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武將沒有地位，軍隊戰力羸弱，最該為此負責的不是宋太祖趙匡胤，而是宋真宗趙恆。

宋朝經濟強盛，軍事卻不相匹配，常被人詬病。平遼不得，還讓西夏坐大，面對金國更是被橫掃。要找責任人的話，這口鍋經常被扣在趙匡胤頭上，沒辦法，誰叫他是開國之君，杯酒釋兵權又太過出名，這個鍋他不背誰來背。

不過如果細究起來，宋朝兵制的改革起自太祖，但在太祖和太宗朝，軍隊的戰鬥力卻並不低。

趙匡胤平定荊湖、西川后，目標直指契丹，幽雲十八州成為他的終極夢想，為此他需要拔除受到契丹支援的北漢。終太祖一朝，不斷髮起北伐，太宗即位後繼續太祖的政策，終於滅掉了北漢，此後更是更進一步，揮軍直指幽雲。

在太祖和太宗兩朝，開國宋軍算得上是百戰之師，戰力強悍，武人的地位也不算低，為啥呢，是因為戰爭需要。歷次北伐，領兵的主官都是武將，即使到了趙光義發動的最後一次北伐：雍熙北伐。三路大軍領兵的也都是武官，東路軍曹彬、西路軍潘美、中路軍米信，都是百戰宿將，可見宋軍在開國之初武將頗受重用，軍隊也還能一戰。

如果一定要為宋朝之後武將地位低下，軍隊不復戰力找個人負責的話，很大程度得算到宋真宗趙恆頭上。

為啥是趙恆呢，首先趙恆此人性格懦弱，在史上都有公論。

趙恆懦弱的性格，應當與他的成長有關。

在真宗被立為皇太子之前，長子元佐因為反對父親迫害叔父廷美，而被廢為庶人；次子元僖很得太宗的喜愛 , 但是正當盛年而暴卒，被追贈為“恭孝太子 ”。

元僖之死對趙光義打擊很大，後來不得已，才在寇準的勸說下立真宗。在京師老百姓稱讚真宗為“少年天子 ”時，太宗很不高興，說 : “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何地 ? ”在這樣的壓力下，趙恆養成了微小謹慎的性格，即使如此，太宗駕崩後，王繼恩、李昌齡、胡旦等人還圖謀立廢太子元佐為帝，如果不是呂端保全，真宗即位的機率實在不容樂觀。

這些經歷使得真宗性格與太祖太宗迥異，奉守中庸之道，不以開拓為宏志。

性格表現到外在，就是真宗在澶淵之盟的窘態。

真宗親征澶淵，是在萬分不情願的態度下，經過畢士安、寇準等人的極力鼓勵與勸說，方才勉強同意。

強扭的瓜不甜，即使親征，真宗所想的與主戰派大臣不同，不是如何打敗遼軍，而是如何儘快脫身。

對於澶淵達成合約的條件，真宗的底線是不割地，至於歲幣則可不惜代價，“若屈已安民 , 特遣使命，遣之貨財，斯可也。所慮者，關南之地曾屬彼方，以是為辭 , 則必須絕議。”。

遼軍撤退，宰相寇準建議進一步擴大戰果，真宗回答 : “數十年後 , 當有御之者。”

很顯然，真宗本人把抵禦外敵的任務甩給了子孫。

但是子孫們能不能為祖宗還願，還得看國策，澶淵之盟後，宋朝的皇帝們已經不具備這個能力，原因還是要歸結到真宗。

“澶淵之盟”以極小的代價換來了宋遼之間長久的和平。本身算得上是一筆合算的買賣。

但它背後所帶來的影響，卻是北宋滅亡的重要原因。

太祖太宗兩朝，遼國都是假想敵，宋朝在邊境集結重兵，嚴加防備。

澶淵之盟後，情況就變了。在盟約裡有這麼一條，“所有兩朝城池，並可依舊存守，淘壕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創築城隍，開拔河道”，也就是說，只能維持現有的軍事設施，不得再有修築城池，加固堡壘，挖掘河溝等動作。

