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父親宋真宗在時，和遼國達成了澶淵之盟，（雙方基本都還遵守，直到宋徽宗聯金伐遼）而仁宗在時，主要敵人是西夏的李元昊。

宋仁宗趙禎（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初名趙受益，宋朝第四位皇帝（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宋真宗趙恆第六子，母為李宸妃。[1]

早年曆封慶國公、壽春郡王、升王，官中書令。[2]天禧二年（1018年），被立為皇太子，賜名趙禎。

乾興元年（1022年），趙禎即位，時年十三歲。他在位初期，由章獻明肅皇后劉氏垂簾聽政，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才開始親政。在位中期爆發第一次“宋夏戰爭”，經三年交戰後，雙方簽訂“慶曆和議”。期間，遼朝趁機重兵壓境，迫宋增輸歲幣，史稱“重熙增幣”。慶曆三年（1043年），任用參知政事范仲淹等開展“慶曆新政”，企圖遏止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及“三冗”現象，但因反對勢力龐大，改革旋即中止。

嘉祐八年（1063年），趙禎崩逝，享年五十四歲。在位四十二年，為宋朝在位時間最長的皇帝。諡號為體天法道極功全德神文聖武睿哲明孝皇帝，廟號仁宗，葬於永昭陵。

趙禎在位期間，北宋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宋史》贊曰：“《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3]史家將其在位及親政治理國家的時期概括為“仁宗盛治”。他善書法，尤擅飛白書。有《御製集》一百卷[4]。《全宋詩》錄有其詩。

為政舉措藝術造詣主要作品歷史評價軼事典故人際關係後世紀念影視形象史料索引

人物生平

早年經歷

趙受益（後改名趙禎）生於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十四日（1010年5月30日）[6]，他是宋真宗趙恆的第六子，其母為李宸妃。[1]因趙恆所寵信的美人劉氏（章獻明肅皇后）無子，趙恆便對外聲稱趙受益為劉氏所生。[7]

取自南燻殿舊藏仁宗趙禎畫像。

趙受益天性仁孝，對人寬厚和善，喜怒不表現於外表。大中祥符七年（1014年），被封為慶國公。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進封壽春郡王，講學於資善堂。天禧元年（1017年），加官中書令。[8]

天禧二年（1018年），趙受益進封升王。同年九月丁卯日（1018年10月19日），趙受益被冊封為皇太子，賜名趙禎。[9][10]由參知政事李迪兼太子賓客，以輔導趙禎。[11]

登基即位

主詞條：仁宗盛治

乾興元年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趙恆逝世。年僅十三歲的趙禎即皇帝位，由皇太后劉氏（章獻明肅皇后）代行處理軍國事務，直至明道二年（1033年）劉太后去世，才開始親政。[12]

趙禎性情寬厚，不事奢華，還能夠約束自己，對待臣僚、侍從寬厚。諫臣包拯屢屢犯顏直諫，甚至唾沫都飛濺到趙禎臉上。但趙禎一面用衣袖擦臉，一面還接受他的建議，竟未予以怪罪。有一次，包拯反對任命仁宗寵妃張氏（即溫成皇后）的伯父張堯佐為三司使，趙禎便改命張堯佐為節度使，包拯愈加激烈地反對，帶領七名言官與趙禎理論。趙禎生氣地說：“你們是想說張堯佐的事嗎？節度使是個粗官，為什麼還要爭？”言官唐介不客氣回答道：“節度使，太祖（趙匡胤）、太宗（趙光義）都曾經做過，恐怕不是粗官。”趙禎最終採納了言官的建議。他回到後宮後，對張氏說：“你只知道要宣徽使，你難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嗎？”

趙禎

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論》中認為趙禎“無定志”[14]。他認為，在趙禎親政的三十年中，兩府大臣換了四十餘人，都是屢進屢退，即使賢者在位，因不能安於其位，也無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績。這樣朝令夕改，一反一復，使“吏無適守，民無適從”，讓下面的人感到無所適從，結果什麼事也辦不成。[15]諫臣蔡襄曾說他“寬仁少斷’’。在慶曆改革之初，蔡襄等人就曾提醒趙禎“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非難……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15]

