為後金的一種社會和軍事組織形式，至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年），已對內稱建州等處地方國王。

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清天命元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成為後金大汗，此時的努爾哈赤已經統一了大部分女真部落。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清天命三年），因努爾哈赤認為明朝朝廷偏袒女真葉赫部而心生不忿的緣故，頒佈“七大恨”，起兵反明。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後金與明的關鍵戰役——“薩爾滸之戰”爆發。明神宗任命楊鎬率領四路明軍合擊後金軍，準備直搗後金大本營赫圖阿拉。四路軍的主帥分別為山海關總兵杜松、遼東總兵李如柏、開原總兵馬林和遼陽總兵劉鋌。然而，明軍情報卻被洩露給後金軍，努爾哈赤採取集中兵力、各個擊破的方法，即“憑爾幾路來，我只一路去”，以少勝多大敗明軍，徹底改變了雙方的力量格局。此後金採取主動出擊的方針，而明朝相對於後金處於被動局面。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清天命四年），努爾哈赤稱大金國皇帝。1636年（明崇禎九年，清崇德元年），皇太極改國號為清，接著又征服了索倫諸部，並完全吞併了東海諸部。到1643年（明崇禎十六年，清崇德八年），大清的疆域已經擴大到明長城以北，包括今內蒙古、東北三省和俄羅斯北至外興安嶺以北、西起貝加爾湖、東至薩哈林島（庫頁島）間。

崇禎年間，大清徹底控制了東北廣大區域，並與明朝對峙在長城一線，經常越過長城威脅中原安全，明朝已無力應對。

黨爭、宦官亂政

黨爭概指明末東林黨與宦官、浙黨、齊黨、楚黨、昆黨、宣黨之爭。自萬曆時期開始，朝廷黨派林立，黨爭迭起。在這些黨派中，最先以浙黨勢力較大，浙黨首領沈一貫、方從哲都先後出任內閣首輔。後經“梃擊”、“紅丸、“移宮”三案之後，光宗朱常洛即位，東林黨因擁立有功而勢力大盛，浙黨落敗，轉而投效閹宦首腦魏忠賢。

東林黨有著極強的道德標準，他們能找出社會上的問題，但是從未有找出解決的辦法，所以美國學者賀凱對於東林黨的評價是“他們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軍，但不是一個改革政治計程車大夫團體”。

天啟年間魏忠賢獨攬大權，自稱“九千九百歲”，實行血腥鎮壓，他控制衛廠特務機構，爪牙遍及各地，隨意殺人，施行刑罰。他又拆毀全國書院，迫害東林黨人，朝野忠良盡去，甚至連邊防將帥也被殃及，如熊廷弼、孫承宗、袁可立等。

崇禎繼位後，對東林黨的迫害才告停止，東林黨在崇禎初期曾短暫崛起，但明思宗認為：“朕御極之初，撤還內鎮，舉天下大事悉以委大小臣工，比者多營私圖，罔恤民艱，廉謹者又迂疏無通”。在處斬袁崇煥後，東林黨的聲勢又告衰落，皇帝最後只能信任宦官，閹黨勢力復起。

明末的黨爭，各個集團之間為了利益，不惜相互攻訐，朝局混亂進一步加劇。

寫在最後

明朝中後期開始形成的困局，最終造成了明末的積重難返，明朝的滅亡只是早晚的問題。

明朝末年的困境無解。用一句話說氣數已盡。

歷朝歷代的興衰更替，都逃不過人心的得失。一個王朝覆滅基本上都是人心喪盡。

王朝剛建立時，在開國皇帝的領導下，全國上下還比較勤於王事，不敢過多摻雜私心，各項制度還能發揮作用，國勢蒸蒸日上。

開國皇帝雄才大略，恩威並施，殺伐果斷，朝廷內外各種勢力還比較奉公守法。否則將被殺一儆百，族滅九族。因此在雄主下當差，是伴君如伴虎。而在庸主下當差，把皇帝耍得團團轉，不是皇帝盛似皇帝。

