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通常認為是挽回一個國家頹勢的重要舉措，但是每一次變法都必將損害到原有統治階層的利益。正是如此，每一次變法都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而且大部分變法都是以失敗告終。在古代封建王朝當中，最著名的兩次變法當屬先秦時期的商鞅變法跟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不同於商鞅變法的成功，王安石的變法最終是以失敗告終。

　　仔細觀察王安石變法的話，不難發現這場變法註定會以失敗告終。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不足，權力的鬥爭導致變法掌舵者的頻繁變更，變法陣營內部的重重矛盾，反對派的聲勢浩大以及民心的丟失，這些最終導致變法失敗的結局。

　　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不足

　　王安石變法失敗的直接原因在於急功近利，對變法困難的預估的不足。從熙寧二年七月六路 均輸法開始，到熙寧六年六月的短短四年間，共頒佈了大小十一項新的立法，其中像青苗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等等，在宋王統治區都是全面推行。但凡是一個成熟的改革家，都知道變法需要的是循序漸進，試點進行。

　　王安石絲毫沒考慮到這一點，在得到宋神宗的支援之後，便一股腦地在全國推行他的變法。這樣的後果便是這些變法措施在推行過程中困難重重，面對這些困難之時，王安石等變法家不是想著如何解決困難，而是一致認為這是反對派在背後使絆子，將矛頭指向了反對派。兩派的權力鬥爭最終依舊解決不了這些變法遇到的困難。

　　權力的鬥爭導致了變法掌舵者的頻繁變更

　　從宋神宗決定變法的那一刻起，作為變法的掌舵者王安石成為了大宋王朝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存在。但是也正是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宋神宗深感皇權受到王安石這個丞相的挑戰。熙寧7年，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失去了變法掌舵者的身份。

　　新上任的變法掌舵者呂惠卿雖然也是一個變法派，但是卻一心追逐權力，對變法之事不甚熱心。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宋神宗只得請王安石重新出山，主持變法。但是二進宮的王安石卻成為了呂惠卿的眼中釘。為了權力呂惠卿不顧昔日恩師情分，一心扳倒王安石，最後導致了這兩位變法派大佬兩敗俱傷。在沒有了掌舵者的情況下，宋神宗不得已只得自己親自主持變法的大小事宜，而之前的變法派也因為王安石、呂惠卿的失勢而不敢貿然進言。單單憑藉宋神宗一人的智慧，完全沒有辦法讓這場變法順利的開展下去。

　　變法派的內訌，用人不當

　　在王安石晚年回顧這場變法自我總結時，他將變法失敗的原因歸咎於自己的用人不當。呂惠卿是王安石一手培養提拔起來的，王安石對他有“父師之義”。但是正是這樣一個人，卻在王安石第一次被罷相的時候，害怕王安石東山再起威脅到自己的丞相之位，便虛置冤案，欲陷害王安石於死地。昔日的師徒二人竟因權力而分道揚鑣，隨著呂惠卿被查出敲詐商人五百萬錢鋃鐺入獄，王安石重新拜相。心有不甘的呂惠卿，網羅王安石“隱瞞皇帝”、“對皇帝不忠”的陳年舊信，將恩師徹底打倒了。這場變法派一、二號人物的內鬥最終耗盡了變法派的變法決心，以致於宋哲宗、宋徽宗時期上臺的變法派人物蔡確、蔡京等人根本不在乎變法不變法，只知道大肆排除異己。

　　聲勢浩大的反對派

　　每一場變法都會有反對派，面對反對派時，王安石想到的不是爭取、化解矛盾。最終兩派變成非黑即白的陣營之爭，蘇軾、司馬光等大佬雖然是反對派的主力，但是也並非一成不變的。比如蘇軾到了後期也認同了王安石變法的一些舉措。但是在王安石眼中只有“非黑即白”，對於蘇軾、司馬光等有才之士只知道一味的排擠，而那些口是心非的新人和小人卻得到了重用。最終不僅導致了改革派的孱弱，還人為的樹立起強大的反對陣營。

　　民心的缺失，註定了改革的失敗

　　歷史上每一次成功的變法，其成功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是否得到廣大老百姓的支援。王安石的變法註定是要傷害到地主階層的利益，如果能夠爭取到變法的受益者底層老百姓的支援，那麼這場變法或許就成功了。想當初王安石變法的初衷是“民不益賦而國用饒”，但是到了最後這場變法不僅沒有給國家財政帶來收益，還造成了地方與民爭利、橫奪暴斂，讓本應受益的底層老百姓成為了受害者。最終在兩邊都不討好的情況下，這場聲勢浩大的變法走向了失敗。

所謂變法都是調整統治階級內部關係，打壓一批，提拔一批，最後目的都是給統治集團撈好處。買單者都是商人或者農民。這就不存在是非對錯問題，而是利益分配問題，所有變法都發生在當時的財政難以維持體制消耗，只有搜刮更多的財富或者轉移矛盾，才能維持體制平衡和執行。那麼，變法者一開始的命運就已經註定，本身並不是正義，更不代表法律，只不過是統治者需要，隨時都可以作為犧牲品，所以失敗在所難免。所有的變法都是折騰百姓，最後都是百姓買單，正所謂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說到變法，成功了的好像我所瞭解的就有秦國時候的商鞅。他的政策主張被得到了君主的極力讚揚，並且在當時的秦國得到了很好的推廣，也正是因為他的精明的改革措施，最後推動了秦國的經濟和建設，最後直接的導致了秦國的興盛和富強，所以後來產生了一個人成語正是為了記錄商鞅的變革，這個成語叫做:“徒木立信”。

同時這個成語也說明了變法成功的原因，當中到底隱含了什麼奧秘呢？其實是將當時他為了推動變法他首先必須要得民心，因為大家或多或少都瞭解，在我國古代的時候如果想推行一項政策，首先必須是民心所向，如果沒有得到百姓的支援，沒有得到大臣或許君主的支援，談何變法革新呢？