如果只是這樣，北宋在邊境保留現有的軍事力量，不說能確保萬無一失，至少能進行有效防禦，那也不算太離譜。

問題在於，合約達成後，宋朝的戰略目標就變味了。遼宋是兄弟之國，友好鄰邦，駐紮那麼多軍隊幹嘛，還不如撤回來，既節省軍費，又能在內地機動，也就是成了“外虛內守”，收縮了戰線。

戰略上的變化帶來了軍事制度上的變化。

之前北宋執行良好的馬政逐漸失效了，不管是官方養馬還是民間養馬，逐漸都被荒廢。後人一再說宋朝缺少戰馬，其實在北宋初期是不缺的，只是從澶淵之後馬政荒廢才真正開始缺少戰馬。

軍隊則無事可幹，遊手好閒，流連於瓦舍勾欄，並且以經商為主業，帶來的後果是：

“為將帥者，不治兵而治財。刻剝之政行，而撾摩之恩絕，市井之習成，而訓練之法壞。二十年間 ,披堅執銳之士 , 化為行商坐賈者 , 不知其幾。”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就可想而知。北宋後期除了西北邊軍因為要防備西夏還有點戰鬥力，其他就沒法看了，被金軍一路橫掃也就不奇怪了。

澶淵之盟取得的和平被宋朝不少君臣所肯定，“太祖開萬世之基 ,太宗定四海之難 ,而和戎戢兵以致太平者真宗也”。

於是子孫們都想效仿，金國攻宋以來，徽宗欽宗不斷派出使者想再來一次，並在在靖康元年和金國達成合約，代價是每年交納歲幣費“金五百萬兩、銀五千萬兩”。

至於結果，所有人都知道了，第二年金人就撕毀合約再次攻宋，靖康之恥成為中國歷史上永遠無法彌合的傷疤。

您看，澶淵之盟成為一個樣板，後世官家們遇到戰和問題，首先想到的就是它，哪怕已經碰得頭破血流還要抬出澶淵來說事，可以說它影響到了國策。

所以，不要說宋太祖、宋太宗重文輕武，在趙大趙二執政時期，武人地位雖不見得多高，卻是實打實受到重用的，只是從真宗澶淵之後的國策調整，武人地位一路下滑，受制於文官而不得復有掌兵之實，強如狄青也只能鬱鬱而終。

真宗心心念唸的“數十年後 , 當有御之者”，結果是範雍、韓琦之流雖稱名臣，經略西北卻被李元昊打得落花流水，若要追究原因，趙恆實在是逃不掉。

不管是從思想上還是行動上，趙恆之後，北宋官家們都失去了進取心，失去進取心不算，還失去了警惕。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一個國家失去了憂患意識，結果是啥呢？北宋的滅亡就是最好的例子。

所以，“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這句話，雖然出自東周時期的《左傳》，即使在今天來看，也是非常有道理啊。

開篇先說結論，最該為此負責的不是人，而是：以史為鑑，這一思想，可以說兩宋三百年積弱，正是開國之君趙匡胤，在此思想指導下奠定的方針和基礎，並不斷髮展的結果。

“以史為鑑 可以知興替”這是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的話，這話對不對呢？應當說本質上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只不過在實踐過程中漸漸跑偏了，下面筆者逐一做個簡要分析。

（唐太宗：話是我說的 鍋我可不背）

一、讓盛唐分崩離析 武將的光輝時代

趙匡胤所處的殘唐五代，是一個軍閥割據的混亂年代，短短不到一百年的歷史中，先後出現過十個或大或小的政權，而這些政權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深刻踐行了“王后將相寧有種乎”和“槍桿子裡出政權”兩大理論。諸侯割據一方，憑藉的完全是自身的軍事實力。其中也不乏從基層士兵做起，在血與火中創下一番基業的逆襲之主，宋太祖趙匡胤則是這些人中的集大成者，但不能說是最優秀的君主。五代十國最優秀的君主，當屬柴榮，只不過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在此暫且按下不表。

五代源自殘唐，唐朝的繁盛，一直被世人所銘記，而它滅亡的原因，自然也成了後世歷史教科書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世人皆知，唐朝盛極而衰的轉折點，在於安史之亂。其中固然有玄宗識人、用人的原因，本質上，還是因為建立了一項制度：節度使。這項原本用於增強邊塞地區軍事動員能力的制度，逐漸發展，演變成為地方與中央之間的權力鬥爭，最終藩鎮割據成為縈繞在唐王朝頭上揮之不散的夢魘，直至其滅亡。