隨著在新朝生活日久，那些皇親國戚，內廷外廷各級官員都適應了新朝的統治。在勤於王事的同時，他們開始逐漸摻雜自己的私心，透過試探觀察交易，一步步加大私心的程度，最終讓制度流於形式。

與之相伴的是，全國上下都上行下效，私心逐漸大於公心，私事大於公事。剛開始還打著公事的幌子，到最後連這個幌子也不打了，直接滿足自己的私慾。

到了這個階段，朝廷上下，社會三教九流，還有勤於王事的嗎？即便有，也是鳳毛麟角，無濟於事。

歷朝歷代，皇帝權力最大，責任也最大。大家在皇帝下面當差，就是為了自己和家族活得更好。皇帝雄才大略，大家奉公守法，好好當差。皇帝平平庸庸，大家爭權奪利。皇帝是亡國之君，大家各揣心事，保全自己，另謀高就。反正捱罵的是皇帝。

到了明朝末年，天災人禍接連不斷。崇禎皇帝雖然勤於王事，但也無濟於事。就算換遍閣相，殺完敗將，也改變不了什麼。制度崩壞，官逼民反，皇族肆虐，異族崛起，天下熊熊烈火。就算重八再生也迴天無力。

怎麼會無解呢？魏忠賢不就解得挺好嗎？

明朝末年最大的問題不是土地兼併，也不是天災人禍，而是財政困境。

這個時候要解決的有兩個問題

第一：氣候變化帶來的糧食減產；

第二：經濟結構導致的軍費不足；

第一點明朝確實沒有找到什麼好辦法，不過當時番薯已經開始在中國南方推廣種植，如果明朝可以再堅持二十年，糧食問題將因為番薯的種植而被自然化解。

第二點在被明朝黑出翔的天啟皇帝一朝，實際上得到了很好的解決，現在的一些明粉將其歸功於魏忠賢，實際上魏忠賢不過是個白手套而已。幕後策劃的，是把滿洲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木匠皇帝朱由校。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了解明末到底面臨著什麼困境。如果簡而言之總結就是四個字“內憂外患”，外患問題比較單一，就是面臨著北方民族的威脅，但內憂就非常複雜，除了瘟疫流行，農民起義，東林黨爭等以外，當然這只是表象，統治體系已經腐朽，這才是根，是引起內憂外患的根本原因，也是所有封建王朝不能克服的共性問題。那麼這個共性問題是什麼呢？就是地主階級的統治與廣大農民的矛盾他具有不可調和性，政治清明，風調雨順這個可以掩蓋緩和矛盾，但地主階級越來越腐朽，土地兼併，無限的壓榨在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而當來自統治內部的改革又無法撼動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時，一旦面臨天災人禍，就會有垮掉的風險，也就是必須從外部動刀進行徹底重新洗牌才能解決問題，這也是那麼牛B的張居正也只能延緩明的滅亡而不能從根源上拯救的原因。至於外患，從根本上說那還真不是個事，如果內部不亂，就滿人那點實力還真差得遠。

狂瀾既倒，大廈將傾，明末無解的滅亡之殤

公元1644年4月，李自成率著農民大軍攻進北京，已經對大明的江山失去了最後希望的崇禎皇帝，只能無奈地選擇把自己縊死在煤山的老樹上。

明朝的滅亡，我覺得是一個死結。明朝末期的衰敗，正應了那句話：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明末的社會階級矛盾已經到達了頂點。明朝延續了近三百年，在末期資本主義也開始萌芽，社會財富越來越集中在這幾類人手中，一是官僚世家，二是地主階層，三是極少數一部分商戶，作為社會最為龐大的群體，農民卻基本上不任何資源，相反，他們卻是最受盤剝的群體。