所以在當時其實商鞅早早的就知道他必須要拉攏民心，而且必須要讓百姓信服自己接下來要做的事。於是他在一個靠南城門豎了一木頭，許下承諾說如果有哪位可以將這根木頭扛到北門去就可以輕輕鬆鬆的拿到五十金的賞賜。當時百姓一聽這一說覺得這件事情不可信，認為天下怎麼會有這等好事。

那些抱著試一試心態的人便去把木頭扛了起來放到了北門，真的被賞賜了五十金，也正是這個細節小事。讓天深得了天下百姓的信任，所以說有時候很多事情並不是不可能，千萬不能沒有嘗試就選擇放棄，在得到了天下百姓的厚愛之後，他開始全國發布訊息要推動國家改革，百姓都相信他認為他這樣做是為了國家好。

所以都紛紛支援了他，於是在秦孝公管政的時候，商鞅的變法成功了。變法的內容具體細分到七點。第一就是說重農抑商，獎勵那些耕織的農民百姓，提高百姓的生活質量。第二就是令民為什伍開始實施一種全新的政策連坐法。第三就是軍事方面獎勵分明，封爵賜官論功行賞。第四點不是一個明正的變法。

導致了後來的焚書，並且將有文化的儒士殺光，這是歷史上的一個汙點。第五就是統一了所有的度量單位。第六點就是廢除了原有的封建制度推行了更加民主的制度。最後一點就是廢棄原因農田管理制度，開始大面積為田開阡陌封疆土。也正是這一系列的政策才是的秦國發展興旺，所以很多時候我們需要理性分析面臨的局勢。

並且積極開展相關的活動，科學的合理的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就像商鞅的變法一樣，就是一種很理智的變法行為。沒有操之過急沒有盲目追求只是理性的慢慢找辦法，最後順應時代，就會減少很多風險，成功的可能性自然就遠比沒有這樣做要大很多。

變法失敗原因

我們熟知的改革有很多，比如：商鞅變法，王莽改制，王安石變法，北魏孝文帝改革。

我們就以王安石變法為例

眾所周知，王安石變法以失敗告終！王安石變法是北宋宋神宗進行的一場社會改革運動。於熙寧元年宋神宗召王安石進宮商談變法之事，想要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富國強兵。

但是，王安石變法在推行過程中由於部分舉措的不合時宜和實際執行中的不良運作，導致了老百姓的利益受到了損失，變法更是觸動了大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遭到了他們的強烈反對，最後隨著宋神宗的死亡變法失敗告終。

為什麼會失敗？

我們在前面說了它觸動了各階層的利益，做出了社會規律的一些事情。究其失敗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究其根本原因，王安石變法只是一場地主階級內部變法，並沒有做到全面的變法，沒有觸及到社會根本利益。變法的超前性不能適應時代，因為落後的時代與超前性的變法並不符合，簡言之，就是說變法沒有合適的土壤！變法強調富國，而不是富民。在變法的過程中損害了各個階層的利益，導致了變法基礎的喪失。欲速則不達，變法的急功近利，急於求成是失敗的重要原因。在變法的過程中，沒有考慮到社會的承受能力，導致社會壓力大於承受力。政策執行力不足。許多政策發行過後，並沒有得到有效的實施，各級官員貪汙現象比較嚴重。用人不當。選取了一些堅定小人執行政策的實施。變法內部不統一，不團結保守派的強烈反對，反對的不是變法！而是怎樣而是變法

總結：變法必須順應時代的潮流，從實際國情出發，必須爭取社會廣泛的意見，注重培養人才。

古代變法失敗原因大相徑庭，王安石變法僅供參考。

一、找不準社會推動力量。歷史實踐表明：任何一場變法要取得成功首先要解決一個依靠誰、團結誰的問題，也就是說，誰將成為這場變法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也就成了變法能否成功的關鍵。首先，歷史上幾次大的變法的實施都是自上而下，民眾不是主動的投入而是被動地接受皇帝及改革家給自己頒發的各種改革法令；在變法過程中，屬於民眾自己發揮的空間幾乎沒有，如商鞅變法，政令酷虐，即使只有小過錯，也施重刑，使“貴戚”及“民”多有“怨望者”；同時，由於變法的施受者是農民，其活動範圍和視野受到很大的限制，他們要做的只是年復一年地耕作，多打糧食和服勞役，對於農民來說，變法的成功與否遠沒有達到與自己息息相關的程度，變法成功了吃飽一點，不成功則吃差一點。因此，歷代變法者在設計改革藍圖時的社會基礎是空的，為了保證多打糧食，變法者往往要透過嚴刑峻法以保證法令的貫徹執行，如商鞅治秦，吳起治楚，王安石的市易法等，其做法與其說是變法，不如說是勒在農民脖子上的繩索，既然如此，變法怎麼能得到民眾的擁護呢？其次，變法的推動者不是民眾而是政府官員。既然變法自上而下，各級政府官員理所當然地成了變法的推動者，而政府官員又受制於各種複雜的既得利益關係，使得對變法的心態各異，一旦改革者去世，又缺乏強有力的社會力量的支援，變法就會半途而廢。如吳起死後，楚國變法戛然而止，商鞅死後，秦國平靜如常，王安石去職後，北宋王朝又回到原來的狀態，張居正死後不僅被抄家、貶封，他的變法措施也全部被廢。

二、沒有體制上的創新。變法的最終目的是什麼，這是歷史上許多變法者沒有弄清的問題，他們以為只要透過變法能“富國強兵”，目的也就達到了，其實這是思維的誤區。歷次變法之所以必要，是當時的社會基礎乃至上層建築都出了嚴重的問題，社會積累了許多的矛盾，國家衰弱不堪，不變法社會就不能發展；而社會上各種問題的出現歸結到底是體制出了問題，所以，變法說到底就是變革體制，只要體制不變革，任何變法都是不會成功的。可古代的改革家在這個問題上模糊不清，使歷代變法在體制創新方面舉步維艱，尤其是商鞅、吳起、張居正等人的悲劇結局，更使人們對體制創新談虎色變，即使是當年喊出“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豪言壯語的王安石，也因觸及體制如青苗法、市易法等，遭到頑固派的群起反對，使兩宮皇太后向神宗施壓：“安石亂天下”！無奈之下，王安石只好帶著遺憾去江寧府研究《說文解字》。體制不變革，變法也無法繼續深入下去，只好停頓下來，一旦變法停止，所謂“富國強兵”的理想也隨之幻滅，這也是多次變法之後並沒有出現“富國強兵”局面的重要原因。