總體而言，趙禎知人善用，在位時期，名臣輩出，國家相對安定，經濟繁榮，科學技術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發展。史家譽為“守成賢主”。[16]史上有“慶曆、嘉祐之治”之稱，尤以“嘉祐之治”為多。[17]

勵志變革

趙禎不安於守成的現狀，針對慶曆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以及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三冗”（冗官、冗兵、冗費）的現象，也有志開展革新。他多次以“天下事責大臣”，意圖有所作為。[18]

慶曆三年（1043年），趙禎授范仲淹為參知政事，又擢拔歐陽修、餘靖、王素和蔡襄為諫官（俗稱“四諫”），銳意進取。九月，在趙禎的責令下，范仲淹、富弼提出了“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的十項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趙禎大都予以採納，並漸次頒佈實施，頒發全國。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慶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新政徹底失敗。這次改革雖然失敗，卻為後來的王安石變法起到了投石問路的先導作用。[19]

立儲及患病

趙禎因膝下無子，故而在景佑二年（1035年）將濮王趙允讓第十三子趙宗實（後改名趙曙，即宋英宗）接入皇宮，交給曹皇后撫養。但在寶元二年（1039年）豫王趙昕出生後，趙禎又將趙宗實送出宮。[20]

趙禎彩像（清人繪）

但到後來，趙禎的三個兒子接連早夭，只得於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立趙宗實為皇子。[21]

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趙禎在臨朝受文武百官參拜時，突然手舞足蹈，口出涎水。同日，遼國使者正在紫宸殿拜見趙禎，趙禎語無倫次。宰相文彥博只好對遼朝使者說是飲酒過量所致。此後數日，趙禎病情愈益加重，天天大呼“皇后與張茂則謀大逆”等荒唐的言語。文彥博等負責全權處理朝廷內外大事。到二月份，趙禎逐漸康復，開始處理政事。[22][23]

崩逝汴梁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二十九日（4月30日），趙禎於汴梁皇宮駕崩，享年五十四歲。據《宋史》記載，趙禎駕崩的訊息傳出後，“京師（開封）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

趙禎駕崩的訊息傳到洛陽時，市民們也自動停市哀悼，焚燒紙錢的煙霧飄滿了洛陽城的上空，以致“天日無光”。他的死甚至影響到了偏遠的山區，當時有一位官員前往四川出差，路經劍閣，看見山溝裡的婦女們也頭戴紙糊的孝帽哀悼皇帝的駕崩。[16][24]

趙禎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後，“燕境之人無遠近皆哭”，遼道宗耶律洪基也大吃一驚，衝上來抓住宋朝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又說：“我要給他建一個衣冠冢，寄託哀思。”此後，遼國曆代皇帝“奉其御容如祖宗”。[25]

為政舉措

政治

主詞條：慶曆新政

趙禎針對宋中期日益嚴重的土地兼併及冗官、冗兵、冗費現象，於慶曆三年（1043年）任用范仲淹等開展“慶曆新政”。

主持進行“慶曆新政”的范仲淹

范仲淹與富弼提出“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等十項以整頓吏治為中心的改革主張。歐陽修等人也紛紛上疏言事。

趙禎根據意見，詔中書、樞密院同選諸路轉運使和提點刑獄；規定官員必須按時考核政績，以其政績好壞分別升降。更蔭補法，規定除長子外，其餘子孫須年滿十五歲、弟侄年滿二十歲才得恩蔭，而恩蔭出身必須經過一定的考試，才得補官。又規定地方官職田之數。慶曆四年（1044年）三月，更定科舉法。另外，還頒佈減徭役、廢並縣、減役人等詔令。

由於新政觸犯了貴族官僚的利益，因而遭到他們的阻撓。慶曆五年（1045年）初，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等人相繼被排斥出朝廷，各項改革也被廢止，新政徹底失敗。[19]