比如明朝的商業稅定的很低，稅負僅僅為十五抽一，後來又降到三十抽一，就和不交稅差不多。

在明朝，表面上田賦一直在3%到6%之間徘徊，即使加上徭役和其他的攤派，農民的稅負也不過十分之一左右，所以看上去農民的負擔並不重。但問題是，明朝的田地大部分在官府、藩王、士大夫手中，這些土地持有者是不交稅的，而那些富戶豪強甚至有些關係的小農民，為了逃稅，他們把土地掛靠在那些不交稅的人名下，所以大部分田賦的重擔都壓在了人數眾多但土地很少的自耕農手中。相當於整個農業的賦稅都壓在一部分人的肩上，他們的負擔可不小。

第二，明朝後期的黨爭現象極為嚴重，國家管理體制受損。明朝的黨派之爭在歷史上也是赫赫有名的，雖然最後以魏忠賢為代表的閹黨勢力被打壓之後，持續多年的派系之爭已經嚴重損傷了明朝的國家執行機制。最壞的後果就是造成明政府無力處理好任何突發事件，無論是外交，還是內部的災荒和民變。

第三，無法避免的自然不可抗力成為加速滅國的催化劑。歷史學者的研究已經證實了地球環境的氣候變化對人類文明活動有著重要的影響。明末清初就遭遇了一次持續了幾十年的小冰河時期，這一時期整個中國冬季年平均氣溫都很低，冬天奇寒無比，連廣東等地都狂降暴雪，夏天大旱與大澇相繼出現。造成的災害表現是極度嚴寒、鼠疫爆發、糧食減產等。

天災橫行，明政府無力賑災安民，反而愈加對農民進行逼債，催促糧稅，農民更加無法生存下去，許多人流亡成為了無產的流民，特別是北部、西北部的農民，等他們乞討都無法存活下去後，就打、砸、搶所經過的農莊富戶。這種情況愈演愈烈，導致明朝末年農民起義此起彼伏，明朝大地烽煙四起。

第四，朝廷文臣私結朋黨，他們不僅攻訐武官，還大肆斂財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明朝時邊境駐軍的所有的軍餉、糧草、軍械等軍用物資，都是由所在地的上級文官派人押送，這無疑給文官們開了斂財的便利之門，他們肆無忌憚地層層貪墨。朝廷發放的軍用物資，能有六成送到武官手裡，那就是“盡責” 的了。文官們還恬不知恥地發明了一個術語，叫漂沒。何謂漂沒，也就是說被他們貪墨的那一部分，搖身一變，變成在運輸途中路上“損耗”掉了。

長期以往，明朝本不強悍的軍力更是被這些貪得無厭的官員消耗殆盡了，軍隊從上到下無一戰之力，邊界駐軍形同虛設，無論是面對國內起兵造反的李自成、張獻忠們，還是抵禦如狼似虎的滿族大軍，只能節節敗退。

這樣的一個大明帝國，就像一艘滿是漏洞的破船，顫顫巍巍地航行在歷史的洪流裡，又彷彿是一座腐朽不堪、搖搖欲墜的大廈，縱然有絕世的英雄，也是難以挽救其傾倒的命運。

不請自來的看到了提問，老朽就來簡單的回答一下：

1.上百萬在冊的朱氏宗室宗親，這個就和後來的八旗子弟成為了鮮明的對比，大家只知道八旗子弟鮮衣怒馬，遛狗架鷹，但是明朝的宗室宗親呢？欺男霸女稱霸一方，從李自成宰了福王做成福祿宴就能看出來了，而明朝攏共滿打滿算就一億上下的人口，名模在冊的宗室宗親就上百萬，一百比一的比例。而這些宗室宗親都是要朝廷供養的，還不像是八旗子弟終身服役，隨時要上前線當炮灰的。