三、變法往往是一劑猛藥，而衰敗的王朝如同病入膏肓的患者，如果操之過急，用藥過猛，很可能加速其衰亡的過程；即使變法稍有成效，也不過延長統治週期而已，不可能扭轉王朝更迭的週期律，不是挽救王朝命運的靈丹妙藥。

四、變法觸動了實力集團的既得利益，引發他們動用一切資源拼死抵制、破壞，比較而言，變法派的勢力相對弱小。

為何古代的變法多以失敗告終？

縱觀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管仲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鄒忌變法、申不害變法、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李悝變法和吳起變法儘管一度成效顯著，但卻猶如曇花一現，在李悝、吳起身後變法成果幾乎歸零。

但也不能一概而論。商鞅的改革就很成功，商鞅是死在自己的刑法上，商鞅雖死，但變法未亡。他死後，秦國按照商鞅的變法思路成為強國。在現代，儘管有少數不同聲音，但大多數人承認商鞅是一個敢於觸動舊勢力、敢於改革的英雄。

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在政治、經濟、國防等各方面進行的改革。從維持明王朝的長遠統治出發，統治階級內部的一些當權人物認為，必須改革政治，尋求一條自救的道路，在這樣的形勢下，張居正改革得到了推行。他陸續實施清通欠、省驛遞、懲貪墨、汰冗官、省支出等改革措施，在此基礎上，開始改革賦役制度，實行一條鞭法。改革雖然是地主階級內部的改良運動，但對去除積弊、澄清吏治，抑制豪強，減輕農民痛苦，安定人民有一定好處。由於清丈土地和一條鞭法的實行，使國家財政收入大為好轉。但改革受到大地主勢力頑強阻撓，張居正死後，除保留一條鞭法外其他都失敗了，主要是沒有一個可以延續改革成果繼承者，但最起碼張居正活著的時候改革還是成功的。

在中國封建社會的古代改革不易成功的原因是保守力量過於強大，既得利益者千方百計阻礙改革，致使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最終以失敗告終。

從古至今，乃至於以後，任何的變法改革都會是在現有的制度和規則總體上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國家和民族蘊含著嚴重危機的背景下進行的。

任何的改革變法，一定會傷害現有體制下少數既得利益者。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多是現有制度的制定者，位高權重，不會輕易放棄現有的利益與好處。

所以，改革變法的阻力和難度都是很大的。許多的改革由於守舊派勢力過於強大，而改革的力量相對較弱而最終失敗。改革者常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即使一些改革獲得了成功，推動了社會的發展和進步，促進了國家的繁榮與富強，但改革者一但失勢後，也多難得善終。從商鞅到吳起都是如此。

變法的實現是要條件的,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改革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晚期兩次著名的改革運動,在後世都受到讚譽,但都以失敗而結局.這兩次改革失敗的原因是複雜的.王安石所頒佈的新法富國不惠民,在推行過程中又所用非人,遭受權貴排擠,對百姓也產生不利,其結果也沒有達到 “富國強兵”.最終以失敗而告終.張居正改革,前期因為皇帝年幼,居正以“首輔”、“帝師”的身份依靠皇權,以改革吏治為突破口推行改革,取得了成功.但是,張居正死後,萬曆帝開始反對新政,保守勢力乘機落井下石,破壞改革；加之張居正生前未找到一個強有力的改革繼承者,以至他死後改革也就相繼而敗.

說起古代的變法，最著名的莫過於商鞅和吳起 兩個人，但是兩個人在變法道路上結局確實大不相同的，那一起看下他們的變法之路，從中給我們的啟發！

吳起和商鞅最後都因自己推行的變法而死，只不過商鞅死後他的變法依然儲存了下來，而吳起死後他的變法卻跟著宣告失敗。這兩人的經歷有一定的相似之處，但結局卻是截然不同，吳起變法和商鞅變法相比到底差在哪裡呢?或許吳起只是差點運氣。楚國貴族和秦國貴族一樣，都對發起改革之人抱有敵意，楚悼王去世後吳起只能被動挨打，只能說即位的楚肅王沒有秦惠文王的先見。在魏國，吳起的處境也十分艱難，但還沒到要取他性命的地步。

吳起是春秋末期和戰國初期的名將，在歷史上和孫武並稱孫吳，是兵家兩位集大成者之一;戰國初期魏文侯之所以能傲視群雄成就霸業，吳起功不可沒，正是在吳起的連番打擊之下，秦國喪失了整個河西之地，戰略空間急劇縮小，被壓迫在洛水以西動彈不得，前389年的陰晉之戰吳起以5萬新軍大破秦軍五十萬更是讓秦國雪上加霜。

不過其後吳起在巔峰時期卻突然棄魏奔楚，使得魏國失去了一位天才的統帥，《史記-卷六十五-孫子吳起列傳第五》對吳起出走的原因交代得很清楚，簡單點說就是吳起熱衷於功名，魏國國相公叔痤害怕吳起和他爭位，於是設計陷害和排擠了吳起，使得魏武侯不再重用吳起，吳起無奈之下只能離開魏國前往楚國，那麼戰功赫赫的吳起，為何卻被逼遠走楚國?公叔痤：不能全怪我，背後的原因其實並不簡單，我們就此分析一下。