軍事

主詞條：宋夏戰爭、儂智高起義

趙禎在位期間最主要的軍事衝突在於西夏。夏景宗李元昊即位後，改變其父定難軍節度使李德明（夏太宗）“依遼和宋”的國策，於寶元元年（1038年）稱帝，國號夏，史稱西夏。宋夏間維持三十年的和平政局再次破裂。[27]從康定元年（1040年）到慶曆二年（1042年）的三年中，宋、夏在三川口（今陝西延安西北）、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北）及定川寨（今固原西北）展開三次大戰，宋軍皆先勝後敗。[27]到定川之戰，西夏分兵欲直搗關中的西夏軍遭宋朝知原州（今甘肅鎮原）景泰的頑強阻擊，全軍覆滅，西夏攻佔關中的戰略目標就此破滅。西夏雖在宋夏戰爭中接連取得勝利，但自身亦傷亡近半，國力難支。在受到重大損失的情況下，宋、夏終於謀求妥協，於慶曆四年（1044年）十月訂立和約：夏向宋稱臣，宋每年賜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並開放邊境貿易。史稱“慶曆和議”。自此後，宋夏關係趨於緩和，維持了近半世紀的和平。[28][27]

好水川之戰形勢圖

皇祐四年（1052年），儂智高反宋，軍隊席捲廣西、廣東各地。趙禎任用狄青、餘靖率兵南征。皇祐五年，狄青夜襲崑崙關，于歸仁鋪之戰大敗儂智高。儂智高遁走，後不知去向。

康定年間（1040年－1041年），趙禎命丁度與曾公亮等編纂《武經總要》。[29]此書為中國第一部規模宏大的官修綜合性軍事著作，對於研究宋朝以前的軍事思想非常重要。其中大篇幅介紹了武器的製造，對古代中國軍事史、科學技術史的研究也很重要。

經濟

趙禎執政時期，由於長期的和平，宋朝經濟快速發展。天聖元年（1023年），設益州交子務，正式發行交子。[30]

宋朝對遼、夏是以每年支出數十萬兩銀、數十萬匹絹，以及大量其他物品以換取和平。然而，成為慶曆（1041年－1048年）初年政治經濟重大危機的，是所謂“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27]趙禎在位時，冗兵特別嚴重，全國軍隊總計一百二十五萬九千人，佔賦稅十分之七。宋夏戰爭結束後才略有裁減，亦維持在一百一十餘萬人。鉅額的軍費開支佔國家總收入的大部分。[27]

所謂“冗費”，是指皇帝的各種祭祀活動、修建佛寺宮觀以及各種賞賜等等的開支。“三冗”導致宋朝廷入不敷出。為了維持龐大的開支，只有加緊剝削。據慶曆時任主管財政的三司使張方平說：“慶曆五年取諸路鹽酒商稅歲課，比《景德會計錄》，皆增及三數倍以上。”如“景德中收商稅四百五十餘萬貫，慶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萬餘貫”等等。[27]

真宗趙恆與仁宗趙禎兩朝土地兼併更嚴重，公卿大臣大都佔地千頃以上。趙禎在位晚期，“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為俗，重禁莫能止焉”，最後“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31][32]

文化

趙禎在位期間，曾多次關心圖書館文化事業。景祐中，鑑於三館秘閣藏書多謬亂不全，詔翰林學士王堯臣、史館檢討王洙、館閣校勘歐陽修等人進行編次和整理，於慶曆元年（1041年）成《崇文總目》六十六卷。該書為北宋一部重要的官修目錄。

趙禎畫像

嘉祐五年（1060年），趙禎又下詔：建隆初，三館聚書，僅止萬卷。然而今秘府所藏，比唐開元舊錄，遺逸尚多，宜開購賞科，以廣獻書之路。規定每獻一卷館閣所缺之書，賞丈絹一匹，及獻五百卷，特與文資。次年閏月，又下詔搜訪遺書：“凡吏民有以書籍來獻者，令史館視其篇目，館中所無則收之。獻書人送學士院試問吏理，堪仕職官者以聞。“當年，就有三禮涉弼，三傳彭幹，學究朱載等人，響應號召獻書，並命其分置於各書府，欽賜涉弼等人以科名，以示獎勵。又下令編撰《嘉祐搜訪闕書錄》一卷，作為搜訪依據。

