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覺得不會。李白的浪漫和狂放，只有在大唐那樣無比強盛的朝代背景下才能產生這樣偉大的這樣性情的詩人。宋朝面臨嚴重外患，不思進取，這樣的朝代只會更多地產生婉約風格的詩人。

李白只有活在唐代，才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

換成任何一個別的時代，他都不會有如此之高的成就！

因為，只有強盛的、開放的唐王朝，才是成就李白成長為偉大詩人的文化土壤！

所謂知人論世，要探討一個人的文學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條件之外，還必須去考察他所處的時代，瞭解他所處時代中對他產生影響的各種因素。

李白，天縱奇才，這當然是他成為偉大詩人最主要因素。如果揆之宋代，估計只有蘇軾可以與之比肩。我們不妨就以李白與蘇軾兩人作為標本，對比唐宋兩朝社會文化環境的異同。

一．唐宋的政治環境

唐代的政治環境相對寬鬆，文人因言獲罪的情況少。李白在政治上並不能說是仕途順暢，這有他不適合從政的個性原因，但大體上說在政治上還是頗受禮遇的。李白天生一種天地間獨來獨往的氣質，一生崇尚自由，追求自由，狂傲不羈，不能摧眉折腰事權貴。長安三年，出入宮禁，天天接觸的是唐玄宗、楊貴妃，優遊於一眾王公貴胄之間。只要李白稍微懂得官場規則，稍微委屈一下自己，八面玲瓏一點，估計安享一世富貴都是沒問題的。但李白經常的作派是“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他期待的是出將入相，自信自己能夠“為君談笑靜胡沙”，似乎如果國家一旦有難，只要他一出山，談笑之間，一切就可以灰飛煙滅。但是熟諳為政之道的唐玄宗以及朝中大臣，自然不會認可李白這種不切實際的空想。長安三年的消極怠工，換來的也只是被唐玄宗賜金還山，給他一筆錢，滿足他“一生好入名山遊”的願望。安史之亂，李白追隨李嶙起兵，捲入了皇室爭權的泥淖中。李嶙以平定叛亂之名，實際是奔著皇位去的，這下李白也有了造反之名，這在任何一個朝代都是殺頭的罪名。但經人營救，最後也只是流放夜郎，走到半路，又遇赦而不了了之。

杜甫《飲中八仙歌》：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而宋代，政治環境雖然不算嚴酷，但絕沒有唐王朝的胸襟氣度。蘇軾所處的時代，新舊兩黨是黨爭不斷。蘇軾遇上烏臺詩案，就沒有李白那樣的幸運了。因為呈給皇帝的表章中一句“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得罪了新黨，於是各種打壓，各種誣陷： “愚弄朝廷，妄自尊大”， “銜怨懷怒”， “包藏禍心”，種種罪名，幾乎要置蘇軾於死地。於是將蘇軾押往御史臺（烏臺）審理，讓蘇軾坐了103天的牢房，還因此牽連了一大批人。最後還是新黨領袖王安石看不下去了，“安有聖世而殺才士乎？”才以貶到黃州當個可有可無的副團練（民兵副隊長）結案。之後的蘇大學士，儘管依舊是才氣縱橫，卻是仕途蹭蹬，起起伏伏，直到晚年還被貶至儋州（今天的海南儋縣）。古之海南，是蠻荒之地，是古人眼中的天涯海角，在宋代放逐海南是僅次於死刑的處罰。

二．唐宋的思想文化環境

唐代是一個思想文化開放、活躍的社會。政治上以儒為本，但並沒有罷黜百家，而是相容幷包，像玄奘的西天取經，像唐玄宗尊道，奉《老子》為《道德經》，儒、釋、道並行不悖。唐王朝胸襟博大，像西域的音樂、舞蹈、器物，西域的生活方式，也源源不斷湧入東土。長安城，已然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國際化大都市，我們還可以在李白的詩中讀到：“笑入胡姬酒肆中”，“胡姬招素手，延客醉金樽。”在長安的李白可以跟洋妞喝酒呢。