魏文侯在稱霸的同時，國內兩股勢力的爭鬥也隨之悄然而起，這就是鬼谷學派和西河學派之爭，其中鬼谷學派以平民出身之人為主，比如魏文侯前期深受重用的李悝、吳起、樂羊和西門豹等人就是出自鬼谷學派，而西河學派則由孔子弟子子夏在魏國奪取河西之地並設立西河郡後來此講學而創立，他的弟子眾多，其中公羊高、穀梁赤和段幹木等人為其中翹楚，甚至魏文侯也拜子夏為師。

子夏雖是孔子弟子，但是他的思想和傳統的儒家思想有所不同，在主張恪守禮儀的同時，西河學派還融合了法家的權謀之術，它的核心思想是經世濟用和忠於君王。魏文侯前期用人只重能力不重出身，所以平民出身的李悝、吳起、樂羊等人紛紛受到重用，可以說鬼谷學派成就了魏文侯的霸業，但是等到霸業初成，西河學派的思想卻極大地迎合了魏文侯的統治需求，如此一來，魏國國內兩種思想的碰撞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

和鬼谷學派吸引平民不同，西河學派注重出身，為魏國培養了一大批公卿貴族出身的人才，其中以公叔痤和公子卬為代表人物，在魏文侯和魏武侯的扶持下西河學派出身的人才逐漸在魏國佔據了上風，反觀鬼谷學派，隨著李悝、樂羊、翟璜等人的去世，吳起一人獨木難支，在和西河學派的爭鬥中處於下風並逐漸衰弱了下去。

對於魏文侯和魏武侯這樣的上位者而言，爭霸和打天下自然要靠鬼谷學派，但是穩固統治卻是西河學派更符合自身的利益，何況鬼谷學派大部分都是來自魏國之外的人才，而西河學派培養的卻是出身於魏國的人才，自然更能得到重用。

所以公叔痤的陷害和排擠只是誘因而已，沒有公叔痤還會有別人一樣會排擠吳起，吳起被逼遠走楚國的真正原因在於鬼谷學派在魏國的式微和沒落，只要這樣的局面不改變，不再得勢的吳起離開魏國其實是早晚的事。

西河學派在魏國全面佔據上風，對魏國的影響是相當大的，自此魏國朝堂平民出身的人很難再有施展抱負的機會;吳起棄魏奔楚也是魏國人才流失的開始，魏惠王時期的公孫衍和張儀紛紛步其後塵，這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影響了戰國的格局，如果吳起仍受重用，秦國將仍然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公孫衍、張儀等人如能在魏國一展抱負，秦國又何談崛起!

歷史中的變法有很多例子，我就不列舉了，我們就分析變法失敗的因素吧！我覺得在歷史朝代中的變法起始點是為了國家的強盛而推行的政策，可在那年代人們的思想過於禁錮，因次得到國家的幫扶很少甚至遭到鎮壓。

變法是集團內不利息的調整（在封建社會時期的變法都是以穩定統治階級的統治，以維護階級的利益為目的），只有這樣才能在一定程度上給老百姓利益，更好的穩定治安，維護統治。變法之人多是銳意改革，興除利弊，在當時也是比較激進的思想。由於那些頑固的封建迷信思想根深蒂固，使這些頑固勢力提供了生存機會，不顧一切去報復那些激進分子，這是不可避免的。就立場來說，上面立場和下面立場就不堅定，那就被夾在中間，生存的機會就很小了，由此看來，古代的變法多以失敗告終！

在中國歷史上有好多次變法革新，如商鞅變法，漢未王莽改制，南北朝北魏孝文帝變法，宋的王安石變法，明的張居正改革。這些歷史名人的改革或變法最終都遭到失敗的命運，其原由雖有不同，但都為緩減社會矛盾起一定歷史作用。

以王安石變法為例，由於北宋當時社會面臨深刻的社會危機，對外受少數民族政權遼的威脅，內部出現冗官，冗兵，冗費問題嚴重，可以說宋政權面臨內憂外患，社會危機加重，在這一形勢下王安石進行變法，但是由於變法的種種措施執行不力，及變法各條款觸動了上層階級的利益，而遭到上層及下層百姓的反對，最終導致以失敗而告終。

從歷史數次變法失敗中可以得到一些經驗教訓，歷次改革或變法必須根據實際情況，要有實事求是態度，一切從實際出發制定出符合廣大百姓的措施，要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得到廣大人民的廣泛支援，變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可以這樣說必須有人民立場，才能取得勝利。

歷史上的變法都圍繞著中央和地方之間的財政收入而展開的。在中國的歷史上，都有一條中央一放活民間，經濟就繁盛，但一繁盛地方的勢力又加強，中央權威受到挑戰，所以中央又對民間進行管控，以管控，民間經濟又失去活力的歷史發展邏輯。

而歷史上的變革往往都是中央政府失去權威，或者說，中央財政出現問題的情況下進行的，所以，這時候的變革需要一個強大的中央政府，但又由於中央政府和地方的力量出現失衡，所以，往往以失敗告終。

變法是什麼？變法的本質其實就是改革。一旦改革，必然會觸及某些階級的利益。改革的本質在於重新分蛋糕。說白了就是從某些階級的身上割一塊兒肉。

這樣就會產生兩種效果。一種是？這些階級忍啦，因為改革之後國家會更加強大，在對外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遠遠超過當初階級的損失。另一種純粹就是分蛋糕，這就相當於在一個人身上割肉，你怎麼會認為這個人會心甘情願呢？

不要談什麼制度文化，這些都是幌子。哪一場改革不是針對現實利益一次鬥爭，無非就是我壓著你，你壓倒我罷了。

從這裡我們可以知道，變法的成敗一部分取決於改革派和被改革階級的力量的對比。

另一方面，變法的成敗也取決於在變法過程中。透過變法，整個改革派的實力逐步增強，從而逐步在力量對比上佔據優勢。

只可惜，中國古代的很多變法。都落於口實，而沒有在實際行動上有很大的效果。

這就導致了往往很多變法實際上並沒有起到什麼效果。

另外改革派和頑固派之間的鬥爭，很大程度影響了變法的實施效果。

首先變法就和搞投資，幹創業一樣的道理，一旦成功了，以後受益很大。那我們是不是可以這麼理解，既然收益很大，那她也一定風險很大。大家都知道高風險，高收益。而風險大的東西容易失敗，豈不是很合情合理嗎？