趙禎在位時期，北宋文人政治文化獲得較大發展，“和而不同”的慶曆士風得以涵詠和張揚。[34]

醫療

趙禎非常關心醫療事業，對醫學傳承也具有強烈意識。天聖四年（1026年），他認為針艾之法講求精準，而前代古籍對穴位之描述紛繁錯雜，易誤導醫者，故詔令王惟一主持鑄造針灸銅人為範。王惟一又撰《銅人腧穴針灸圖經》與之配合，由宋朝政府刻於石碑而頒行全國，為針灸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嘉祐二年（1057年）設立校正醫書局，由當時權威醫學工作者有組織地對歷代重要醫籍進行蒐集整理、考證、校勘、推廣，使諸多宋以前醫書得以流傳後世，對中國醫學史產生了巨大影響。

外交

主詞條：重熙增幣

慶曆元年（1041年）十二月，乘宋、夏戰事緊張之際，遼興宗在以南院宣徽使蕭惠為首的群臣支援下，決定以宋修邊防與攻夏為藉口，一面派耶律重元及蕭惠聚兵南京，作出攻宋的態勢。一面於次年（1042年）初派蕭特末、劉六符赴宋廷，索取被後周世宗攻佔的關南十縣。趙禎派大臣富弼與遼國進行談判，其嚴詞強硬，博徵旁引，打破遼國索要後周時期柴榮奪取的三關之地的企圖。同時，為避免兩面作戰，趙禎最終決定以每年增加歲幣（銀、絹各十萬匹、兩）為代價，維持澶淵之盟的和平協議，史稱重熙增幣。[27]

但歲幣支出對宋而言並非沉重負擔，比起選擇戰爭的軍費，歲幣開支無足輕重。寶元元年（1038年），陝西出支為一千五百五十一萬；寶元二年（1039年）展開宋夏戰爭後，慶曆二年（1042年）陝西出支為三千三百六十三萬，幾近赤字。遼國失去南下劫掠的經濟誘因，也是遼宋能維持百年和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轉自百度百科 侵權必刪

不只是宋仁宗，可以說整個宋朝對收復失地一直不太感冒，這主要源於宋朝的基本治國政策： 守內虛外、重文輕武。因此不會輕易用兵。

宋朝仍然沿用了唐玄宗以來募兵制，但是為了防止藩鎮割據，一方便採取大大削弱武將的權力，採取文臣將兵，且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北宋大將狄青，他在邊境屢立戰功，並因功勞升任樞密使，這在北宋武將中是非常少見的。然而就是這樣一位功勳卓著的將領，仍受到文官的鄙視和排擠。北宋的武將受到來自皇帝和文臣的層層壓制，有屈不能伸，有志不能行，最終逐漸歸於平庸，甚至於背叛。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這樣將領的軍隊，如果能夠收復失地，簡直就是開玩笑。

事實上宋朝的軍隊人數不少，常年維持在一百萬之多，樣這麼多兵並不是為了開疆擴土，而是為了加強中央集權，防止地方割據，因此，宋朝半數以上精銳部隊部署在京城，老弱殘兵分散在各地鎮守。在對外策略上，宋朝堅持以守代攻的方針；在對內策略上，宋朝堅持保上壓下的策略，也就是穩定壓倒一切，這句話熟悉吧。這也就是所謂的平衡方略，要點是對外妥協和對內鎮壓，平衡取捨。

對於宋朝統治者來說，穩定政權，遠遠比開疆擴土，建功立業要重要得多。

938年，石敬瑭正式割讓燕雲十六州，終宋一朝都沒有收回。北宋收復燕雲十六州的嘗試。

想當年金戈鐵馬，宋太祖趙匡胤、宋太宗趙光義都致力於收復“燕雲十六州”。趙匡胤每年都在國家收入之中提出一部分進行累計，作為戰爭費用或者贖回燕雲十六州的費用，稱“封樁庫”。