2.特權階級，說到這裡就有人問了，上面不是說了宗室宗親了嗎？怎麼還有啊？這裡就要說了，自土木堡之後，明朝就開始嚴重的重文輕武了，而從此文官崛起。文官除了免稅免勞役之外，還基本上可以有一定的赦免權。甚至有時候懟上宗室也不遑多讓！而上海在明末的時候是姓徐的，現在還保留的地名【徐家彙】就是代表。

3.外行領導內行，話說明朝因為重文輕武，也因為一代大能王守仁的允文允武，一個個的就都以為自己是王守仁附體了，一個個的都以為自己可以文可提筆安天下，武可上馬定乾坤。結果一個個的都是啥也不懂的盲流子，薩爾胡之戰就已經完全的抽臉一樣的現實！而這基本上是爛到根的體制了，難道廢除科舉廢除文官？

就這三條基本上就確保了，明朝根本就沒救了，上百萬宗室你不能宰了省下錢來備軍，那些特權階級更不能宰了，最後那些滿朝的文官更不能宰了，所以確定下來，明朝的死結無解！

最近歷史類出現了很多關於明朝的新書，大多都是明末的，果然這段歷史是最受讀者喜歡的。原因就在於好多人都說明末是一個死局，無解！只能依靠穿越者的力量才能去解開這個死局，這也是讀者朋友最喜歡看的部分。

那麼明末真的是一個死局嗎？

就拿明朝最後三位皇帝來說吧，光宗皇帝只在位一個月就因紅丸案去世，在他剛剛繼位的幾天之內還是做了不少實事的，但很快就迷戀上了丹藥，導致只在位一個月就掛了。

天啟這位木匠皇帝因在位期間閹黨勢力大漲，與東林鬥爭不斷，所以史書上評價不高，但近來小說中逐漸在給天啟洗白，我想大部分人是出於對東林沒有好感吧。

實際上明朝交到崇禎手上時已經是一個爛透了的攤子。崇禎一上臺就雷厲風行，迅速剷除閹黨勢力，扶持東林文官集團上位，廢除廠衛，但是這麼做也造成了一個後果，就是勢力平衡被打破了，原本閹黨與東林還相互牽制，現在文官集團坐大，開始左右朝政，威脅皇權。崇禎的性格也是剛愎自用，導致了在位十七年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更換了幾十位。六部尚書中很少有人能做到一年以上，這更造成了朝堂的動盪。

明朝的死局還在於京師的位置，朱棣遷都北京之後，天子守國門，這在王朝強盛時期，京師還算安穩。王朝一旦進入衰落，京師的位置就是最大的弱點。如果將明朝的疆域比作一個人的身體的話，京師就是頭部，宣大到河西、遼東就是兩臂，中原為腹地。

按照這個比喻，我們來看明末的形勢，河西走廊已經陷落，河套早就落入蒙古手中，明朝全面轉為防禦態勢。加上遼東落入滿清手中，這相當於人的兩臂已經被廢，中原腹地又有起義軍四處流竄，頭部還怎麼保證安全?

這就有一個問題，是先解決起義軍，還是先解決滿清？這也是個死局。

我們可以看到官軍基本上是在這兩個地方來回調動，打退了滿清，反賊又坐大。打退了反賊，滿清又坐大。

而且，以明末的財力根本養不起這麼多軍隊，明末除了關寧、秦兵幾支有實力的官軍，其餘皆不堪一擊。其中的原因就在於缺餉少糧官軍戰鬥力大減。如果不解決軍餉問題，基本無解。看到很多作者寫的 籌集軍餉的方式基本一樣，就是殺一批大臣，然後抄家，這雖然最快，但是也會寒了所有大臣們的心，崇禎死後為什麼陪葬的大臣這麼少？而不像南宋一樣，士人百姓跳海的有幾十萬。原因之一就是明朝士大夫的氣節已經被老朱家給打沒了，士可以殺，但不可以辱，你能殺了他，但千萬不要在朝堂上脫了褲子打他，你打死的不僅僅是這些大臣，連士大夫的氣節也一塊打沒了。