從這個角度來說，古代變法都以失敗而告終，應該是很符合機率論的一個結果。反而變法如果很容易成功的話，那我相信這個變法所帶來的效益也一定會很低。在那個生產力低下，資源有限的時代，收益的總量相對而言都是不太變的，那麼在這個基礎上，大部分變法做的都是一個受益的再分配變化。當把部分的利益挪動到另外一個地方時，原有的利益所持者，必然會產生激烈的抗力。這也是，主要風的來源。即使如商鞅變法成功，使得秦國強大，最終他自己也免不了被車裂於市。從歷史上看，他是變法成功，從當時的環境看，到最後自己都沒有了，可能他最終變法目標還沒達成。秦國失去名臣，不也是失敗的一種麼？

最後一句，變法多以失敗而告終，很合理。

古代變法為何多以失敗告終？我們先來看看歷史上幾個有名的成功變法案例分析一下。

1.春秋：管仲改革-----最早的政改

管仲改革稱管仲變法。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字仲，諡敬，潁上人，周穆王後代。是中國古代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家、軍事家。

管仲在齊桓公的支援下大興改革，富國強兵，重視商業。管仲的重商政策，使齊國工商業繁榮發達，依靠國家壟斷商業及經營而致富成為強國。

2、戰國：李悝變法----最早的變法

李悝變法是戰國時期魏文侯當政時，任李悝為相，進行變法改革。李悝在政治上主張廢止世襲貴族特權，選賢任能，賞罰嚴明。經濟上主要實行盡地力、平糴法。極大地促進了魏國農業生產的發展，使魏國因此而富強。為了進一步實行變法，著成《法經》一書，以法律的形式肯定和保護變法，固定封建法權。

3、戰國：商鞅變法----最成功、影響最深的變法

商鞅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法家主要代表人物。當時商鞅深得秦孝公的信任，商鞅生活在戰國中期。他為了使秦國富國強兵，建立統一的封建帝國，先後推行了兩次以“農戰”和“法治”為中心的變法活動。

4、宋朝：王安石變法-----比較有名的變法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文學家和政治家，他的變法對鞏固宋王朝的統治、增加國家收入，起了積極的作用。但是，也觸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許多朝臣的反對。

5、：張居正變法----萬曆新政

萬曆年間，內閣首輔張居正為挽救明王朝，緩和社會矛盾，經過這次改革，強化了中央集權的封建國家機器，基本上實現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使明政府的財政收入有了顯著的增加，社會經濟有所恢復和發展，國庫積銀達六七百萬兩之多，儲備的糧食多達1300多萬石，足夠支用十年。

6、清朝：戊戌變法----最壯烈的變法

1895年4月，《馬關條約》的訊息傳到北京，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光緒皇帝，痛陳民族危亡的嚴峻形勢，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公車上書”揭開了維新變法的序幕。

光緒皇帝根據康有為等人的建議，頒佈了一系列變法詔書和諭令。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於學習西方文化、科學技術和經營管理制度，發展資本主義，建立君主立憲政體，使國家富強。

所以歷史實踐表明：

任何一場變法要取得成功首先要解決一個依靠誰、團結誰的問題，也就是說，誰將成為這場變法的推動者和實施者，也就成了變法能否成功的關鍵。首先，歷史上幾次大的變法的實施都是自上而下，民眾不是主動的投入而是被動地接受皇帝及改革家給自己頒發的各種改革法令；在變法過程中，屬於民眾自己發揮的空間幾乎沒有。

變法之難在於固有觀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縛——以王安石變法為例：其對手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死抱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腐教條。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立足於富國強兵——透過各種新法措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然後大力投入國防建設，試圖以此打造一支戰鬥力彪悍的鐵軍。

然而舊黨卻認為：天地所生財貨只有定數，所謂善理財者不過是靠盤剝百姓完成積累而已。以現代經濟學的觀念來看：舊黨的觀念是荒謬的——天地間的財富從來就不是定數，人們的生產和交換可以創造新的價值。

退一步講就算已是定數，也能透過改進分配和流通方法從而實現財富在國民之間的合理配置。可就是如此荒謬的觀念也能束縛人心，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歷朝歷代的變法者都會面對一大群反對者。

變法的含義是對國家的法令制度做重大調整和變革，變法的實質是對社會利益的重新分配。我國古代有多次變法，有成功者也有失敗者，成功者自不必說，失敗者的主要原因是由於變法的實施觸動或者傷害了既得利益者的權益，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和對抗，最終宣告失敗。讓我們選幾次具有代表性的變法來說明：

一，商鞅變法。商鞅在取得了秦孝公的信任之後，在秦國實施變法，變革的主要內容有：

1、廢除貴族世襲制度（“世卿世祿制”），獎勵軍功，實行二十等爵制。規定爵位依軍功授予，宗室非有軍功不得列入公族簿籍。

2、廢除私鬥。當時私鬥並不是一般人打架，而是“邑鬥”，即各地奴隸主之間為了爭奪土地與財產的大規模械鬥。廢除私鬥的結果是削弱了奴隸主的勢力，加強封建中央集權。

3、廢井田、開阡陌。廢除土地國有制，實行土地私有制，廢除了井田制度，允許開荒。

4、實行郡縣制。秦商鞅“集小都鄉邑聚為縣”，全國設31個縣（“凡三十一縣”），廢除分封制，鞏固了中央集權的封建統治，削弱了豪門貴族在地方的權力。

商鞅變法是中國歷史比較深刻的變法，有利的打擊了舊的世卿世祿生產關係，為秦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但商鞅的這些措施對舊有的利益集團可謂招招見血，所以在秦孝公去世後，商鞅便被車裂了，好在秦惠文王雖然殺掉了商鞅，但仍舊執行商鞅的變法措施。從這個意義上講，商鞅變法是成功的。