太祖別置封樁庫，嘗密謂近臣曰：石晉割幽燕以賂契丹，使一方之人獨陷外境，朕甚憫之。欲俟斯庫所蓄滿三五十萬，即遣使與契丹約，苟能歸我土地民庶，則當盡此金帛充其贖值。如曰不可，朕將散滯財，募勇士，俾圖攻取耳。（《續資治通鑑長編》）

趙匡胤壯志未酬身先死。

宋太宗趙光義根本就不想贖回，而是用戰爭手段收復燕雲十六州，他要做的就是超過自己的哥哥趙匡胤的功績。他發動兩次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戰爭，意圖收回。

976年，趙光義挾消滅北漢，而北漢的支持者就是契丹人，他想一舉收復契丹人佔據的燕雲十六州。高梁河之戰，宋太宗中箭，倉皇而逃，戰爭失敗。

986年，經過十年的準備，趙光義再次發動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戰爭。他派遣大將曹彬、潘美、楊業、崔彥進、田重等分三路大軍進攻燕雲十六州，可惜大將多畏懼戰爭，楊業被俘，各路大軍陸續敗退而回。經過這一戰，北宋企圖佔據燕雲十六州的戰爭徹底熄火了。（宋仁宗劇照）

宋仁宗時期有哪些名臣？

宋仁宗時期確實出了不少的名臣，有范仲淹、韓琦、富弼、歐陽修、蘇軾、司馬光、王安石、包拯等歷史名人，可謂是家喻戶曉。

宋仁宗在1022年即位，到1063年去世，在位時間長達42年之久，我們看一下這些名人們是什麼時候考中進士的。

1、范仲淹，1015年中進士；

2、韓琦，1027年中進士；

3、包拯，1027年中進士；

4、歐陽修。1030年中進士；

5、富弼，1030年制科入仕；

6、司馬光，1038年中進士；

7、王安石，1042年中進士

8、蘇軾，1057年中進士；

這些人都是宋仁宗時期赫赫有名的名臣。不過這些名人們可不是一個政治派別，包拯屬於孤臣型別，也沒有真正進入政治核心層。范仲淹、韓琦、富弼、王安石、歐陽修等人是改革派或者傾向於改革派的名人，司馬光等屬於反對派，蘇軾是調和派。

改革派的目的是富國強兵，準備打擊西夏，然後針對遼國；司馬光等為首的是保守派，主張默守陳規，不想改革。（范仲淹、王安石像，慶曆新政和王安石變法一脈相承）

宋仁宗時期北宋的地緣局勢。

宋真宗簽訂了《澶淵之盟》，這等同於承認了契丹對燕雲十六州的合法佔有，並確定雙方的關係為兄弟之國，每年要給遼國歲幣，雙方始終處於和平狀態，軍事摩擦降低了不少。

契丹也是擔心北宋的強大，於是支援西夏李元昊建國，以對抗北宋，防止北宋強大起來，對遼國再次動手。

西夏的獨立使得北宋方面不敢輕易開戰，如果和遼國開戰，難免出現兩線作戰的情況。有鑑於此，北宋的主戰派傾向於先打西夏，然後在對付遼國，這一政治戰略總目標是主戰派的主要思路。

戰與不戰的激烈交鋒。

宋仁宗還沒有趙匡胤、趙光義的雄才大略，只是一個守成之君，他的仁政讓很多後世的名人進入朝堂之中。

不過北宋時期重文抑武，武將的地位普遍抵於文臣，這種大的政治考量基本貫穿了宋仁宗執政時期。其實北宋的皇帝們就是擔心武將們可能篡奪宋朝的皇權，面對外敵的情況下，他們遵循的是攘外必先安內，自己政權的穩固是第一位的，然後才是對外征戰。

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深入瞭解北宋的政治局面，看似平穩的宋仁宗時期早就積弊日深，開始走下坡路了。