這樣的文化環境，自然也造成了唐代詩人非常開闊的文化視野和自由的心性。

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

而宋代，雖說也是儒、釋、道並存，但這是前代的文化孑遺，再沒有那種勾通東西的文化交流了。雖說我們知道東坡居士也好佛，交遊佛印和尚，但佛印和尚是中國和尚。這時期外來的佛教文化，早已完成了本土化，已經不再是純粹的外來文化，而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了。兩宋對外發生關係，主要是北方的一些政權：遼、西夏、金、元，這些政權之間，兵戎相見遠遠多於文化交流。蘇軾對佛道的態度，也只是藉助佛道思想來安慰自己落魄的靈魂。雖然蘇軾堪稱豪放詞之祖，就像他最著名的《念奴嬌·赤壁懷古》，其主旨也只是在抒發華髮早生時“人間如夢”的悲慨。從宋代詩詞中，我們很難再讀到 “天生我才必有用”和“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這樣的句子。像蘇軾，擁有的是靈魂的達觀，而不是李白式浸入骨髓的自信。這不僅僅是李白或蘇軾個體的差別，而是整個時代的差別！唐代帝王那種開疆拓土的氣魄，唐代文化氛圍中的那種博大胸襟，以及由此所帶來的整個民族的文化自信，在兩宋幾乎看不到了。

三．唐宋文人的生活態度

唐王朝是繼隋初統一後建立的又一個統一的封建王朝，結束了自漢末三國直至魏晉南北朝間近四百年的國家四分五裂、戰爭頻仍、生民塗炭的局面。從唐初的貞觀之治，到唐玄宗時期的開元盛世，社會秩序相對穩定，經濟生產高度發展，國家力量空前強大，國家版圖也不斷擴大。在空前繁榮的社會，唐代文人墨客也擁有了積極進取的生活態度，他們漫遊四方，四處尋找為國建功立業的機會。（各位看官注意了，不是尋找做官的機會，他們大多數人是在尋找建功立業的機會！）所以他們可以“倚劍登高臺”，也可以“明月出天山”！即便是文弱書生，他們也願意到條件極其嚴酷的邊關去。魏晉名士，一把拂塵是他們清談時的標配，而佩劍，是很多唐代文人的標配！他們可以“仗劍行千里”，他們可以大喝一聲：“誰有不平事？”

這種雄豪之氣，在兩宋，也只有南宋之初面對國難當頭時的辛棄疾、陸游這些人身上看到。在他們身上，我們也可以讀到“醉裡挑燈看劍”，可以讀到“鐵馬秋風大散關”。但如果作進一步的深入分析，辛棄疾、陸游這些南宋愛國詩人身上體現更多的是悲憤，是外侮當前被迫應戰所激起的鬥志，而不是唐代那種主動出擊的積極姿態。而像生活在北宋的蘇軾，他恪守的是士大夫所信奉的信條：達則兼濟天下，退則獨善其身。當他在其位能有所作為的時候，他也能為當地百姓做一些事，像現代人還津津樂道的西湖蘇堤，而一旦他失去權力，無法在政壇上施展拳腳時，他就只能吃著東坡肉把玩東坡硯了。須知他把玩的是東坡硯，而不是劍！唐詩中高頻率出現的一個意象——劍，在蘇軾的詩詞中幾乎是看不見。

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行。

我們很難想像，“十五好劍術”的李白如果生活在宋代，他是不是還能仗劍遠行，四處訪名山？還能出天山、遊漠北？

在兩宋，也有許多山水詩、田園詩，但那大多是那些文人士大夫公事之餘到效外遠足留下的篇章，像蘇軾的名作《赤壁懷古》，只是他在黃州當官閒暇時的一次走幾步路就能到的遊歷，遊的還不是三國時赤壁之戰的古戰場，而是一個叫“赤鼻磯”的地方。宋代缺少像唐代詩人那種四處遊歷的詩作，自然也就缺乏唐代詩人因漫遊而形成的開闊視野和對社會、對人生的深切體驗。