第二，王安石變法。北宋神宗時期，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援下開始了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急為目的的變法。這是繼商鞅變法之後又一次大規模的社會變革。王安石變法以“理財”、“整軍”為目的，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面，我們選取幾方面來看：

1、青苗法。在青黃不接時由官府給農戶貸款貸糧，收取利息。這樣做的目的是限制高利貸對農民的剝削。

2、方田均稅法。丈量全國土地，作為徵收田賦的依據。這樣就清理出許多地主豪強的隱瞞土地。

3、市易法。在東京設立市場交易所，朝廷出錢收購滯銷產品，在市場短缺時賣出。這樣做限制了大商人對市場的控制。

4、均輸法。按照“徙貴就賤，用近易遠”的原則，統一收購和運輸。這樣減輕了納稅戶的負擔，限制了富商大賈對民眾的盤剝。

王安石變法也是緊盯既得利益者得命門，觸動了他們的利益，自然就遭到他們極力反對，最終使得變法很難執行下去。當然王安石變法的失敗還有變法內容太超前，與社會實際差距過大；急功近利，急於求成；政策執行力不足；用人不當等原因。

三，戊戌變法。清朝光緒皇帝時，康有為發動在北京應試的1300多名舉人聯名上書皇帝，提出拒和、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揭開了戊戌變法的序幕。變法的主要內容有：改革政府機構，裁撤冗官，任用維新人士；鼓勵私人興辦工礦企業：開辦新式學堂；開放言論，廢除八股文等。

這些變法內容直接損害了慈禧太后為首的王公大臣的利益，加上維新力量過於弱小，變法只施行了103天便宣告失敗，部分維新人士也被處決或發配。

每一次變法都是在敢作為有擔當的進步人士倡導下開始，但變法即意味著各方利益的調整和分配，變法的方向都是為了改變當時的不利現狀，但既得利益者即便明白這些，也不可能心甘情願的放棄既已到手的權益。所以變法者都承擔著巨大的風險，縱然失敗，我們也理應向他們致敬。

縱觀中國歷史上歷次變法：管仲變法、李悝變法、吳起變法、鄒忌變法、申不害變法、商鞅變法、王安石變法、張居正變法、戊戌變法......李悝變法和吳起變法儘管一度成效顯著，但卻猶如曇花一現，在李悝、吳起身後變法成果幾乎歸零。

唯一成功的魏國李悝的變法

李悝（kuī，公元前455年至公元前前395年），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家，法家代表人物。戰國初期，魏國國君魏文侯任用李悝為宰相，實行變法。

李悝出身貧苦，對於民間的疾苦以及國家政治對民生的影響深有了解。他在任期間，得到國君的信任和同僚的支援，在政治、經濟等各個方面，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改革。 李悝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在法律方面。李悝在總結前人經驗和成就的基礎上，寫下了《法經》六篇即“盜”法、“賊”法、“網”法、“捕”法、“雜律”和“具律”。前兩篇是定罪，中間兩篇是量刑，後兩篇是針對特殊情況制定的相應對策。

李悝的《法經》為秦漢以後的歷代法律確定了基本框架。特別是在秦國，後來由商鞅制定的《秦律》，更是對《法經》的直接繼承和改進。

在政治方面，李悝實行了“食有勞而祿有功”和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的政策，以實際的功勞決定官職的任用，這就從根本上剷除了舊時代的政治沉渣，使國家活力大增。

在經濟方面，李悝推行的是“盡地力”和“平糴法”。所謂盡地力就是透過改進耕作方法，增加農田的產量；所謂平糴法就是為了避免“穀賤傷農，谷貴傷民”，每逢豐年，政府就大量購進餘糧；遇到荒年，政府就將餘糧評價售出，以此來平衡糧價，鼓勵農民多種糧。

由李悝策劃的魏國的全面改革，不僅是魏國達到了富國強民的目的，也為接下來的各國的改革起到了良好的示範作用。

秦國商鞅變法

商鞅（約前395年—前338年），戰國時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著名法家代表人物。應秦孝公求賢令入秦，說服秦孝公變法圖強。最初兩次，商鞅有意大談儒家的王道治國理論，秦孝公聽著聽著睡著了。到了第三次，商鞅才道出自己真正的主張，就是以法家學說為治國綱領，以“霸道”治國，秦孝公聽後變得精神了，君臣越說越投機。

公元359年，秦孝公任商鞅為左庶長，實行變法。商鞅是當時的思想家，他分析了秦國貧弱的根源：舊禮教的束縛；國家治安的混亂；農業基礎十分薄弱；軍隊戰鬥力的差強渙散。

在國君的支援下，商鞅提出自己的變法。針對秦國弊病，積極推行新政：貴族地位由戰功決定；為加強治安而實行連坐；建立新的稅收制度；推行重農抑商的政策；以農業為“本業”，以商業為“末業”。 凡生產糧食多，織造布帛多，其本人勞役和稅賦，可以給與免除。

商鞅對政治的改革的重點，是徹底廢除舊的世卿世祿制；建立封建專制主義，新的中央集權制。 據《史記》的記載：“為田開阡陌封疆而賦稅平”；“有軍功者， 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鬥爭，各以輕重被刑”；而“集小都鄉邑聚為縣”， 鞏固了封建的中央集權，削弱了豪門貴族的分權。

這些變法舉措，遇到極大阻力，因為變法觸動並削弱了既得利益階層的利益。連坐使貴族不能享受特權，新稅收政策增加了國家收入，卻減少了地方貴族的收入。而戰功決定貴族地位，則打破了貴族，好吃懶做的習俗。

毫無疑問，商鞅變法有利於當時的秦國，新法也在國君支援下得到實施，然而變法是對貴族利益的觸動，商鞅本人卻遭到了車裂酷刑。 雖然秦國自商鞅以後，事實上實施了新法，使得秦國成為最強的諸侯國，為後來秦朝統一中國，奠定了雄厚基礎。他在位執政十九年，秦國大治，史稱“商鞅變法”，並使秦國長期凌駕于山東六國之上。孝公死後，受到秦貴族誣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車裂而死。認真思索商鞅的變法，後來者不由得感到可怕！