最後一個問題就是要不要南遷？

在這麼多明末的書中，大部分都是選擇到南方種地練兵，只有很少一部分堅守北京，大概是都覺得北京實在守不住了吧，但是南方又好到哪去呢？很多人選擇一上來就先拿東林開刀，但是遷到南京，豈不正是到了東林的老巢？而且一旦選擇遷都，基本上皇帝手上的兵力已經沒有了，到了江南，東林的老巢，沒有江南貴族豪紳的支援，拿什麼來練兵？

其實明朝末年的死局，細究起來還是有解的。關鍵在於明朝皇帝是不是具有“乾綱獨斷性”以及明朝皇帝是不是願意“走出去”。固守於一個地方的皇帝或者領導者是沒有出路的，就像中國的革命家一樣，如果只固守在井岡山或者江西瑞金，那麼最終還是會被反動派消滅的。

可是明朝皇帝已經失去了漢唐時代的那種“能伸能縮”的氣質，宋朝時代的“理學思想”又促使他們沒有進取心，明朝皇帝偏重於清高，然而強調自尊（尊嚴）的清高，卻沒有起到任何的價值，因此崇禎帝不南遷，是明朝無法繼續下去的主要原因。

不請自來

公元1644年，立國近三百年的大明帝國走向崩塌，我們現在用現代眼光去套一下古代當時的局面，從而得到解決問題的方法，大明帝國的困境是否真的無解的呢？並非真正無解，但難度比天還高，大家應該都知道中國古代漢帝國和唐帝國均是滅亡於地方軍閥做大，而明帝國的解題與這兩個要難上千倍萬倍。

要真正的想解決明朝的困境，需要將整個明朝的官方機構砸個粉碎重新建立，推翻大明重建一個王朝都比這個要簡單的多，畢竟重新建立王朝只需要將明朝政府推翻，在新的空白紙上畫畫就可以了，而解決明朝困境就相當於你要先擦掉舊畫上的圖案重新畫新畫。隨時有撕裂紙張的可能。

先了解一下明朝政府的構成，眾所周知，明朝的政府構成是一個絕佳的創意，內閣票擬製度和司禮監批紅制度經過長達上百年的發展，這個機構已經慢慢完善，完美的限制了皇權。皇帝擁有的權力在面對文官集團所掌握的朝廷之上已經沒有了任何威懾。在明朝，皇帝有殺大臣的權力，不過，明朝的大臣不怕死。明朝文官集團已經整合成為了一個集團，一個官員遭到屠殺，上百個官員又重新站了起來，明朝嘉靖年間對文官集團的清洗非但沒有嚇退文官集團，反而更加凝聚了文官集團，明朝自武宗之後的皇帝，剛即位之初都想過使整個朝堂按照自己的想法來行事，但是都被文官集團駁回，久而久之，不得不退居深宮打發自己無聊的歲月，成為整個帝國的“吉祥物”。

而掌握了帝國最高行政權的文官集團自嘉靖之後便腐朽之極，從高居廟堂的內閣閣老，六部堂官，下至各縣縣丞，無一不是貪墨橫行，魚肉百姓。差別在於高居廟堂的那撥人更會演戲，隱藏自己罷了。

明朝滅亡的最主要原因便是財政混亂，虧空嚴重。邊關士兵無餉，內地百姓無賑！

眾所周知，明末的江南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苗頭，大明帝國的民間熱錢之龐大，流通之廣幾乎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匹敵。在當時，英國的農場主擁有幾萬英鎊已經算是鉅富了，而明帝國民間的商人已經開始投資上百萬兩白銀做生意了，鄭芝龍的海上貿易集團已經年入上千萬兩白銀了，而所謂的荷蘭東印度公司只不過是一個笑話而已。但是！明朝政府居然有著鉅額的虧空！甚至都沒有資金來發放邊關士兵的餉銀，沒有資金來賑濟各地受災的百姓，你敢相信？