（唐朝遍地節度使 聽君主話的沒有幾個）

可以說，節度使制度的創立、發展到完善的這一階段，是武將地位最高的時代。一個士兵，只要他的軍事才能足夠突出，幾乎可以獲得他想要的一切。於是強大的軍閥改稱換代，自立為王的戲碼，自然就不斷髮生。

二、自廢墟中建立 以史為鑑的抉擇

分久必合，盛極而衰，自古通理。連年的混戰，使得統一、和平，成為各階層強烈的慾望，率先實踐的就是周世宗柴榮，為了避免主君受到地方勢力的牽制，他的辦法，就是讓主君成為最強大的軍閥，讓禁軍成為整個國家最強大的軍隊。這一政策，也得到了趙匡胤的貫徹和執行，即所謂“強幹弱枝”。

在此方針指導下，趙匡胤建立了宋朝，並對其餘割據勢力形成了壓倒性的優勢，雖然在他在位期間，尚未完成事實上的統一，但這其實只是時間的問題了。那麼在這個時候，宋太祖當然會想到一個問題，就是如何避免宋朝走上唐朝和五代的老路。這個事實，以史為鑑，是他最自然的選擇，唐朝以來的教訓告訴他，割據的原因主要在於：軍隊由武將直接招募、訓練，相較於國家武裝力量，更像是私人武裝；節度使集軍事、經濟、政治權力於一身，直接掌管地方用人行政和軍事力量；尚武之風興盛，文治不修。

所以，他極有針對性的制定了宋朝的相關制度，將全國的主要軍事力量集中於國都，由君主直接統馭，只在戰時，授予將領臨時指揮權；對權力執行體制進行拆分，從中央到地方，軍事與行政都徹底分開，從而確保權力集中於君主；大力提倡文治，沿襲並發展自唐朝以來的科舉制度，偃武修文。

（杯酒釋兵權以後 節度使成為榮譽職位 不再有實權）

三、在實踐中跑偏，馬太效應的顯現

在現代社會經濟學中有一個理念：馬太效應。指的是，一旦社會資源像某一端集中，將會造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倘若不有效干預，最終將很影響整個社會系統的平衡。

宋朝就是這樣，應當說太祖開國所定立的制度，是為了抑制武將過高的地位，同時為了修復多年混戰的創傷，偃武修文，恢復社會經濟發展。但因為他表現了這一傾向，而宋朝後世繼任者無論軍事還是政治水平都不如宋太祖，所以只能執行他的方針，卻難以完善，最終就演變成了，武將由抑制變為壓制，偃武修文變為了重文輕武。

在此方針影響下，因為君主的施政傾向、科舉制度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恢復，宋朝士大夫獲得了空前的政治權利和社會地位，用現代詞語來說就是強大的話語權，又進一步加深了文武之間的不平衡。當投入與回報嚴重不成正比的時候，大量的人才自然而然地選擇了科舉，而不是從軍。

從歷史記載中也可以發現，宋朝軍隊的人員素質是逐漸下降的，最終不能不以囚犯來補充兵員。這樣的人員構成，軍隊戰鬥力可想而知。

所以，不難得出結論，宋朝武將沒有地位，軍隊戰力羸弱，趙匡胤是直接責任人，但最該為此負責的，是自唐朝以來的歷史教訓。

宋朝，一個繁華王朝。但繁華難以掩蓋宋軍隊戰力低下，重文輕武的事實。這是為何呢？個人認為，宋朝開國君主趙匡胤，最該負這個責任！

宋朝武將沒地位，軍隊戰力羸弱，最該為此負責（主要責任，除此還有士大夫階級）的是老趙同志，也就是唐宗宋祖中的宋太祖趙匡胤，重文輕武不是最大的錯誤，最大的錯誤有兩個。老趙制定的這個重文輕武的政治方針確實令人吐槽。但這個政策對於老趙而言，這個政策是一個挺好的政策。