漢朝晁錯削蕃令與主父偃推恩令

公元前157年，漢文帝駕崩，皇太子劉啟即位，是為漢景帝。晁錯身為太子家臣卻隨之顯貴，他不斷上書景帝，以實現自己“削諸侯”的主張，解決日益嚴重的諸侯割據問題。晁錯指出：“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

在策略上，他主張“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 景帝聽從，御史大夫晁錯建議削藩，引起那些早就想反叛的諸侯王們的不滿，於是以吳王劉濞、楚王劉戊為首的七國之亂開始了。七國諸侯王以“誅晁錯，清君側”為藉口叛亂，欲奪天下，景帝在袁盎等眾臣的壓迫下，誘晁錯上朝，即押出腰斬。但晁錯死後，七國之亂不但沒有停止，反而越演越烈，佔領了不少土地。景帝無可奈何，只得派大將周亞夫、竇嬰鎮壓，前後三個月即平定七國之亂。

“推恩令”，又稱雨露均霑法，是漢朝漢武帝時期推行的一個旨在減少諸侯的封地，削弱諸侯王勢力範圍的一項重要法令。主要內容是將過去由諸侯王只能把封地和爵位傳給嫡長子的情況，變更為允許諸侯王把封地分為幾部分傳給幾個兒子，分別形成直屬於中央政權的更小的侯國，達到分化、削弱大諸侯國勢力的效果。元朔二年正月，武帝採納主父偃的建議，頒行“推恩令”。

推恩令吸取了晁錯削藩令引起七國之亂的教訓，規定諸侯王除以嫡長子繼承王位外，其餘諸子在原封國內封侯，新封侯國不再受王國管轄，直接由各郡來管理，地位相當於縣。這使得諸侯王國名義上沒有進行任何的削蕃，避免激起諸侯王武裝反抗的可能。於是“藩國始分，而子弟畢侯矣”，導致封國越分越小，勢力大為削弱，從此“大國不過十餘城，小侯不過十餘里”。推恩令得到了不少不是長子的諸侯子嗣的支援，也沒有引起像是七國之亂那樣的大的戰亂。

變法之難在於固有觀念和既得利益的束縛——以王安石變法為例：其對手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死抱著祖宗之法不可變的陳腐教條。王安石變法的核心立足於富國強兵——透過各種新法措施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然後大力投入國防建設，試圖以此打造一支戰鬥力彪悍的鐵軍。

然而舊黨卻認為：天地所生財貨只有定數，所謂善理財者不過是靠盤剝百姓完成積累而已。以現代經濟學的觀念來看：舊黨的觀念是荒謬的——天地間的財富從來就不是定數，人們的生產和交換可以創造新的價值。

退一步講就算已是定數，也能透過改進分配和流通方法從而實現財富在國民之間的合理配置。可就是如此荒謬的觀念也能束縛人心，於是我們可以看到歷朝歷代的變法者都會面對一大群反對者。

王安石變法的悲劇在於：這場以富國強兵為宗旨的變法卻不得不依靠一群小人來推進，最終弄得朝廷上下烏煙瘴氣，事實上北宋末年的蔡京等奸臣多出自新黨。王安石倒不是喜歡和姦臣為伍，實在是難以獲得朝中正直人士的支援。

在中國歷史上有這樣一類官員——他們自命清流，從無貪墨不法之劣跡，然而這些人死抱著過時的陳腐觀念不放，從不能真正為國家為百姓做一件實事。早在東漢末年曹操面對這樣的官員就提出了唯才是舉的用人觀，然而也正是唯才是舉的用人理念使曹魏政權充斥著一群不忠不義的機會主義者，以致於司馬家篡魏時朝中大臣無人出頭。

最終王安石陷入了一個巨大的悖論：所謂的正人君子不會支援他的變法，因為他們全是傳統體制的既得利益者；如果任用小人可以使變法在一時之間取得成效，然而要指望這些人對新法有多忠誠無異於痴人說夢。

首先，變法本身就面臨著很大的風險，凡是從無到有很容易，從有到無也很容易。但是要把現有的一切打碎，在其廢墟之上重建一切，這就非常困難了。歷史上的變法分為兩種，第一是要錦上添花，更進一步。第二是要救亡圖存，扶大廈於將傾。第一種因為失敗是因為觸及到了太多人的利益，這些人群起而攻之就會讓統治者產生疑慮認為變法是否是必須的，這就會造成變法失敗，功敗垂成。第二種是在王朝危難之際，一些人為了挽救國家而主張變法，但是很有可能會破壞原本就已經不穩固的國家根基。一旦這根國家支柱受到了威脅，那麼就連統治者恐怕也難保萬全。

歷史上失敗的變法很多，比如王安石變法，就是在王朝統治中晚期進行的。當時的國家雖然積貧積弱，但是上下各階層的日子過得都還不錯。所以，王安石變法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就是王安石無事生非。加上王安石為人偏激，良莠不分，官與民爭利的政策事實上造成了百姓的損失，這自然就給了其他人攻擊他的口實。後來皇帝更迭，王安石失去了信任和支援，新法因此而被完全廢除。

第二個失敗變法的典型就是戊戌變法。戊戌變法是在甲午戰爭之後，中國面臨國家危亡，光緒皇帝企圖透過變法來富國強兵。但是，當時的清王朝唯一可以倚重的就是滿漢大臣所結成的貴族地主階層和民間縉紳階層。這兩股力量就是國家的支柱，但康有為等人以白衣書生的身份直入廟堂，殺氣騰騰地要向元老大臣下手裁撤，這就觸及到了他們的根本利益。而他們的學習西方政策，反而在民間百姓十分排外的背景下起到了反效果。而他們廢除科舉，改革官制的做法更使得縉紳階層的子弟難以入仕為官，所以他們也不支援康有為。這樣剜肉療瘡式的變法，如果順利進行就必然面臨亡國的危險，因為沒有主要力量的支援，國家就難以為繼了。歷史上成功的變法都是打擊一部分，再拉攏一部分，利用拉攏的力量來壓制打擊物件，最終才能夠獲得成功。果然，光緒帝很快就被這兩股力量聯合慈禧太后軟禁了起來，變法也就自動失敗了。