負責收稅的官員層層剋扣商人們上繳的鉅額稅收，這些商人又將鉅額財富賄於大明帝國各級官員。十兩銀子，官員貪墨竟達七兩之多，餘下三兩才是上繳國家的，國家將這部分錢用以發放士兵餉銀，各級官員又再次貪墨，政府又再次虧空了。

這些文官集團的成員，就像是帝國身上的蛀蟲，無時無刻不再吸食帝國的血來壯大自身，到了崇禎之時，崇禎殺掉了他的助理魏忠賢，東林黨一家獨大，再無任何人可以制衡，（說一下，並不是洗白魏忠賢，魏忠賢作為太監，他的一切權利都是皇帝給的，他只能依附皇帝，成為皇帝手中一把絕佳的刀，而崇禎扔掉了這把刀，親自下場和已經成勢的文官集團，最終被打了個滿地找牙。）這時候的文官集團，或者說東林黨，已經成為帝國最大的敵人了，但是由於東林黨的上下腐敗，皇帝根本沒有任何權力，除了殺大臣，但皇帝可能會殺幾個大臣，又或者幾十個，又或者上百個，但是哪個皇帝能把全天下所有的大臣都殺完呢？那就是大明帝國亡國之日！

李自成進北京，抄查大臣的家抄出來了數千萬兩白銀，大明朝政府若是能夠掌握這筆錢，不要說區區一個建奴了，哪怕再來十個，大明朝都能教他認識一下什麼叫做天朝上國，什麼叫做萬邦來朝！

若想不使明朝滅亡，只需將廠衛機構，帝國全部軍隊，帝國內閣，帝國六部，帝國司禮監，帝國上上下下所有官員全部清洗一遍。再將天下讀書人全部回爐重新教育一遍。最後將嘉靖之後帝國丟失的民心再撿回來，就大功告成了。

相信我，這並不比重新建立一個王朝容易。

我認為是無解的，同樣作為被西方列強侵略的亞洲國家，從清王朝和日本的簡單對比就能看出答案。從洋務運動和明治維新的對比來看，清朝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並沒有從制度層面認識到自身的落後，日本主張＂脫亞入歐＂。從李鴻章和伊藤博文對比來看，李鴻章是時勢造的英雄，而伊藤博文是造時勢的英雄。從中國士大夫和日本政客對比來看，清朝官吏腐敗到極點，日本政客政客臥薪嚐膽，胸懷大局。從民眾層面對比，清朝民眾大都沒有國家民族概念，而日本民眾大都全力支援國家對外擴張。

明朝末年的危機主要來自於兩個方面：天災和人禍。連年天災間接導致了李自成等農民的起義，而關外由努爾哈赤領導的女真部落也在不斷侵襲明朝邊界，再加上朝中盡是庸碌之臣，即使崇禎再如何勤政也挽救不了敗局。

明朝末年的危機就如同一團亂麻，雖然朱由檢曾無比努力的想要解開這一團亂麻，但最後還是失敗了，難道真的無解嗎？

天啟七年（1627），明熹宗朱由校駕崩，因沒有子嗣，便由其異母弟朱由檢繼承皇位，史稱崇禎皇帝。

朱由檢是一個非常努力的人，可惜他沒有生在一個好時候，或許他從未想過自己有機會成為皇帝，他也未想過自己會成為大明的亡國之君。

天啟七年 八月，明熹宗朱由校駕崩；同月，信王朱由檢登基為帝；十一月，權傾朝野的九千歲魏忠賢被貶至鳳陽守陵，四日後，魏忠賢自縊而死；然後朱由檢下令清掃“閹黨”，大將袁崇煥被重新啟用，並提出“五年復遼”的計劃。