為什麼這樣說呢？要知道，老趙是一個牛人，很有軍事才能的帝王。縱觀整個歷史，在軍事才能方面老趙是可以進前三的。老趙同志早年遊歷四方，他有闖蕩江湖的經驗。他的胸襟廣闊，有容人之量。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到兵不血刃的杯酒釋兵權，可以看出老趙是個一個精通權謀的牛人。

這樣一來，大宋走怎麼樣的發展道路呢。基本上已經確定下來了。結合杯酒釋兵權，趙宋朝真正實行了漢人政權歷史上第一個文官集團統治。這樣的好處是，宋朝工商產業，科技、文化、藝術、城市建設、對外貿易等全面發展，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中，有三個就是出在宋朝（指南針、印刷、火藥）。而這樣最終導致國富民強軍弱，於是乎，趙宋王朝也只能採取以防禦為主的國防策略，趙宋是國土面積最少的，且向少數民族上貢的唯一一個漢人王朝。

趙宋是可悲的，宋人是可憐的，本為國家投軍保國，但是趙宋不是老百姓的天下，而是統治階級士大夫的宋朝，文彥博的與士大夫共天下，而不是與百姓治天下葬送了宋朝的希望，士大夫將天下看做私產，而不是天下人的財產。從此宋代文人的強勢只能在女人身上獲得了，宋代的武將被當豬一樣圈養，你可以有權有錢，但是不能有真本事，楊家，岳家等雖有赫赫戰功，但是下場卻無比悲慘。士大夫這個階層，對宋軍的影響最大，也是罪魁禍首，但是趙光義作為幫兇也是難辭其咎，漢唐文武並重方有強漢盛唐，宋代文人沒弄懂的是漢唐文人配的是刀劍，而他們配的只是摺扇。

推薦閱讀以下文章，本文節選自《如果這是宋史》的最後一章：

時值南宋覆滅，元朝初興，華夏第一次全境淪陷之日，

追根溯源，我個人只有一個觀點能確認。

　　到底禍始於何處。

　　始於趙匡胤與趙普所定的“強杆弱枝、崇文抑武”趙宋國策之

時。

　　他們這麼做，是因為唐滅於藩鎮，五代武人橫行，華人相殺

無止無休，政權更迭如同兒戲。尤其是文人一點地位都沒有，哪怕是

宰相，都隨時有被武將斬殺的可能。這樣怎能治國，何談發展？

　　所以趙匡胤、趙普這樣做了。

　　從當時的情況看，他們是對的。趙宋之繁榮，趙宋之平安，

乃至趙宋國之綿長，都是自兩漢以來最久的。可是從長遠來看，簡直

是愚蠢至極！

　　武人亡國，民族血氣不衰，國內互斬，終究能產生一代雄

主；文人亡國，就如趙宋一般，民族氣節喪盡，再無尚武之風，其他

隨便哪一個民族，強如蒙、金，次者契丹，更有甚者，連一介區區黨

項，都能讓堂堂中原狼狽不堪。

　　終於全境淪喪，全體成了亡國奴。

　　這個惡果在元朝之後仍然在發酵，取而代之的明朝在國民性

格上已經失去了大國的雍容感。代表著先進知識、節義忠孝、富貴堂

皇計程車大夫階層沒有了，新興的掌權者極力壓抑商業，刻板掌控農

民。對內血腥殺戮，功臣全部殺光：對外強硬到底，皇帝親自守

邊……充滿了報復感，充滿了急切的證明慾望。

　　而整個國家內部，更談不到從容大度。朝堂之上動輒互相謾

罵，當場廝打，官員們被剝掉褲子打屁股，動輒打死一批人……這還

是漢族人嗎？

　　這還是中華禮儀之邦嗎？！

　　一個民族，不能正視自己的問題，不能允許他的子民們談論

自己國家民族的問題，那麼，它的前景仍然是暗淡的。

宋朝經濟強盛，但是軍事力量常常被後人所詬病。其實在宋太祖和宋太宗兩朝的時候，宋軍戰鬥力還是極其強悍的，練武之人的社會地位也不算低，宋太宗時期的“雍熙北伐”三路大軍的領軍人物曹彬、潘美、米信都是武將，可見在這一時期，武將還是頗受重用的。那麼宋朝的軍隊戰鬥力為何會下降，誰該為此負責呢？