為何古代的變法多以失敗告終？

在中國的幾千年歷史上，每一次發生都發生在一個朝代或民族剛剛興起時，或者是朝政腐敗、貪官汙吏橫行的時候，王朝衰落。這個時候就會有一些胸懷遠大志向的有志之士向統治者建議變法。希望透過變法對朝政進行改革，使國家變得更加強大。但是最終都是以失敗告終。究其原因，還是因為這些對國家和人民有益的變法改革觸動了那些舊官僚們的利益，當變法最大的靠山失去以後，他們就紛紛露出爪牙，用殘酷的手段摧毀變法，以確保自己的利益不會被破壞。這些人的存在是依託於封建社會的社會制度，所以說社會制度和利益是變法失敗的根源。

變法失敗第一個原因是缺少國君和當權者支援，觸動和損害了統治階層利益。當權者重權在握，對於國家命運卻又鼠目寸光，時刻不忘維護自身和階層的利益，阻礙變法，嚴厲甚至殘忍的懲罰變法者，造成了這些王朝日後覆滅的結局。

歷史上的變法就是改變君王集權的規則制度，肯定會影響君主的權利，所以大部分是失敗的。改革應循序漸進，並有一定的前瞻性。不要等到積重難返之時，再行變法，造成強烈反彈。沒有得到大臣或許君主的支援，變法步履維艱，困難重重。

啟超曾說過：“中國曆代變法繁多，僅只限於農耕而已”，可謂中的之論；馬克思也說：“更重要的問題乃在於改造世界”，馬克思說的改造不僅是單純領域內的技術性的修修補補，而是生產工具的發展所引起的生產關係的徹底變革，這才具有革命的意義。

秦以後的中國社會主要是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農經濟社會形態，這種社會具有頑強的生存能力和排它性，對此，許多學者都有精闢的論述。小農經濟社會的一治一亂的迴圈規律造成了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停滯，中間即使在漢、唐、宋、明幾個朝代都有商業生產的發展，可最終都被重農抑商的社會政治和傳統文化壓下去而沒有形成氣候，而產生這種社會政治和文化的源頭就是商鞅變法。這種重農抑商的思想傳統所產生的直接後果是：社會發展停滯，社會行業單一，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很難有新的社會階層和思想產生，原因是社會上缺乏平等公正的競爭機制，人文精神沒有產生的土壤，人的權利得不到尊重和保證。為什麼中國古代多次變法最終以失敗告終，甚至變法者本人的生命都得不到保證，應該說這是深層次的原因之一。

一，人性，這是最重要的因素。

變法最首要的，就意味著要把現有的法度改變。人，最怕的恰恰就是改變現狀，特別是在已經擁有了太多權和利以後。我們都知道，古代王朝都是家天下。

皇親貴胄，世家大夫。這些人的即得利益，是常人幾輩子都無法企及的。變法，就是先要從這些人手上分權利，分資源，分財富，分土地，分奴隸。試想一下，你要是一個皇家貴族，承襲了上輩人的官爵。每天錦衣玉食，左擁右抱，頭痛錢沒地兒花。突然有人說要你收斂收斂，把家產分一分，給社會其他的普通人；把府上的奴隸放了，還要分田地給他們種。你會是何感想呢？也許這並不會影響太多你的生活質量，但又有幾個人能做到心甘情願呢？

所以，人性，是變法最大的阻礙。

二，君與臣的決心，和相互信任。

一個朝代要變法，首先是要當家人首肯，君覺得國家陳腐不堪了，想要強國變法。然後再有一幫能做事的臣子，願當槍子，不怕死。而這之間，最大的障礙就是決心和信任。上面第一點說了，變法首先要去皇家貴族手上分權利，誰願去做這得罪人，損人不利己的事？萬一出了一點事，君是否能壓得住那些不願意主動配合的親人們？我們知道，家天下最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太子黨派。如果將來要為君的太子不支援這個變法，那變法的臣子們怎麼處理？更可怕的是，如果太子反對變法，還違反了新法君的變法意願。要不要處罰太子，這個惡人誰去當，君的真實意願又是什麼？君的那些皇家貴族的親戚們，一天一個去吹“枕邊風”，說支援變法的臣子是在分裂他們皇家骨肉至親，搶皇家的權力，君抗能得住嗎？君還能一如既往地支援變法嗎？

所以說，要想開始變法就已經很難了，無數的阻礙，隨時都能摧毀人心，沒有強大的決心和信念，是根本無法開始的，更別說成功了。

一，吳起變法，強在軍事上，讓楚國成為了一時的霸主。從當時來看，也算是成功了，讓魏國在其他六國面前能耀武揚威。但魏國快速衰敗的下場，是證明這場變法失敗的最好鐵證。吳起的變法，並沒有徹底使得魏國民富國強，吳起本人更是受到了來自貴族的無數迫害。說明君臣聯手不夠強硬，還是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改變固有的法度。

二，商鞅變法，是史上少有的成功案例，為秦始皇統一六國，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秦孝公和商鞅，君臣一心，變法之心堅如磐石。算是打克服了人性這一點，也是得到了流傳千古的君臣美名。變法是成功了，但變法的人卻沒有好下場，為秦國做了這麼大的貢獻，沒得活就算了，還來個車裂，死得悽慘。不多說變法中受了多少迫害，就這下場，最終，人性這惡的一面還是暴發了，相信後世有心變法的人，也會惦量惦量吧。

變法從來都是人命血腥的事情，沒有那麼容易。要改變，就要克服諸多困難，付出血汗，甚至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