一切都是這麼的有條不紊，登基之初便以雷霆之勢剿滅了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幾乎所有人都以為明朝要復興了…

崇禎元年，給事中劉懋向皇帝上書請求裁撤驛站，並闡述了一番裁撤驛站每年可以給國家節約多少開支等等，這個提議讓歷來節儉的崇禎很是心動，當時便同意了這項提議。

驛站類似於旅館，但明朝的驛站只做公用，主要用做軍事用途，在外出差的官員也可留宿驛站，其中費用自然也是由國家財政支出。

雖然明初時，太祖朱元璋曾嚴令非公務出差官員不得入住驛站，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項規矩也就沒太多人遵守，驛站也成為了一些官員的享樂場所，長此以往，大大加重了國家經濟的負擔。因此當劉懋提出裁撤驛站時，是很符合崇禎帝的心意的。

驛站的裁撤自然會導致一些在驛站的工作人員失去工作，這其實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比起那幾年發生的大災和草原的努爾哈赤來說，這件事實在不值一提，但誰也沒有想到，裁撤驛站竟然會成為壓倒大明的最後一根稻草。

李自成，明末農民起義領袖，曾為銀川驛卒，在驛站改革中失去工作。

崇禎元年，在朝廷改革驛站的大潮中，李自成失去了賴以謀生的工作，回了老家後，因為沒有收入來源，他不得不向同村的財主艾詔借款，結果因無錢償還，艾詔將他告到了縣衙，李自成自己也沒想到，不過是欠了點錢而已，居然差點丟了性命（械而遊於市，將置至死），好在親戚相救，才保住了性命。

俗話說“福無雙至 禍不單行”，這句話在李自成身上得到了最好的印證，這年冬天，他發現妻子韓金兒與同村的蓋虎出軌，一怒之下便殺了妻子。此前他殺死了逼債的債主艾詔，現又殺了自己的妻子，身上揹負兩條人命，在當地官府的緝拿下，李自成帶著侄兒李過逃到甘肅甘州參軍，成為了邊軍裡的一名“把總”。

李自成的故事暫且講到這裡，再後來就是李自成殺官造反，投奔了在山西的舅舅闖王高迎祥，後來高迎祥戰死，李自成繼承了闖王的名號，開啟了他最為輝煌的一段人生。

然而農民起義只是明朝末年眾多危機中的一個…

萬曆四十六年（1618），女真部落首領努爾哈赤在盛京“告天”誓師，宣讀了與明朝結有“七大恨”的討明檄文，同時發兵兩萬，親征明朝。第二年三月，努爾哈赤在薩爾滸（屬於遼寧）以少勝多，大敗明軍，殲滅明軍約五萬人，繳獲了大量物資武器。

天命三年（萬曆四十六年，1618 年）正月，努爾哈赤對諸貝勒宣佈：“吾意已決，今歲必徵大明國！”

努爾哈赤在“薩爾滸之戰”中大敗明軍的意義在哪裡？

當時努爾哈赤兵不過兩萬，面對明軍三路兵馬，近十萬大軍的圍堵，如若敗了，女真一族便再無一位像樣的統帥能夠帶領女真崛起，但是努爾哈赤以少勝多，大敗了明軍，這是女真命運的轉折點，自薩爾滸之戰後，明朝再也沒有對女真主動用兵，而努爾哈赤在這場大戰中繳獲的兵馬物資讓他能夠快速的發展壯大勢力，為日後入主中原積蓄了力量。

但這仍然不是導致明朝滅亡的主要原因，最大的危機還是來自於國內。

崇禎帝的命不好，我說這句話並非沒有緣由，他統治的時期在現代認為是當時中國最寒冷的一個時候，被稱為小冰河期，因天氣寒冷造成糧食減產，百姓食不果腹，而當時的明朝又正值多事之秋，剿之不盡的起義軍，關外侵襲的後金（努爾哈赤國號）軍，平叛和禦敵所增加的支出是非常大的，而這些壓力最終還是施加到了百姓頭上，也難怪張養浩說“興，百姓苦；亡，百姓苦”之類的話。