宋朝統治者吸取了唐朝時期藩鎮割據的教訓，限制軍隊及統帥將領的許可權，將兵權全部收歸於中央管理。這樣地方自主性就比較低，當邊境出現問題時，往往會產生處理滯後的問題，並且宋朝實施的“兵將分離”的制度雖然切斷了武將割據的可能性。但也造成了“兵不識將，將不識兵”的問題。

宋朝時期“重文輕武”的社會氛圍導致在朝廷中文臣的地位要遠高於武將。在這種氛圍下，朝廷軍事人才數量大大銳減。同時，宋朝有招收流民進入軍隊和罪犯充軍的政策這些人素質不一，很多都沒有進行過專門的訓練，進入軍隊也難以像正規士兵那樣上陣殺敵。

由此可見，宋朝軍力羸弱和他們的軍事制度有很大的關係，那麼，建立軍事的兩個開國皇帝宋太祖和宋太宗必然要承擔一部分責任，宋真宗因為簽訂了“澶淵之盟”也要負一定的責任。

一、軍事機構的設立影響軍隊力量

宋朝的軍事的發展一直處於被壓制被控制的狀態當中。這是因為經歷過五代十國時期的一片戰亂之後，宋朝對於武將篡權的問題十分忌憚。

宋朝皇帝直接把控軍隊建設，獨自掌握軍隊調動指揮大權，為了能夠更好的處理這些工作，趙匡胤在位時期設定了“三衙”，“三衙”與樞密院、兵部共同處理軍事任務。

樞密院是最高軍事統帥機關，分為東西二院，樞密院相當於皇帝與軍隊之間的媒介，由皇帝直接受意，根據皇帝的旨意調撥軍隊。

除此以外，樞密院還要根據地方上報的敵情、地勢制定出軍事圖譜也就是“陣圖”，這個軍事圖譜上標記有地圖佈陣，後勤保障等各種資訊。地方軍事指揮必須要按照“陣圖”指示進行軍事活動，無論敵方有什麼變化，也必須“陣圖”行軍，否則就是違抗聖旨。可以說樞密院制度是宋朝軍隊勝少敗多的重要原因之一。

除此以外樞密院的最高長官樞密使是全國最高軍事長官，掌握著全國軍隊的指揮權，但是，這一職位往往由文官擔任。無論武將獲得了多少戰功，最多隻可以做到樞密副使，這個職位只是象徵意義的，沒有任何實權。不僅是樞密院，其他各個軍事機構都是如此，宋朝的地方軍事長官也都由文官擔任。這些文官熟讀經史子集能夠寫詩作賦，可是他們對打仗卻一竅不通。

“三衙”是名義上的全國最高統兵機構，名義上掌握著全國軍隊的統領權，但其實全國軍隊的統領權還是由皇帝一人所把控的。“三衙”分為殿前司，侍衛馬軍司和侍衛步軍司。這一機構雖然表面上掌握兵權，但指揮權依然在樞密院手中，這兩個機構處於一種制衡節制的狀態當中。

宋朝的兵部與其他朝代的兵部相比權力要相對小一些，主要掌管民兵等非正規軍，以及民間武科舉的選拔。兵部是三個軍事機構中實力最弱的。不過兵部還是與其他兩個機構行政地位平等。

在這種“三司並立”的狀態下，各個機構各管一方，相互制肘，常常出現為維護自身利益相互拉踩的狀況。 皇帝面對這種狀況時不僅不制止，反而將各個機構中的官職進行了進一步的分化，如此一來整個軍事機構龐大臃腫，行政效率又極其低下。可以說這種“軍事三權分立”的狀態，架空了各級軍事機構的權利，雖然軍權掌握在皇帝手中，但也給軍隊埋下了禍根。