1043年，西夏李元昊求和，范仲淹、歐陽修等人進入中央政府參與政事，同年，范仲淹獲任參知政事一職，等同於宰相，韓琦、富弼等同時執政。

1044年開始了慶曆新政，進行改革。沒想到的是反對的聲音越來越多，既得利益者都不肯放棄自己的既得利益。第二年春，范仲淹、韓琦、富弼三人被貶謫，歐陽修替他們說話也被貶謫了。

改革派的目的是富國強兵，先針對西夏，不到一年，改革派主將們就被宋仁宗全部貶謫，可見反對的勢力有多麼大。

這是最有可能讓北宋富強起來，然後用兵西北，進而再收復燕雲十六州的機會，不到一年就熄火了。

宋仁宗看似仁厚，卻沒有雄才大略，一切按照多數派的意見辦事，既得利益者是大多是。對外戰爭在國家財力上根本就沒有多少積蓄，比趙匡胤、趙光義差遠了，他本人也是不想戰爭的。

戰與不戰的這一次交鋒，以改革派的全面失敗而告終。

不過慶曆新政雖然沒有完全展開實施，卻為王安石變法奠定了基礎，王安石變法時，首先就把西夏打殘了。

收復燕雲十六州是不是因為北宋戰馬少？

北宋時期的養馬基地較少，西北和正北方的養馬基地大都在西夏和遼國境內，其實不然，北宋也有不少戰馬飼養的地方，看一下如下記載就知道了。

1、大名、洺、衛、相州凡七監，多擇善馬為種，牝牡為群，歲遣判官一人巡行點印，二歲已上者歲約八千餘匹，凡京城諸州飼馬兵校一萬六千三十八人，坊監及諸軍馬二十餘萬匹。（《文獻通考》）

2、齊、淄等州民號多馬，禹城一縣養馬三千，牝馬居三之一。臣近因巡歷，密視按民馬，雖土產，亦骨格高大，可備馳突之用。兼齊州第六將騎兵多是東馬，與西馬無異。（《宋會要輯稿》）

3、中使趙守倫優給價和市在京及諸州民間私馬，於是得十七萬三千五百七十九匹。（《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太宗時期）

雖然沒有那些著名的養馬基地，但是北方和遼國交界地區、山東地區都有大型的養馬之地，而且民間有不少馬匹，宋太宗時期在民間就徵集收購了173579匹戰馬。透過邊關貿易和進貢也獲得一些馬匹。（北宋李公麟《臨韋偃牧放圖》，這是到了宋神宗王安石改革後才有的畫面）

北宋時期還嘗試在福建的泉州、福州等地建立馬場，但是南方戰馬大都不太適合作戰，戰馬飼養主要以北方為主。

其實宋仁宗根本就不願意打仗，和平時期太久了，一些既得利益者把自己財產、生命看得很重。宋仁宗時期到宋神宗時期的各地馬匹交易市場極度萎縮，到了宋神宗熙寧年間，各地馬匹交易市場剩下的寥寥無幾了，只剩下西北地區還有了。

熙寧中，罷券馬而專與招市。（《宋史·兵志》）

作為古代戰爭的主要戰略性物資的戰馬，北宋政府自己都不願意搞了，還提什麼收復燕雲十六州，簡直是痴人說夢。

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北宋是自己搞死自己的，不做備戰，亡國是必然的。

宋仁宗時期，能穩住西夏就很不錯了。古時候造反，最次是農民起義，戰鬥力弱，經常被滅；第二是權臣武將，有一套班子，地盤；最厲害就是異族軍閥，民眾忠誠度高，作戰狂熱。西夏就屬於這種，而五胡、安祿山、契丹、滿清都是這個型別，起兵的時候，軍事力量就非常強大，輕重騎兵齊全，宋仁宗手下文武團結一心，才遏制住西夏，否則長安不保，培養出了精銳西路軍，在以後戰場上少有可以匹敵遼金的部隊。遼國當時政治穩定，軍事穩定，宋朝能穩住邊境已是不錯，進攻實力是不夠的，整體而言，宋仁宗時期在政治上是成熟的、理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