本來就食不果腹的百姓遇到加重的賦稅又怎麼能生存下去，於是他們紛紛加入李自成、張獻忠等農民起義領袖的起義軍，而朝廷就需要派更多兵馬，花費更多軍餉來進行平叛，這些增加的支出還是回到了百姓頭上…就這樣反反覆覆，惡性迴圈，百姓越來越苦，起義軍聲勢越來越大，朱由檢坐在皇位上感覺越來越難。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這“舟”就是現在的統治者，“水”指的就是天下百姓，老百姓是最樸實的，只要能有一口飽飯吃，他們也斷然不會走上造反的道路，除非到了連肚子都填不飽的時候。

當時寒冷的時候使糧食減產，而繁重的賦稅又讓老百姓雪上加霜，而自崇禎即位後，年年有大災，先是大旱、再是洪澇，緊接著爆發蝗災，然後迎來的是恐怖的瘟疫，幾乎天下所有的倒黴事都讓崇禎給碰到了，即使他再如何勤政，都難以挽回這種敗局。

至此，我們梳理一下明朝末年的危機有哪些：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崇禎所繼承的明朝是千瘡百孔的，萬曆和天啟兩位皇帝的統治已經導致曾經的帝國腐朽不堪，大廈將傾，僅憑崇禎的力量是扶不起來的。

據後世統計，崇禎在位十七年，共更換了五十多位大學士，十一位刑部尚書，十四位兵部尚書，誅殺總督七人，殺死巡撫十一人、逼死一人，其中就包括薊遼總督袁崇煥。

清朝的康熙皇帝曾這樣評價過崇禎：總由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從以上我們可以推斷出這些資訊，崇禎是一個多疑且不懂人情世故的人。

明朝曾有過與起義軍和後金軍任意一方議和的機會，崇禎也曾心動過，但最後卻因各種原因不得不放棄，使明朝始終處於兩線作戰的危險狀況，這一點，崇禎是沒有處理好的。

在李自成快要逼近北京時，有大臣建議遷都南京，但最後因一些臣子的反對還是取消了這個命令，直到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縊於煤山歪脖樹下。

歷史不能重來，也無法假設，但是卻可以分析，明朝末年的危局是不是真的無解，無法知曉，但是難度肯定是史詩級的。

首先經過他爺爺（懶蟲，不理朝政，放任黨爭）；他爸（好色，政治短命，繼續黨爭）；他哥（天才木匠，白痴文盲，閹黨一黨獨大）的折騰，其實明朝早已病入膏肓、大勢已去。

其次崇禎流年不利，旱災、蝗災、瘟疫接連不斷，國內局勢動盪不安。

在其次因為旱災導致的西北民變迭起，動輒幾十萬人攻城拔寨。殺大臣、屠宗室，掘祖墳，崇禎欲哭無淚。

在在其次女真崛起，努爾哈赤叱吒東北，虎視眈眈，崇禎應接不暇。

在在在其次，崇禎朝仍然黨爭不斷，鬧哄哄一發不可收拾。

最後崇禎本人性格也有問題，剛愎自用、性情急躁、誰也不信、濫殺大將。

還漏了一個，我覺得朱元璋也添了點柴加了點醋，不信，你看看晚明文官的官格就知道了，一個個牆頭草、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氣數已盡，所以最後也無奈，只能落得個天子死社稷的美名，這點，至少我認。

明朝末年主要的問題有三，農民起義、女真崛起、黨爭不斷。農民起義和女真崛起是最致命的最直接的，如果去掉其中一個問題，崇禎也許可以再撐個幾十年不成問題。農民起義、努爾哈赤一起來，拆了西牆補東牆，結果西牆東牆一起拆，也只能嗚呼哀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