二、禁軍擴建影響軍隊力量

（一）宋朝的軍隊構成

宋朝的軍隊大致分為三種，分別是禁軍、邊軍和鄉兵。這三種軍隊待遇的差別極大，主要負責的事務也不相同。

禁軍是由皇帝直接控制的軍隊，待遇最高。

一般來講禁軍是不從民間招兵的，每年皇帝都會派專人到各地邊軍中篩選體格高大，能征善戰的優秀士兵充入禁軍，禁軍中最為優秀的將進入皇家御林軍。禁軍一般駐紮在包括首都開封在內的大城市或者重要城鎮，主要職責是在非戰爭時保護這些重要城鎮，在戰爭時出征禦敵。

邊軍指的是駐紮在邊境的邊防軍，也屬於正規軍，可待遇遠不如禁軍。

宋朝時邊境戰亂不斷，因此必須在邊境地區駐紮大量計程車兵來鎮守邊疆。邊軍一般是在當地招募的，還有很多是從禁軍選拔中淘汰下來的。邊軍的任務異常繁重，除了鎮守邊疆以外，他們還負責修建邊疆的防禦工程、屯田收糧、後勤運輸等 。邊軍中有一個獨特的兵種稱為“蕃兵”，他們是在邊境地區招募的少數民族士兵，這些士兵對環境的適應能力極強，作戰能力高。

鄉兵是地方機構所組織的民兵，一般來說是以戶為單位抽選壯丁組成的，這些士兵沒有固定的軍餉，就連武器也是由地方官府自行籌建的。

北宋政府十分害怕民眾聚眾造反，因此鄉兵的裝備極差，他們大部分時間負責務農生產，在農閒時集結訓練，一般情況下不參與戰爭，當然特殊情況朝廷也會使用鄉兵作戰，比如說澶淵之戰中寇準力排眾議將武器糧餉發放給了河北一帶的鄉兵讓他們作戰，在這場戰爭中，鄉兵們藉助本土地理優勢進行了廣泛的游擊戰，給遼軍後勤造成了極其嚴重的打擊。

這種不同的待遇，極易在軍隊中產生心理落差，導致邊軍在駐守邊關時出現懈怠的狀況。

（二）“澶淵之盟”簽訂後禁軍數量膨脹

禁軍的兵員雖然從理論上來講是由各地邊軍中選拔的，但是邊軍數量有限，必然不會讓禁軍得到這麼大規模的膨脹。那北宋禁軍為何到了後期迅速膨脹起來了呢？

這是因為當時常常會發生天災，天災過後會產生很多的災民流民，如果處理不善很容易產生農民起義運動，在其他朝代政府往往會加大賑災或者給予土地安置，宋朝政府在處理這些災情時往往會派官員去，災害發生地招募士兵，這樣每次天災過後，宋朝禁軍的數量都會大大增加。

北宋禁軍主要在河北、河南一帶進行軍事活動。隨著北宋與遼國簽訂“澶淵之盟”後，北宋禁軍最強大的對手消失了。但是禁軍的待遇依然沒有被削減，因此很多不得志的文人都想進入禁軍，混個官職。

宋朝時期的武科舉是以兵法作文為主，而不是真正的武力，所以很多行伍出身的武夫反而不能考上武科舉，那些“紙上談兵”的書生卻能夠透過武科舉混上官職。並且北宋時期禁軍沒有嚴格的退休年齡，很多老兵60多歲還沒有退伍，這造成了北宋禁軍兵力只進不出。

於是從宋仁宗開始，北宋禁軍的數量急劇膨脹，到了北宋末期全國禁軍數量超過了100萬，加上邊軍整個北宋的正規軍隊數量超過200萬。

那為何軍隊數量增加，軍力卻遞減了呢？“澶淵之盟”簽訂以後，就很少發生能夠威脅宋朝安危的大戰爭了，於是軍隊中便荒廢練兵。加上宋朝時期“重文輕武”士兵地位低下，禁軍軍官們為了獲得財富，開始大量苛扣軍餉，吞佔士兵財產，於是很多士兵逃離了軍隊，軍官們為了不受懲罰，紛紛隱瞞逃兵數量，因此到了靖康之變時期，雖然表面上開封地區的禁軍數量有80萬，可實際能用的只有三萬。

總結：

北宋時期武士地位低下，軍隊戰鬥力弱的原因有很多，一方面統治者所推行的各種政策大大壓制了軍隊戰鬥力，另一方面長久的和平導致了軍士們的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