四．唐宋的文化土壤

唐代是詩的時代，唐代的中國是詩的國度。整個社會，上至帝王將相，下至販夫走卒，喜歡詩，追捧詩，也喜歡詩人，追捧詩人。像李白的名動公卿，終於引起皇帝的注意，一紙詔書把他徵召到了長安，單憑詩人的身份，受邀走進皇宮，成為皇帝的嘉賓，這是史無前例的禮遇。而初到長安的李白，去拜訪過當時的文壇領袖賀知章。賀知章讀罷李白的《蜀道難》即驚為天人，呼李白為“謫仙人”，當時還因為身上錢不夠而摘下腰間佩飾金龜換酒招待李白。像白居易，雖然前期倡導新樂府詩，提倡“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寫過很多反映社會不公和官場腐敗的詩歌，不僅自己寫，還鼓動一批人來寫，從而形成詩歌的一大流派，但皇帝也沒把他怎麼樣。反而，在白居易死後，唐宣宗還作詩悼念他，頌揚他在詩歌方面的成就：“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賀知章金龜換酒

而在宋代，蘇軾也碰到他的伯樂——當時的文壇領袖歐陽修，得到提攜之後的蘇軾也是一時聲名遠播。但從後來的遭遇看，他就沒有李白、白居易這樣的待遇了。一句“難以追陪新進”，就可以得罪一眾新黨權貴，就可以招來牢獄之災。試想，如果他也像李白那樣放縱自我，也是“天子呼來不上船”，會是什麼結局？又如果他也像白居易那樣大張旗鼓地寫反映民間疾苦、鞭撻黑暗的刺時詩，會是什麼結局？

綜上所述，李白如果生活在宋代，憑他一身的才氣，自然還會寫詩，也會寫出足以在文學史留名的詩，但絕對不會達到這種後人難以企及的、登峰造極的高度！

看了一些網友的回答，更多人持否定態度，也就是說，大家認為如果李白生活在宋代，他的詩歌成就不會更高。對此，我的個人觀點是：不一定。下面說說我的理由：

第一，一個人的事業成就也好，詩歌成就也罷，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使然，但其中，人的因素作用最大。“詩仙”李白，他的自由不羈，他的豪邁奔放，他的不拘小節，是與生俱來的，換言之，是性格使然。正因為如此，他才會寫出“白髮三千丈，緣愁似個長”、“黃河之水天上來”等膾炙人口的名詩句。

除了性格因素，他的才華也有著先天成分。我們不得不承認，人與人之間是存在著很大差異的，李白的基因裡可能就已經註定了他必將成為“詩仙”，這是我們普通人望塵莫及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李白即使生活在宋代，他這顆金子依然會爍爍發光。

第二，外部環境對一個人的成就取得影響很大。李白的大部分時間是在盛唐時期度過的，那時候的唐朝，包容開放，氣象萬千，國力強盛，這為李白創造了一個寬鬆的外部環境。不僅如此，唐朝以詩取仕，文化活躍，也讓李白如魚得水。北宋與南宋的風氣與唐朝並不一樣，兩宋較為內斂，缺少了張揚之氣，儘管北宋皇帝也精通藝術，併為文人創造了良好的寬鬆環境，但整個社會的風貌與唐朝還是有很大不同的。就這一點來講，李白如果生活在宋代，可能仍會寫出一些令人叫絕的詩歌或者宋詞，但成就不一定高於唐朝時期的他。

1沒有如果。

2李白的詩歌成就於李白自身修為有關，也與他那個時代寬鬆的文化氛圍有關。帶有個人與社會的文化內容。

3宋代與唐朝時代不同，文化氛圍不同，個人經歷不同，創造的詩歌內容不同。這些東西決定了成就的不穩定。

4不過若是金子，在任何時代都會發光，李白詩歌價值的時空穿越感還是令我們敬佩的！